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實踐到個人信息世界
——基于“實踐—經驗—心靈”交互性的信息分化理論框架

于良芝 （南開大學商學院信息資源管理系）

1 引言

當代社會科學領域對人類歷史的進程存在很多不同見解，但都趨于認為自20 世紀六七十年代起，世界主要國家已經進入所謂的信息時代［1］。在這些國家，信息資源已取代土地、礦產等有形資源而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資源，信息技術取代工業生產與流通技術而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技術驅動。信息資源和信息技術在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分布與獲取利用差異（所謂信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分化或社會成員之間的信息分化）隨之被視為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問題［2］。

不同學科從不同角度，關注到了不同形式的信息分布和獲取差異，如媒介擁有與接觸差異［3-4］、信息吸收差異（知識溝）［5-6］、公共圖書館利用差異［7-8］、ICT 接入與利用差異（數字鴻溝）［9-10］，等等。這些研究大都顯示，信息分布與獲取差異系統且穩定地存在于社會群體之間，因而是結構性的，構成社會分化的組成部分。除了揭示信息分布與獲取差異的表現，很多研究還嘗試探究這種差異的發生，由此形成了有關其成因的不同解釋，如基于社會分層理論的解釋［5,11］、基于社會排斥理論的解釋［7,12］、基于信息政治經濟學的解釋［13-14］、基于小世界信息貧困理論的解釋等［15］。

對于理解信息分化并尋求有效對策而言，這些研究存在兩大局限。首先，它們大都聚焦人們在某單一指標上的差異，其中有些研究甚至不是為了刻畫和理解信息分化，而是為了促進特定服務或技術的傳播（例如，很多關于公共圖書館利用差異的研究旨在提高全民公共圖書館利用率，而很多ICT 獲取差異研究旨在促進ICT 技術擴散），因而只能算作對信息分化現象的附帶性揭示。無論是專門致力于還是客觀上有助于理解信息分化，這類研究都只能提供有關信息窮人、富人及其分化的某個側面的證據和洞見。即使我們將其研究結果疊加，依然無法保證我們可以捕捉到信息窮人、富人及其分化的全貌。其次，現有研究為解釋這些差異而借鑒或創新的理論大都繼承了社會科學領域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傳統。所謂二元對立傳統是指社會科學研究者在選擇研究對象、解釋社會現象、理解社會發展過程時，對社會與個人、結構與主體、宏觀與微觀等對立面作出的非此即彼的選擇。有些學者認為，在個人與社會構成的關系中，社會及其結構具有主導性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具有優先研究價值；而有些則認為，個人及其行動才是主導因素，具有優先研究價值。前者傾向于在社會及其結構因素中尋找社會現象的根源及社會發展的動力，后者傾向于在個人心理、觀念及行動中尋找社會現象及其變化的原因。

本研究認為，二元對立傳統下的理論，無論是關注社會及其結構，還是關注主體及其行動，都很難充分解釋信息分化現象，特別是其中的信息獲取差異。信息資源的價值本來就具有社會和個人二重性，它既是社會和組織的戰略資源，也是個人的認知資源。作為社會和組織的戰略資源，信息資源在社會中的分布必定受到社會結構化因素（如社會分層、制度、媒介所有權、市場等）的決定；作為個人的認知資源，它的分布（獲取、吸收、利用）也受到個人選擇的影響。不僅如此，這兩個層次的作用力還幾乎決定彼此關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早就發現，處在不同資源保障條件下的個人，其文化趣味和喜好也不相同［16］。雖然布迪厄聚焦的是文化消費方面的“社會結構—個人趣味”關聯，但這極有可能預示了整個信息領域的“結構—個人”關聯。

因此，對于信息分化這樣復雜的現象，特別是其中的信息獲取差異，需要一種彌合二元對立傳統的理論對其作出解釋，以便更完整地說明它是如何發生的。這樣的理論在現代社會科學領域已存在范本，那就是20 世紀70 年代以后興起的實踐理論。實踐理論以實踐（既非社會結構也非個人行動）為研究對象和單元，考察社會實踐如何在結構和個人的交互作用中得以再生產，又如何作用于社會秩序的維護和個人的形塑和發展。布迪厄正是這種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

