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健康謠言多中心協同治理主體、結構及機制研究

陳燕方 裴俊良 儲繼華

摘要：[目的/意義]面對當前網絡健康謠言治理分散冗余的困境，多元協同被視為能夠提升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徑。[方法/過程]基于謠言傳播生命周期、多中心協同治理、協同運動中的“序參量”等理論，按照主體構成、主體關系、協同機制的遞進分析邏輯，厘清網絡健康謠言各個傳播階段的治理主體和治理目標。[結果/結論]提出基于政府—平臺—網民聯動的多中心協同治理網絡結構，深入剖析基于政府—平臺—網民聯動的多中心協同治理機制，具體包括信任機制、利益協調機制、信息共享機制、保障機制4個方面，以期進一步豐富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理論，為網絡健康謠言治理實踐提供參考。

關鍵詞：網絡健康謠言；多中心協同治理；元治理；公民自治

分類號：R-05; G206

引用格式：陳燕方， 裴俊良， 儲繼華. 網絡健康謠言多中心協同治理主體、結構及機制研究[J/OL]. 知識管理論壇， 2024， 9（1）： 43-56 [引用日期]. http：//www.kmf.ac.cn/p/376/. （Citation： Chen Yanfang， Pei Junliang， Chu Jihua. Research on the Subjects， Structures and Mechanism of Online Health Rumors Multi-cent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OL].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2024， 9（1）： 43-56 [cite date]. http：//www.kmf.ac.cn/p/376/.）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1]，明確指出要從生態和社會兩個層面控制影響健康的危險因素，形成多層次、多元化的社會共治格局。當前在網絡上泛濫的健康謠言不僅不利于大眾的身心健康發展，還破壞市場經濟，擾亂社會秩序，降低政府、媒體和專家公信力，是影響健康信息生態和社會環境的典型危險因素。因此，對網絡健康謠言的治理既是構建穩定、平衡、優質的健康信息生態環境的迫切需求，也是健康中國戰略目標的重要內容。

本文治理視角下的健康謠言是指與健康主題相關，未經官方或當下健康領域專業共同體證實，且在社會上產生一定影響的信息。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默認官方及健康領域專業共同體在法律和道義上對健康信息掌握有絕對話語權。對于那些極端情況下官方發布的不實信息，或隨著科技技術的發展、人類知識的不斷拓展，健康謠言內容的證實結果被推翻的情況，不屬于本文健康謠言治理范疇，或者說并不屬于當前時空的治理范疇。

從已有研究來看，健康謠言治理研究主要分為基于健康信息質量評價的治理（面向內容）和基于多元主體共治的治理（面向主體）?；诮】敌畔①|量評價的治理研究，以健康信息質量本身為出發點，力圖尋求相關的評價標準、工具、模型來過濾當前健康信息中失真、不可靠的部分內容。具體而言，在評價標準和工具方面，鄧勝利等[2]研究指出DISCERN和HONCode是常見的醫療健康信息可信度評價工具，但Y. Zhang等[3]研究指出該評價工具與信息用戶需求不完全匹配，在實際應用中的有效性值得商榷；在評價模型方面，目前主要包括對傳統模型的移植、改良或拓展以及基于技術和方法創新的模型構建[4]?；诙嘣黧w共治的治理研究，采用治理視角，力圖從政府、平臺、公眾等多方主體的責任與優勢出發，尋求控制健康謠言生產與傳播的方法與策略。例如，開放醫療與健康聯盟（Open Medical and Healthcare Alliance， OMAHA）白皮書[5]結合我國國情指出可信互聯網健康醫療信息生態的構建需要四大支撐：信息發布平臺、政府、第三方認證平臺以及受眾。此外，圍繞政府[6]、醫療行業[7-8]、新聞行業[9]、平臺[10-11]、公眾[12]、公共圖書館[13]以及多元主體協同治理[14]的健康謠言治理方法研究也是目前國內學者主要探索的方向。

整體來看，現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在治理對象上，聚焦健康謠言內容，忽視用戶節點；在治理主體上，關注單一主體，忽視多元協同。一方面，健康謠言內容和用戶節點同樣重要，因此，整合不同對象（內容和節點）的多維度、多層次、多場景的立體化治理方法體系研究亟需完善。另一方面，治理主體的責任邊界、參與意愿與參與力度都直接影響著治理效果，因此，多元主體之間的協同問題研究值得關注。對此，筆者從多元主體視角出發，按照主體構成、主體關系、協同機制的遞進分析邏輯，厘清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內核，回答網絡健康謠言治理主體間如何實現協同這一問題。

1? 相關理論基礎/Relevant theoretical basis

1.1? 謠言傳播生命周期理論

謠言傳播生命周期是謠言研究者關注的重點之一。當代謠言研究學者N. Di Fonzo等認為，謠言的擴散經歷了生成（generation）、評估（evaluation）和發散（dissemination）3個階段[15]。謠言生成期往往伴隨著大量的焦慮和不確定，進入到謠言評估期，人們會對信息進行甄別，其中接受信息的人群會進入下一階段，即繼續傳播（發散）謠言。在不同的階段，謠言傳播有不同的形式和特征。類似地，任一奇將謠言的傳播過程劃分為孕育、擴散、消解3個階段[16]；蘭月新等則從受眾的角度出發將謠言傳播分為潛伏期、擴散期和消退期3個階段[17]。

