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物》雜志與20世紀40年代的江西文化研究

廖太燕

印刷機器和技術傳入中國后迅速得到推廣和發展，新型出版業呈現蓬勃氣象，造就了上海、北京等印刷中心，產生了一批富有價值的名報名刊。這種輻射力逐漸延伸到了江西，刺激了本地出版的興起。據《民國珍稀短刊斷刊·江西卷》所錄，江西出版的存世民國期刊有六十余種，多數創刊于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它們或聚焦于江西的歷史文化，或關注現實政治與經濟，或刊載贛籍文人的作品和涉贛文藝作品，為錄述和展現與贛地相關的人、發生于贛地的事，以及贛人的日常生活、社會活動和精神面貌等保留了絕佳的資料?！督魑奈铩冯s志是其中的代表。這份雙月刊創刊于1941年1月，至1942年11月出版第二卷第三期后?？?，共計發行九期。關于雜志的創辦緣起，可見彭程萬撰寫的《發刊詞》：

中國為世界之一國，中國人須知世界，世界人亦欲知中國，然則中國人可不先求知中國耶？江西為中國之一省，江西人須知中國，他省人亦欲知江西，然則江西人可不先求知江西耶？三四十年前，倭人即銳意研究我國勢，幾于無孔不入，專著不下千種，期刊名目甚繁，其處心積慮，可恨亦復可驚也！西洋人之游歷我國者，或著專書，或撰游記，出版后，其國人爭相購閱。我國近代考古學上之重大發現，首推敦煌石室，亦西洋人為之先導，誠我國民之恥！然外國人之研究精神，不亦大可效法乎？江西在中國歷史上地理上，均有其重要之地位，吾人生于斯，長于斯，工作于斯，宜再補充一句：即應研究于斯，竊謂抗戰建國之大時代中，有志之士，工作不外兩途：即實行與研究，各自埋頭苦干，同足報效國家，且文化經濟，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兩巨輪，就此二者勤加研究，尤于建國有益，本刊即以研究贛省之文化經濟為幟志，尤注意征考地方文獻，一面欲自課研究之成績，而就正于社會，一面藉此為引人參加研究之媒介，而擴充協作互助之熱情。易曰：“同氣相應，同氣相求?！卑钊司?，見此新辟之小小園地，其亦欣然加以灌溉乎？！

由此可見，《江西文物》重視研究江西文化經濟，征考地方文獻，力圖吸引更多人研究、宣推江西，造成同氣相求的氛圍。雜志主編是金溪人周維新（1892—1953），有《孔子與儒家》《江西與江西人》等文傳世。主辦單位江西文物社幾經遷址，早期居于遂川五峰書院，后轉到泰和山村，又至贛縣龍嶺。雜志初期定價每期一角五分，后改法幣八角。即使實施過優待辦法，雜志終究因紙張價格激漲、成本太高而?？?。雜志獲過極高的評價，有人稱其“體制完備、取材精博，誠足以羽翼惇史，沾溉藝林，而為現代文壇放一異彩”^[1]。

