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力量
——《讀書雜志》與20世紀30年代社會史論戰的發展和傳播

王 博

(山東大學 儒學高等研究院, 山東 濟南 250100)

社會史論戰是近代中國史學史的重要事件,論戰各方第一次以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分析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對近代新史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次論戰各方的主要論戰文章及著作都由《讀書雜志》和神州國光社發表,今日研究者所看到的社會史論戰的樣貌,正是《讀書雜志》以四個論戰專號及若干部專著形塑而成的?！蹲x書雜志》處理社會史論戰的編輯方針和運營方法體現了現代學術媒介對學術交流與學術發展的作用與影響。但在已有關于社會史論戰的研究中,《讀書雜志》并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在不多的以《讀書雜志》與社會史論戰關系為主題的研究中,往往只將《讀書雜志》作為承載社會史論戰內容的客觀載體,而沒有考慮作為編輯主體的《讀書雜志》與社會史論戰之間的相互作用,甚至將論戰與雜志混同起來,將論戰中出現的方法論問題與局限說成是雜志本身的問題。(1)相關研究如李洪巖:《從〈讀書雜志〉看中國社會史論戰》,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1999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296頁;羅新慧:《〈讀書雜志〉與社會史大論戰》,《史學史研究》2003年第2期;金敏:《〈讀書雜志〉:救亡擠壓下的啟蒙》,載王來法主編:《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新探索》,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214頁;金敏:《〈讀書雜志〉與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浙江學刊》2007年第5期;陳峰:《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學術定位再認識》,《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年第1期。學術傳媒“不僅為學術傳播、學術交流提供了客觀的學術平臺與憑借,有時更與歷史的主體互動而左右了學術討論、學術爭鳴乃至近代史學的基本走向”[1]。本文擬從《讀書雜志》自身的編輯方針及運營方式入手,討論《讀書雜志》對社會史論戰的深入及唯物史觀傳播產生的具體影響。

一、《讀書雜志》與左翼知識分子的文化空間

在《讀書雜志》創刊號的“告白”中,王禮錫寫道:“凡在思想突進的時代,在思想界必有極激烈的爭辯,批評是爭辯的先驅,也就是爭辯的表現。中國目前是思想極復雜的時代,不過缺少誘發的導線?！盵2]這句話概括了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國思想界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動蕩與混亂。經歷過大革命洗禮和國共合作破裂影響的中國知識界,一時之間有太多疑惑需要解答。許多曾經參與大革命而如今無意卷入黨派斗爭的知識分子,以及初出茅廬的青年學生,也需要發表見解的平臺。

彼時的上海公共租界,是全國出版業的中心,僅1927—1931年間創辦的出版機構就有50種以上,時人評論“蜂起新興的書店,有似近年來交易所、電影公司與跳舞場一般地風行一時”[3]。許多在大革命后迷茫、避世,或想出人頭地和謀求發展的知識分子都來到上海。后來擔任《讀書雜志》總編輯的王禮錫就是一個典型。在1927年國民黨“清黨”后,王禮錫“對整個局面失望”,離開南京,隨陳銘樞的十九路軍入閩,其后不久,“曾回上海編報,曾在南國藝術學院教書”,還曾“去北平辦學?！?后又回到上海,“感到過去的凌亂的運動的無謂,決心從事理論的研究”[4]。社會史論戰中的諸“戰將”如李季、王亞南、朱其華等人也都在大革命后來到上海,“過著一種地下室的著述生活”[5]。另一方面,隨著中共在上海組織的恢復和發展,中共領導下的文學家和社會科學研究者也在1930年于上海先后成立了“左聯”和“社聯”,并創辦了機關刊物,上海成為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知識界的重要聚集地。

