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驅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實證檢驗

王衛才，張守夫

（1.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太原 030000；2.許昌學院外國語學院，河 南許昌 461000）

0 引言

當前，我國農業發展仍存在產業結構失衡、產業鏈效益低、科技支撐力度不足等問題，使農業現代化發展面臨較大挑戰。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后出臺《關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的若干意見》《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2016—2020年）》《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強調通過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創新等方式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進程。此外，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形成新發展格局，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梢园l現，推動農業現代化已成為我國的重點發展目標，是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的必由之路[1]。為全方位推進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大量學者展開了研究。金文成和靳少澤（2023）[2]認為，農業發達國家在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方面具備一定優勢。劉耕源等（2021）[3]實證發現，建立農業產業鏈可助力農業生態產品實現溢價增值。何美章和尤美虹（2022）[4]研究發現，小農戶是農業產業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可為農業全產業鏈循環發展提供穩定支撐。李媛和阮連杰（2023）[5]提出，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是提升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重要引擎。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實現農業強國建設和鄉村全面振興的必由之路，其核心要義在于轉變生產方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全面提升農業農村生產效率[6]。當前，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深度融合并持續深化，為農業農村現代化帶來新機遇，進而助推農業產業鏈實現創新性發展。具體而言，數字經濟可通過云計算、大數據、互聯網等數字技術消除信息壁壘及空間壁壘，構建全新未來生態農業，為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注入新動力[7]。然而，當前針對數字經濟與農業產業鏈現代化關系的研究較少，僅有部分學者將研究重點聚焦于數字經濟與農業產業的關系[8—10]。

綜上可知，已有文獻為研究數字經濟與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但鮮有研究將二者納入統一框架，考察數字經濟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機制。本文在此基礎上進行豐富與創新，基于2012—2021 年我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綜合構建包含數字經濟、農業產業結構優化以及農業產業鏈現代化在內的框架。進一步，對數字經濟驅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效應，以及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在其中發揮的中介作用進行探討。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當前，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已成為促進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賦能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本文從產業結構合理化及產業結構高級化兩個角度出發，研究數字經濟通過賦能農業產業結構優化，進而推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內在機理。

1.1 數字經濟驅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直接影響

隨著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其所具備的高滲透性及普惠性可提高農業產業競爭力，打破固有發展壁壘，形成生產主體、經營主體、市場三者協同發展的生態圈，從而推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11]。首先，在數字經濟賦能下，相關主體借助數字化手段提升農民數字素養，提高農民網絡辦事、手機應用、直播帶貨等能力，使生產主體在驅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其次，基于數字經濟的高效、便捷等特征，相關經營主體可大幅避免農業產業發展出現信息不對稱問題，提高農業產業對市場發展趨勢、產品價格偏好的敏銳度，從而促進農業產業市場向好發展，增強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實力[12]。最后，隨著數字經濟衍生的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經營領域的嵌入與應用，市場有關部門實現了以信息流帶動資金流、技術流、人才流、物資流等向農業集聚，有效激活農業產業市場活躍度，推動傳統農業向智慧農業、數字農業轉變[13]。綜合來看，數字經濟憑借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促進農業產業轉型升級，以此推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提升[14]。綜上，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數字經濟能夠正向驅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

1.2 數字經濟通過產業結構優化驅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

隨著數字經濟高效發展，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已迫在眉睫。數字經濟是農業產業結構優化的核心驅動力，可從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兩個方面推進農業產業結構優化，促進農業產業鏈現代化轉型。一方面，數字經濟可通過抑制產業結構失衡促進農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賦能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13]。具體而言，數字經濟具備的高滲透、高融合、高參與等特征能夠實現供給側生產要素再配置，以及生產全過程嚴格數字化管理，以此促使農業產業結構向合理化方向發展，最終提升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水平。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可推動農業產業結構高級化，提高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推動產業結構高效轉型升級的過程，旨在促進產業經濟效益提升。數字經濟可提升居民消費水平，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為產業數字化集聚賦能，從而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15]。具體而言，通過數字技術與農業產業深度融合，農業產業突破時空限制，重塑農產品供應鏈與價值鏈，推動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促進農業產業鏈現代化?；诖?，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數字經濟可通過農業產業結構優化驅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及準確性，選取2012—2021 年我國30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數據主要來自《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數字中國指數報告》《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白皮書》、全國農業農村重要經濟指標專題數據庫、農業農村部官網、中國農經信息網。為避免缺失數據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使用插值法對數據進行補全。

