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能源新形勢下能源央企轉型要用好“巧實力”

“面對波詭云譎的國際能源環境，能源央企在能源轉型中要善于用好“巧實力”。一方面，強化核心競爭力，補齊短板，夯實能源綠色轉型“硬實力”；另一方面，積極拓展國際朋友圈，以“軟實力”開拓國際合作的新渠道與新模式?！?/p>

近年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紛紛將應對氣候變化與推動能源轉型納入經濟戰略，推動全球能源轉型已成為全球共識，是大勢所趨。我國是綠色低碳能源轉型的積極實踐者、引領者和貢獻者，是推動全球能源轉型的重要力量。在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推進綠色低碳發展被列為2024年經濟工作的九項重點任務之一，將會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

作為我國化石能源和高耗能產品投資與生產的主體，能源央企是我國實現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的中堅力量，肩負著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的重要使命，承擔著維護能源安全、實現“雙碳”目標的雙重任務，在推動我國能源轉型乃至推進全球能源轉型中發揮著重要引領作用。

能源央企轉型面臨的壓力與挑戰

當前，國際能源地緣政治形勢復雜，國際能源市場環境多變，增加了全球能源轉型的不確定性，也使我國能源央企在轉型發展中承受更多壓力與挑戰。

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不斷推出“小院高墻”、打造“盟伴產業鏈”等“脫鉤斷鏈”政策措施，加劇了國際能源市場的投資與貿易壁壘，破壞全球可再生能源產業鏈與供應鏈的市場化建設，制造全球能源貿易緊張局勢，擾亂我國能源央企在全球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與貿易布局。2024年，逆全球化政策、民粹主義思潮和狹隘國家主義將再一次在西方盛行，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將會愈演愈烈，國際地緣政治形勢嚴峻，持續威脅全球能源投資與能源貿易的健康發展，可再生能源產業鏈回流將成為近兩年的常態。

此外，全球經濟下行壓力的增大、地區沖突發展前景的不明朗，以及美國、加拿大等產油國化石能源產量的增加，將加劇國際能源市場的供需不平衡，從而使2024年國際化石能源價格持續承壓。國際化石能源預期價格的低位運行，將會降低可再生能源開發的經濟性與穩定性，進而增加能源央企轉型成本、挫傷能源央企轉型的積極性。

多措并舉，夯實能源綠色轉型“硬實力”

近年來，我國能源央企在太陽能、風能和氫能等可再生能源開發領域，以及電動汽車燃料電池與充換電基礎設施等領域形成了明顯的規模優勢、技術優勢、成本優勢、資金優勢和產業鏈優勢，這是我國能源央企實現能源轉型的核心競爭力。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主要能源央企要持續提升核心競爭力，努力彌補在產業鏈、供應鏈等方面存在的不足。這是推進自身能源轉型進程的關鍵，也是重塑全球能源格局的重要環節。

以技術創新引領轉型發展。各能源央企要在其主責主業范疇內，堅持創新驅動，集中優勢資源進行關鍵綠色低碳零碳負碳重大科技的攻關，加大新能源技術研發力度，突破技術瓶頸，破解關鍵技術的卡脖子難題，提升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化水平，打造原創能源轉型關鍵技術供應鏈，降低核心技術的對外依賴程度。

完善產業鏈與供應鏈體系建設。能源央企應積極推進能源轉型領域的專業化整合和協同發展，以國內規模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場為依托，建立并完善以技術為核心的完整產業鏈與供應鏈體系，優化產業鏈布局，增強可再生能源供應鏈的彈性與韌性，提升我國在全球能源轉型進程中的國際競爭力與國際影響力，降低產業鏈回流對我國能源央企的沖擊。

借力綠色金融，推動綠色低碳轉型。我國綠色金融體系日臻完善，“已經形成以綠色貸款和綠色債券為主、多種綠色金融工具蓬勃發展的多層次綠色金融市場體系”。能源央企應切實加強與金融機構的綠色金融合作，借助綠色低碳發展貨幣政策的支持，滿足其在快速能源轉型進程中對持續而穩定巨額資金的需求，助力核心技術攻關與產業鏈布局等關鍵轉型環節的破局，支撐能源綠色轉型。