“社聯”建立前后,正值圍繞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爭論激烈之時,各派先后創辦雜志宣傳自己的觀點。如代表中共觀點的《新思潮》,代表托派觀點的《動力》和國民黨左派創辦的《新生命》。但不久之后,《動力》和《新思潮》就因被查禁而?？?陶希圣為首的《新生命》雜志也在1930年12月因刊物內容的“越軌”[6]而不得不宣告“結束于軍事底定而政治開展的今日”[7]?！白舐摗苯⒑髣撧k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大眾文藝》等刊物也都在1930年?？?。魯迅曾形容1930年上海出版界的狀況:“到三〇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緊的壓迫?！墩Z絲》和《奔流》,則常遭到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延不下去。那時我能投稿的,只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著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盵8]上海左派文化需要借助新的出版物回到文化舞臺上來。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改組后的神州國光社登上了歷史舞臺。1930年,陳銘樞接手了經營不善的神州國光社(2)對于陳銘樞何時接手神州國光社以及何時請王禮錫擔任總編輯,說法不一。陳銘樞在《神州國光社后半部史略》中回憶是1930年,同年秋其與王禮錫在日本討論了書店發展方向。朱伯康在《憶王禮錫先生》中說此事發生在1929年。,并請對陳氏“思想影響最大”的王禮錫擔任神州國光社主編。王禮錫在接手神州國光社主編之前,就與陳銘樞商討了出版方針,即“翻譯共產主義典籍,印行世界進步文學作品,創辦各種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從經濟上支援作家”[9]。此后,神州國光社很快出版了刊載馮乃超、朱鏡我、魯迅、馮雪峰等左翼作家作品的《文藝講座》第一冊,幾乎同時又通過馮雪峰與魯迅簽訂了出版“現代文藝叢書”的合同。此后,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和其他社會科學著作成為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主要內容。

1930年春,王禮錫產生了創辦一個綜合性刊物的想法,并在當年6月到日本,一邊治病一邊準備組稿[10]。在當時的上海,出版機構發行刊物是非常普遍的,如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小說月報》,現代書局發行的《現代小說》《大眾文藝》,泰東書局發行的《創造季刊》等。這些書局辦刊物主要是為了營利。施蟄存在回憶其辦《現代》的經歷時說:“出版一種期刊,對中小型書店來說,是很有利的,如果每月出版一冊內容比較好的刊物,在上海市,可以吸引許多讀者每月光顧一次,買刊物之外,順便再買幾種單行本書回去。對于外地讀者,一期刊物就是一冊書店出版書籍廣告?！盵11]王禮錫想要創辦一份定期出版的刊物,一部分原因自然是想通過刊物提高神州國光社及其出版書籍的知名度,促進神州國光社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有為左翼作家提供寫作園地和經濟支持的意圖。

經歷了近一年的準備后,1931年4月,《讀書雜志》第一卷第一期由神州國光社出版,編者為王禮錫和陸晶清。在《讀書雜志》的創刊號上,王禮錫提出在革命高潮退卻時,對革命中的各種理論,“要能沉潛能精細的向各方面去檢視,重新考慮前期留下來的問題,并將前期所建下的輪廓去充實內容”[12]。此后,《讀書雜志》以王禮錫這一主張為基礎,通過對政治、經濟、史學及文學等各方面理論的反思,探索中國革命的前途。正是這種反思和研究革命理論問題的辦刊精神,吸引了大量左翼知識分子和傾向左翼的年輕作者成為《讀書雜志》穩定的作者群體。除了社會史論戰的參與者皆以唯物史觀為分析社會歷史的工具外,在文學方面,《讀書雜志》先后發表過田漢、茅盾、巴金等知名左翼作家的文學作品,也參與到“文藝自由論戰”之中,刊載了胡秋原、楊邨人等人與左聯間的辯論文章,王禮錫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思想的《物觀文學史叢稿》也在《讀書雜志》上發表。在社會科學領域,《讀書雜志》也積極地宣傳馬克思主義學理,王禮錫、胡秋原、王亞南、郭大力、周谷城、李石岑、汪馥泉等左翼知識分子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及其在現實問題上的運用撰寫了大量論文,發表于《讀書雜志》,對學術界和青年讀者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共領導下的左翼知識分子如張聞天、劉蘇華、白英等都曾為《讀書雜志》撰文。在20世紀30年代初的上海出版界,《讀書雜志》已經成為超越以往壁壘分明的左翼各派別的新的左翼知識分子的公共空間。

