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企業更好應對數字化挑戰

肖陽東

近年來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逐漸減弱，最低工資標準的逐步提高成為其中的一個顯著標志。最低工資標準是為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收入而由政府制定的一項全國性規章制度，其對維護勞動者取得合法權益，形成勞動者與企業共贏的和諧雇傭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升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企業需要尋找新的途徑來提高生產效率和降低成本，其中進行數字化轉型被認為是一個關鍵的策略。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當今企業和經濟領域的重要議題，它涵蓋了技術的廣泛應用，從云計算、物聯網到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企業越來越意識到，數字化轉型不僅僅是一種競爭優勢，更是一種生存的必需。

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政策手段影響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從創新激勵到勞動力市場調整，再到人才培養和數字化戰略。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府政策有著不同的重點和偏好，因此它們對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也有所不同。在中國，政府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支持數字化創新和培養數字人才等多種政策措施，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的發展。

最低工資標準倒逼企業數字化轉型。直接效應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會通過資本-勞動替代機制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企業進行生產活動主要依靠的資本和勞動這兩種生產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替代關系。當一種生產要素相對于另一種要素的價格上升時，企業對該要素的需求量就會下降，反過來通過增加另一種要素的使用來達到預定的產出量。理論上，最低工資是高于市場均衡水平的工資，其上升會導致低于最低工資水平的工人工資上升，進而提高企業的勞動力成本?！耙靥娲笔亲畹凸べY調整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理論前提，即提高最低工資將導致企業用工成本增加。為了應對這一外部沖擊，企業往往用資本或者技術來取代勞動力，通過企業數字化轉型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以降低最低工資標準對企業利潤的擠壓。

第二，最低工資提高通過效率工資效應激勵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最低工資具有類似于效率工資的作用：一方面，怠工模型表明，在勞動力市場沒有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最低工資的提高提高了工人不努力工作的機會成本，這可能會倒逼勞動者提高其生產效率，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創造了前提條件；另一方面，逆向選擇模型認為高工資會激勵工人積極接受教育和培訓，從而吸引更多高素質的勞動者來企業工作，為企業創新積累數字化轉型所必需的人力資本。

多家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案例顯示，政府最低工資政策的調整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了明顯的影響。企業面臨用工成本上升的挑戰，但通過數字化轉型，他們成功地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成本，并增加了對數字化人才的需求。政府政策與企業的積極響應共同推動了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程。

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對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首先，基于“要素替代效應”，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會通過資本-勞動替代機制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其次，基于效率工資理論，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會倒逼企業加大研發支出和人力資本投入，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數字化轉型不僅有助于企業應對政府政策調整帶來的挑戰，還提供了多方面的益處。它可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優化供應鏈管理、提高產品質量、提升競爭力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數字化轉型還促使企業關注數字化人才的培養，有助于滿足技術人才的需求。因此，數字化轉型不僅是應對政策挑戰的手段，還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機會。

政府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制度以及推進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有如下參考意見：第一，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要綜合考慮當地經濟發展狀況與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等因素。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數字化水平的提高，政府需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但這一調整應當適度、穩定、可控，要本著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則，致力企業發展現狀，以及數字化轉型的前景。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要注意從現有要素發展動力、潛力等維度進行分析，決定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幅度與頻率；而對于中西部地區，最低工資的調整幅度不宜過高，頻率不宜過快。第二，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既有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狀況，也有利于持續推進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在新一輪經濟增速換擋的背景下，通過工資增長的收入分配政策來引導國內消費，進而拉動經濟的增長。

中國正處于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時期，政策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產生了深刻影響。最低工資政策和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存在復雜的相互關系，需要政府、企業和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來理解和應對。通過深入研究最低工資政策和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系，可以為中國企業在數字化時代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益的指導和建議。在政府和企業的共同努力下，中國將能夠更好地應對數字化時代的挑戰，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