綜合多位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謠言傳播生命周期可分為潛伏期、擴散期和消退期3個階段。謠言的潛伏期通常較長，包括謠言生成前以及生成后在極小范圍內傳播的時間段，往往是在一定的社會問題或社會背景作用下，人們的現實訴求催生出了謠言。謠言擴散期包括謠言的增長期以及隨后的爆發期：在謠言增長期，伴隨著焦慮、不安等情緒的激化，謠言開始逐漸擴散開來，并漸進規模；在謠言爆發期，謠言傳播速度極快，傳播面極廣，迎來謠言傳播的峰值，極可能帶來非常惡劣的影響。在謠言消退期，由于辟謠信息不斷公開，或相關力量對謠言加以控制，謠言的傳播速度不斷降低，傳播面不斷減小，最后直至消失。但謠言本身并不可能一定消失，很可能未來在某個點的觸發下再次進入新的傳播周期。

1.2? 多中心協同治理理論

多中心治理類似于早期的網絡治理，強調打破政府一元治理局面，提出采用多中心秩序替代自上而下的指揮秩序（又名一元化的單中心秩序[18]）。而協同治理理論的精要則是協同和協同學理論，即任何開放系統能從無序走向有序，是各個子系統間的相互協同的結果。多中心協同治理理論則是對多中心治理理論與協同治理理論的有機結合，是在面對公共問題或公共事務的過程中，多元參與主體借助協商、談判等集體選擇和集體行動，以建立一種共享的、彼此依賴的、高度彈性化的協作性治理網絡[19]。多中心協同治理理論并非多中心治理與協同治理的簡單結合，而是以多中心主體力量為治理的基礎，以主體間的協同關系為治理的驅動力，成功與否的關鍵在于多中心治理主體間能否達成有效協同，直接目的是公共事務或公共問題治理效能的提升，終極目的則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網絡健康謠言治理是一個復雜的工程，需要多元治理主體所在子系統的耦合作用，圍繞統一的目標形成一致的運行準則，以保證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在當前信息泛濫環境下，以微信、微博、網信辦等各類角色為代表的主體參與到網絡健康信息治理中，我國網絡健康謠言治理已然走進由多元主體參與的多中心治理時代。但從現有的實踐現狀來看，各主體間治理意愿、治理力度、協作程度的不充分是治理始終無法突破現有瓶頸的關鍵原因。因此，多中心協同治理理論可以在面向全生命周期的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中，對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協同方式提供理論指導。

1.3? 協同運動中的“序參量”理論

協同學指出各子系統在關聯作用形成的“協同運動”中，存在著若干快變量和慢變量，快變量使系統穩定在舊秩序中，而慢變量則使系統走向新秩序。其中，在整個協同運動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慢變量”又被稱之為“序參量”，序參量一旦占據支配地位，系統將進入協同運動。

以協同學的視角來看，當前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現狀中“治理合力尚未形成”的困境，正是由于多元治理主體系統之間的獨立運動強度高于各系統間的關聯運動強度而導致的。這一狀態使得整體治理系統難以實現協同，無法從無序走向有序。因此，序參量是決定子系統能否進入“協同運動”的關鍵因素，對序參量的分析，也是對多中心協同治理系統中影響協同運動的因素分析。網絡健康謠言多中心協同治理機制，應聚焦于治理協同運動中的序參量來設計。

2? 網絡健康謠言傳播階段及其治理主體分析/Analysis of the communication stages of online health rumors and their governance subjects

結合謠言的傳播周期來看，網絡健康謠言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有不同的治理重點，主要包括面向潛伏期的預警、面向擴散期的辟謠以及面向消退期的數據歸檔與共享。下面將重點分析不同治理階段的治理主體構成。

2.1? 潛伏期治理主體構成

在潛伏期，擁有絕對的用戶資源、信息資源和技術資源的網絡媒體運營平臺是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關鍵主體，其關鍵任務是對歷史性與周期性健康謠言進行實時判別并處置，同時對產生不久的新型健康謠言進行預警。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總有部分能逃過現有自動識別模型的漏網之魚，即新型的網絡健康謠言。這部分健康謠言只能依靠優質用戶的舉報進行判別預警。在本階段，無論是自動檢測出的高危疑似健康謠言，還是用戶舉報的健康謠言，都有待下一階段的辟謠專家進行進一步的判別與鑒定。

當前，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紅書、頭條以及相關健康新聞網站已成為網絡健康謠言傳播的集散地，也是網絡健康謠言治理主力。例如，騰訊微信平臺推出“謠言過濾器”，通過與人民網、果殼網、丁香園等組織機構進行長期深入合作，保證辟謠內容的權威性。小紅書于2023年初開展大規模醫療健康內容專項治理活動，對醫療領域涉中高風險的內容進行全面回查處理，對平臺認證的醫療專業賬號進行全面資質復核、清退、處置，對醫生導流站外的行為進行嚴格限制，嚴格打擊批量做號的“假醫生”[20]。

綜上，潛伏期治理主體構成見圖 1，在政府監督、激勵與指導下的網絡媒體運營平臺和公眾是網絡健康謠言潛伏期的核心治理主體，主要在健康謠言潛伏期發揮把關作用。

2.2? 擴散期治理主體構成

在擴散期，網絡健康謠言已經觸達不少用戶，治理目標也由潛伏期的“防堵”轉向“糾正”，而“糾正”的關鍵在于對健康謠言進行快速核實，并將辟謠信息及時傳遞給用戶。相應的，網絡健康謠言擴散期的主要治理主體是由政府認證的辟謠專家智囊團。如圖 2所示，辟謠專家智囊團的主要工作是對網絡媒體運營平臺、各級辟謠平臺、媒體等分發的網絡健康謠言進行核實、解讀，并及時反饋辟謠信息以便更早觸達用戶。