本文作者在近20 年的研究過程中，依據本人及團隊成員開展的一系列經驗研究，在借鑒和修正實踐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解釋信息分化（特別是信息獲取差異）成因的整體性理論框架。本文的目的就是系統闡釋這一理論框架。它首先闡釋該框架涉及的核心概念，之后闡釋這些概念之間的關系，最后針對老年人的數字化落伍現象展示該理論框架的解釋力優勢。

2 基于“實踐—經驗—心靈”交互性信息分化理論的核心概念

2.1 個人信息世界

“個人信息世界”是本文作者在尋求綜合性信息分化指標的過程中形成的概念［17］，它指個人生活中與信息創作、交流、查詢、獲取、利用等相關的側面。這也是個人信息主體角色得以展開的領域，正如個人的經濟生活領域展現著他的經濟主體角色，政治生活領域展現著他的政治主體角色一樣。個人信息世界的特征可以通過三個要素加以描述：內容或對象，動力，邊界。其中內容是指個人在不同層次（可及、可獲、慣用、資產）與之發生關聯的信息、信息源、信息設施與服務等事物；動力指引發個人信息世界發展變化的驅動力，它產生于個人從事的不同性質的信息活動；邊界是指個人有意識的信息活動所達到的空間、時間、智識水平，它規定著個人可獲得的信息資源、可開展的信息活動的范圍。

提出個人信息世界的最初目的是幫助信息分化研究回答所謂信息窮人和信息富人到底是怎樣的人群，他們之間的差異體現在哪些方面。在此概念提出之前，圖書館信息學領域已經存在一些字面上與之相似的概念，如小世界、信息利用環境、信息環境、信息版圖、信息視域等，但與這些已有概念不同的是，個人信息世界揭示個人作為信息主體的階段性特征，而其他概念則揭示個人信息活動所處的環境。對任何個體而言，在人生的特定階段，如小學階段、中學階段等，其個人信息世界具有相對穩定的特征（盡管它內在的動力機制決定了它始終都處于變化當中）。因此，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學習中，我們總是帶著個人信息世界的特征與外在的信息環境發生關聯，也總是帶著個人信息世界的特征進入所有任務情境，并因此將個人信息世界的特征融進我們所完成的任務。例如，假定個人信息世界不同的兩個學生同時進入大學的同一專業，至少在最初的大學學習中（在他們的個人信息世界朝著趨同的方向變化之前），他們的學習方式將非常不同。再比如，當同樣的危機降臨到所有人時，人們也會因個人信息世界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應對方式。個人信息世界定義著我們的視野、我們和社會的信息資源之間的聯系，也定義著我們在慣常與危急狀態下處理問題的可能性和方式。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們就是我們的個人信息世界；個人信息世界的差異也就構成信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基本差異，即構成信息分化的基本表現。

2.2 信息獲取及信息獲取差異

信息獲取概念并非由“實踐—經驗—心靈”信息分化理論所獨創，而是形成于該理論對已有術語的采納和重新定義。信息獲取被很多學者認為是圖書館信息學領域的核心概念之一［18-19］，但有趣的是，與信息搜索、信息搜尋、信息偶遇、信息分享等概念相比，信息獲取幾乎不存在正規定義，現有圖書館信息學百科辭典和術語表很少定義這一條目，圖書館信息學教科書也很少闡釋它的含義。

