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和賈平凹“相約”跋涉在民間

劉飛

回顧當今文壇，那批出名于1980年代的作家中，似乎只有賈平凹和莫言依然新作不斷，可謂文壇的常青樹。而要追問原因，筆者以為，這可能與他們一開始就扎根民間的寫作姿態有關。

1980年代，當一眾小說家都沉浸在“改革敘事”和傷痕反思文學的時候，莫言和賈平凹卻不約而同地以“民間”作為他們的寫作起點。賈平凹以《商州初錄》等作品為起點，開始了商州世界的文學之旅；莫言則以《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紅蘿卜》等作品為開端，開啟了高密東北鄉的歷史敘事。有意味的是，兩人不約而同的民間文化選擇，暗合了尋根文學潮流，并被納入該陣營之中。賀桂梅在研究尋根文學的文本形態時，分別將兩人視為寫實性文本（賈平凹）和寓言性文本（莫言）的代表。（《“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3月版第253、261頁）尋根文學思潮雖然短暫，但它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深遠，而2012年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是其高潮。2020年代初，莫言和賈平凹這兩位尋根文學的代表，再次不約而同地出版了短篇小說集，有意或者無意地回觀到各自當初的文學選擇，以及由此而來的文學道路。在經歷了近40年的文學實踐之后，莫言和賈平凹對各自當初的民間文化選擇有著怎樣的發展和認識？這兩個文本又是怎樣既關乎當下的處境，又關乎過去的歷史？

2020年莫言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被視為打破“諾獎魔咒”的新起點。時隔兩年，賈平凹出版的《秦嶺記》以新筆記體的小說藝術，重新返回“商州三錄”的藝術起點?！锻硎斓娜恕冯m被視為新起點，卻隱含著一種回望的姿態。學界對其“后諾獎時期”和“晚期風格”的稱謂，以及楊劍龍、陳希等人對其創作新變的研究，潛藏著先驗的分期和打破“諾獎魔咒”的慣性思維。但莫言榮獲諾獎后的8年沉默，似乎變相地默認了“突圍”的焦慮和該小說集的新起點位置。然而，在考察其“起點”的“新”時，更要先厘清其一貫的“舊”，因為“新”在生產自身的同時也在生產作為其對立面卻又內在于其中的“舊”，更不必說《晚熟的人》本身就收錄了2012年前后的部分舊作。與其說《晚熟的人》是一部面向未來的“新”作，不如說它是一部“向后看”的“舊”文本。而賈平凹的《秦嶺記》則以筆記體和書寫秦嶺的藝術特征，表現出重返“商州”的互文性。這種重返是對“舊”的重復，還是對“舊”的否定之否定？以“向后看”的姿態來審視，它與莫言的新“起點”，實則有著相似的現實考量和主體內因。

民間和現代的“對話”

《晚熟的人》和《秦嶺記》均延續了兩人1980年代文學起步時的民間形態。一是原鄉視野。王德威指出，莫言與沈從文“在營造原鄉視野，化腐朽為神奇的抱負上，倒是有志一同”（《千言萬語何若莫言》）。這話同樣適用于賈平凹，“商州”與“高密東北鄉”經由兩人的筆墨，已經符號化為當代翻版的“湘西世界”?！锻硎斓娜恕芬浴拔摇钡囊暯侵v述了原鄉的故事，而秦嶺則是擴大版的商州世界。二是方志體敘事。張麗軍等人稱莫言的小說為方志體敘事，而張清華等人則稱《晚熟的人》為新筆記體小說，作品集中的12篇小說，均不出志人、志怪兩途。無獨有偶，賈平凹在《秦嶺記》的后記中直言它就是筆記體小說?！肚貛X記》對秦嶺山水及人事的摹寫，頗具地方志特色，它也確實重拾了“商州三錄”的小說藝術。

在宏觀上，民間是莫言和賈平凹文學起點的基石，而它的對立面則是現代化這個“他者”。陳思和在定義民間時，就為它生產了一個“他者”，即公開（政治）的意識形態，而邊緣性的民間依賴于“他者”的存在。賀桂梅認為1980年代中國文化的“總體意識形態”是現代化意識形態。而起步于這一時期的莫言與賈平凹，自然內在于這一總體性，因為人不可能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