一、總結歷史與把脈未來：

關于社會、文化和經濟的研析

刊載于《江西文物》的諸多論文顯示出前輩學者對傳統江西的認知和對未來江西發展的持續思考。從篇幅、形式上看，它們既有通論和總論式闡述，也有個案研究或分析，如周維新的《江西與江西人》評價：“江西為中國之腹地，為東南之要區，為文章節義之邦，為錦繡膏腴之域，可愛哉江西！”何以稱“腹地”？江西扼長江中游，居心腹之間，鄱陽湖引各條水匯入長江，通聯了中國的心臟地帶；江西非沿?；蜻呞?，盤踞大中華的大懷抱中，山水、氣候和物產優質，適宜生養繁榮。何以稱“要區”？在軍事上，江西是東南五?。ㄌK皖浙閩贛）最后的壁壘，為西南各省最前的屏障，以江西為中心可以呼應南北、綰轂東西；在經濟上，江西是長江流域的中堅，東南沿海進出口貿易的一大路線。何以稱“文章節義之邦”？自宋明兩代，名賢、文豪和烈士先后輝映，不獨滿載省乘，在國史上亦占顯著篇幅，“以地方特色形成時代異彩，以多數魁碩而倡導朝野風氣”。何以稱“錦繡膏腴之域”？江西高山環繞，北通水道，得天地之秀氣，平原盆地分布巧妙，形成廣大富源。如何“可愛”？江西儼如雄雞昂首伏地，有起而一鳴驚人之概。在農業上，江西“為一大塊農場”，水田、旱地共計四千八百余萬畝，農民一千一百余萬，灌溉便利，田地肥沃，農作物無所不宜，常有剩余輸出省外。在資源上，江西“有一百七十億元之寶庫”，鎢、錫等礦藏豐富，可以借機發展工業獲利。在物質生活上，江西的糧食、蔬果和豬雞鴨魚等基礎物品足用，盡管五金材料和現代工業產品需要進口，整體上各項物品出入扯平，完全可以自給自足。作者還細致分析了江西人的性格特征：1.硬，如徐孺子、陶淵明、王安石、楊邦乂、文天祥、謝疊山、姜曰廣、李烈鈞等“大賢偉杰”硬性不絕，但言語行動間“優于陽剛，偏于笨拙，優于質樸，偏于板滯”。2.散。江西人各自為謀，少互相照應扶持，缺乏團結意識，在大事業中未能創造出特殊光彩，只在文化經濟上偶有共建。3.江西是后發型地區，經過長期繁衍生息，教育文化突飛猛進，乃有宋、明的輝煌。未來江西的教育、文化事業仍舊必須依照江西人的特性，去劣留優，才能健全性格，造成普遍風氣。^[2]

這批論文既有對古代文史、學術的總結與闡述，也有對當下經濟、文化發展的分析和建言，如周維新在《江西二千年來學術史話》緒言中談道：“江西歷代學人之述作，見于通志藝文志著錄者，約有九千種，前賢業績，何其富麗耶？今先考覽其足膺顯學名家之選者，得百人左右?！笾畬W者，敬恭桑梓，懷想先民，而于各名家之鴻業寶典，流風余韻，及其影響之所逮，聲氣之所通，而增了解焉！而感興趣焉！以益廣其景行發揚之志，不亦可為昌明鄉邦學術之一助乎？”他將二千年來江西的學術按朝代系統釐然地分作五編，并列出代表人物或作品加以探討，如論陶淵明是“江西文章氣節之開山祖”，“以二十年之優游，遂成就其千秋不朽之文藝，其獨具之個性，高遠之理想，時時融化于作品中，表現超然之人格。綜其文行，固與晉宋時代厭世樂天之名流隱士迥異也”^[3]。經由對其行為、性格和文藝作品的分析展示對陶氏的安身立命之道或詩賦辭各體文獨擅之美的盛贊，論述精當、獨具只眼。另《江西歷代人物之分布》認為根據各地各領域人數的多少或變化能夠知悉文化開展的途徑，就全國而言，人才經歷了由北向南的集聚和變化過程，唐以前江西人才數排名靠后，宋、元、明則可入前五，從中可以辨析江西文化的衍變概況。省內各縣貢獻了多少人才卻無統計，這是研究江西文化史的重要工作之一，便于刺激人心，喚起當地對教育的重視，或動繼起之志，或生補救之心。作者以本省通志列傳為依據，計算了從漢至清代的各色人物（烈女、寓賢、仙釋除外），得出人才分布前七名為南昌、臨川、吉水、廬陵、豐城、泰和、安福，并歸納原因為：與地理有關、與經濟有關、與歷史有關、與時勢有關。作者總結江西人才以宋、明為盛，清代以降漸衰。這是由無特出偉人領導、科舉上文風萎靡、政治上勢力薄弱、學術上淵源淺狹等因素造成的，未來需要江西青年轉移風氣、施展抱負。^[4]這應該是最早運用文化地理學和大數據模式研究江西的論文，新意十足。又《江西朱陸二學派述評》指出儒家宋學有北宋五子、南宋四子之稱，尤其突出者有朱熹和陸九淵，自婺源劃歸江西后有“宋學乃在江西”之說。朱、陸學說均有獨到之處：朱學最有價值的部分在于居敬窮理，講究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陸學重自我覺悟，不及朱學廣博，但銖積寸累、細針密縷，氣象偉大，總站在高人一等的地方。對時下青年而言，應當以平等的眼光去接受這種有差別的人格與修養。^[5]他如辛際周的《明代江西之王學》、張為綱的《江西邊民問題》、吳宗慈的《江西之土司安插問題》等文章，亦足見作者學殖之富厚。

