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訂補
——以喬寅等四位江蘇作家為中心

朱則杰

(浙江大學 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在清代詩歌(包括散文)的文獻學研究領域,世紀之交相繼出版了李靈年、楊忠兩位先生共同主編的《清人別集總目》[1]和柯愈春先生所撰《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2]兩種巨著。兩書均為16開三大冊,各著錄清代作家近兩萬人,別集約四萬種。特別是《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以下簡稱《提要》),更可以說是后出轉精,代表著目前該領域研究的最高水平。

但不難想見,涉及這么多的對象,即以《提要》而論,這里面的各種疏忽、缺漏乃至錯誤,自然也是難以盡免的。并且遺留下來的這些問題,一般說來,其難度恰恰也是最大的。對這些問題進行訂正和補充,正可以使兩書更趨完善。特別是關系到《提要》本身以及日后《全清詩》《全清文》等內部排序的作家生卒年問題(1)《清人別集總目》雖然按作家姓氏筆畫排序,但各家小傳也力求注明生卒年。,更是解決一處是一處,完成一家多一家。因此,筆者在日常讀書的過程中有所發現,即隨時將它們記錄下來,并陸續整理成文,相繼分組發表,提供給編撰者及其他有關讀者參考。本篇取喬寅等四位江蘇作家,仍舊按照《提要》著錄的先后立目排序,依次考述;有些同時涉及《清人別集總目》的問題,也附此一并予以指出。

一、喬寅(卷七,上冊,第174頁)

喬寅,《提要》及《清人別集總目》均缺生卒年[1]第1冊,461。

按喬寅生卒年仍舊不詳,但大致生活時代可以考知。

《提要》本條曾說喬寅:

康熙四十七年與華亭倪匡世、昆山呂熊在淮陰與劉廷璣聚會,時當八十左右。

這里年份錯誤。劉廷璣《葛莊編年詩》,“甲申”與“戊子”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與四十七年(1708),分別有《喬東湖、呂文兆、倪永清相會于浦上之葦廬,感而有賦》與《送倪永清之宛陵,應郭見齋郡丞之招》兩首詩歌(2)劉廷璣《葛莊編年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60冊,分別見第636頁、第660頁。喬寅字孚五,號東湖;呂熊字文兆,號逸田,撰有歷史小說《女仙外史》;倪匡世字永清,輯有清詩總集《詩最》。該兩首詩歌的寫作年份,亦可分別參見劉廷璣《在園雜志》附錄之一《〈女仙外史〉品題(二十則)》最末跋語、正文卷二“倪永清”條,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91頁、第82頁(總第一百零六條)?！捌帧敝盖褰?即在淮陰。。稍后劉廷璣重編《葛莊分體詩鈔》,這兩首詩歌同在“七言律·下”(3)劉廷璣《葛莊分體詩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60冊,分別見第388頁、第398頁。,而寫作年份自然不如“編年”明晰。已故張慧劍先生編著《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依據《葛莊分體詩鈔》前一首概述為“寶應喬寅、華亭倪匡世、昆山呂熊在淮陰與劉廷璣會”[3],卻受后一首牽連而誤系在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短嵋愤@里的年份,即由此沿襲而來。

不過,《提要》這里,實際上倒是認作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的;所以按照“時當八十左右”逆推,將喬寅大致歸入本卷“生于天啟元年至五年(1621—1625)”者并附在生年為明天啟四年甲子(1624)的作家之后。

但是,劉廷璣這兩首詩歌,前一首沒有涉及三人年齡;后一首只有起句“華發蒼髯古逸民”,也是指倪匡世,而與喬寅無關?！短嵋凡聹y喬寅“時當八十左右”,不知是另有其他依據,還是混淆、誤解了這兩首詩歌。