在采納這一術語時，“實踐—經驗—心靈”信息分化理論將其理解為個人出于信息利用預期，通過選擇、接入/接近、訪問、接受/獲得、利用等行動而與外部信息及相關事物（如信息源、信息傳輸渠道、信息技術、信息服務）發生關聯，由此成就個人與特定信息及相關事物的主客體關系。個人在特定時期、領域或情境下開展的、針對上述客體的行動的總體稱為信息獲取活動，并與其他信息行動（如發布、共享等）一起構成個人在特定時期或領域的信息活動。與信息搜索、信息搜尋、信息偶遇等行為概念不同，信息獲取概念所揭示的，并非某特定信息需求所啟動的行為過程或模式，而是個人作為信息主體通過其行動而與外部信息及相關事物建立的主客體關系。當我們說某人的信息獲取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特點時，我們意指其與信息環境中諸要素的關系具有這樣或那樣的特點。例如，當我們說某人在工作或生活中經常利用現代信息與通信技術、學術信息、政府信息、英文信息時，我們意指此人與上述對象存在比較密切的主客體關系；同樣，當我們說某人的工作同時涉及對互聯網的接入、對圖書館的訪問、對多種數據庫的利用、對學術或其他類型文獻的參閱時，我們意指此人在工作情境下的信息獲取涵蓋了其與多種對象的主客體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信息獲取屬于關系概念（Relational Concept） 而非行為概念（Behavioral Concept）。正因為如此，信息獲取研究通常以個人（而非特定信息需求啟動的過程）為分析單元。作為關系概念，信息獲取幾乎總是同時涉及個人與信息本身（數據+意義）及信息相關事物（如信息技術、信息設施、信息服務）的關系。這是因為在現實中，個人幾乎沒有可能孤立地與任何外部信息直接發生關系，而必須同時與記錄該信息的文獻、收錄相關文獻的信息源、通達相關信息源的信息渠道及手段發生關聯。

個人之間的信息獲取差異就是指個人與外部信息環境所形成的關系的質與量的差異。一個人從外部信息環境中獲取的信息越是頻繁、多樣、量大，其與外部信息環境的關系也越密切。一個人與外部信息環境的關系越密切，其越是可能將社會的信息資源轉化為個人的資源，即越可能將信息環境中的信息、信息源、信息服務轉化為個人信息世界中的內容。因此，信息獲取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界定著個人信息世界的特征，信息獲取差異構成個人信息世界差異的核心內容。

2.3 實踐

“實踐”概念也不是“實踐—經驗—心靈”信息分化理論的創新，而是采納自實踐理論。它指可被界定的社會群體所開展的、與特定情境相關的、時空上分布的所有活動的總和。例如，全球科研人員、中國科研人員、某大學的科研人員構成三個可界定的群體，他們在當代學術情境下所開展的活動的總體，分別構成了三種時空中的研究實踐?！皩嵺`—經驗—心靈”信息分化理論重點討論了三類社會實踐及其對信息獲取的影響機制，即家庭實踐、教育實踐和工作實踐。該理論顯示，幾乎所有的人類實踐都嵌入了或多或少的信息活動，以作為實現整個實踐目標的手段。從圖書館信息學的角度看，嵌入了信息活動的實踐就構成了信息活動的嵌主實踐（Embedding Practices），而被嵌入在特定實踐中的信息活動就構成了該實踐中的嵌客信息活動（Embedded Information Activities）。不同的家庭實踐、教育實踐、工作實踐以及個人參與的其他實踐（如志愿者或興趣實踐）嵌入的信息活動也各不相同，并因此表現出不同的信息相關特征。實踐的典型的信息特征包括其目標對信息利用的依賴程度、其利用的信息類型（如學術性信息、實用性信息、通信性信息等）、信息活動占所有實踐活動的比例等。特定實踐的信息相關特征與該實踐的其他特征一樣，都是該實踐在其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個人在成為該實踐的參與者時，必須根據該實踐的既定要求開展信息活動，接受實踐的信息相關特征對其信息獲取的塑造。因此，每種實踐的信息相關特征對其個體參與者的信息獲取都具有深刻的影響，甚至塑造勢能。

2.4 實踐的信息環境

實踐的信息環境（Practice-base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是“實踐—經驗—心靈”信息分化理論的自創概念，源于作者及團隊的調研數據。如前所述，在圖書館信息學已有的概念體系中，已經存在眾多與信息環境相關的概念，這包括信息利用環境、信息環境、信息版圖、信息場等，雖然這些環境概念都不同程度地關聯著特定實踐，但它們都不是從實踐角度觀察到的存在，而是從個人信息行為角度觀察到的存在，因而它們所表達的都不是實踐的環境，而是個人信息行為的環境。