對于目前的經濟、文化和人口建設等問題，學者們也有卓見，如周維新指出經濟建設是抗戰建國的根本工作、建設現代國家的根本要求，公開討論政府制定的相關政策、方針和方案實屬必要。他認為要推動江西經濟建設須先期解決三大問題：1.調查統計。省府經濟委員會的設立和《經濟旬刊》《江西年鑒》的出版帶動了江西經濟調查的推廣，但由于機構改革，調查研究變少，而過去的調查方案不全面，有待完善，只有依賴政府、社會合力推動，才能了解事實，真正尋得解決問題的良方。2.資金經費。經濟建設費資高昂，可從四個方面籌措：四大銀行擴大貸款；開辦工礦獲利；開辦公司招收商股；引導華僑前來創業。3.人才機構。做好加快發展省內職業學校和從外省引進人才相結合的配置工作。^[6]周維新還為江西文化發展建言獻策，強調新文化建設必須注重多元因素的結合，處理好幾重關系：“文化建設與孔子”篇思考如何傳承固有文化的問題，主張保留合乎“真孔”的部分，淘汰“偽孔”部分，做到不盲從復古，不囫圇接受，從固有文化中創造新文化；“文化建設與科學”篇關注如何吸納西洋文明，主張研究西洋文化的近代特色和我國所缺的部分，擇取有益因素推動創造中國新文化；“文化建設與三除”篇強調推動文化建設應當先掃除文盲、破除迷信、鏟除惡習，否則無法奠定基礎。^[7]王人立借助數據圖說明了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至1940年江西人口的起伏變化，認為自清嘉慶朝以來江西人口受太平天國運動、鴉片戰爭、水旱之災、盜匪猖獗等影響急劇減少，又因重男輕女的風俗、醫療條件差和童養媳陋習等導致男子偏多于女子。作者認為未來的江西人口發展既要量的繁滋，也要質的優化，要從發展衛生事業、改進農業、改善婚姻制度、保護孕婦產婦、獎勵生育和防止水旱風蟲災害等方面著手，推行戶政制度以達成目的。^[8]

二、為鄉賢立傳，提振贛人志氣

作為全面抗戰期間創立的紙媒，《江西文物》富有鮮明的時代特色，既不斷以影射的方式竭力批判帝國主義者的無恥侵略，也積極挖掘地方文化中的有效資源當作提升民眾自信和精神滋養的動力。正如有學者所言，《江西文物》的創刊目的之一即為銘記本地先賢，提振贛人志氣。彭程萬的《愛鄉土之意義》、周維新的《紀念鄉賢與振興教化》均有所論。前者指出隨著國家民族觀念日熾，鄉土觀念被譏為狹隘而遭棄，但從制度、文化或經濟而言，以同村、同縣和同省為基礎結成的同鄉意識往往能夠生發出自然的情感，形成有形或無形的吸引力，加以因勢利導便能成為國家團結的始基；后者認為我國素有尊賢的傳統，政府重視其祀事，史家表彰其功德，文士歌吟其品行，耆老婦孺傳唱其事跡，賦予了重要的教化功能，后人有責任紀念鄉賢，途徑有日常祠祀、修墓、訪書和揚名等。^[9]雜志十分重視鄉賢的浸潤之功，也始終踐行著這種理念。

