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城”的城鄉二元議題與文本裂隙

“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边@句話既是對《創業史》中因是否投考工廠而舉棋不定的改霞最貼切的寫照，亦被用作數十年后《人生》的題記，對當時熱切追尋城市生活的高加林作出了憂心忡忡的告誡。面對農村知識青年是否應當進城的議題，柳青和路遙都試圖在各自的作品中給出一個答案，但不約而同出現了左支右絀、無法完滿的情況，甚至讓作品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邏輯裂隙。

文本中的邏輯裂隙

同樣是在城鄉交叉地帶徘徊的農村知識青年，高加林和改霞都面臨城鄉二元抉擇的議題。在這個議題的處理上，柳青和路遙都試圖給出一個答案，卻都因此在文本中出現了無法忽視的裂隙。

在柳青的《創業史》中，改霞在面臨進城與否的問題時，產生了一個很明顯的轉變。她原本打算退學后成婚，專注于農業合作化事業建設。然而，一旦她產生了進城的念頭，正如張高領所犀利指出的，改霞不僅不再打算退學，反而“更加努力學習文化”，以此來提高文化程度，讓自己達到國家工業化建設的要求。

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什么改霞掌握了更多的知識，成為知識青年，就必須選擇進城而非留在農村？小說中的改霞看到盧書記因農村好青年紛紛進城、農村建設缺少好青年而哀嘆時，在心中想著：“你們培養新的人去嘛！國家工業化不是更要緊嗎？”這是值得商榷和思考的一個判斷。事實上，這樣的判斷架不住一句反問：“難道農村集體化建設就比不上城市工業化建設要緊嗎？”

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其明顯的邏輯裂隙乃至悖論。如果改霞的人物形象注定在此受到批判，那么柳青或許能在否認改霞的基礎上自圓其說?？墒聦嵤橇嗖⑽磳Ω南嫉倪x擇進行否定，正相反，他對此作出了明確的判斷：“考工廠，是改霞非走不可的路?！?/p>

然而，他依舊無法在不否定改霞的基礎上完善地回答改霞為何非進城不可的問題，只得在最后以黨的命令來懸置這一問題，強行壓下了小說中的敘事漏洞與邏輯裂隙。我們不難發現，對于農村知識青年選擇進城還是留在家鄉建設這一二元議題，柳青無法找到一個完滿的答案。誠然，農村建設需要留住人才，可農村知識青年奔赴城市建設的合理性也依然不容否定。改霞則是這個似乎背道而馳的二元議題的矛盾集合體，體現了《創業史》中這一難以彌合的邏輯裂隙。

在《人生》中，盡管世殊事異，城鄉二元問題反而愈加嚴重，高加林的故事依然沒能為這一悖論給出完美的答卷。

高加林最初的選擇是毋庸置疑的：進城。然而，路遙特意將他放在自己試圖探討的問題的困境中：路遙堵死了高加林考上大學或公辦教師以進入城市的道路，逼迫他留在了高家村。這就是路遙為探討城鄉二元選擇問題設置的場景。

在這樣的困境下，高加林也做過與鄉村和解的嘗試：“衛生革命”便是這樣的一次試探。然而，高加林與鄉村的和解終究因為這次介于失敗與成功之間的行動而中斷了，隨后他到城里遇見的種種景象，例如克南媽的諷刺，再次刺激了他的神經，讓他的和解成為不可能，再次尋求進城成為必然。這徹底固化了高加林對鄉村、對農民身份的憎恨：“他十幾年拼命讀書，就是為了不像他父親一樣一輩子當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種說法是奴隸）?！?/p>

按照這樣的行為邏輯，小說的結局就顯得尤為離奇：為了讓高加林滿足作者理想化的處理“幡然悔悟”，竟讓此前并未對巧珍表現出真正意義上愛情的高加林在與黃亞萍對話時表示自己“實際上更愛巧珍，盡管她連一個字也不識”，更讓前腳才聽見孩子在山坡上唱起《信天游》諷刺自己的高加林，后腳就立馬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理解和鼓勵，“所有人的話語、表情、眼神，都不含任何惡意和嘲笑，反而都很真誠。大家還七嘴八舌地安慰他哩”。這當然是極端矛盾的。