現有的專家類型主要包括以下3種：①政府部門專家代表，具體包括與健康信息、健康傳播、健康促進、健康教育等工作相關的國家級及地方政府部門的專家代表及發言人；②科研院校/醫院系統專家代表，他們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與臨床經驗，專業性強，是健康謠言鑒定的主力軍；③媒體記者、個體科普作者、醫務工作者等致力于健康傳播的非官方組織或個體代表。通常而言，媒體會聯系以上各類專家對當下的健康謠言進行解讀并報道，進而形成由媒體與各類代表共建的辟謠平臺，例如：中國食品辟謠聯盟，由國家網信辦、食藥監局、農業部和質檢總局指導；“華西辟謠小分隊”專欄，由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在微信和微博中開設；活躍于新浪微博的公益性辟謠民間組織@辟謠聯盟，由高校教授、媒體記者、律師等各種群體組成。

綜上，以上各類專家已然成為當前健康謠言辟謠過程中的主力軍，但不足之處在于他們在內部缺乏有效的合作，在外部缺乏與上游事前治理和下游事后治理的有效銜接。因此，如何實現各類型專家智囊團的有效協作是網絡健康謠言全局治理活動的重點優化內容之一。

2.3? 消退期治理主體構成

在謠言消退期，由于信息的不斷公開和聚集或相關力量對謠言的控制，謠言的傳播速度和傳播面不斷減??；但謠言本身并不可能徹底消失，很可能在未來由于某個點的觸發，再次進入新的傳播周期，即反復期。因此，在網絡健康謠言消退期，對網絡健康謠言的復盤工作極為重要，其中網絡健康謠言辟謠信息的共享共建是實現消退期止謠目標的關鍵。

在這一階段，治理主體為政府指導下的辟謠信息共享平臺（見圖3），其核心功能是協調不同平臺之間的數據傳輸與共享，對治理過程中產生的數據進行統一規劃、調配，降低數據共享成本并提升共享效率，以實現“止謠”效果。當前，各個網絡媒體運營平臺內部的辟謠信息已實現了共享復用，如微信的“謠言過濾器”定期公布熱門辟謠，還提供謠言查詢；但是平臺之間的信息壁壘還有待進一步打通。因此，作為網絡健康謠言治理主體間的數據流轉樞紐，辟謠信息共享平臺還有待政府的進一步指導與籌建。

3? 基于政府—平臺—網民聯動的多中心協同治理網絡結構/The multi-cent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 structure based on government- platform-netizen linkage

第2節對網絡健康謠言傳播各階段的治理主體進行了一一剖析，接下來本節將重點對各治理主體進一步抽象，分析網絡健康謠言治理主體間的關系結構。

3.1? 基于政府—平臺—網民聯動的多中心協同治理網絡結構的提出

從前文對各階段網絡健康謠言治理主體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到，網絡健康謠言治理活動的幾大特點：

（1）治理活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網絡健康謠言在不同生命周期階段，其傳播特征與傳播影響不盡相同，相應的治理目標和治理策略也在適時調整。在各階段，網絡健康謠言治理活動都有明確的核心治理主體及其關聯主體，以核心治理主體為中心的治理主體網絡承擔著明確的治理目標，如潛伏期的“防謠”、傳播期的“辟謠”以及消退期的“止謠”。

（2）治理主體間有較強的聯動性。圍繞多階段治理目標和治理主體展開的網絡健康謠言治理活動，有著多階段的決策中心，雖然他們在治理形式和治理策略上是獨立運作的，但從治理全局來看，是相互依賴、相互聯動的關系體系，如潛伏期識別的高危疑似健康謠言有待專家智囊團的進一步判別與鑒定，擴散期的辟謠信息則流向辟謠信息共享平臺，消退期沉淀的數據又反哺于潛伏期的識別預警模型。

（3）政府是整個治理全局的掌陀者。多階段形成的多中心治理活動除了治理流程上的聯動性，還有一個無形的掌舵者在不斷調節與干預，即政府。從前文的主體分析可以看到，每一階段的治理活動都離不開政府的監督、激勵和指導，如網絡運營平臺對健康信息的規范發布、對健康謠言的識別與處置，辟謠專家的權威性和積極性也離不開政府的認證與激勵，辟謠信息共享平臺更是依賴于政府的籌建與指導。

（4）網民是治理活動的基礎力量。網民在整個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其可能是惡意的造謠者、自私的翻謠者、無知的傳謠者，也可能是正義的治謠者，更多的則是處于弱勢地位的普通受眾。具體的，就治謠活動而言，網民可能是防謠階段的舉報者、求證者，可能是辟謠階段的個體科普工作者或醫務工作者，還可能是止謠階段辟謠信息共享平臺中的一個個用戶標簽?？梢?，網民是整個多中心協同治理網絡中龐大的基礎中心。