第一種方式是研究、傳播鄉賢。歐陽祖經的《江西鄉賢述略》從多個層次論及鄉賢：自吳芮起，歷數了李朝、徐孺子、陶侃、陶淵明、鐘紹京、劉昚虛、綦毋潛、盧肇、鄭谷、歐陽修、晏殊、王安石、李覯、黃庭堅、歐陽修等人的功業和事跡；羅列和簡評了歷代文人學者的文章學術，為其盛景所折服；稱揚了胡銓、洪皓、文天祥、謝疊山、譚綸、萬元吉和易堂師友的忠義之氣、節義之概、不污之道；江西先有朱陸理學澤被后世，后有王門弟子、李紱等，或為循吏或為純儒，不失學者風范；江西方外文化極盛，涌現了許多高僧大德，成就了不少祖庭級別的廟宇。^[10]這是第一篇詳細論述從秦漢到清代的江西鄉賢的總論式作品，對各領域名家有了直觀的、理性的評騭。更多的是個案式論述，如周維新的《攘夷愛國之胡忠簡公》從“略史”“攘夷論”“學術”“逸事”“先賢評語”五部分分論胡銓的人生與文章，并照錄了他紹興八年上宋高宗疏、隆興二年上宋孝宗疏，前者認為秦檜等屈膝于敵，令宗社蒙羞，必須問罪方能提升軍中士氣；后者主張不與敵人媾和，否則外患常在、國家多事，終至敗亡。作者評價二疏“字字句句，皆春秋大義，民族精神，沉痛激切，淋漓盡致。當日危急存亡之局，有公此文，不獨為宇宙間爭得幾分正氣。且使夷虜知中國尚有人。其忠君愛國之誠，始終如一。直言敢諫之志，再接再厲。蓋皆由平日學養得來，非久積至大至剛之氣，曷能有此驚天地泣鬼神之言論也”^[11]。周維新整理了明代名將劉綎的生平事跡，成文突出了他兩次征倭的功績，又在《劉大刀歌》寫道：“三百年前劉大刀，威震中外真人豪?！骶捳髻炼嚯U艱，獨能磨礪雪國恥?！瓎韬艚袢召恋湡?，國軍援緬揚我武。緬人應憶大刀事，道其姓字猶虎虎。英雄浩氣吞河岳，未必今人不如古。海天喚起猛將魂，亞洲團結滅倭虜?！薄稌它S黃爵滋先生》則記述鴻臚寺卿黃爵滋1838年上《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歷數鴉片的毒害，主張對販賣、吸食鴉片的行為加以嚴懲，得到道光皇帝支持，遂有林則徐赴粵銷煙的壯舉。類似這種挖掘江西歷史上在反抗外侮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考釋其人生行跡，宣揚其事業功績的文章，為數不少。彭程萬指出：“江西民性，最尚氣節，安內攘外盡忠報國之偉大英杰，代有其人?！?sup>[12]這種重功業、顯道德和揚民族氣的筆調貫穿在對贛籍人物的品評之中，與抗戰事業形成內在的精神共通。

第二種方式是撰寫像贊。清代張英說過：“世以譜傳，而不能以像傳。以傳者，必其先人勛業著于當時，道德流于一世。乃能留其譜，且留其像也?！?sup>[13]繪制圖像和撰寫像贊能讓子孫后裔在瞻仰其像時興起仰止之心。如彭程萬對曾鞏的刻繪：“??乎旴江之秀，郁郁乎軍山之高。孕南豐之形勝，產北宋之文豪?？喙刨夥栠h，值末流兮混殽。獨希圣而振奮，乃任道而憂勞。挾浩氣以邁往，求眾妙之曲包。發為文章而一掃靡靡，蔚為道德而力挽滔滔。著為事功而千秋弗替，矢為志節而百折不撓。蓋公生平隱然繼孟韓之遺緒，且親受歐陽廬陵之薰陶。況他山之攻錯，又曾與王臨川締道義之交。故實大聲洪，為一代之泰斗，息百家之紛呶。八百年后，瞻公道貌，低回俯仰，想見運萬鈞之筆力，真堪釣東海之巨鰲?！?sup>[14]文章不遺余力地稱揚了先賢的道德文章和節義氣概。其他如徐孺子、陶淵明、胡銓、周必大、文天祥等人的像贊先后刊出，引發了強烈的共鳴。