“實踐—經驗—心靈”信息分化理論把信息環境視作實踐的支撐要素，因而是從實踐的角度觀察到的存在。如前所述，所有社會實踐都或多或少地嵌入了信息活動作為實現其目標的手段，因而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其參與者在實踐活動中獲取和利用信息。這就意味著，圍繞各類不同層次的實踐的信息需求，社會或特定群體需要建立起一定的滿足機制或支撐架構，如政策、設施、機構、服務等。以科研實踐為例，圍繞世界范圍的科研實踐的信息需求，逐漸形成了世界科學交流系統這樣的信息環境；不同國家圍繞本國的科研實踐，又在世界科學交流系統之上增加了國家安排，如各國制定和建立的支持科學研究的信息政策、設施、機構等；特定研究機構（如一所大學）圍繞本機構的科研實踐，通常又在世界科學交流系統及國家安排之上增加本機構的安排（如圖書館資源和服務等）。因此，對應著每個領域每個層次的實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信息支撐環境。

不同實踐之間，往往因其性質及戰略地位不同而獲得不同的信息相關安排和支撐架構，如從一所大學的層次來看，它的科研實踐、教學實驗、管理實踐、對外交流實踐就對應著不同的信息支撐。從國家層面來看，不同社會生活領域也對應著不同的信息支撐。在很多國家，一些實踐領域，如金融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被視為核心戰略領域，因而擁有高度發達和靈敏的信息環境?？梢?，在信息環境的建設中，實踐的政治經濟地位往往就轉化為其在信息資源配置中的地位；不同實踐的參與者也因此被賦予不同的信息環境和信息可及性。

2.5 信息經驗效應

“實踐—經驗—心靈”信息分化理論的另外一個原創概念是信息經驗效應（Experiential Returns of Information）。信息經驗效應是指個人在經歷自身的信息活動時體驗到的認知性、情感性、工具性等效果回饋。人們平時在利用信息過程中體驗到的腦洞大開、愉悅滿足、效用價值等，都屬于這樣或那樣的信息經驗效應。信息經驗效應產生于具體的信息活動，而多數信息活動都嵌入更大的社會實踐中，受到實踐本身的信息特征和其信息環境的影響，因此信息經驗效應也間接地受到這些結構因素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信息經驗效應作為一種主觀感受，可以在信息主體內部形成關于未來信息活動的不同預期，從而影響接下來的信息獲取。正向的信息經驗效應（如腦洞大開、愉悅滿足）可以在信息主體內部形成激勵，持續驅動同類信息活動的開展；負面的信息經驗效應（如挫敗感）則可能在信息主體內部形成某種陰影，阻礙同類信息活動的開展。

2.6 心靈狀態

“實踐—經驗—心靈”信息分化理論的另外一個重要概念是心靈狀態（States of Mind）。心靈狀態是心理學和教育學領域的常用概念，經常被歸入認知視角（而非實踐視角）。于良芝等在編碼信息獲取的主觀影響因素時重新發現了這一概念［20］，并發現了它與社會實踐的聯系及對信息獲取的影響。這一研究發現顯示，由于實踐本身和嵌入其中的信息活動的塑造，特定個人在特定時刻針對實踐中的事物或現象，存在四種心靈狀態，即知覺知（Conscious Knowing）、知覺不知（Conscious Not-knowing）、不覺知（Unconscious Knowing）、不覺不知（Unconscious Not-knowing）。知覺知和知覺不知通常是有意識的信息活動及信息經驗效應在心靈上留下的結果。個人在實踐中按實踐的要求，利用其信息環境中的各種資源，獲取和利用信息，在頭腦中實現相關知識的構建。由于這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個人可以知覺構建的結果，即成功的構建在心靈里留下知覺知，不成功的構建留下知覺不知。然而，對于實踐中的事物或現象，有意識的信息活動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知識來源，即對很多人來說，日復一日的實踐本身才是知識的更重要來源。實踐本身提供的知識，經常是個人在參與實踐的過程中不知不覺獲得的，有可能沉淀為個人心靈中的不覺知。例如，一個不識字的人往往不覺得自己知道很多語法知識，一個在中國文化中長大的人也往往不覺得自己掌握著獨特的中華飲食知識。個體的心靈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這類知識的浸染時，也往往不知不覺屏蔽掉與這些知識不相兼容的其他知識，從而形成對特定事物或現象的不覺不知，如一個從未見識過其他飲食文化的人不會覺得自己欠缺了這些知識?？梢?，個人通過參與特定實踐而形成的心靈狀態既受到實踐本身的塑造，也受到實踐所嵌入的信息活動的塑造。