《晚熟的人》直接描寫現代化之怪現狀，而《秦嶺記》則以現代化為背景，描寫秦嶺深處人事與自然的和諧。短篇小說集《晚熟的人》有12篇小說，除了《火把與口哨》之外，均展現了當下社會的“現代病”?！锻硎斓娜恕贰都t唇綠嘴》《詩人金希普》等刻畫了人性的虛偽與欺詐，《澡堂與紅床》批判了暗娼的道德墮落，《表弟寧賽葉》諷刺了無恥的啃老族，《天下太平》披露了經濟發展對環境的污染，《賊指花》在暴露賊性時盡顯文人無行的丑態?！蹲箸牎穼懙孟鄬^早，結尾的一個“敢”字，則延續了敢愛敢恨的“原始生命力”主題。不難看出，莫言對現代化的表現，有著道德評判的傾向。賈平凹在道德主題之外，點染了城市化掠奪鄉村的現象?！肚貛X記》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總共56篇短篇小說。據不完全統計，這一部分有12篇小說以“打工”“務工”為故事背景，揭露了現代化導致的“空心村”現象。與此相反，有7篇小說表現了留守鄉村的主題，其中留守者是癡傻的群相，并將留守行為升華成“大智若愚”的自在哲學。如則子灣寨的史重陽、茍門扇，西后岔里、紅崖村、黃沙嶼里的癡呆者，五鳳山的偏執者等。不僅如此，賈平凹還表現了現代化對農村婚姻、自然生態和風俗人情的沖擊。西后岔成了光棍村，漫峪白城子成了隱秘的淫穢場所，青云峽的美景帶來了旅游經濟的同時，也帶來了對生態美和風俗美的破壞。

在兩部小說集中，莫言和賈平凹對民間和現代的描寫，呈現出不同的風貌。莫言用了大量筆墨直接描寫現代化進程中的怪現狀，表現現代性與民間原始生命力的對立和緊張，呈現出一種劍拔弩張的寫作姿態。而《秦嶺記》中對現代化的書寫著墨不多，筆法清淡自然，少了一些尖銳和戾氣?！锻硎斓娜恕返藗髌嫘陨?，但小說中的魔幻成分依舊是以暴力的面孔出現的，如《左鐮》中墳場洞里的菜花蛇，《賊指花》中開花的斷指，《太平天下》中閃電般的網影和陰森的老鱉，《火把與口哨》中陰險的狼等。莫言對這些民間資源的利用，不僅沒有消解民間與現代之間的緊張，反而加劇了兩者之間的對立。與莫言劍拔弩張的姿態不同，《秦嶺記》則呈現了一種天地人合一的藝術追求。一方面，《秦嶺記》是寫秦嶺的書，自然山水的描寫增添了一種遁世隱居的田園情調。另一方面，文本中的神秘性附著著一種莊禪色彩，體現了一種淡泊超脫的思想境界，如寡欲者長壽，癡傻者離神近等哲思。

《晚熟的人》和《秦嶺記》均集結了神秘與紀實、現代性與民間性的元素，然而兩者卻呈現出迥異的文本風貌，何也？

觀物方式與世界觀

莫言與賈平凹迥異的觀物方式和世界觀，是兩部小說集文本風貌不同的根本原因。莫言秉持著一種循環的世界觀，以我觀物，物皆著我之色彩，故而對地方歷史的呈現表現為現代文明壓抑主體生命的特征。而賈平凹則走向了循環垂直的世界觀，以物觀物，故而將現代性內化于傳統性之中，追求天地人合一的境界。

自我的感官經驗和內在情感是莫言把握世界的方式。王鐵仙等人認為，莫言的創作是一種感官主義（《新時期文學二十年》第188頁），他的小說世界是一個感官的王國。譬如視覺性的命名，《透明的紅蘿卜》《金發嬰兒》《紅高粱》《紅蝗》《紅耳朵》《紅樹林》《白棉花》《白狗秋千架》和黑孩、藍解放等。莫言認為，“作家的創作資源，與其說是他的個人經歷，不如說是一種個人的情感能力。你要用自己的情感經驗，來同化別人的生活，甚至同化你虛構的生活”（《莫言文學年譜》第109頁）。莫言以主體情感經驗同化客觀世界的方式，是典型的以我觀物的方式，也即是雷達所說的“把歷史主體化、心靈化”。而這樣的觀物方式，決定了他的歷史敘事呈現出現代文明與主體生命相對抗的特征，而地方史和家族史就是一部人性與壓抑因子循環斗爭的歷史?！锻硎斓娜恕芳词悄愿泄偈澜绲娘@示，譬如《紅唇綠嘴》《澡堂與紅床》、顧雙紅等感官性命名，又如蛇、鱉精、閃電、口哨、火把和狼等感官性意象。這個“另起”的文本，是莫言固有的觀物方式和世界觀“象意”的產物。