《讀書雜志》對左翼知識分子力量的聚集,與30年代初上海左翼出版所面臨的困難局面相關。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加緊了對書刊出版的限制,多數傾向左翼的書刊遭到查禁,難以出現長期穩定且有一定流通渠道的刊物作為左翼文化發表空間和傳播平臺?！蹲x書雜志》因與陳銘樞的密切關系而在這一特殊時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保護,雖然在辦刊過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國民黨當局的阻撓,但仍是當時發行量最大、流通范圍最廣的左翼文化刊物。長期穩定的發表平臺不僅意味著可以更加充分地對理論問題進行討論,也使作者能夠獲得相對穩定的稿酬收入,這對于當時多數以著述維生的年輕左翼知識分子而言,顯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30年代初經濟危急與民族危機的交織與加劇,是推動左翼知識分子由壁壘分明走向聯合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后,戰火中的上海左翼知識分子“感到應該貢獻他們可貢獻的力量于這個斗爭,同時又感到在‘反日戰線’之下,應當可以把許多意見不同的知識分子,作一時的戰斗的集合”[13],戈公振、王禮錫、丁玲、馮雪峰等人發起了上海著作者抗日會。王禮錫、胡秋原、梅龔彬、王亞南等《讀書雜志》的主要作者在會上被選為執行委員。此后,王禮錫等人又自發印刷了《抗日戰爭號外》,向上海市民介紹十九路軍抵抗日軍的情況?！蹲x書雜志》群體在民族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擴大了雜志的影響。

王禮錫作為《讀書雜志》編輯者,其學術興趣及人際交往為《讀書雜志》的左翼色彩提供了編輯方針和作者群體基礎,對刊物的發展方向產生了重要影響。王禮錫對馬克思主義有著濃厚的興趣,在接手神州社以前,就進行唯物史觀的文學史的研究,在1930年出版了“物觀文學史稿叢”的第一種《李長吉評傳》。接手神州社之后,他開始大量出版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在《讀書雜志》中也時常提及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如在第二卷第一期發表的文章中,批評了實驗主義和形式邏輯的方法論,認為馬克思、恩格斯“從唯心論的神秘外衣中采取合理的核心——辯證法,而移植于堅固的基礎(即唯物主義——引者注)上,于是形成這最高級最進步的思維方法”[14]。王禮錫身邊重要的朋友和《讀書雜志》群體的主要成員,也都對馬克思主義及其對中國現實問題的解釋有深厚的興趣,這就決定了《讀書雜志》對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探討,基本是從馬克思主義學理的角度進行的。同時,王禮錫等人又并未直接參與當時的政黨政治,因此在《讀書雜志》的編輯中,更加保持了對于左翼各派觀點的中立態度,打破了以往左翼文化刊物間的森嚴壁壘,使《讀書雜志》成為左翼知識分子進行相對自由的辯論和研究的公共空間。另一方面,王禮錫作為刊物和書店的經營者,十分重視《讀書雜志》對青年讀者閱讀興趣的滿足和引導?！蹲x書雜志》很快因價格低廉,內容豐富,對左翼各派觀點的相對全面、客觀的介紹,以及編讀之間的良好互動,成為上海獨樹一幟的文化刊物,發行地涵蓋北平、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大城市,每期銷量達到三四萬份,以至于日本讀者稱贊《讀書雜志》是“貴國馬克思主義最高研究雜志”[15]?！蹲x書雜志》積累的作者力量和讀者資源,為社會史論戰的全面展開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基礎和物質準備。

二、《讀書雜志》編輯運作與社會史論戰的開展

社會史論戰,其狹義的理解,“專指1931年至1933年以《讀書雜志》為陣地而展開的關于中國社會史的論戰”[16]。在社會史論戰開展的過程中,王禮錫作為《讀書雜志》編輯者,對論戰問題、作者的選擇及文章的排布作出安排,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社會史論戰的具體樣貌,《讀書雜志》的編輯運作由此對相關論題討論的深入展開產生了重要影響。

王禮錫為引起論戰做了充分的準備,使論戰從一開始就方向明確,針鋒相對。王禮錫十分關注事關革命前途的理論問題,認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17]。他早在1930年在東京時,就開始關注社會史問題,并準備在新創辦的雜志上進行社會史問題的討論[18]。在日本期間,他曾與郭沫若探討中國古代社會性質問題,在同胡秋原、梅龔彬等人的交往中,也時常提出中國社會性質、革命前途等問題與眾人討論,因而對左派學者關于社會史的認識有較為清晰的了解。正是因此,王禮錫在論戰第一輯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一文中就說明了論戰的目的、論題、各方研究的現狀,以及所面臨的困難,對社會史論戰的學術意義和社會價值作了準確的定位。文中特別提出了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幾大關鍵:“1.原始共產社會在歷史上的根據;2.中國的封建制度從什么時候開始,什么時候開始崩潰?3.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4.什么原因使中國不能自動的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時代?”[19]其后四輯社會史論戰關于歷史問題的爭論,基本上是圍繞著王禮錫所提的這些問題展開的?？梢娡醵Y錫對社會史論戰的理論把握和對左翼文化界的熟稔,以及對論戰發展方向的把控。