綜上，筆者根據網絡健康謠言治理活動的階段性、聯動性、干預性、基礎性特點，以1.2節指出的多中心協同治理為基礎理論，設計了基于政府—平臺—網民聯動的網絡健康謠言多中心協同治理網絡結構（見圖4）。面向網絡健康謠言傳播信息流的多階段治理活動被統一抽象為以平臺為代表的多個決策中心，具體包括防謠階段的核心治理主體網絡媒體運營平臺、辟謠階段的核心治理主體專家工作平臺以及止謠階段的核心治理主體辟謠信息共享平臺。多平臺之間的連線象征著多中心的協同與聯動。政府作為“掌舵者”位于網絡的最頂層，指導并監督各中心的治理活動，是整個多中心協同治理網絡的元治理中心。網民作為治理活動的基礎力量，廣泛參與各個治理中心的治理活動，因此是連接多個治理中心的共同參與者。

基于政府—平臺—網民聯動的多中心協同治理網絡結構充分厘清了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中各方治理主體間的抽象關系，對各方治理主體的角色定位進行了抽象與聚類。下文，筆者將分別分析元治理中心、紐帶中心和基礎中心治理主體的治理功能、治理手段與治理目標。

3.2? 元治理中心：政府

政府是“多中心秩序”中的“元治理中心”。作為重要的治理主體，政府在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中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政府作為具象的個體（如農業部、公安部、食藥監局等），是與其他治理主體平等的網絡健康謠言治理合作者；另一方面，作為抽象的“掌舵者”，政府發揮著指導者、協調者、監督者等多重作用，如2023年1月，中央網信辦開展清朗行動，深入整治虛假信息等問題[21]。政府為治理活動提供重要的政治、法律與政策環境，這是其他治理主體所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的能力。也就是說，“多中心秩序”對“單中心秩序”的打破并非是“替代”和“消滅”，而是“突破”與“創新”。

作為多中心協同治理體系中的“元治理中心”，政府是對“一元治理”與“多元治理”的取長補短，是應對治理失效的一劑強心劑。它是“同輩中的長者”，其主要職責是協調各個治理主體間的利益，制定統一規則，規范各治理主體行為等，充分發揮其元治理角色。關于元治理的作用，S. Osborne指出了4個重要方面：決策制定、參與、協調和問責[22]，這4個方面合理地解釋了政府作為元治理角色在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作用。

3.3? 紐帶中心：三個核心平臺

網絡健康謠言治理，尤其是健康謠言信息內容治理，僅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很難達到良好效果，這就需要多元社會主體為網絡健康謠言治理協同發力。前已述及，在網絡健康謠言生命周期的3個不同階段，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核心治理主體分別是網絡媒體運營平臺、辟謠專家工作平臺以及辟謠信息共享平臺。這3個平臺與其他關聯主體的合作與協同，串成了網絡健康謠言閉環治理邏輯，形成網絡健康謠言多中心協同治理網絡結構中的紐帶中心，即防謠中心、辟謠中心和止謠中心。筆者對3個紐帶中心的治理階段、治理對象、治理目標以及治理手段等進行分析對比，如表 1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每個階段的治理目標，都需要其核心治理主體聯合其他社會主體，在政府的指導以及公眾的信任和支持下，充分協同完成。

3.4? 基礎中心：網民

作為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基礎，網民并非一個“統一體”。由于年齡、地域、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網民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和層次性特征。具體到網絡健康謠言治理活動中，網民的身份包括參與者、旁觀者、無關者和破壞者（見圖5）。其中，參與者是指做出舉報、求證和辟謠行為的治謠者，是網民中健康素養、信息素養和法律素養較高的少數群體；旁觀者是指沉默用戶；無關者是指不相關或被保護用戶；破壞者為造謠者、傳謠者和信謠者群體的并集。

對于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中的參與者、破壞者、旁觀者和無關者，應采取不同的措施進行管理以進一步提高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效率。具體而言，對于參與者，應給予充分的激勵和獎勵，以不斷擴大參與者覆蓋人群；對于破壞者，針對造謠和傳謠群體要采取行政和法律等硬性手段進行懲罰，針對信謠群體則要采取教育等軟性手段加以引導，以不斷縮小其覆蓋人群；對于旁觀者，要采取激勵手段鼓勵其參與健康謠言舉報活動，同時優化當前舉報渠道和方式，以增強旁觀者的治理參與意愿；對于無關者，他們雖然因主觀和客觀原因未接收到網絡健康謠言，但依然是易感人群，因此一方面要進一步去除現有網絡健康謠言“存量”，以防再次觸達這批易感人群；另一方面，還需要加強辟謠報道，以幫助其樹立正確的健康理念，吸收優質科學的健康信息。

綜上，在以網民為主體的基礎中心中，一方面需要培養網民對網絡健康謠言的辨別能力，以盡量縮小參與造謠、傳謠、信謠等行為的非理性網民的規模；另一方面應增強網民的責任意識，激發旁觀者參與治謠的積極性，以盡量擴大參與舉報、辟謠等行為的治謠者規模，從而形成網民“自治”與多元主體“共治”的有機結合。

4? 基于政府—平臺—網民聯動的多中心協同治理機制/The multi-cent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based on government-platform-netizen linkage

前文已對網絡健康謠言治理主體進行了詳細分析，并根據各階段的治理目標、各治理主體的角色，提出基于政府—平臺—網民聯動的多中心協同治理網絡結構。至此，筆者已回答了治理主體構成、治理主體關系兩個關鍵問題，下面將重點回答治理共同體之間如何協同這一重要問題。