2.2 模型設定

為驗證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是否在數字經濟驅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構建如下中介效應估計模型。

其中，Icscmionit代表i年t省份的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Digit是i年t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ISOit表征i年t省份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水平；Xit為控制變量，涵蓋新型城鎮化、人力資本水平、地方經濟水平、非農就業比例和財政支農水平；α0、β0、λ0為常數項；α1、α2、β1、β2、λ1、λ2、λ3為待估系數；μi表示地區固定效應；σt是時間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干擾項。

2.3 變量選取

2.3.1 被解釋變量

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Icscmion）。綜合評價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既要聚焦于宏觀層面，又要考慮微觀層面。參考李艷琦（2023）[16]與程華等（2020）[17]的研究，根據系統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原則，構建包括農業產業鏈技術創新、基礎支撐、發展效益、融通合作和政策協調在內的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3.2 解釋變量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Dig）。2023年出版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提到：“發展數字經濟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支撐”?！笆奈濉币巹潖娬{，要“圍繞強化數字轉型、智能升級、融合創新支撐，布局建設信息基礎設施、融合基礎設施、創新基礎設施等新型基礎設施”?？梢?，加快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我國經濟數字化轉型，已逐漸成為推動數字經濟發展、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驅動力?；谝幌盗姓?，同時借鑒已有研究[18]，本文選取數字基礎設施、數字創新與數字金融作為衡量數字經濟的指標。（1）數字基礎設施是數字經濟推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的關鍵支撐，使用農村互聯網普及率、光纜線路長度、農村每萬人使用電話人數、人均電信業務量衡量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2）數字創新是促進農村產業數字化的重要推手，選取每十萬人口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人數、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GDP的比重、每萬人數字經濟相關專利數、規模以上高技術企業數作為衡量數字創新的關鍵指標。（3）數字金融作為數字經濟發展的關鍵驅動力，在轉變農業產業發展方式、促進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參考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與螞蟻金服集團共同編制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選取使用深度、覆蓋廣度、數字化程度三個指標測度數字金融發展水平。同時，為保證數據的統一性，使用熵值法對上述指標進行賦權，具體的指標體系見表2。

表2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3.3 中介變量

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水平（ISO）。參考馬玉婷等（2023）[19]的研究，將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劃分為農業產業結構合理化（isr）和農業產業結構高級化（isa）兩個維度。農業產業結構合理化使用泰爾指數進行測度，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Y表征農林牧漁業總產值，L指代農林牧漁業總就業人數，i代表農林牧漁業各部門，n為農業產業部門數。由于農業的特殊性，難以得到農林牧漁業準確的從業人數數據，因此無法獲取Yi Li的值。但考慮到可以反映各產業部門的生產率，選取農林牧漁業的增加值與中間消耗的比值測度。Yi Y使用農林牧漁業各產業產值與總產值的比值衡量。當泰爾指數為0時，說明產業結構最合理；反之，當泰爾指數不為0時，說明產業結構不合理。

農業產業結構高級化采用農林牧漁專業及輔助性活動產值與農業產值的比值測度，比值越大，說明農業服務化水平越高，農業產業結構越高級。

為保證客觀性，采用熵值法對通過上述計算方式得出的農業產業合理化和農業產業結構高級化進行賦權處理。在此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對2012—2021年我國30個省份（不含西藏及港澳臺）的面板數據進行測度，計算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水平。

2.3.4 控制變量

為避免其他變量對研究結果造成影響，參考已有研究[20—22]，選取部分指標作為控制變量。（1）新型城鎮化（nature），用城鎮常住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度量。（2）人力資本水平（HRC），選用農村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3）地方經濟水平（LEL），使用地方人均GDP 表征。（4）非農就業比例（NFP），使用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重衡量。（5）財政支農水平（finagr），以地區財政農林水支出與財政一般預算支出的比值測度。