喬寅的大致生活時代,在其本人的《理詠堂集》內部能夠發現一些線索。例如卷四“七言律詩”有一首《贈蕪湖沈五鹽》[4]36a,題注說:“先生生前甲子,是日值其七十初度?！边@里的“甲子”即天啟四年(1624),沈士尊(五鹽其號)生于該年,至喬寅寫作此詩的時候已經七十歲(約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而尾聯云:“義熙甲子憑誰紀?賴爾江干老布衣?！边@就很明顯,喬寅相對于生年恰巧為“前甲子”的“老布衣”沈士尊而言,乃是一個后生晚輩。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同卷稍后《泰岱紀游八首》之一[4]45b,末尾自注說:“余以丁丑九月望日登岱?！边@里的“丁丑”為康熙三十六年(1697);而正文頷聯云:“垂老才瞻五岳長,半生空作浪游人?！薄按估稀睘閷⒗衔蠢现?“半生”相對于百歲而言,說明此時的喬寅還只有五十歲左右。據此逆推,喬寅應該出生于清順治五年戊子(1648)前后。

另外如方文《方嵞山詩集·嵞山續集后編》卷二《贈喬孚五》,有句云:“少年才調知君少,更望苦心窮窈窕?！盵5]691

此詩據集內作品編

年作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而當時的喬寅還是一個“少年”——今天至多理解作“青年”,推測其出生時間應該也不會太早。

《提要》本條曾經特別提到“寅與孔尚任往來”,并引及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孔尚任為喬寅而撰的《碧瀾堂詩集序》“多深情遠識”云云(4)此序可見徐振貴先生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第五編《湖海集》卷八,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2冊第1144—1145頁;亦見《理詠堂集》卷首,康熙刻本,第1a—2a頁,文字略有出入。。而孔尚任剛巧出生于順治五年(5)可見《提要》卷十二,上冊第314頁。;喬寅則據上文綜合判斷,正應當與之同輩。這樣,《提要》以及其他某些文獻稱喬寅為“明諸生”,這個“明”字顯然不可取信。

喬寅的卒年同樣未能確考。徐振貴先生主編《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第七編《長留集》卷四《紀夢》一詩,小序曾敘及“五月二十五夜,夢亡友……喬東湖……同過敝廬”[6]1738。該詩前面兩題為康熙四十九年(1710)所作《庚寅武昌開府元旦獨坐》及“春來不復憶江鄉”的《小齋瓶梅折枝徑丈》[6]1736-1737,則此詩很可能也就作于這一年(6)《孔尚任全集輯校注評》此詩注釋稱其“作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未詳所據;不過其稱《庚寅武昌開府元旦獨坐》前面一題《除夕晴川閣看雪,柬李希文、萬仰之兩太史》“作于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除夕”,則明顯屬于錯誤,見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3冊第1736頁。。這是喬寅卒年的下限。通計其一生,享年大概在六十歲上下。

喬寅還有一個籍貫的問題,需要作些補充考察。

潘承玉先生《清初詩壇:卓爾堪與〈遺民詩〉研究》,第三章《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卓爾堪交游研究》第四節《非遺民朋友》第一部分即為《喬寅》,其中指出,“今人張慧劍《明清江蘇文人年表》、李靈年等《清人別集總目》大約因清初寶應喬氏多聞人”,所以把喬寅“當作揚州寶應人”;但“鄧漢儀《詩觀二集》卷十四”選錄喬寅詩歌,作者“名下注”其籍貫,卻是“山西平陽人”(7)潘承玉《清初詩壇:卓爾堪與〈遺民詩〉研究》,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75頁。所說《詩觀》該語,可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40冊,第329頁。。

關于喬寅原籍山西平陽,其他文獻在不同程度上也有涉及。例如前及方文《贈喬孚五》一詩,開頭就從“先朝詩人喬白巖”寫起,然后稱“公有從孫曰孚五”云云[5]690——所說喬宇(白巖其號)為明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進士,嘉靖初年仕至吏部尚書;