第三種方式是立傳。雜志設有專欄“江西近代鄉賢列傳”，入傳者有許振祎、胡思敬、陳寶箴、胡家玉、文廷式、李有棻、高心夔、黃維翰、吳嘉善、毛慶蕃、桂中行、劉庠、龍文彬、萬青藜等。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享有不俗的地位，傳文皆由周維新撰寫。對每位傳主，作者均有自己的評判，借助精細、客觀的細節正本清源，打破成見或一般結論，如對胡先骕曾祖胡家玉的刻寫：同治十二年（1873年），胡家玉“疏請裁江西省地丁加征銀兩，先是九年家玉奏江西錢糧新章，于定例每兩征銀一兩隨征耗銀一錢外，加征銀四錢，以江西額征銀一百八十余萬兩，每兩加四錢計之，每年實浮收七十余萬兩，有違永不加賦成憲。請敕江西巡撫飭屬停止，至是應詔陳言，復申前請，詔曰：‘各省地丁錢糧，均有定額，如該左都御史所奏，是該省州縣正額之外，違例加征，民間受害，何可勝言！亟應速為禁止，著劉坤一嚴飭所屬州縣恪遵定例，不準絲毫浮收，如查有私立捐款公費名目，額外加征，即著嚴行參辦。坤一復奏，請仍加征丁漕，分成提解司道兩庫，以抵捐攤之款，分給道府州縣，以抵漕規節籌禮月費各陋規，詔如所議辦理。家玉反復較論，引據部章，瀝陳其弊，得旨交部妥議。尋議照舊收錢，每兩著加二百文。詔許之。坤一又奏江西漕丁改章，家玉曾致書信干預”^[15]。江西巡撫劉坤一違例增稅，遭到胡家玉反對，他以為江西曾淪為太平軍與清軍的主戰場，經濟困窘，加稅無異于雪上加霜，乃三次上書議論，增稅方案遂止。他后因劉氏反戈狀告家族拖欠田稅被降五級調用，但這種為鄉人仗義執言被挾私攻訐的義舉得到了傳頌。

周維新為每則傳記加了“論曰”，表達出個性化、得體的論評，如論胡思敬：“我國政治上之監察制度，為古今所重視，然言官大都榮辱死生之慮梗于胸中，稍奸黠者，類多默然取容，或避重就輕，以不關痛癢之言塞責，如其中偶有一二著直聲，則群起贊嘆而敬重之，敢言者或得罪以去，則愈足以吸引清議之同情，其皎然之志節，往往博得后世之稱頌，歷久而不衰。清光宣之際，政治黑暗，其朝廷已有瓦解之勢，獨以此時特出名御史數人，皆敢攖龍鱗捋虎須而無所回顧，是不啻清史末葉之光，亦留數千年來御史制度最后之佳話，今之膺監察職責者，聞彼數君子之風，亦將有所動于中乎？！思敬學識偏于守舊，固環境使然，惟其所著書，多關國聞史實，足供后世采覽，詩文亦卓然成家，編刻豫章叢書，尤有功鄉邦文獻，綜其始終，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也已?！?sup>[16]既肯定了胡思敬作為言官盡職敢言的品格，也稱揚了他在整理、編刻鄉邦文獻上做出的大貢獻。通讀這批傳記，可見作者思路開闊，不拘囿于一門一戶或一黨一派之私見，結論相對客觀，所持就的“了解之同情”的歷史觀讓人物敘寫不乏溫度。

三、存留史料與研討學術：

關涉江西的人、事和文

《江西文物》每期設有固定專欄“江西近代史料”，刊過歐陽竟無的《散原居士事略》、聶肇靈的《王云傳》、涂聞政的《熊譯元傳》、楊賡笙的《李守誠先生事略》、陳量才的《彭素民先生事略》、陳任中的《劉樾農先生家傳》等文，記錄了近代以降關涉江西的歷史事件和贛籍名人。以“南昌教案”為例，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南昌知縣江召棠拒絕了法國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的擴大傳教特權和釋放因違法被拘之教士的要求，遭到恫嚇，并因沖突導致重傷而逝。父母官殞命激怒了當地民眾，于是群起抗議，搗毀教堂多處，殺死王安之等法、英人士九人，史稱“第二次南昌教案”。這次教案在國內外影響巨大，各大中外媒體紛紛報道、評論。江西通志館編纂部采寫的《法國教士王安之戕官案》從戕害的經過，民眾的公憤等角度詳述了案件。教案把江西卷入輿論中心，讓地方官紳民商進退失據，有人為此蒙受牢獄之災。得知由張之洞主理教案后，一批本地士人推舉李有棻代筆上書（即雜志所刊《李有棻為王安之案上張之洞書》）懇請秉公辦案，酌情賠款，以避免牽累官紳，安定人心。這兩篇文章對于讀者回歸歷史現場，了然真實的歷史事件、社會心理以及某些士紳的認知提供了顯在的敘述，也能使讀者面對外國侵略者時激發出拳拳愛國之心、殷殷報國之志。