根據表3可以發現，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態勢存在較大差異。

表3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3 實證檢驗與分析

3.1 熵值法計算結果

使用熵值法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及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水平進行測度，并算出平均值，結果見圖1。第一，各省份發展水平差異較大，不均衡特征明顯。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排名第一的是北京，其值為0.79；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高居榜首的是浙江，其值為0.63；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水平最高的是山東，其值為0.56。貴州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最低，其值為0.27；青海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位于排行榜最后，其值為0.19；寧夏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水平排名最后，其值為0.20?？梢园l現，不同地區的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其中，數字經濟地區間發展差異明顯高于農業產業鏈現代化，存在嚴重的“數字鴻溝”。第二，各地區總體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相對而言，東部地區總體發展水平較高，大多數指標數值也較高，西部地區指標數值則較低。第三，數字經濟、農業產業鏈現代化、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均與產業發展存在緊密聯系。農業產業較發達省份的各項數據均較高，而產業結構完善、經濟發展較快地區的各項指標排名也較前。因此，應不斷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提高產業發展水平，從而帶動數字經濟與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

圖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水平與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

分析圖1可以發現，數字經濟與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在各省份發展呈不穩定趨勢，波動幅度較大。而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相對穩定，且三者發展趨勢逐漸趨同，僅個別省份存在差異，這表明三者的關聯度非常高。詳細來看，其一，湖北及河南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與我國總體趨勢存在一定差異。究其原因，憑借降雨充沛、水力資源豐富、土壤種類多樣等自然環境優勢，湖北地區部分農作物最高可達到一年兩熟至一年三熟，為湖北農業產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是促進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重要基石。而河南擁有大面積的平原以及豐富的水資源，是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搖籃”。其二，數字經濟發展與技術創新水平息息相關，即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其技術創新水平越高。觀察圖1可以發現，浙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居于前列?？赡艿脑蚴?，自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便抓住政策紅利，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對外貿易，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基礎。與此同時，受益于互聯網、智慧物流、智能供應鏈等蓬勃發展，浙江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位居全國前列，為提升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奠定基礎。相較而言，福建、云南等省份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主要原因在于，福建以發展漁業、農業和對外貿易為主，相關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起步較晚。同時，廣東與福建相鄰，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福建數字經濟的發展空間。云南位于我國西南地區，地理位置偏僻，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低，且人員流動緩慢，致使該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滯后于其他省份。

3.2 基準回歸結果

為避免研究過程中產生隨機誤差等內生性問題，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檢驗數字經濟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根據表4可知，列（1）與列（4）中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可推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提升。列（2）及列（5）是數字經濟影響農業產業結構優化的估計結果，估計系數分別為0.720 和0.627，且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數字經濟能夠促進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列（3）、列（6）展示了數字經濟與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通過列（4）至列（6）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數字經濟通過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可提高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由此證明假設1與假設2成立。

表4 基準回歸結果

對比兩組回歸結果可以看到，數字經濟的系數呈逐漸縮小趨勢。這說明除數字經濟外，還有其他因素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產生影響。因此，為避免出現內生性問題，在添加控制變量后檢驗數字經濟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凈影響。根據表4 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新型城鎮化、人力資本水平、地方經濟水平、非農就業比例、財政支農水平的系數均顯著為正。這表明上述控制變量可正向影響農業鏈產業現代化發展。其中，非農就業比例的系數值最大，表明其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影響效應最強；其次是人力資本水平；其余控制變量系數值均較小，說明其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較小。

3.3 穩健性檢驗

3.3.1 剔除直轄市數據

考慮到我國直轄市資源稟賦、經濟發展均處于全國領先地位，可能會影響檢驗結果的準確性。因此，本文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 個直轄市的數據，對模型進行重新估計。根據表5列（1）至列（3）的回歸結果可知，剔除直轄市數據后，檢驗結果與前文相比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說明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5 穩健性檢驗

