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女性的詩人

在我迄今為止的生命中，先后寫作著兩種面貌不同的詩歌。兩種不同的寫作意識大概可以視為從無性別到女性的經驗過程，或者說是從對抗虛無到體驗空無的過程。

在十八九歲剛開始寫詩時，我的生命感受受制于一種外部世界加之于我的體驗，即現代人生存中普遍存在的異化感。這種異化跟隨于我的成長過程中，與市場經濟蓬勃發展是相攜而行的。這種異化更準確地說是一種非人化的體驗，因此我稱之為外部體驗。我的少年苦悶遇到這樣一種異化體驗，隨即通過早期寫作的詩歌表達出來。那個時期，性別問題尚不在我的體認之中。我的感受在卡夫卡、加繆、金斯伯格、策蘭等現代作家和詩人的詩作中得到了具象化，故此在寫作中，我受到現代文學潮流的影響。

非人體驗是相對于人存有對價值和意義具有明確的目的追求而言?，F代生活的市場經濟化，從物理空間到人心的去中心化，以此代替目的因（譬如中國古代的天地人三才觀、西方文明中的地球中心論等）的一面，綜合地帶來了這樣一種意義被掏空的異己感。沒有了目的和意義的世界，盡管物質逐漸豐盛，卻是虛無的。要保存人的價值和意義，似乎只有對抗虛無這樣一條路徑。對抗性彌漫在我少年時期的寫作中，這樣一種對抗完全對應于加繆在《西西弗的神話》中借助西西弗推石上山表現出來的，它的顯著特征是非此即彼，要么虛無，要么憤怒地反抗虛無。但這一對虛無的反抗只能帶來更深的絕望，因為你反抗的對象是空無一物。

這一時期，沿著這種虛無和對抗虛無的體驗，我發現了郭沫若從英語轉譯的《魯拜集》，又進而去閱讀了《古詩十九首》等作品。這些詩作深深擊中了我的心神，特別是郭沫若在《魯拜集》前寫下的第一篇導言《讀了〈魯拜集〉之后的感想》，文中將人比作“既決的死囚”，而科學無法解答在虛無和自然規律的層面勘破人生，陷入對生命意義最深的質疑后，人應該何去何從。郭氏進而總結出三條道路，一是發狂，二是自殺，三是徹底地享樂。并以浮士德、屈原、寫下《古詩十九首》的漢代無名詩人分別對應此三種情形。這篇文章，想來要算是我人生接觸到最早的一份虛無主義宣言。它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如果已知人生虛無，你要怎么辦？總而言之，在虛無之中，無論是及時行樂還是催人奮起，又或是選擇生命不值得過，都是在與虛無展開不同向度的較量，這些較量充滿了非此即彼的絕對性和透明性。因為在虛無之中，只有生命難以承受的“無”。

這場較量無異于“困獸之斗”?，F代人普遍的虛無感，有一個明確的來源，那就是科學與理性之光。我們說的科學指的是運用理性思維把事物作為對象進行觀察，為了理解事物的運作規律，我們給事物分層，將其分為表象和本質。我們觀察事物的表象，揭示除了數理邏輯誰也無法看見的事物本質。再將科學揭示的本質通過資本轉化為可以進行規?；a的技術。這是一種男性被首先確定了作為主角出場的秩序，女性和文學因其混沌性和非透明性，在一段時間中被排除在了理性主導的秩序之外。對抗虛無看起來其實更像是男性間決斗的方式?，F代文學對虛無的反抗和表現既擲地有聲，又滿是痛苦猙獰的面貌，但畢竟小眾化了。對我來說，在我人生中的“現代主義寫作時期”，寫作被我視為勇敢孤絕的、悲劇英雄式的行為，因為它要完成的是明知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基于現代人在虛無與孤獨的否定性體驗，對人的溝通、再度交流作出（無用的）肯定性努力的一種行動。

隨著年歲增長，我從大學畢業、工作，之后結婚、生子，這種虛無感，或與虛無作斗爭的意識竟被一種空無感取代了。我的寫作觀和文學觀也隨之改變。改變的契機在于又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呈現在我的生命之中：面對我的孩子，一個新的生命，從無到有，我能清楚地認識到他是實實在在存在于我生命之中的另一個生命。但有一天，在與家人談及重大遺傳疾病一類的問題時，我忽然意識到一個我從未想過的問題：就連由我生產，我覺得最為真實存在的孩子，也可能在某一天被告知并不屬于我，或繼續存在于我的生命之中。因為誰也無從預料自己或家人的疾病與意外是否會來到，甚至僅僅（更多情況下）是日常的隔閡，也可能導致親人愛人的失聯。那么對我人生意義如此重大的人和事，因為這樣一些因素，也要成為一場空嗎？可是擁有的感覺和體驗真真切切，意義的豐盈感也是強烈的，應該如何理解這種不同于以往的有和無之感？首先，我發現了一個現實，這個現實看起來仍是歸屬于“無”的界限的，即是人生中的一切，我可能都無法真正地把握住，本質上說，沒有人不是我人生的過客。人生最終是空。轉機卻在于，因為經歷了付出一切心血撫育一個生命，我無法再將這種空視為空無一物，空并不是無（虛無），因為有了“空”，所以當中才能蘊含我經歷過的一切，也就是有。生命不再是難以承受的“無”。人生如夢，是空，但夢中之真，比真實更真切，也是實實在在的。這就是我的新發現。