不過他的籍貫是與平

陽府并列的太原府,喬寅是否真是他的“從孫”或曰后裔不得而知。又如同樣流寓揚州的安徽歙縣人王棠,其《燕在閣知新錄》一書各卷列有許多“參?！钡耐?而卷二十七所列第一人就是“平陽喬寅東湖”[7],正可以與《詩觀》互證。此外特別值得注意的,則是魏禧《魏叔子文集·文集外篇》卷十八《襄陵太學喬君繼配史孺人合葬墓志銘》[8]——墓主喬承統“世為山西襄陵喬氏”,因父親“舉鹽策于揚州”并且最后“沒揚州”而“亦遂棄科舉業,留揚州為居積”,卒于順治年間。文中所列嫡親人物,倒未見喬寅;但魏禧集內,唯獨此文末尾有喬寅的點評,可以推想喬寅極有可能就是他們的族人,此文也是通過喬寅的關系而找到作者魏禧的(8)此外喬寅《理詠堂集》卷首有一篇魏禧《敘》,見康熙刻本,第1a—b頁;《魏叔子文集》未載,可作補遺。。假如真是如此,那么喬寅的祖籍就可以進一步具體到山西平陽府下屬的襄陵縣。至于嘉慶年間李錫麟等輯《國朝山右詩存》,卷四依據前述《詩觀》選錄喬寅《太湖晚望》一詩,小傳稱之為“臨汾人”[9]——臨汾縣是平陽府治所在地,則很可能系編者憑想象而定。無論臨汾縣還是襄陵縣,山西平陽府的喬氏,與江蘇揚州府寶應縣土著的喬氏,的確不是一回事。只不知道喬寅或者他的祖上,最早是什么時候來到揚州的。

不過,喬寅本人倒是一直自認為揚州人。例如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游歷安徽黃山,據嘉慶年間阮元輯《淮海英靈集》戊集卷二《喬寅小傳》介紹,“著有《游黃山詩》一卷”,即“題為揚州人”[10]。前述最后一種《理詠堂集》,據卷首《自記四則》之二所說從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開始陸續整理編纂[4]1a-b,凡詩歌五卷,內部分體,而各卷各體均署“廣陵喬寅東湖著”——“廣陵”正是揚州的別稱。其具體作品如卷五之二“五言絕句”《將歸故園,復有燕山之約》《還廣陵》連續兩題[4]7b,聯系起來即“故園”等于“廣陵”。至于喬寅的友人,自然也是普遍將其當作揚州人。例如前及孔尚任《碧瀾堂詩集序》,上來就說:“廣陵(有)喬子東湖……”

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喬寅在揚州府的范圍之內,究竟算是哪里人?！独碓佁眉肪砣拔逖月稍姟薄妒彸桥P病遣意》六首小序曾說:

蕪城,余故里也。自己亥[順治十六年,1659]移家昜山,去此蓋二十有一年矣。時一至焉,則客也。今年客此最久,秋復病瘧……[4]16a

“蕪城”與“廣陵”一樣,也是揚州的別稱。所說的“昜山”,則在揚州府下屬的“秦郵”亦即高郵州(9)例如《理詠堂集》卷四“七言律詩”有《新安客舍聞秦郵昜山大風雨,河決海溢》一題,可知“昜山”在“秦郵”,見康熙刻本,第11b頁。。這樣相對而言,這里的“蕪城”應該具體指揚州的郡城,即當時的府治所在地江都縣。卷四“七言律詩”《蕪城元夕,懷同志諸子》首聯云:“江干舊業余三畝,巷北貧居借一廛?！盵4]3b這里的“舊業”,應該正是指喬寅在“故里”“蕪城”的根基。所以,像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成書于揚州的陳鼎《留溪外傳》,卷首“校閱同人”所列喬寅,籍貫就作“江都人”[11]。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地方“東淘”或曰“淘上”,是吳嘉紀的家鄉。喬寅本人有關作品毋論,楊積慶先生校箋整理的《吳嘉紀詩箋?！肪戆司陀小秵號|湖自吳門歸東淘,示〈山樓讀書圖〉,漫題二首》[12]?！皷|淘”系著名鹽場“安豐場”的別稱,在揚州府下屬的泰州。乾隆中期泰州析置東臺縣,安豐即劃歸東臺。嘉慶《東臺縣志》卷三十《傳·十一:流寓》“國朝”有喬寅本傳,全文如下:

喬寅,字孚五,號東湖,寶應人。前明諸生。隱居安豐。性豪邁不羈,慷慨激昂,發為詩歌。梓有《碧瀾堂集》,杜濬為之序。(10)嘉慶《東臺縣志》,1830(道光十年庚寅)刻本,第8b頁。所說杜濬該序,亦見《理詠堂集》卷首,康熙刻本,第1a—2a頁;杜濬《變雅堂遺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394冊)未載,可作補遺。

《提要》本條曾經引及這篇本傳,所以“慷慨激昂”以上敘述完全相同。但其他毋論,本傳稱喬寅“隱居”地為“安豐”,是縣志從本縣范圍之內的鄉鎮一級來說的;而《提要》按照自身體例,最低只需要說到縣一級,所以這個“安豐”應當改稱“東臺”或者當初的“泰州”。

而無論泰州還是高郵州,雖然同在揚州府的范圍之內,但都不是喬寅的“故里”。同時,這又說明,喬寅在揚州府的范圍之內,寓居之地并不限于郡城江都。如此綜合起來,關于喬寅的籍貫,最好大概就是參照前述其本人詩集的署法,說到府一級“江蘇揚州人”,同時加上“祖籍山西平陽”。

二、吳莊(卷七,上冊,第175頁)

吳莊,《提要》定其生卒年約為明天啟五年乙丑(1625)至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享年七十一歲。

按吳莊的生年,江慶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定為天啟四年甲子(1624)[13]302,依據是吳莊自訂年譜《花甲自譜》所說:“余生于甲子;今年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花甲過矣?！盵14]類似的記載,在吳莊隨筆集《吳鰥放言》中也一再出現。例如最典型的一條,不但同樣明確說“余生于甲子”,而且列舉有七位同年出生的友人,甚至還曾經締結過“甲子社”[15]579。再一條則敘及:“戊寅歲,余年十五?！盵15]587這里“戊寅”為明崇禎十一年(1638),逆推其生年也是天啟四年甲子(1624)。所以,這個生年可以確信無疑。

但是,關于吳莊的卒年,《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依據“汪價序”,定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這卻明顯錯誤。該“汪價序”筆者目前還沒有讀到,但與《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相似的《清人別集總目》吳莊小傳[1]第1冊,842,生卒年標注為“1624—約1688”,可見這個卒年本來只是一種推測之辭。而像吳莊散文集《偶存篇》中的《上李冢宰書》,敘事有明確時間的至少已到“辛未”[16]215,亦即康熙三十年(1691);并且正如《提要》所引,還有“莊年七十”云云[16]216——這樣從天啟四年甲子(1624)算起,應該也已經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所以,倒是《提要》所定的卒年約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雖然缺少直接的依據,但至少還比較可信。

近年影印出版的《清代詩文集匯編》,在吳莊著作之前添有作者小傳(11)吳莊《無罪草》卷首,《清代詩文集匯編》第93冊,第125頁前(不計頁碼)。,生卒年定為天啟四年甲子(1624)至約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這大概就是綜合了《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和《提要》兩書的結論。

除此之外,吳莊字茂含,其史論集《無罪草》卷端署名“嘉定吳莊茂含著”即可為證[17]。又其別號很多,《吳鰥放言》最末各條連續介紹有“梅庵”“梅禪”“蘭癡”“蓮儔”“花林銓部”“粬部文宗”“知非道人”“四一老人”,而最后“余終自號‘非庵’而已矣”[15]588-589?！短嵋芳啊肚迦藙e集總目》《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詩文集匯編》均以“非庵”為字,顯然與實際不符。

附帶關于吳莊的從兄兼老師吳屯侯,所撰《西亭詩》曾與吳莊《無罪草》等合刻為《延陵合璧》,卷末有吳莊《西亭詩跋》,署款:“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仲夏,受業弟莊敬識?！盵18]《提要》卷六吳屯侯小傳[2]上冊,116,稱其“彌留之際,以所著《西亭詩》付受業弟莊敬,莊敬乃于康熙二十六年”云云,這里的“敬”字顯然都是受了該署款的誤導,應當予以刪去。此外《提要》該條最末推測吳屯侯“卒年當近七十”,則光緒《嘉定縣志》卷十九《人物志·四》“文學·國朝”吳屯侯本傳曾明確說他“年七十卒”,并且接下去即附帶介紹吳莊:“從弟莊,字茂含,諸生,工古文,隱于醫?！盵19]

