為上海的鍍金年代留痕

張 生

最初動念想寫《蝴蝶夢》這篇小說，可能還是二十多年前的二零零年前后，那時我還在交大教書。每個星期，我都會從從上海東北角的五角場的家出發到西南角的徐家匯的交大本部，再乘班車到郊區的閔行二部上課。這一路，就像是在上海的歷史中穿行，從五角場的國民政府時期的大上海計劃留下的中式大屋頂建筑，到外灘的英美租界的高大的西洋建筑再到途經淮海路的法租界的二三層樓的小洋樓，一切基本上都保持著原有的舊貌，而從徐匯離開再到閔行，卻是郊區的大片的田野和苗圃，因此常讓人有時空穿越之感。

有個秋天的晚上我到交大對面的一個弄堂口的小賣部去回個拷機的信息，這個小賣部有盞昏黃的白熾燈，還有放在柜臺上的一個黃色的投幣電話，每次把一塊錢硬幣投進去的時候就會發出哐當的聲音，經常擠滿了打電話的人。我拿著拷機趕過去的時候，前面也有個女的正在打電話，她穿著件咔嘰色的長風衣背對著我趴在柜臺上，正在用很客氣的普通話開著“國語”對著電話說著什么。那時上海到處都講上海話，她的普通話多少顯得有點特別。她可能是灑了太多的香水，渾身香氣四溢，甚至壓過了旁邊的一棵桂花樹的香味。我不由得側退了一步，耐心等她打完電話。

可是沒想到她忽然轉過身拿著電話問我有沒有一塊錢硬幣，我知道她是通話的錢快用光了，就掏出一塊錢給她，果然，她接過錢后就趕緊把錢哐當一聲投進了電話，繼續拿著話筒說了起來。過了一會，當她放下電話站起來時，我才發現她是個個子高挑的姑娘，風衣里穿著一身裙裝，戴著一串珍珠項鏈，讓人感覺珠光寶氣，而且在燈光下，看得出她化了妝，甚至近乎濃妝艷抹。因為這里靠著交大，來這里回電話的人不是交大的學生就是附近弄堂里的人，還很少有人打扮得這么夸張的，而且她又說著當時上海沒多少人講的普通話，我猜她十有八九可能是北方的姑娘。她開口對我說聲謝謝，掏出錢包要找硬幣還我，我對她說了聲不用了。大概是我也講普通話的原因，她問我是不是交大的老師，我說是的?？晌疫€沒來得及問她，她就大方地說自己以前也做小學的體育老師的，覺得沒意思，才從浙江來上海打工的，現在她在做房地產，幫人買賣和出租房子，她還掏出一張名片遞給我，讓我以后需要租房的時候找她。我也客氣地謝了謝她，接過了她的同樣散發著香氣的名片。她顯然很忙碌，又客氣地對我說了聲謝謝就走了。

不知道為什么，我就只見了她這一面，可卻很奇怪地記住了她。也許是因為她遠比一般浙江姑娘高的個子，也許是她身上的濃烈的香水的味道和她的濃妝艷抹讓我印象深刻吧。

而那時正是上海飛速發展的時期，每當我坐著公交車穿越上海時，都感覺路邊的建筑在不斷更新，街道在不斷拓寬，地鐵在不斷延長，從徐匯通往閔行的郊區公路的兩側的田野也不斷被越來越多的工地蠶食，然后就是不斷崛起的高樓和流光溢彩的街道，沉寂且陳舊多年的上海似乎再次變得金光燦爛起來，再次成為人們的夢想之地。而每當我在公交車上還有地鐵上看到越來越多房地產的廣告時，就想到這個浙江姑娘。有時我還忍不住想，上海之所以變成今天如此繁華的上海，就是有她這樣充滿夢想的人來這里尋夢的結果吧，而正是無數的他們才給上海這座城市重新鍍上金子，讓上海重新變成了充滿魅力的“魔都”。與之同時，他們也因此實現了自己的上海夢，和上海一起羽化成蝶。

可時間總是過得這么快，轉眼就十多年過去了。上海變得幾乎讓人認不出來了，而普通話也真的在上海變成了普通話，因為在公共場合，人們都在講普通話，已經很少聽到上海話，更沒人把說普通話說成是“開國語”了，可是我卻經常想到那個多年前碰到的爽朗的浙江姑娘。2019年春天，我在花了好幾年時間完成一部有些沉重的長篇小說后，感覺精疲力竭，很想寫一部輕松的小說來讓自己休息一下，這就像宿醉過后再喝一杯還魂酒讓自己好受一點。這個時候，那個留在記憶里的浙江姑娘再次浮現在我的腦海，我決定以她為原型，開始斷斷續續地寫起了這篇小說。不過，雖然這篇小說寫的都是我過去熟悉的生活，甚至是我過去在一些小說里處理過的問題，但卻并不像我想象的進展得那么順利，直到我當年11月份去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訪問，才集中精力每天到漂亮的埃德曼圖書館寫作，終于完成了這部本來是為了放松卻還是給我帶來沉重感的小說。而我也因此得以給上海的鍍金年代留下一點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