我因此確定了在知曉“空”這一人生結局的基礎上，去體驗，去愛，去寫作，去有。這是不同于虛無主義的一種體驗，讓人甘愿腳踏實地去為這最終也不屬于自己的“有”付出心力。這一時期我重新閱讀了《紅樓夢》。這一次，我的閱讀體驗也發生了改變。如是在幾年以前，我會認為《金瓶梅》比《紅樓夢》更加出色，因為《金瓶梅》筆觸更冷，“無”得更加徹底和決絕。但這一次重新閱讀《紅樓夢》，我認識到最好的文學，其表現應該是虛虛實實。既有夢的氛圍，又有夢境的真實?！都t樓夢》將文學的虛實發揮到了極致，給我帶來極強的震撼。這對應了我新的人生體悟：空不是無，而是有。后來我寫下《愛的本質》這樣一首詩，這首詩記錄了我的一次夢境：“人生的光影之中，其實空無一人。/站在小巷盡頭，她從未向童年，轉過身去。/黃昏，人們的影子在匆忙過街。/諸神變幻著游戲時的色彩。/走進屋子，她掃凈地板，用杯子喝水。/如我們所知，要不是忽然下起雨來，/愛，不會變得如此真實，/美與神，不會頃刻間褪盡。/浮世空無。剩下經年的雨聲和沉默。/生命被看清，是一次洗劫一空的偷盜。/她繞過他的身體看那把漸短的掃帚。/當他問：你沒有偷拿東西的習慣吧？/這里昨天你走后少了一只杯子?！眽艟呈菍θ松囊环N回應，又浸入了詩。光影的混雜意味著不透明性，也保證了看見，人在絕對的黑暗或絕對的光明中，是看不見的。這種不透明性如同人的肉身，以及一切想法。人生的光影，其實也是虛虛實實，只能體驗而無法作下定論和判斷。結局是空，但空是有。這種感受給了我直面生命真實的勇氣，讓我看見，然后我感受我看見的，努力寫出我感受到的。這一次，我感覺自己是以女性的身份在寫作了。虛無退場，我不再需要非黑即白地向無意義奪取意義；空無據有了人生，讓我的生命更有韌性，更能包容，也更期待經歷和書寫這一生。

此后，我有了一些關于女性和詩人更深入的思考。成為母親，成為寫作者，在現代文明的意義結構中其實是一個意思。人們往往把寫作也視為一種生產，在談論阿波利奈爾的長詩《區域》時，卡夫卡如此界定詩歌誕生的過程：“我反對任何一種熟巧。能手由于有騙子的熟練技巧而超越于事情之上。但是，一個作家能超脫事物嗎？不能！他被他所經歷所描寫的世界緊緊抓住，就像上帝被他的造物緊緊抓住一樣。為了擺脫它，他把它從身上分離出來。這不是熟巧行為。這是一次誕生，一次生命的繁殖，與其他任何一種誕生一樣。你聽說過，婦女是生孩子的能手嗎？（‘誕生和熟巧兩字合不到一起。雅諾斯說。）當然合不到一起，沒有熟練的分娩。只有困難的分娩或順利的分娩，無論哪種情況，分娩都是痛苦的。熟巧是給騙子保留的?！比魏畏蛛x都意味著撕裂，都是痛楚的。對我來說，成為母親，成為寫作者，兩者都首先意味著傷痕。一道生產的傷痕，從這道傷痕中帶出了完整的新生。生命中最深的傷痕中，往往存放著最大的快樂和最直擊真理的感知。這是一個頗具悖論色彩的命題，正如王爾德從獄中給戀人道格拉斯寫去的意義含糊的長信《自深深處》所呈現的，如果沒有這樣一次入獄和破產的經歷，很難想象王爾德會得出古希臘文學是實體，現代文學是影子這樣的論點。如果沒有童年時期和兄弟姐妹困守在貧窮小鎮，認識到人生其實是一場親友之間、社會關系之間吞噬與被吞噬的過程，契訶夫也不會將自己為人的溫柔善良和筆下的文學主題結合得如此健康、完美。對詩人來說，生命的傷痕是如何向她給予完整經驗表達的可能的呢？傷痕總是意味著心靈或肉身產生了裂口，這無疑是一種與線性的歷史進程相異的觀點。一道傷痕，意味著生命進程至少被一分為二，甚至無法描繪其血肉模糊的邊界。從這樣的傷痕中，時間進程中止，生命和真相終于被看見。一種完整的主題與經驗漸漸展現。這呼應了清人張潮在《幽夢影》中寫下的一句話：古今至文，皆血淚所成。需要注意的是，如同新生兒的人生是不可規約的，這種完整的主題與經驗也并非借由一個簡明的陳述句和盤托出，它反而是另一種無法確定邊界，也沒有規定線路的新的長成。有鑒于此，詩人總是迂回地藏入各種語言技巧和內容中，將其反復又繁復地表達出來。就如母親對待孩子一樣，詩人并不宰制這一完整的主題與經驗，它只是促使詩人不斷化用不同人心，以不定型不確定的語句表達它的總和。

從這樣的層面來說，與其說是作為女性的詩人，不如說真正的詩人是女性的。

張丹，文學博士，成都師范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