4.1? 多中心協同治理機制設計

在理論層面，參與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多元主體與現實社會協同治理的主體并無本質區別。因此，對于網絡健康謠言多中心協同治理中的基本控制變量可從已有的社會協同治理基本要素入手。學者范如國指出社會治理協同的序參量包括：目標一致、利益分配與共享、信息共享[23]；許國志則指出，基于社會系統學視角，任何協同系統發展的3個基本要素包括：“協同意愿、共同目標和信息溝通”[24]。

在實際層面，從網絡健康謠言治理實踐障礙的主要原因出發，可以發現當前治理障礙的幾個主要原因包括：①信任的缺失。在當前的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中，政府即社會組織（如媒體）公信力的不足以及治理主體彼此間信任不足都是多元主體共治效果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利益協調不充分，即由于利益激勵與利益協調的不足，導致健康謠言治理主體的參與意愿與參與積極性薄弱。③信息共享問題。公眾信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對稱；各治理主體難以實現有效聯防聯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信息過載”和“信息孤島”現象嚴重。④保障不足，即人力、技術、法律后援的不足。

綜上，結合理論層面協同治理的序參量“目標一致、利益分配、信息共享”等，同時結合實踐層面治理合力難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信任問題、利益協調問題、信息共享問題、保障問題；映射到治理實踐中具體表現為“信任機制、利益協調機制、信息共享機制和保障機制”。

需要注意的是：網絡健康謠言基于政府—平臺—網民聯動的多中心協同治理機制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政府的宏觀引導與調控下形成的。其次，在機制構建的過程中，政府應充分尊重社會多元主體的需求以及多元主體協同運動規律。

4.2? 信任機制：多中心協同治理的基礎

在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過程中，信任是多方治理主體協同合作的基礎與橋梁。良好的信任關系有助于化解矛盾，增強治理共同體的積極性和凝聚力，有效降低協同成本。具體而言，信任機制構建的關鍵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提升政府公信力。各方治理主體對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承擔元治理角色的根本所在，僅僅依靠政府積攢的政治資本和政府權威是遠遠不夠的，社會各方所信賴的政府必須是公正透明、可平等協商的“掌舵者”。因此，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健全網民參與制度，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徑?！爸{言止于公開”是危機管理學中早已達成的共識，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是政府在治理過程中得到公眾充分信任與支持的重要前提。同時，增強網民在網絡健康謠言治理政策領域的政治參與，可有效規避政府行動和公民意愿之間的矛盾[25]，不僅有助于推進政府決策的民主化，也有助于增強網民對政府政策的信任度與滿意度。

（2）健全社會信用制度。社會治理主體的公信力是多元社會主體參與治理的基礎。為了保障社會治理主體的公信力，從制度上提高失信主體的機會成本，使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寸步難行”，需要推進社會信用制度建設。具體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①行政性約束，即對于失信的社會主體，施行限制從事互聯網信息服務等處罰；②市場性約束，即通過國家企業信用公示系統或各級信用體系公開失信企業或失信人員的相關信息，并限制其部分社會消費行為；③行業性約束，即各治理主體所在行業協會要進一步健全行業公約，推動行業信用建設，約束行業成員的失信行為；④社會性約束，即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完善失信舉報制度，優化失信舉報平臺功能，鼓勵公眾積極舉報企業或個人的嚴重失信行為。

（3）營造誠信文化氛圍。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更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誠信文化是網絡健康謠言治理共同體凝聚協同的原動力，是社會多元治理主體相互信任的基礎。但目前失信行為屢禁不止，使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閾值不斷下跌。因此，通過多樣化形式的誠信教育和宣傳工作修復中華民族的誠信基因勢在必行。具體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①加強社會誠信教育，形成家庭、學校、職業和社會“四位一體”的誠信教育體系，以增強個人和組織對誠信理念的認同；②從治理末端的基層組織入手，充分利用數字電視、網絡媒體等線上傳播渠道以及社區宣傳欄等線下傳播渠道，開展誠信進學校、誠信進企業、誠信進社區的全方位宣傳活動，加大社會誠信道德宣傳力度。

4.3? 利益協調機制：多中心協同治理的核心

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本質上是多方治理主體利益沖突、妥協和協調的過程。公平合理的利益協調機制不僅有助于避免多元治理主體目標協調的失敗，而且有助于維持網絡健康謠言治理共同體的穩定并提高整體治理效率。傳統的科層制治理模式將利益沖突的化解問題訴諸政府的行政裁決，具備明顯的強制性，且未考慮治理主體的個體利益訴求。由此可見，利益協調機制是網絡健康謠言多中心協同治理的核心。具體而言，利益協調機制構建的關鍵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利益訴求表達機制。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中的利益訴求表達機制是各方治理主體通過某種途徑向治理共同體表達自身利益要求，并就此進行溝通、互動、協調的過程，具體包括：利益發生機制，指治理主體在治理過程中遇到的新問題使其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發生沖突時，向治理共同體提出利益協商請求的機制，一般包括經濟類訴求（如財政補貼）和政治類訴求（如參與權、監督權）等；利益傳達機制，指治理主體通過各種渠道表達利益的機制，對此可嘗試在國家層面，以網信辦為牽頭單位，設立網絡健康謠言治理議事溝通與協調平臺，為各方治理主體訴求的碰撞提供自由平等的話語環境，以實現有效的溝通與協商；利益反饋機制，包括正向反饋機制與負向反饋機制，正向反饋意味著利益表達的圓滿完結，負向反饋則意味著新一輪的利益表達與協商活動。