個人在其人生的不同階段，通常要隨著能力與責任的變化而參與不同的社會實踐，而在任何特定階段，又會因角色及興趣不同而參加多種社會實踐。個人參加的所有實踐及其信息活動所產生的相關心靈狀態的總和，就構成其關于外部世界的總心靈狀態。

信息搜尋行為研究早就顯示，心靈狀態影響信息搜尋行為，但已有的搜尋行為模型大都聚焦個人感覺到的認知不完整狀態（上述“知覺不知”狀態）。貝爾金的知識非常態概念、庫索爾的信息搜尋過程模型和德爾文的意義構建理論都顯示，當個人感覺到自己的知識結構不完整或不確定時，會產生信息搜尋行為以糾正當前的狀態。然而，于良芝等人的研究顯示［20］，其他狀態對信息獲取也具有顯著影響。對事物或現象的“知覺知”是產生有意識的跟蹤、掃描等信息活動的基礎，可以激發信息獲??；所謂滾雪球效應和“越博學越想學”的動力正在于此。與“知覺知”和“知覺不知”引發的信息獲取激勵不同，“不覺知”和“不覺不知”更可能妨礙信息獲取?！安挥X知”狀態由個人沒有意識到的知識儲備組成。個人在這類知識儲備的“默默”支持下從事實踐活動，并不覺得虧缺或阻滯，因而通常不會想到去更新、增添、改變這些知識。例如，一位不認字的人不知自己掌握相當多的母語語法知識，這些知識或許并不完善，但因為它們足夠支持他進行交流，因此他不會想到完善和更新這些知識?！安挥X不知”狀態產生于實踐對其他知識的隱性排斥，是被遮蔽著的“知識欠缺”，由于它的欠缺被遮蔽，無法轉化為知識非常態（知識非常態是個人意識到的知識缺陷），因而無法激發旨在填補它的信息活動。

3 信息分化的“實踐—經驗—心靈”交互理論

上面的概念闡釋已經表明，解釋信息分化發生機制的“實踐—經驗—心靈”交互理論，包括有關結構、主體及其相互關系的若干概念，主要包括實踐、實踐的信息環境、信息獲取、信息活動、信息經驗效應、心靈狀態、個人信息世界。

由上述概念構建的信息分化理論可以表述如下：任何個人都自始至終隸屬于這樣或那樣的群體（家庭、學校、工作單位、職業等），作為那個群體的成員參與其實踐；幾乎所有的實踐都或多或少地依賴信息利用達成其目標，即或多或少地把信息視作達成其目標的手段，因而或多或少地嵌入了信息活動。這使得各種實踐都具備一些典型的信息特征，包括其目標對信息利用的依賴程度、其利用的信息類型（學術型、技術型、消息型、操作指南型等）、信息活動占所有實踐活動的比例，因此每種實踐都通過上述特征對其參與者的信息活動提出要求，賦予其參與者的信息獲取以相應的特征。也正是由于社會實踐需要依賴信息利用達成其目標，社會和群體會根據實踐的要求作出相應的制度、機構、設施等安排，保證實踐所需的信息，這些安排構成實踐的信息環境。一種實踐在整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戰略地位越是重要，社會為其投入的信息相關支撐就越完善，其信息環境就越發達，對個人信息活動的支撐也越強大，這也正是不同社會群體遭遇的信息分布差異的原因?？傊?，個人所歸屬的群體、有機會參與的社會實踐及實踐的信息環境構成了決定其信息活動的基本結構因素。

上述因素對個人信息活動的決定作用可能受到個人的實踐情感的調節，個人的實踐情感是指個人針對自己所參與的實踐而擁有的不同程度的喜愛、興趣、抱負、執著、投入等感情因素。一個喜愛自己所從事的實踐并希望在其中有所作為的參與者，相比擁有相反情感的參與者，更有可能通過積極主動的信息活動來改善自身在實踐中的表現，然而這種調節作用很難徹底改變實踐及其信息環境所決定的信息活動基調。這是因為，實踐的信息特征構成實踐特征的組成部分，違背這些特征往往意味著一個人已經游離出了某種實踐。例如，一個厭學的學生可能無視教學實踐對個人信息活動的要求，而把所有課余時間用于打游戲，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事實上已經游離出了教學實踐。