3.3.2 更換解釋變量估計方法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替換解釋變量衡量方法，重新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展開測度。從列（4）至列（6）的結果可知，替換解釋變量估計方法后，實證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再次驗證上文關鍵結論具有穩健性。

3.4 異質性檢驗

各地區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受經濟、產業、自然環境等外生因素影響，存在一定差異。因此，本文參考楊秀玉和喬翠霞（2023）[23]的研究，根據不同產業集聚水平，將樣本劃分為高農業產業集聚區與低農業產業集聚區，回歸結果見下頁表6。研究結果表明，在高農業產業集聚區，數字經濟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促進效應不顯著，且不存在農業產業結構優化中介效應。而在低農業產業集聚區，數字經濟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及農業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數字經濟通過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產生影響。由此可以發現，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在數字經濟影響低農業產業集聚區的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中發揮一定的中介作用。究其原因，低農業產業集聚區的農業產業占比不高，還未形成完整的農業產業鏈，可優化空間較大。因此，在數字經濟賦能下，低農業產業集聚區可借助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促進農業產業鏈上下游聯結，加快市場一體化建設，助力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

表6 不同農業產業集聚水平下的異質性檢驗結果

3.5 內生性檢驗

由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水平及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均通過熵值法測得，在測算過程中可能會產生遺漏變量、測度誤差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等，因此，為消減內生性問題可能對研究結果造成的影響，使用2SLS 法對滯后一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回歸，發現回歸結果（見表7）仍與前文保持一致。由此，數字經濟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促進作用得到進一步證明。

表7 內生性檢驗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選取2012—2021年我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運用熵值法測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與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研究數字經濟驅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機制。進一步，將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水平作為中介變量，使用熵值法對其進行測度，檢驗數字經濟是否可以通過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水平提升農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得到的結論如下：第一，數字經濟發展有利于驅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且在剔除直轄市數據、更換解釋變量估計方法后該結論仍然保持穩健。第二，數字經濟可通過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推動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第三，異質性檢驗結果顯示，低農業產業集聚地區數字經濟對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的促進效果更明顯，且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在其中發揮一定的中介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加速構建智慧農業產業鏈。一方面，推動農業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夯實農業數字化轉型基礎。應利用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發展“智慧農業”，提高農業產業發展效能，推動農業產業鏈向數字化、智能化方向轉型，從而形成智慧農業產業鏈，賦能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另一方面，構建智慧農業產業鏈綜合服務平臺，打造農業產業發展新模式。其一，打通供應商與經銷商產品流通渠道，構建數據流通中心，實現農產品統一調度，為客戶提供農產品供應服務。其二，優化平臺運營模式，明晰平臺使用方法及主要功能，引入現代化手段，實現平臺自主運行，加快構建智慧農業產業鏈條，夯實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基礎。

第二，建設農業產業現代化體系。一方面，完善市場體系，促進農業產業市場體系優化。應基于當地農業發展條件，加快建設農產品集散地、銷地、產地批發市場，構建集運輸、銷售、生產為一體的農產品市場網絡。這可提升農業產業規?；?、組織化、產業化程度，優化農業產業結構，賦能農業產業市場體系建設。另一方面，促進農業技術創新。其一，有關部門應提高技術創新水平，構建集農產品生產、加工、保存、運輸為一體的農業產業鏈，使農業企業由注重農產品產量向追求農產品質量轉變。其二，引導農民正確使用數字基礎設施，強化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提升農業產量，推動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為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提供技術保障。

第三，打造地區差異化農業產業鏈。應根據當地農業發展需求，因地制宜地設計專項農業產業發展規劃。就低農業產業集聚區而言，應利用財政支持、政策紅利等手段，大力推動數字農業、智慧農業建設，促進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農業產業鏈現代化進程。就高農業產業集聚區而言，一方面，應通過數字技術促進高農業產業集聚區“提質增效”，在產業物流布局、生產技術、產業鏈現代化等方面著重發力，加速農業產業數字化轉型；另一方面，應合理分配高農業產業集聚區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減少資源錯配及供需不平衡問題，以此優化農業產業鏈發展模式，促進農業產業鏈現代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