王禮錫從《讀書雜志》第一期就用朱其華致陶希圣的一封信及陶希圣的回復拉開了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序幕。以通信開啟論戰,在近代學術史上早有先例?！缎虑嗄辍肪陀袆朕r和錢玄同的著名的“雙簧信”,古史辨運動也以顧頡剛《與錢玄同論古史書》和錢玄同的回信開啟。這些通信都在思想傳播和學術交流中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此時王禮錫以兩封信來開啟社會史論戰,或有效仿成例之意。朱其華的信寫于1931年1月23日,陶希圣的回復作于1931年1月31日。據朱其華后來所說,是朱其華將信寄給陶希圣,而后陶希圣將這封信連帶自己的回復一起寄給了神州社[20]。兩文已經涉及社會史論戰的核心問題——封建社會概念問題、封建社會分期問題和商業資本問題等,這些問題在后來的論戰中都是爭論的焦點。兩文針鋒相對,朱其華先是否定了陶希圣“封建制度東周崩潰”的觀點,認為陶以“商業資本”和“中央集權”為標準判斷不足取,又認為士大夫階層是地主階層的附庸,而非獨立的階級,對陶希圣的社會史理論進行了全方面的否定。陶希圣則在回復中更具體地提出了七條反對意見,并強調,“先定結論而后去求前提,遠不如大小前提既定之后再定結論”,批評朱其華用“空洞的名詞”來“抹殺一切具體的現象”。[21]兩封書信既將社會史論戰的核心問題提示出來,又顯現出劍拔弩張的緊張氛圍,再加上是小人物朱其華質疑“儼然是社會史研究的權威”的陶希圣,更是能夠吸引讀者的注意,為即將開展的社會史論戰做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廣告。由此也可見王禮錫作為論戰組織者和推動者,對論戰的期待之高和用心之細。

《讀書雜志》第二期在發表朱伯康的《中國社會之分析》時,加上了王禮錫寫的一個小序,說明了社會史論戰初起時的情形:“這個仗,漸漸打得熱鬧了。本期如果盡量的搜羅這類的稿件,幾乎超過八萬字。為著篇幅有限,只好先披露這最短的一篇。萬一收得更多些,不妨為這個問題,出一個專號?！盵22]王禮錫并預告讀者,下一期將是“一個挑戰的專號”,并指出挑戰者均是對社會史發表過著作的知名學者,其中就有被認為是社會史論戰“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的陶希圣和論戰期間最受關注的郭沫若。這無疑對于一般讀者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前兩期雜志出版后,《讀書雜志》在上海出版界小有名氣,到編輯第三期時,已經有不少作者投稿參加論戰,因此王禮錫決定“暫停一期,在第四期出一個論戰專號”[23]。此后,社會史論戰專輯連出四輯,論戰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

《讀書雜志》最終以四冊上百萬言的社會史論戰專輯的樣貌將社會史論戰呈現出來,這固然是各方作者的勞動成果,同時也是王禮錫等《讀書雜志》編輯精心篩選的成果。當我們整體觀察社會史論戰的特點與局限時,不應忽略雜志編輯的作用。雖然王禮錫一再表示編輯者只是“為各種立場的人辟一個公共的戰地”[24],但這并不意味著《讀書雜志》對論戰采取“輯而不編”、放任自流的態度。實際上,王禮錫一直在為增加論戰的分量和熱度而奔走,也通過編輯影響了論戰的發展。