個人在其參與的實踐中所開展的信息活動經常產生出特定的、可感知的信息經驗效應，如洞見效應、愉悅效應、效用性效應、挫敗感效應等，其中有些效應會激勵個人進一步開展相似的信息活動，有些則可能阻滯個人進一步的信息活動。例如，人們在信息活動中體驗到洞見效應或愉悅效應后，往往會嘗試通過類似的信息活動獲得類似體驗。因此，信息經驗效應一方面構成信息活動的結果，并因此受到信息活動所從屬的實踐及其信息環境的塑造，另一方面又內在地影響進一步的信息活動，在信息分化的“實踐—經驗—心靈”交互理論中處于中介環節。

實踐和嵌入其中的信息活動都具有知識傳授功能，并因此作用于個人的心靈。每一項社會實踐都構成某個特定的社會活動場域。這里存儲、傳遞和共享著與實踐相關的知識，其中不乏通過潛移默化的浸潤而內化于個體參與者的心靈并能夠被其身體不假思索地加以運用的知識。這些知識就成為個體的“不覺知”?！安挥X知”在“占據”實踐參與者的心靈的同時，也隱含地排斥與自身不相兼容的其他知識，這些被排斥的知識往往成為實踐參與者的“不覺不知”。除了潛移默化帶給個體參與者“不覺知”和“不覺不知”，實踐還通過其嵌入的有意識的信息活動對個體的心靈狀態產生影響。與潛移默化的作用方式不同，有意識的信息活動往往伴隨著有意識的知識吸收，其中成功吸收的知識成為“知覺知”，未能成功吸收的知識成為“知覺不知”。因此，在實踐的潛移默化和有意識的信息活動兩大力量的作用下，心靈就會呈現出四種不同狀態，并以不同方式影響信息獲取?！爸X知”和“知覺不知”分別通過“越博學越想學”的滾雪球效應和“知識非常態”所引發的欠缺感轉化為信息活動的內在驅動力，而“不覺知”和“不覺不知”則因遮蔽個體在實踐參與中的欠缺感而阻礙進一步的信息活動。

按照上述理論，個人在其成長史中經歷的群體身份、實踐、實踐的信息環境、個人對實踐的情感、信息活動、信息經驗效應，以及由此形成的有關外部世界的心靈結構，共同決定其以往及當下甚至未來的信息獲取，形成個體間的信息獲取差異。根據前述信息獲取差異概念的含義可知，個體間的信息獲取差異意味著個人與外部信息環境之間的關系差異，這也意味著整個社會的信息資源以不同的質和量與不同的個人生活發展關聯，進入個人的生活領域，勾勒出不同的個人信息世界特征。而個人信息世界的特征在一段時間內具有相對穩定性，滲透于個人在所有情形下的信息搜尋（Situational Information Seeking）、信息偶遇、信息規避和信息分享等行為，并因此規定著社會成員在信息分化中的位置。

與以往解釋信息分化的理論相比，上述“實踐—經驗—心靈”交互作用理論框架具有若干特點：① 它承認結構對個人信息獲取的影響，但不認為結構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它顯示實踐除了通過自身的信息特征和信息環境特征塑造個體參與者的信息活動和信息獲取，還對信息經驗效應和心靈結構產生影響，形成信息獲取的內在驅動，而這種內在驅動一旦形成，其作用力對實踐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即它可以在其他實踐中繼續發揮作用，甚至在任何實踐之外發揮作用（如退休人員純粹出于內在需要而持續某種信息活動）。②在結構性因素方面，它不是將政治經濟資源確認為基本的結構性因素，而是將個人所隸屬群體從事不同實踐的機會確認為主要的結構因素，認為實踐自身的信息特征和信息環境塑造和影響個體參與者的信息活動和信息獲取，因此它對信息獲取匱乏的主要解釋不是資源約束，而是實踐機會約束。③它承認個人心靈的內驅作用，但它認為心靈也有其實踐根源，盡管在一個實踐中形成的心靈狀態，可以在其他實踐甚至實踐之外發揮作用。④在心靈的作用力方面，它不是將心靈視為單一維度、單一狀態的內在精神因素（如內化的文化規范或現有的知識結構），而是揭示了心靈非常復雜的多元狀態以及這些狀態對信息獲取的不同影響。⑤它揭示了信息經驗效應的形成機制及其對信息獲取的作用，指出信息經驗效應構成了結構和心靈之間重要的中介環節。