時代背景

要想分析文本中裂隙存在的緣由，我們還要回到文本形成的時代背景。

《創業史》第一部第一稿于1954年完成，最終于1960年出版。就在這6年時間里，我國正處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新的可能性的過程中。在這一時期的版本中，改霞進城的理由也很明確，那便是“郝建秀那樣的女孩子的鼓舞”。然而，這個理由根本沒有回應“農村合作化和城市現代化建設先后問題”的悖論，而是以唱高調的方式回避了過去。顯然，在城鄉轟轟烈烈開展現代化運動的1960年，柳青試圖讓梁生寶和改霞分別走向兩條道路，一個投身于農業集體化運動，另一個則奔赴城市進行工業化建設，以此調和二者先后之分的矛盾，從而合理兼顧二者。但這樣的處理僅將問題懸置，一旦這個問題具體到改霞一個人身上，理想化的處理便不再可能：無論改霞如何選擇，都必將面臨“為什么”的詰難。

我們不難發現，柳青一直在試圖縫合改霞身上存在的邏輯悖論，《創業史》也因此出現了1977年的修訂本。在這一版本中，改霞進城的原因悄悄改變了：“她打聽到國家要先工業化，農村才能集體化?！毕裙I化后農村集體化是劉少奇的一次講話，在這里毫無疑問成了被批判的對象。由此，改霞進城便成了劉少奇“錯誤路線”引導下的結果。針對這一改動，宋炳輝認為這是因為柳青試圖迎合政治，卻失去了對時局的敏銳判斷力：“就在黎明已經來臨，在已出現了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可能性的時刻，他卻顯得毫無判斷力和預見性，緊趕慢趕地終于搭上了批判劉少奇的‘末班車，這令人惋惜，更令人痛心?！北M管如此，柳青最終也沒能縫合好改霞身上存在的裂隙。

在《人生》成書的20世紀80年代，農村體制改革雖已大大改善了農村經濟狀況，改革開放的春雷卻讓城市經濟發展速度比農村更快，“兩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成了黑沉沉壓在青年們頭上的陰云。如果說此時集體主義敘事尚為主流，他們或許還能忍耐住心中的不平衡，然而集體主義的松綁讓個人利益和欲望都漸漸得到了合理肯定，青年們面臨的選擇與不滿便尤為突出。

因此，路遙面對的議題事實上和柳青面對的并不完全一致。他要面對的問題本質上并非應當在農村和城市中先選擇哪一個來建設，而是農村知識青年該如何面對已經存在的城鄉差別。

路遙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給谷溪的信中寫道：“國家現在對農民的政策具有嚴重的兩重性……這造成了千百萬苦惱的青年人?！彼J為，這些苦惱的青年人實際上構成了國家潛在的危險，“大量有文化的人將限制在土地上，這是不平衡中的最大不平衡?！痹诼愤b的認知里，要突破城鄉二元體制，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好農村知識青年的出路問題。然而，在這一基礎上，路遙也遺憾地發現，“高加林們”縱然先一步離開了農村，他們在體驗到城鄉二元體制帶來的利益后，很可能會失去縮小城鄉差距的動力，甚至不自覺地成為這一體制的維護者。正如高加林，就算他自己曾受盡城鄉二元體制之苦，一旦他進入城市生活，便自然而然地用上了他曾經憎惡的“城里人”目光，高高在上地審視巧珍和她身上帶有高家村色彩的一切。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路遙做出了他身為作者的干預：讓高加林最終回到高家村，得到了村民們的原諒。由此，路遙在樂觀的想象中化解了這一難題，成就了一個“大團圓”式結局。這正是《人生》文本中邏輯裂隙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面對農村知識青年的城鄉二元抉擇議題時，柳青和路遙都受到了時代背景的影響，做出了自己的判斷。

在總體上，柳青迎合了當時農業集體化的大風向，也試圖以改霞進城來同時迎合城市現代化建設這條路。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無法忽視當時客觀存在的尷尬命題：農村建設和城市建設之間存在的先后問題與悖論。在這樣的悖論下，為了不讓改霞這一形象崩裂，柳青先是用黨的調動來將問題擱置，后是為了迎合批判劉少奇的末班車而對改霞的行為進行否定、反復修改，卻仍顯得左支右絀。路遙面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城鄉差距的問題，毫無疑問，他意識到了問題中存在的悖論，卻理想化地認為城鄉二元體制問題會隨著現代化進程自動消失，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高加林們”面臨的問題。為了達到這樣的表達效果，他不惜讓文本中產生生硬的轉折乃至邏輯裂隙。二者面臨的文學敘事困境都與時代背景下城鄉二元結構和農村知識青年的抉擇有關，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至今都值得關注和尋求解決方案的一大議題。

作者簡介：方好，女，四川樂山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研究方向：中國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