如果說莫言呈現了現代與民間的對立，那么賈平凹則將人事納入天地自然，消解了現代與民間的沖突。在《秦嶺記》中，賈平凹把現代化進程視為天地間的一出戲曲，如藍先生販賣銀杏樹的鬧劇，青云峽旅游業的興衰等?！肚貛X記》中書寫的空心村、光棍村等“現代病癥”，或是神性的襯托，或是和諧自然的鏡子。而豆在田制造的老虎照片的欺詐事件，也是《老生》的故事原型，它與《老生》等文本形成互文，并通過時代的興衰更替演繹了一種循環垂直的世界觀：“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倍@種世界觀的復寫在《秦腔》《古爐》《老生》《山本》《暫坐》等文本中，早已得到了極其顯豁的實踐。賈平凹以物觀物，把自己當作“秦嶺溝溝岔岔里的一只螞蟻”，也“把自己寫成了秦嶺里的一棵小樹”。這種“秦嶺和秦嶺里的我”的藝術實踐，把現代性內化于民間性或傳統性之中，而中國鄉土的現代化不過是天地間的一次人事巡演。由此，賈平凹克服和超越了難以把握現代的個人困境。

難以把握現實的困境

賈平凹和莫言的觀物方式和世界觀的確立，與個人的藝術起點和藝術道路有著深刻的聯系。1983年以來，賈平凹對商州的書寫呈現出從紀實到虛構的演變，而莫言恰好與他相反?！吧讨萑洝笔羌o實性作品，“1983年冬天，發表了《商州初錄》……斷斷續續地寫了《商州又錄》《商州再錄》……這一組筆法大致歸之于紀實性的”。2005年，賈平凹以《秦腔》為故鄉豎起了一塊碑，并宣稱故鄉“越來越成為一種概念”（《關于小說》第154頁），“以后農村發展了……與我都沒有關系”（《關于訪談》第245頁）。這不僅是對故鄉“無可奈何的‘告別”（《關于訪談》第243頁），也是賈平凹難以把握現實的無奈。對現實的無能為力，直接把他推向了歷史小說，井噴式地創作了《古爐》《老生》《山本》等作品。而賈平凹通過《秦腔》《古爐》《老生》《山本》《暫坐》《秦嶺記》等作品不斷地復寫了“時代興衰與更替”的哲思，建立起了以物觀物的觀物方式和循環垂直的世界觀。從“商州三錄”到《秦腔》再到《山本》《秦嶺記》的過程，是現實的鄉愁變為想象的鄉愁的過程，也是賈平凹建立獨特的觀物方式和世界觀的過程。在這種觀物方式和世界觀中，人事就像天地間巡演的戲曲，而現代不過是過去的經驗和未來的希望在當下的呈現。

與賈平凹相類似，莫言也存在難以把握現實的個人困境?！锻硎斓娜恕分袀髌嫘缘?，寫實性增強，這種此消彼長的特征，是莫言面對現代化進程時個人觀物方式和世界觀失效的文本癥候。莫言的小說是書寫地方與家族的方志體敘事，從“紅高粱家族”、《食草家族》到《豐乳肥臀》《蛙》，再到《生死疲勞》《四十一炮》《晚熟的人》等，它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中國鄉土百年發展的隱喻性結構，即“荒原—村莊—鄉鎮—都市”，同時也預示了高密東北鄉在城市化進程中超出個人生命經驗和私人情感的必然性（宋學清《論莫言“高密東北鄉”的方志體敘事策略》）。莫言不得不以“撤退”的姿態，甘做時代的“書記官”。也正如王德領所說，他缺乏處理資本時代的能力，而呈現出簡單化和道德化的傾向。

如果以賈平凹為參照，莫言的創作道路呈現出從虛構到寫實的變化。莫言的小說被稱為新歷史主義，他對故事的講述也被稱為起源式書寫。他以《秋水》《紅高粱》等為起點，通過“我爺爺”“我奶奶”講述家族和地方的起源，再到《晚熟的人》中的“我”來講述故鄉的當下。當起源和歷史講述完畢，面對難以把握當下的現代困境，如何接續講述必將成為“莫言難題”。故而，《晚熟的人》中淡化了以往的狂歡化和傳奇性，取而代之以簡單的紀實性。