（2）利益約束機制。從利益歸屬者來看，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中存在兩類利益：①各方治理主體的個體利益；②治理共同體的公共利益。從理性經濟人假設來看，當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產生矛盾時，各方治理主體通常會優先考慮個體利益。因此，如果缺乏相應的約束機制，協同將會面臨嚴重威脅。具體而言，可以考慮從兩個方面完善利益約束機制：一方面，從軟性手段出發，重點用道德約束各方治理主體的逆向選擇，培養各方治理主體的公共責任意識，使其充分認識到公共利益高于個體利益，只有充分履行其承擔的社會責任，才能推動社會治理的進步，提升自身的公信力，進而獲得公眾的認可，并從中持續地獲取個體利益；另一方面，從硬性手段出發，重點是充分運用法律手段或技術手段對相關治理主體進行合理的規制，對治理不力的主體進行處罰。

（3）利益補償機制。當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產生矛盾時，除了借助利益約束機制加以規制，還需建立利益補償機制加以調節。利益補償機制是綜合衡量各方治理主體的個體利益以及治理共同體的公共利益后制定的相關補償制度，其目標是激勵多元治理主體為治理共同體的公共利益付諸更多努力，相當于一種激勵機制。對此，政府可以制定相應的政策，對積極參與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的個人和組織給予表彰。具體而言，可以考慮以下措施：①對于參與網絡健康謠言舉報的用戶，政府可以聯合網絡媒體運營平臺，利用平臺資源，給予獎勵；②對于參與網絡健康謠言辟謠的專家，政府可設立辟謠津貼，給予補貼；③對于網絡媒體運營平臺，政府可參考美國的免稅制度對積極參與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商業組織提供適當的免稅補償。

4.4? 信息共享機制：多中心協同治理的關鍵

信息共享機制是實現網絡健康謠言治理效果的關鍵，也是提升信息流動效率、提高信息傳輸質量的基礎條件。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較為復雜，因此，需要設計合理的信息共享機制來保證治理渠道的暢通，解決“信息孤島”和“信息過載”帶來的治理低效問題。具體而言，信息共享機制設計的核心要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信息隱私保護與共享。在當前的網絡環境下，參與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的多方治理主體之間是獨立運作的，受限于用戶授權，媒體運營平臺A無法將該平臺的用戶信息共享給媒體運營平臺B，導致用戶信息無法在不同治理主體之間有序流動。因此，在治理過程中，如何設計既能保障用戶隱私、又能完成信息共享的信息隱私保護與共享機制是需要特別考慮的。對此，可以考慮構建包括統一的差分隱私策略方案在內的數據隱私保護機制[26]，對用戶的數據信息進行共享，從而在保證數據模型可用性的同時，最大程度保護用戶隱私。

（2）信息價值評估與共享。參與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各方主體，由于其類型和量級不同，所擁有的數據類型也不同。例如，今日頭條、網易新聞等新聞媒體網站擁有豐富且時效性較高的新聞內容，而微博、微信等則擁有高價值的用戶社交網絡關系數據等。在信息共享過程中，科學合理地評定共享信息對于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價值，是評價不同主體在治理過程中所起作用的前提；基于此構建出多方主體一致認同的信息共享價值評定方案，有助于形成“多享多得”的良好循環，從而推動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數據體系逐步走向完善化和多元化。

（3）信息時效與共享。除了信息鏈路的有效聯通問題以外，信息的時效性也是信息共享機制中值得特別考慮的問題。在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中，數據共享的時效性往往影響著治理效果。假設用戶甲在平臺A上發布健康謠言后，當天即被平臺A識別和辟謠，此時如果信息共享遲滯，那么用戶甲仍然有可能在平臺B、C、D上繼續傳謠。因此，構建實時或小時級別的數據共享與同步機制有助于提升全局治理效果。

4.5? 保障機制：多中心協同治理的后盾

任何協同運動的有效運行都需要相應的保障機制作為后盾，并且人的智慧、機器的智能以及制度的制約三者缺一不可。具體而言，保障機制構建的核心要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人力資源保障機制。人力資源是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基礎力量。在治理過程中，不同人力資源的合作有助于提升整體的協同效益[27]。因此，需要大力培育多元治理主體，充分保障治理過程中的人力資源。具體而言，可以重點考慮采取以下3方面的措施：

①通過教育、激勵等手段提高各類人力資源參與的積極性、能動性以及治理能力，包括：完善辟謠專家的認證機制與激勵機制；強化對媒體記者專業素養的培訓；加強對各級政府部門工作人員隊伍的建設等。②理性公民的培養。應在政府部門的指導下，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例如高校、圖書館以及各類社會組織開展健康信息素養和媒介素養相關的課程、培訓、模擬實踐；各類媒體加大對健康信息素養和媒介素養的宣傳力度，集廣泛社會力量以實現健康信息素養和媒介素養的“全面教育”“全民教育”以及“終身教育”。③尊重并保障多方人力資源的地位及權力，在治理過程中，政府應實現權力結構重心下沉，尊重并鼓勵多元主體的參與權，通過法律法規明確多中心治理主體在協同治理過程中的“紐帶中心”地位。④充分挖掘、激發、培育多方主體的潛力和優勢，增強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活力，讓合適的社會治理主體位于合適的治理位置。