“贛風錄”是雜志的另一個固定專欄，載有王有蘭、胡先骕、汪辟疆、劉肅、程學恂、辛際周、蔡敬襄、車駒、熊育钖、王易、歐陽祖經、程時煃、彭程萬、熊冰、周維新、任傳藻、陳穎昆、胡獻雅、楊賡笙、黃介民、聶肇靈、葉紉芳、吳宗慈、高巨瑗、盧兆梅、熊冰、吳天聲、邵潭秋、夏敬觀等贛籍文人的詩詞作品。這批詩詞主題明確，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的表達之外，主要張揚愛國情緒，如雜志社收到文天祥畫像后，印刷寄贈請詩人們題吟，胡先骕、辛際周、吳宗慈、程學恂、周維新、劉肅、歐陽祖經、車駒、盧兆梅、蔡敬襄、諶福謙等均有題，尤以辛際周詩情感磅礴充沛：“掬英雄淚，千秋尚滿襟。歸魂燕月黯，遺恨贛江深。虜盛方吞漢，陽疑不戰陰。舟沉悲塊肉，甌破失全金。仗義扶維柱，流風烈古今。猶聞劬嶺嶠，未肯憚嶇嵚?；炭譃╊^路，零丁海上吟。孤懷長慷慨，百沴敢陵侵。甘死留青汗，成仁葉素心?！标惾⒌摹额}文文山先生遺像遺墨》更為奇崛遒勁：“興亡細事耳，人氣延天命。吾鄉有文謝，萬糜挽使正。謝像藏退廬，竦瞻綴微詠。二妙開圖幅，奇表嵩華映。附上府埋扎，出處痛執政。作事隨天去，一語公自評。錯落數百字，肝膽寫豪橫。我欲飲其氣，吐以斫梟獍。壓寐魔重重，造劫萌非圣。狼藉蹄跡間，孤攀血淚迸?！彼麄兘柚录闹v述、形象的塑造和人物的對比等方式頌贊了文天祥等愛國為民的先輩，并引申出先人精神的當下價值和意義。諸位詩人還為徐孺子、胡銓的畫像集體題過詩。

陳三立去世后，雜志刊登了數首祭悼詩，如周維新的《敬悼陳散原先生殉節》：“盧溝橋畔風云起，倭寇猖狂禍亟矣。一戰熸師失故都，登場傀儡盡無恥。先生竟陷危城中，滿目腥膻何忍視?；⒖陔y逃白發人，痛心夷禍遽至此。胸有千秋臨大節，自謂老夫惟一死。從容絕食賦同仇，以身殉國勵多士。薇蕨長留血淚痕，可驚天地泣神鬼?！辈叹聪宓摹蛾惿⒃壬煸姟罚骸鞍迨幹性⒍?，涪翁以后有斯人。平津淪陷先生死，大節昭然泣鬼神?！避囻x的《散原翁挽詩》：“眾生顛倒日，寇滿舊京畿。絕食終全義，傷時早識機。太邱元特達，雙井自光輝?；厥卓锷铰?，白云故故飛?！比鬃髌凡患s而同地稱贊了在虎狼入侵之際、國人蒙難之時，陳三立憤然絕食的舉動，稱之為耿直、愛國、充滿正氣的知識分子典范。它們以噴薄的情感恰如其分地呈現出了本國士人的高尚氣節。