另外《提要》卷十八及《清人別集總目》還同時著錄有一個同姓名的吳莊(12)《提要》見上冊第475頁,原名“定璋”誤作“廷璋”;《清人別集總目》兩個吳莊同頁。,原名吳定璋,字友篁,江蘇吳縣人,可參見拙作《〈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訂補——以沈豹等五位江蘇籍作家為中心》第三條“吳時德”所附[20]。

三、史逸裘(卷七,上冊,第177頁)

史逸裘,《提要》及《清人別集總目》均缺生卒年[1]第1冊,331。

按《提要》及《清人別集總目》介紹史逸裘的仕履及享年,都已經提到:“官至東兗分巡道。卒年六十二(62)?！逼湎嚓P文獻資料,最詳細的大概是清乾隆《鎮江府志》卷三十六《名臣·下》“國朝”史逸裘本傳:

家居七年,補東兗分巡道?！磶?丁母艱歸。生平篤于行誼……以母喪哀毀致疾,年六十二卒。[21]

所說東兗分巡道,簡稱“東兗道”,駐山東沂州。因此,乾隆《沂州府志》卷十七《職官·上》“國朝·東兗道·康熙”有關記載十分具體,其中史逸裘及其前后兩任如下:

許兆祥:遼東人。十七年任。

史逸裘:進士。浙江仁和人。十八年任。

李烺:蔭生。河南孟津人。二十年任。(13)乾隆《沂州府志》,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刻本,第9a—b頁。史逸裘為江蘇金壇人,寄籍浙江仁和。

這樣看起來,史逸裘“丁母艱歸”的時間,只能在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至二十年辛酉(1681)這兩年之間。其“以母喪哀毀致疾”,并因此謝世,則最大的可能就在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或者稍后不久。由此逆推,史逸裘大約出生于明萬歷四十八年庚申(1620),或者稍后不久?！短嵋纺壳皩⑵浯笾職w入本卷“生于天啟元年至五年(1621—1625)”者并附在生年為明天啟五年乙丑(1625)的作家之后,可能稍稍晚了幾年,但也不會太多。至于江慶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依據清《順治十二年乙未科會試進士履歷便覽》而定史逸裘生年為明崇禎三年庚午(1630)[13]118,那應該是進士履歷有意把年齡往小里說的結果。

四、馬迅(卷七,上冊,第179頁)

馬迅,《提要》著錄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刻本《敦好堂旅草》一卷,而有關介紹多不準確。

按《敦好堂旅草》現今已經發布在“中華古籍資源庫”網站(14)網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訪問時間:2022年6月9日。,閱讀十分方便,以下即據此對《提要》做些訂補。

一是關于馬迅的籍貫,《提要》稱“江西石城人”。這大概是因為此集的內文,作者署“石城馬迅思遠稿”(15)馬迅《敦好堂旅草》,康熙刻本,第1a頁。其后有“同里王裕成公閱,陳塏挹蒼評”,可知三人都是單名而帶表字;下及《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總目、索引、提要》將“王裕成公”稱作“王裕成”,誤。。但這個“石城”,是“石頭城”的簡稱——正如卷首第二篇王士禎序開頭就提到的那樣,指的是“金陵”[22]1a,即江蘇南京。同樣如第三篇宮夢仁序,說“馬子家白門”[22]1a;又最末第八篇“五哥”序,說“馬君世居白下”[22]1a,這里的“白門”和“白下”也都是南京的別稱。即如《提要》所引馬迅《宿長干寺感舊》的詩句“一別長干五十春”[22]14a,這里的“長干”照樣是南京的別稱。因此,此集后來收入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的《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第95冊,相應地在《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總目、索引、提要》中有一個提要,就特地加括注說馬迅是“石城(今南京一帶)人”[23]350。而《清人別集總目》著錄此集,于馬迅別無其他介紹,但定其籍貫為“江寧人”[1]第1冊,31,這卻是最為準確的。