（2）技術資源保障機制。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網絡健康謠言治理不僅僅需要依賴法律手段進行硬性保障，而且需要借助先進的信息技術手段提升效率。在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的技術手段中，網絡健康謠言內容判別技術是重中之重；同時，各治理主體的技術治理能力具有一定的差異性。由此可見，技術資源保障機制構建的要點包括兩個方面：網絡健康謠言內容判別技術的架構機制與研發機制。一般而言，網絡健康謠言內容判別技術的架構機制是對網絡健康謠言內容判別涉及的技術譜系的整體規劃與設計，對技術的承載關系、研發路線、研發時效等的架構和規劃，通常由政府技術人員協同平臺技術人員共同制定。而網絡健康謠言內容判別技術的研發機制則是指針對具體技術方案的分派、研發與驗收方法，通過將不同的技術要點以“技術接近性”和“數據接近性”為原則分配給不同的治理主體進行技術攻關，最后通過驗收形成模型與技術能力的復用。

（3）法律制度保障機制。在網絡健康謠言治理過程中，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是關鍵。當前，網絡謠言領域的法律法規還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現為無法可依和執法不嚴兩方面。具體而言，可以考慮采取以下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在保護公眾言論自由的前提下，明確造謠、傳謠與言論自由的界限，明確并規范對網絡謠言參與主體的行政、民事和刑事處罰，將一切謠言行為置于法律框架內；另一方面，明確謠言治理從舉報、立案到取證、審判等一系列程序與機制，加大對造謠者與傳謠者的處罰力度，不給不法分子任何可乘之機。

5? 總結/Conclusion

多元共治已成為網絡健康謠言治理理論研究與實踐開展的共識，但由于多元治理主體間部分協同、合作機制的缺失，網絡健康謠言治理效力尚未得到最優化，甚至出現局部治理失敗現象。治理失敗的本質是多元主體目標協調的失敗，這也是網絡治理、多中心治理理論的關鍵弊端所在。因此，盡管已有的治理方案和治理策略在邏輯上已臻于完美，但是，如果缺乏科學合理的合作機制以監督、協調、保障多元治理主體的有效參與，則很難保證治理方案的可持續運轉。與以往的內容治理策略研究不同，本文研究聚焦于治理主體，通過探究網絡健康謠言治理主體的內在協同機制，來應對當前實踐中局部的治理失效和治理冗余現象。在本文提出的多中心協同治理網絡中，各治理主體根據其所處治理階段、治理目標和治理特長發揮著不同的職能作用，并通過相互合作、協調和聯動以實現治理效果的最優化以及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參考文獻/References：

中國政府網.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EB/OL]. [2023-11-09].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702/20170202516062.shtml.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jointly released an outline for the “healthy china 2030” initiative[EB/OL]. [2023-11-09].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g/201702/20170202516062.shtml.）

鄧勝利， 趙海平. 國外網絡健康信息質量評價：指標、工具及結果研究綜述[J]. 情報資料工作， 2017（1）： 67-74. （DENG S L， ZHAO H P. Quality evaluation of foreign network health information： a review of indicators， tools and results[J].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services， 2017（1）： 67-74.）

ZHANG Y， SUN Y L， XIE B. Quality of health information for consumers on the web：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ndicators， criteria， tools， and evaluation results[J].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66（10）： 2071-2084.

FERNANDEZ-LUQUE L， KARLSEN R， MELTON G B. Healthtrust： a social network approach for retrieving online health videos[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2， 14（1）： e22.

徐美蘭， 胡紅林， 孫舒寧， 等. 可信互聯網健康醫療信息的生態構建[EB/OL]. [2024-02-20]. https：//www.imit.org.cn/whiteBookInfo？num=002&id=37. （XU M L， HU H L， SUN S N. Building a reliable ecosystem for health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EB/OL]. [2024-02-20]. https：//www.imit.org.cn/whiteBookInfo？num=002&id=37.）

桑斯坦. 謠言[M] .張楠迪揚， 譯.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0： 57. （SUNSTEIN C R. Rumors[M] . ZHANG N D Y， trans.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0： 57.）

HERMANSYAH A， SUKORINI A I， RAHAYU T P， et al. Exploring pharmacist experience and acceptance for debunking health misinformation in the social media[J]. Pharmacy education， 2021， 21（2）： 42-47.

BAUTISTA J R， ZHANG Y， GWIZDKA J. Us physicians and nurses motivations， barrier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correcting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y[J]. JMIR public health and surveillance， 2021， 7（9）： e27715.

LWIN M O， LEE S Y， PANCHAPAKESAN C， et al. Mainstream news medias role in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during crises： assessment of coverage and correction of covid-19 misinformation[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1， 38（1）： 160-168.

楊洸， 聞佳媛. 微信朋友圈的虛假健康信息糾錯： 平臺、策略與議題之影響研究[J]. 新聞與傳播研究， 2020， 27（8）： 26-43， 126. （YANG G， WEN J Y. Health misinformation correction on wechat moments： the impacts platform strategies and issues[J].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2020， 27（8）： 26-43， 126.）

VRAGA E K， BODE L. I do not believe you： how providing a source corrects health misperceptions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2018， 21（10）： 1337-1353.