首先,王禮錫作為《讀書雜志》的主編,不僅通過各種方式積極吸引作者和讀者的注意,同時也通過約稿收集各方面的意見,豐富論戰專號的內容。他尤其注重向已有相當研究成果和名望的作者約稿。如在論戰專輯第一輯出版后,王禮錫便寫信向陶希圣介紹第一輯出版情況,并提出希望“在十一月或十二月號出版論戰第二輯,甚盼彼時吾兄能有暇寫一篇文章參加”[25]8。論戰第二輯出版后,王禮錫得知陶希圣的觀點有所改變,便給陶希圣去信,希望陶希圣在第三輯中發表對自己觀點的批判,做一個以往見解的“總清算”,以便為第三輯以后“偏重立的工作”打下基礎[26]。在王禮錫的再三促請下,陶希圣在論戰第三輯發表了《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這篇文章提出,希望“論中國社會史的人不要為公式犧牲材料”,并希望“短篇論文減少,多來幾部大書,把唯物史觀的中國史在學術界打下一個強固的根基”[27]。這篇文章為社會史論戰指出了發展方向。王禮錫還主動聯系李季,希望他將批判胡適的作品中“關于先秦經濟的分析在該雜志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二輯上披露”[28]。王禮錫還致信嚴靈峰向其征求批判郭沫若的文章[25]8。王禮錫的“督促”,使得社會史論戰中的主要參與者能夠比較持續地進行寫作,既保持了論戰的熱度,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論戰的水準。

王禮錫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作者也持鼓勵的態度,像朱其華、王宜昌等在社會史論戰前都是普通作者,朱其華脫離中共后成了一個小職員,王宜昌當時是成都大學的大學生。但是王禮錫并不因此對他們的文章不理不睬。朱其華寫給陶希圣的一篇短文,被王禮錫作為社會史論戰的號角與廣告刊登在《讀書雜志》的創刊號上。在王宜昌給王禮錫寫信提出“封建制度自五胡十六國起”的觀點后,王禮錫雖然自己并不贊同這一觀點,但仍回信稱,“本志能得到像先生一樣的讀者的幫助,它的成長一定是能意外的飛躍”[25]28,并希望王宜昌發表更詳細的論文。王禮錫對年輕學者的支持,不僅為社會史論戰注入了新鮮血液,豐富了論戰的觀點,也激勵了年輕學者的學術熱情和學術信心,促進了他們的學術成長。

收集代表各方觀點的稿件也是王禮錫推進社會史論戰的方式之一。王禮錫在每一輯中盡量收集各方面的觀點,即使是被胡秋原認為未參加論戰的中共和“新思潮派”,每期專號也都有文章發表。如第一輯有著名的劉夢云(張聞天)的《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第二輯有朱其華的《動力派的中國社會觀的批判》(3)朱其華此時已經脫離中共,但其觀點與中共“反帝反封建”的觀點一致,因此有學者也將朱其華作為“新思潮”派的人物。,第三輯中有署名“鐘恭”的《劉鏡園的中國經濟新論》以及白英(4)白英的具體身份不詳,王禮錫說“白英先生據傳是社會科學聯盟中人”。參見《通信》,《讀書雜志》1932年第11—12期,第26頁。的《中國經濟問題之商榷》,第四輯有劉蘇華的《唯物辯證法與嚴靈峰》。托派的李季、嚴靈峰等人則每輯都有文章,其他作者的文章也被穿插于各輯之中,使得每一輯的內容都反映了各方之間的討論。

編輯者還通過調整文章順序影響論戰的發展。論戰開始后,很快受到了各地作者的關注,大量的文章集中到《讀書雜志》編輯部,王禮錫對稿件的選擇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間。如在第二輯“編輯的話”中,王禮錫提到第二輯原本預定的文章有23篇之多,實際刊登的則只有9篇,其中“方法論依然成了主要的爭辯”[29]2。如王宜昌《中國社會史論史》著重討論了論戰第一輯中諸篇文章的“理論形式”,即研究者對唯物史觀及其方法論的運用情況,批評了陶希圣、陳邦國、劉夢云、朱新繁等人的觀點;李季和杜畏之的文章則將批評的視野進一步擴大,將30年代以前的古史研究,包括外國學者的研究,“新漢學派”的胡適、顧頡剛等都納入批評的范圍,以突出方法論在指導具體研究上的重要性。將第二輯實際發表的文章與“編輯的話”中所列預定文章對比,不難發現后者論述各種社會史具體問題的文章占半數以上,但最終王禮錫只選了直接涉及方法論的9篇發表在第二輯上。正如其在第二輯序幕中所說:“方法論上的辯論是最正確的辯論。更明顯些說,對于中國社會史論爭的解決,還在于方法論的解決”[29]4,第二輯文章的選擇,實際上是王禮錫對論戰認識的直接體現。