守好能源安全底線。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化石能源依然是維護能源安全的壓艙石。能源央企在綠色低碳轉型中要全面評估各類轉型風險，始終堅守保障能源安全的底線，結合國內外能源形勢，靈活調整傳統石化行業的產能與出口配額，穩定傳統化石能源的生產、供應與儲備，提高油氣自給保障率。

抓住全球能源轉型機遇，用“軟實力”開拓能源轉型國際合作

在去年底結束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上，全球100余個國家簽署了《全球可再生能源及能效宣言》，再次確認了推動綠色低碳能源轉型的全球共識。與此同時，由于世界經濟正處于后疫情階段的恢復期，再加之國際地緣政治沖突的沖擊，各國經濟增長乏力。在這種背景下，眾多國家將挖掘新的經濟增長點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雙碳”目標相結合，把發展可再生能源作為促進經濟復蘇的重要舉措，這為我國能源央企參與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創造了更多機會。

在拓展能源轉型領域國際合作的實踐中，我國能源央企具有明顯的“軟實力”優勢。一方面，我國能源央企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發展模式受到很多國家關注、學習與借鑒，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這些倡議指引下開展的國際能源貿易與投資等活動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與道義性，容易獲得合作目標國的認可與接納。為此，我國能源央企應牢牢把握全球能源轉型機遇，充分發揮“軟實力”優勢，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積極開拓能源轉型國際合作。

依托“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伙伴關系網絡，推進我國能源央企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全產業鏈與全供應鏈國際化布局。憑借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技術與資金優勢，我國能源央企應率先推動與沿線國家在節能減排、氫能、太陽能等領域的技術合作、關鍵礦物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的落地實施，以務實合作成果鞏固和加強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可再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合作。

重視制度建設，用制度合作凝聚向心力，提升話語權。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能源央企應加強同沿線國家能源企業在綠色低碳能源技術標準制定、綠色低碳能源貿易與投資規則制定、碳排放與碳交易規則制定，以及全球氣候治理機制等制度層面的協調與合作，尤其要加強與沿線大國的制度合作。通過制度合作可使我國能源央企深度參與、引領和規范沿線國家與地區的可再生產業發展與能源轉型，提高沿線國家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領域的整體話語權和影響力，進而最大程度提升我國能源央企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合作的向心力，降低美歐國家對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鏈全球布局的影響。

強化國際能源金融合作，創新綠色金融合作模式。我國能源央企可借助“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開發性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進行有效的能源產業資本運作，為完善沿線國家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拓展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優化能源產業結構等提供強大的資金支持，增加沿線國家與我國能源央企開展能源合作的黏性。同時，創新我國能源央企與沿線國家多邊與雙邊能源金融合作模式，深化多邊與雙邊能源金融合作，在有效管理和規避能源市場風險的同時，加速推進國際能源貿易與投資的貨幣體系轉型發展，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形成多元化計價與結算體系，提升彼此對國際能源金融市場的影響力與控制力，進而打破西方國家對綠色金融市場的壟斷。

細化能源轉型國際合作方案，有計劃有針對性地推進國際可再生能源合作。在與沿線國家能源企業開展的務實合作中，能源央企要堅持多層推進、各有側重、多邊增效、雙邊提質的原則主線，依托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制度平臺，以及各類雙邊戰略合作協議，形成長期性、多層次、制度化的綠色低碳能源轉型合作方案，并以此為框架基礎，制定具體合作項目規劃或項目實施路線圖，以確保企業層面合作的穩定性，提升合作效率與合作質量。此外，針對歐盟推出的“碳關稅”政策，能源央企要在全面系統評估其對自身產業（尤其是受影響較嚴重的化工、氫產業）影響的前提下，一方面與沿線高碳國家能源企業通力合作，確定應對該政策的基本思路和關鍵措施，共同應對挑戰；另一方面，要與歐洲能源企業在原有合作基礎上開展廣泛而深入的對話溝通，為發展中經濟體爭取適當的過渡保護期或其他過渡性舉措，以最大限度降低“碳關稅”對我國能源央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