黃崑， 郭淼， 郝希嘉， 等. 公共健康危機事件下健康信息素養文獻綜述[J]. 圖書館雜志， 2020， 39（7）： 59-69， 82. （HUANG K， GUO M， HAO X J， et al. An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dur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nd its implications[J]. Library journal， 2020， 39（7）： 59-69， 82.）

FLAHERTY M G， TAYAG E K， LANIER M， et al. The jenny mccarthy conundrum： public libraries， popular culture， and health misinformation[J].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4， 51（1）： 1.

馬超. 健康議題辟謠社群的類別構成與社群結構研究——基于多主體謠言協同治理的視角[J]. 情報雜志， 2019， 38（1）： 96-105. （MA C. Study on the categories and structure of health rumor denials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mor cooperativ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9， 38（1）： 96-105.）

Di FONZO N， BORDIA P， ROSNOW， R L. Reining in rumors[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994， 23（1）： 47–62.

任一奇， 王雅蕾， 王國華， 等.微博謠言的演化機理研究[J]. 情報雜志， 2012， 31（5）： 50-54. （REN Y Q， WANG Y L， WANG G H， et al.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micro-blog rumors[J].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12， 31（5）： 50-54.）

蘭月新. 突發事件網絡謠言傳播規律模型研究[J]. 圖書情報工作， 2012， 56（14）： 57-61. （LAN Y X. Propagation model of emergency network rumor[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2， 56（14）： 57-61.）

博蘭尼. 自由的邏輯[M]. 馮銀江， 李雪茹， 譯.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78. （POLANYI M. The logic of freedom [M]. FENG Y J， LI X J， trans.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78.）

楊志軍. 內涵挖掘與外延拓展：多中心協同治理模式研究[J]. 甘肅行政學院學報， 2012（4）： 16-24， 127. （YANG Z J. The connotation mining and denotation development： polycentric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 research[J].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12（4）： 16-24， 127.）

小紅書. 醫療健康內容專項治理公示（2023年2月） [EB/OL]. [2024-02-20]. 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ore/63f857e10000000027011cfd？source=question. （XIAOHONGSHU. Special governance announce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content （February 2023） [EB/OL]. [2024-02-20]. 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ore/63f857e10000000027011cfd？source=question.）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中央網信辦深入開展“清朗·2023年春節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 查處一批違法違規典型問題[EB/OL]. [2023-11-14]. http：//www.cac.gov.cn/2023-03/01/c_1679242741436895.htm？eqid=8c13139b0046f64100000003643be242.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The central cyberspace information office has launched a special action to investigate and punish a group of typical illegal and irregular issues in the “qinglang 2023 spring festival cyberspace environment rectification” campaign [EB/OL]. [2023-11-14]. http：//www.cac.gov.cn/2023-03/01/c_1679242741436895.htm？eqid=8c13139b0046f64100000003643be242.）

奧斯本. 新公共治理？——公共治理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新觀點[M]. 包國憲， 趙曉軍， 譯.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9： 35. （OSBORNE S. New public governance—— new perspectives on public gover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M]. BAO G X， ZHAO X J， trans.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9： 35.）

范如國. 復雜網絡結構范型下的社會治理協同創新[J]. 中國社會科學， 2014（4）： 98-120， 206. （FAN R 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in a complex network structural paradigm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4（4）： 98-120， 206.）

許國志. 系統科學[M]. 上海：上?？萍冀逃霭嫔?， 2000： 29. （XU G Z. Systems science [M].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Press， 2000：29.）

程遠娟. 公民社會視角下的環境政治參與[J]. 中國集體經濟， 2008（4）： 191-192. （CHENG Y J.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society [J]. China collective economy， 2008（4）： 191-192.）

Wikipedia. Differential_privacy [EB/OL]. [2023-08-0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fferential_privacy.

李世聰. 人力資源價值論[J]. 洛陽大學學報， 2004（3）： 1-7. （LI S C. On the value of human labor resources [J]. Journal of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4（3）： 1-7.）

作者貢獻說明/ Author contributions：

陳燕方：設計研究思路，撰寫研究論文；

裴俊良：修改論文；

儲繼華：修改論文。

Research on the Subjects， Structures and Mechanism of Online Health Rumors Multi-cent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hen Yanfang1? Pei Junliang2? Chu Jihua1

1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ibraries， Beijing 100872

2School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Faced with the current dilemma of scattered and redundant governance of online health rumors， multiple synergy is regarded as a vital approach to improve both efficiency and ability of governance.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heories such as the life cycle of rumor spreading， the multi-cent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sequential covariates” in cooperative mo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gressive analytical logic of subject constitution， subject relationship，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this paper clarified the governance subjects and governance goals at each communication stage of online health rumors.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multi-cent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 structure based on government-platform-netizen linkage，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multi-cent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based on government-platform-netizen linkage， which specifically includes trust mechanism，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With all the efforts mentioned above，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enrich the governance theory of online health rumor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ance practice.

Keywords： online health rumors? ? multi-cente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 meta-governance? ? citizen self-governance

Fund project（s）：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key project titled “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formation Epidemiology in the Context of Omnimedia”（Grant No. 20AZD132） and the Research Fund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Grant No. 23XNQT24）.

Author（s）： Chen Yanfang， Librarian， PhD; Pei Junliang， PhD candidate; Chu Jihua， associate research librarian，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chujihua@ruc.edu.cn.

Received： 2023-09-19? ? Published： 2024-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