雜志記述過幾次學術論爭，如關于志書編纂的討論：先是周維新在《江西民國日報》刊出《對于修省志之感想》，談及關于重修省志的思考：修志以搜訪資料最緊要，撰述尚在其次；要預先確立志書體例，以有所依據。又須注意兩點：修志宜求實用，以時段區分以便參考；不能徒尚空文，敷衍塞責。為了趨新，應當避免將省志做成以往那種數十冊不便攜帶的舊款。聶遁翁來信，對周氏所持舊志不需重修、另纂補編以結束舊時代文獻的觀點表示反對，主張最好對舊志進行根本性改造，如同從文言文到白話文一般。周維新復函，認為現代學問，包括方志學應以分類實用為主，方志書至少包括三種形態：題材博大、收羅豐富的史料式大型保存本，繁簡適宜、取精用宏的指南式中型普及本，各色略備、簡明整潔的教材式小型特用本，每種志書有不同特點、要求，須得采用不同的纂修方法和模式。這三種文獻均載于《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一期。周氏還在同期刊出的另一篇文章指出編輯鄉土志為抗戰建國的要務之一，將其列入國民教育框架是個重要措施，如杜威所言學生應該學習的歷史包括傳記歷史、原人歷史、政治或軍事歷史、經濟或實業歷史、智能歷史（學術史和文明史），鄉土志恰好能夠提供豐富的材料；志書的寫作宜用明潔活躍、引人入勝的文字，力刪浮文，并參用統計圖表，讓人一目了然；材料要精于審擇、巧于裁剪、善于詮次。^[17]吳宗慈就《江西通志》人物列傳的編纂提了十六條原則，如嚴嵩不載于分宜新舊志書，而其文章、相業不容抹殺，須列入并客觀地載其事跡。^[18]盧印農則對吳宗慈、鄒鵠所定的通志體例提出異議，如反對刪除“星野”，認為它對西方近代天文學有過重要影響，也便于了解古代氣象和測量技術等。^[19]

四、結 語

區域研究是中國學術研究的重要構成，加以宣推對本土的讀者可以起到振奮人心的作用，讓他們或自豪于本地的底蘊，繼續自信地前行；又或為本地的貧瘠而慚愧，整好心態而奮起直追?！督魑奈铩返膭摽斊鋾r，它強化了贛人的地域認同，吸取自胡銓、文天祥等鄉賢的宏正之氣為陷于抗戰困境中的讀者提供了精神滋養，堅韌了心性以迎接新生，對于后世了解、研究江西和塑造文化自信依然大有裨益。鑒于此，對它展開研究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了。

注釋：

• ［1］王權：《附來書》，《江西文物》第一卷第四期，1941年7月。
• ［2］?周維新：《江西與江西人》，《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1月。
• ［3］周維新：《江西二千年來學術史話》，《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三期，1941年5月。
• ［4］周維新：《江西歷代人物之分布》，《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二期，1941年3月。
• ［5］周維新：《江西朱陸二學派述評》，《江西文物》第二卷第二期，1942年4月。
• ［6］周維新：《江西經濟建設之先決問題》，《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1月。
• ［7］周維新：《江西文化建設奠基論》，《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二期，1941年3月。
• ［8］王人立：《江西人口問題》，《江西文物》第二卷第一期，1942年2月。
• ［9］彭程萬：《愛鄉土之意義》，《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三期，1941年5月。
• ［10］?歐陽祖經：《江西鄉賢述略》，《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五期，1941年9月。
• ［11］周維新：《攘夷愛國之胡忠簡公》，《江西文物》第二卷第一期，1942年2月。
• ［12］彭程萬：《發揚江西精神》，《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二期，1941年3月。
• ［13］張英：《題劉氏像跋》，見《張英全書：下》，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22頁。
• ［14］彭程萬：《曾子固先生像贊》，《江西文物》第二卷第二期，1942年4月。
• ［15］周維新：《胡家玉傳》，《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二期，1941年3月。
• ［16］周維新：《胡思敬傳》，《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1月。
• ［17］周維新：《編輯各縣鄉土志獻議》，《江西文物》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1月。
• ［18］吳宗慈：《江西省通志人物列傳編纂方法之擬案》，《江西文物》第一卷第六期，1941年11月。
• ［19］盧印農：《論重修江西通志體例》，《江西文物》第二卷第一期，1942年2月。

[作者單位：江西行政學院文化與科技教研部。本文為江西省社會科學研究“十三五”規劃項目“基于全集的胡先骕人文學術思想研究”（19WX06）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