對第三、四輯所刊文章進行考察,可以發現編輯運作對學術樣態的影響體現得更加明顯。在第三輯中,絕大部分作品寫作時間是在1932年6月到1932年10月之間,但又加上了2篇一年前的文章:梁園東的《中國社會各階段的討論》(寫于1931年12月)和鄭學稼的《資本主義發展之中國農村》(寫于1931年11月),第四輯中的文章主要寫于1932年10月到1933年3月之間,但同樣也有王伯平的《易經時代中國社會的結構》(寫于1932年1月)和王宜昌的《中國封建社會史》(寫于1931年12月)。這4篇文章發表時顯然已經不能代表社會史論戰的“最新進展”,那么為什么能夠與各方的新成果一同發表呢?處理舊稿固然是其中緣由之一,清理舊稿也并非照單全收,而是根據論戰發展需要將舊稿加入新的論戰之中。如果再看具體內容,就更容易發現這4篇稿件的共同之處。如梁園東的文章雖然以批判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開始,但并沒有止步于批評,而是進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并加以論證,對堯舜及商周、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發展階段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破中有立,對論戰中提出的問題作了自己的回答。王宜昌的《中國封建社會史》則分論與史兩部分,先破后立,以將近100頁的篇幅對封建制度各方面進行了分析。鄭學稼、王伯平的文章也都觀點明確,論據豐富,且語言平實。結合王禮錫在編輯第二輯時所說“論戰擬于三輯以前較關注破之工作,三輯以后,則將偏重立的工作”[26],可見這幾篇“舊文”陸續發表,很有可能是編輯者有意為之,通過文章整體風格和內容的轉變,來引導論戰的發展方向。以往研究中往往以雜志出版順序作為論戰發展順序來進行敘述,但如果考慮論文寫作與出版之間的時間差,則關于論戰階段的劃分,就不單單是學術自身發展邏輯的結果,同時也需要將編輯的意圖加入分析的視角,這也正是學術媒介對學術發展影響的具體體現。

當然,王禮錫是書店和雜志的經營者,因此在以學術標準組織論戰的同時,也有為雜志和書店招徠讀者的意圖。一方面,他對待論戰中的以“罵”代“論”頗有“事不關己”的態度。雖然近代各大論戰中謾罵和攻訐都不少見,許多作者也對此并不以為意[30],但作為編輯的王禮錫在讀者對此表示不滿后,也沒有通過編輯手段改變這種局面,甚至說“到自己‘理直’而‘氣盛’的時候,也難免說幾句罵人的話”[25]12,對論戰中罵人的行為有所回護。在論戰中譏諷與謾罵自然是最容易吸引讀者眼球的,王禮錫這一態度,多少有為了雜志傳播而拉低論戰水準之嫌。

三、《讀書雜志》編讀互動與社會史論戰的傳播

社會史論戰開啟了20世紀30年代唯物史觀史學研究,推動了唯物史觀史學乃至于“以社會科學治史”新方法的廣泛傳播。在這一過程中,《讀書雜志》的編者充分發揮了刊物編輯的主觀能動性,搭建起作者、刊物與讀者之間的溝通橋梁,有力地促進了社會史論戰及其核心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的傳播。

對于廣大讀者,尤其是《讀者雜志》的預設讀者大中學生來說,“國家前途”“社會性質”“革命理論”等概念頗為引人注目,但早在論戰剛開始時,就有讀者表示希望作者集中于“問題的解答”,而不是“方法論上的詭辯”[29]1。要想吸引讀者長久關注這場論戰,《讀書雜志》不僅要成為論戰的戰場,還要盡可能讓讀者讀得懂,讀得順暢。這就需要雜志對論戰背景、論戰意義和各方觀點加以介紹,使其成為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橋梁。

王禮錫為論戰專輯寫的“序幕”“編后”及“通信”等組成了這一橋梁。在論戰一開始,王禮錫就寫了長達23頁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介紹社會史論戰的重要性和需要研究的問題,以及研究方法等內容,提出了論戰中應當討論的歷史、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關鍵問題,并在最后為讀者開了一個社會史論戰的參考書單[19]?！靶蚰弧卑l表后,得到了很多讀者的關注和贊揚,原因在于王禮錫的分析和引導為讀者深入了解社會史論戰的背景及各方觀點提供了必要的知識基礎。王宜昌在給王禮錫的信中提到這篇“序幕”的發表“于仆智識,增進無量”;還有讀者寫信請求王禮錫“做一個比較更詳細的研究中國社會史的書目”,“把每一種重要書報的中心內容做一個扼要的介紹,并分門別類較有系統編制一下”。[25]5這說明當面對社會史論戰驟然興起和各方迭出的意見時,一般讀者很難較為全面地把握如此大量的信息,因而需要編輯者加以解釋和整理,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論戰的內容。