文學起點與世界觀

莫言與賈平凹的文學起點，一定程度決定了兩人文學道路的走向，以及該道路所通往的世界觀。

考察兩人的過往，會發現莫言與賈平凹的人生經歷驚人相似。在成長經歷上，出生農家，經歷輟學，興修水利，逃離故鄉，重返校園，在1980年代躋身文壇……在文學創作上，集農、士、官為一體的文化身份，被納入尋根文學，以故鄉和民間建立文學世界，旺盛的創作活力……但兩人的文學開端不是起源的同一性，而是合力下的差異，這也是兩人世界觀走向不同的根源之一。

相對于賈平凹，莫言的創作起點和民間選擇缺乏一種自覺意識。賈平凹1983年創作《商州初錄》等作品時，表現出民間的選擇策略。究其原因，有陳思和所說的因素：西方文學的影響，以民族文化代替政治、政策的功利主義訴求，以及部分知識分子尋求自身價值的要求。但賈平凹更有個人的特殊性，民間選擇策略也是他對文壇批判的反應，而這一反應經過了一個反思過程，并由此萌生了一種文學的自覺意識。賈平凹在1982年已基本完成了創作風格的初期試驗，形成了頗具個性化的文學觀，“以中國傳統的美的表現方法，真實地表達現代中國人的生活和情緒，這是我創作追求的東西”（《賈平凹文集》第12卷第21頁）。而1982—1983年賈平凹持續遭受的文壇批評，構成了他文學反思的現實動因。事實也證明，賈平凹經過一年的沉默和反思后，有了出人意料的文學成果，而這種文學“劫難”只是推遲了他走向民間的文學周期。此外，賈平凹的轉型實際上有著擺脫歷史負累的訴求。截止到1983年，賈平凹已經有了十年的寫作經歷，他也亟須擺脫革命書寫的歷史慣性，這也是他反思自我、確立風格的內因。

以賈平凹為參照，莫言文學創作的發軔期、試驗期與尋根文學潮流的耦合，缺乏“文學劫難”和歷史負累的磨礪，都決定了他的民間選擇策略缺少了反思和自覺的維度。從創作時間、創作量和文壇環境來講，莫言不存在文學創作的歷史慣性，也不存在“劫難”和漫長的試驗期。西學涌入時，他正好返回校園，回爐重鑄，并閱讀了大量的西方文學。他的文學試驗期剛好耦合了民族文化意識的覺醒和與之對應的尋根文學思潮。這使他能夠快速地匯入時代潮流的合唱，無暇回顧和反思自己的文學選擇。換句話說，莫言的民間文化選擇更符合陳思和所說的功利主義訴求。故而，當個人的落后意識與民族的落后意識相耦合，一種虛構的莫言式的寓言性文本就此誕生了，這也即是詹明信所說的落后的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文學。莫言說，?？思{的約克納帕塔法縣讓他明白了，人物和故事可以虛構，地理也可以虛構，一種虛構的“高密東北鄉”的“時間文學”也由此誕生了，也即莫言式的新歷史主義小說誕生了（《莫言文學年譜》第16頁）。簡單地認定莫言一直缺乏自覺意識，則有違文學事實，他“作為老百姓寫作”的立場宣言即是反證，只不過這種自覺意識的獲得已是后發的事情了，而此時一個導向某種“果”的“因”已經種下、萌芽。誠如賈平凹所說，“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經開始，它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一個果，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牽制的整個過程，這可以稱之為命運”（《古爐》后記）。而莫言的“果”也一定程度上導源于這粒種子。

這個“因”一直制約著莫言與賈平凹的文學道路：莫言的小說沿著時間展開，這種時間的文學實踐，讓他建立起了循環的世界觀；賈平凹的小說沿著空間展開，這種空間的文學實踐，讓他建立起了循環垂直的世界觀。與莫言的新歷史主義小說相比，賈平凹歷史小說的稀缺和城鄉二元結構的空間藝術，反而讓他更容易達到天地人合一的境界，從而為自己創造了一個逃遁現代性的“福樂之地”。

如果說賈平凹以民間為起點的文學實踐和道路，為他建構了一個逃避現代性的空間，那么莫言以民間為起點的文學實踐和道路，則決定了他對現代性無處逃遁的尷尬處境。賈平凹的重返起點，如果不是“否定之否定”的話，那么它最起碼描摹了一個虛無主義的心靈烏托邦；而莫言的新起點，如果不是突圍的話，則隱含著倒退和枯竭的危險。

責任編輯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