二是關于此集的序言,《提要》稱“前有方孝標、王士禎、宮夢仁、米漢雯、馬教思、陳菁、陳悅諸序”。這里第七篇序言的作者“陳悅”,原書全名作“陳悅旦”[22]3b,《提要》脫漏了一個“旦”字。其前各篇序言,作者本集可能多有失載,而陳悅旦此序則已經收入其《樂在堂文集》卷四[24],標題作《題馬思遠詩稿序》,正文文字基本相同,因此可以互證。又正如上文所示,馬迅此集在陳悅旦序之后,還有一篇署名“天山弟五哥”并鈐有名章“五哥之印”的序言[22]1a-2a。而這篇序言,顯然被《提要》用“諸”字省略掉了。于是,《提要》這里的“陳悅諸序”這個提法,就被《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總目、索引、提要》沿襲了過來[23]351,并且還被其他相關論著沿襲了過去(具體從略)?！短嵋返氖枵`,往往會帶動其“下游”作品一起失誤,這也是一個例子。

三是關于此集的跋文,《提要》沒有介紹。倒是《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總目、索引、提要》,已經注意到“后有羅秉綸[倫]、袁啟旭等跋”。而這里“等”字所省略的,為最末第三篇跋文[22]1a-2b,作者是馬迅的弟弟馬助。通計前后,全書序跋多達十一篇。而此集的內文,總共也不過三十五頁而已。所以,此集在這個方面,堪稱一個典型。

四是關于此集的創作時間,《提要》稱“康熙二十八年間游京師時作”。集內作品,確實有明確作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的,具體可見下文。但除此之外,也有明確作于其他時間特別是該年之前的。例如《高橋除夕》,題注說:“辛酉,在汶上縣?！盵22]15b這個“辛酉”,還是康熙二十年(1681)。即如諸多序跋,從末尾署款有時間的來看,其后如《提要》提到過的宮夢仁序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癸酉夏五月”毋論[22]5a,其前則有前述陳悅旦序[22]3a-b、羅秉倫跋[22]3a,均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嘉平”即十二月;如果這還可以看成“康熙二十八年間游京師”的前奏,那么像第一篇方孝標序,乃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夏日”[22]2b,這就絕對不可能預先為“康熙二十八年間游京師時作”的此集而撰。實際上,此集盡管作品數量不多,起止時間也不確切,但仍然應該是作者長時期詩歌創作的一個結集。

五是關于此集的題材內容。與上面這個問題相聯系,此集作品也并不都是“游京師”相關的產物。像上文提到的《高橋除夕》,因為山東汶上縣處在南京與京師之間,所以倒還不妨視為“游京師”之作;但如《西湖》《留別西湖》連續兩題[22]3b-4a,作于浙江杭州,非要說馬迅在“游京師”過程之中先去繞上一圈,這就顯然太牽強了。因此,正如書名“旅草”所示,此集總體上與旅行有關,而具體只是以“游京師”為主,同時也兼及其他地方。前及馬助跋,曾有“今讀其北游稿”之語[22]1b,這至多不過是泛言而已;而《提要》稱“此集又名《北游草》”,則明顯與實際不符。

最后關于此集內部的作品編排,既不分體,也看不出時間規律,總體上十分混亂。例如《恭紀己巳閏三月圣駕南巡詩》[22]17a與《迎鑾曲(己巳)》[22]25b-26a兩題,明確作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南巡之際,具體同在春季,而中間卻夾有《冬夜旅懷》[22]21b-22a、《初春客夜》[22]23b-24a等許多明顯換年的詩歌,這就可見一斑。因此,像《提要》稱前引《宿長干寺感舊》“一別長干五十春”為“己巳所作詩”,這個所謂的“己巳”也是靠不住的。

不過,《提要》依據“一別長干五十春”,來推測馬迅年齡(不限于所謂“重游京師”)“當已七十開外”,這至少不會相差太大。因為集內另外還有一首《暮春書懷》,有句云:“念年常遠涉,七十尚天涯?！?16)馬迅《敦好堂旅草》,康熙刻本,第5b頁?！澳睢蓖柏ァ?。就說明確實已經達到七十歲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