此后,王禮錫在每一輯都通過“序幕”“通信”“編后”等不同形式介紹參戰各方的簡歷、基本觀點,幫助讀者梳理論戰線索。論戰第二輯“序幕”中專門對讀者作出提示,強調正確運用唯物史觀是社會史論戰的核心問題。王禮錫的這些總結和提醒,對于普通讀者理解社會史論戰的關鍵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王禮錫還通過通信將讀者對社會史論戰的觀點發表出來,讓讀者也直接參與論戰之中。這一做法既可以激發來信者的學術自信,使他們更加積極地投稿,擴大論戰聲勢,也使得更多的讀者有了參與討論的興趣。在王禮錫鼓勵下參與論戰的王宜昌,正是這類讀者的典型之一。

王禮錫為了讓更多人參與這場論戰,在論戰一開始就借神州讀書會的名義,組織“中國社會史研究組”。隨著論戰專輯的出版,讀者對參加研究組的興趣也越來越高,不到五天,“報名的已超過百數”。該研究組不但有“五百人為一集團”的組織,還有具體的研究計劃。王禮錫還利用神州讀書會的讀書獎金進行征文,第一次征文中有關社會史論戰的題目有:對于參加社會史論戰任何一家或各家之批評,對于中國社會史全部或一階段之分析,中國社會現階段的把握。征文要求讀者在當年12月完成文章,由《讀書雜志》在第二年第二期刊登獲獎文章。據王禮錫在第三卷第二期說,因為投稿作品過多,為了“不敢忽視作者的苦心”,對征稿的品評尚未完成,只能到第三期發表,可見讀者參與之積極。這些投稿中就有后來在中山大學創辦《現代史學》的陳嘯江、為貴州經濟史研究作出突出貢獻的丁道謙等人的作品,雖然因為《讀書雜志》不久?？?這些文章并沒有刊載出來,但也可從中窺見《讀書雜志》對讀者的影響之深刻。

王禮錫還通過商業途徑擴大《讀書雜志》和社會史論戰的影響。王禮錫通過在“編者的話”中預告社會史論戰的陣容和對戰各方的觀點來吸引讀者的注意,激發讀者的興趣,以此擴大雜志的發行量。王禮錫自第一期就開始為擴大論戰進行鋪墊,在引起讀者關注后在第三期上預告“挑戰的專號”。論戰第一輯出版后僅五天就再版一次,最終售出了三四萬份,也使社會史論戰成為學術焦點。論戰的發展促進了雜志的銷量,雜志銷量的上升又提升了論戰的影響力,吸引更多作者參與,由此形成論戰與雜志之間的良性互動。隨著論戰轉向社會史實際問題的探索,短篇論文已經難以完整展現參戰者的觀點,出版單行本書籍的收益也遠遠大于發行雜志的收益[31],相較雜志,單行本更易保存,也更能完整體現作者的觀點,因此,到1932年底,王禮錫就決定1933年只出一期論戰專號,其他論戰文章則以單行本出版。這樣,既能增加書店收入,作者所得版稅也能更高,而讀者亦不用在厚厚數冊雜志中搜尋,使社會史論戰的社會影響力更上一層樓。

結語

1933年,王禮錫被國民黨當局送到國外考察,其在離開前完成了社會史論戰的第四輯。其后《讀書雜志》交由胡秋原主持,又出版三期后?？?社會史論戰因沒有了直接的戰場而沉淀下來。在整個論戰過程中,《讀書雜志》及其編輯者的參與和推動,深刻影響了社會史論戰的學術樣貌。

近代以來,學術生產方式隨著現代媒介的出現而發生巨大的變化,學術刊物的出現和發展在具體地、歷史地形塑著學術的樣貌。雜志編輯者的價值追求,雜志社的內部制度、編輯方針及運營理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最終呈現出的學術成果?！蹲x書雜志》編輯者沒有采取“輯而不編”的方法,而是積極參與論戰的發展和傳播過程,這才帶來了論戰與雜志之間的良性互動。因此,對于學術刊物的制度、方針、運營,及其編輯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者應予以更多關注,以期更加全面、準確地認識近代學術發展體制,進而為當今學術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