上述理論可以看作實踐理論在圖書館信息學領域的應用，但它與以往運用實踐理論的圖書館信息學研究成果不同，它從圖書館信息學的角度對現有實踐理論進行了補充和修正，如補充了嵌主實踐、嵌客信息活動、實踐的信息相關特征、實踐的信息環境等概念，由此突出了實踐中有意識的信息活動及其結果，修正了實踐理論重“不覺知”、輕“知覺知”和“知覺不知”的傳統，賦予知覺主觀狀態（知覺知和知覺不知）更重要的地位和解釋力。

4 停滯的個人信息世界：“實踐—經驗—心靈”交互理論對老年數字化落伍現象的解釋力展示

在信息技術日益滲透日常生活的時代，很多人會因為跟不上技術發展的步伐而成為社會的邊緣人群，老年人或許是被技術邊緣化的最突出人群。

對于老年人為什么會集中成為被技術邊緣化的人群的問題，不同的理論有不同的解釋。根據本文闡釋的“實踐—經驗—心靈”交互理論，任何社會實踐，即使是興趣愛好型實踐，都會不同程度地嵌入信息活動，配有一定的信息環境，并對ICT 的使用提出要求，從而推動其參與者的個人信息世界與ICT 同步發展。一個人參與的社會實踐越是多元、經濟政治地位越高、信息密集型特征越突出，其信息活動越可能保持活躍，個人信息世界發展的動力也越強。而個體一旦退出社會實踐，源自實踐及其信息環境的驅動力和保障條件也就隨之消失。 因此，從信息獲取差異的角度看，個人所遭遇的最大排斥就是被絕大多數社會實踐所排斥，那些因各種原因而脫離主要社會實踐的個人（如老年人、失業人群），最有可能成為個人信息世界動力匱乏的人群，因而最有可能跟不上ICT 快速變化的節奏。因此，根據信息分化的“實踐—經驗—心靈”交互理論，延緩老年人數字化落伍趨勢的有效策略，或許不是對其進行信息素養培訓，因為如果缺乏來自實踐的動力和保障，老年人在信息素養培訓中獲得的技能很快就會被遺忘或被技術更新所超越，導致收獲不抵努力。更有效的辦法可能是為老年人盡可能提供參與實踐的機會，用其他類型的社會實踐（如興趣愛好實踐、志愿者實踐）替代其工作實踐。

5 結語

社會成員之間存在各種形態和形式的信息資源分布差異和信息獲取差異，如信息技術、信息基礎設施、信息服務、信息源、信息產品等的分布和獲取差異，它們共同定義了社會成員之間的信息分化。信息分化被認為是信息社會重要的社會政治問題，具有十分復雜的成因。對于如此復雜的現象，社會科學領域的二元對立傳統，無論是注重社會結構決定作用的傳統，還是注重個體行動構建作用的傳統，都很難給予充分解釋。20世紀70 年代以后出現的實踐理論，雖然在很多社會科學領域都能助益彌合二元對立傳統，但在圖書館信息學領域卻暴露出局限性，因為它強調無意識的具身化知識（對應本文的“不覺知”，主要源于實踐潛移默化的浸潤） 甚于“知覺知”和“知覺不知”（主要產生于有意識的信息活動）。本文所闡釋的理論，是針對信息分化現象而提出的整體性理論的雛形，也是基于圖書館信息學領域的獨特現象和經驗研究數據而對一般實踐理論的修正。以近年來倍受關注的老年數字化落伍現象為例，本文認為，該理論對社會成員的信息分化，特別是其信息獲取差異，具有較好的解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