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樂趣在于為未來規劃

《哈耶克論哈耶克：對談式自傳》

（英）弗里德里?！.哈耶克 著（美）斯蒂芬·克雷斯吉、（英）萊夫·魏納 編

黨成孝 譯

譯林出版社

2024年3月

《通往奴役之路》的成功，給我帶來的主要好處之一是，借助它所催生的各種巡回演講，以及書信往來，我和很多對書中提出的問題持類似觀點的人建立了聯系，他們比我想象中要多。

我發現，不僅在美國，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也有一些個人或小型團體，他們仍然保留著偉大的自由傳統，但在試圖重述和捍衛它的時候，大家就像我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小團體一樣，感到孤立無援。在倫敦經濟學院，我最親密的朋友萊昂內爾·羅賓斯，還有其他幾位同道阿諾德·普蘭特、弗蘭克·佩什和弗雷德里克·貝納姆，都和我的觀點基本一致。

我發現，在和其他地方的同道——如亨利·西蒙斯和他的芝加哥小組、日內瓦的威廉·勒普克、瓦爾特·奧伊肯所領導的德國小組——討論之后，我得到的啟示不小，因此越來越希望能把大家召集起來，形成一個國際團體，討論各自在努力恢復自由傳統時面對的問題。

我覺得，只有在秉持相同基本原理的團體內部，才有可能對這些問題展開卓有成效的討論。而且我們得以借此互相學習，因為人們都在不同的方向推進著一些更為深層的理念，而在別的很多方面，我們大多數人都難免要接受時下流行的想法，其中有些實在與自由原則相格。

雖然戰后的頭幾年里，我對這個想法進行了大量的思考和討論，但如果不是在瑞士遇到了一位非常能干的組織者將我的計劃付諸實施，那這個想法可能仍舊還是一個夢而已。

蘇黎世的阿爾伯特·胡諾爾德（Albert Hunold）博士籌集到一些資金，使勒普克能夠創辦一份自由主義季刊，但他們之間出現的摩擦使這項計劃無法施行下去。不過，胡諾爾德博士獲得了捐贈者和勒普克的同意，用在瑞士募集到的資金來資助我提議的會議。當我成功地從一位鐘愛《通往奴役之路》的美國人那里獲得一些額外資金后，我把這次會議安排在1947年春天就變得大為可能了，我負責決定會議的成員和議程，而所有的組織工作則交由胡諾爾德博士完成。為期十天的會議在日內瓦湖畔沃韋的朝圣山舉行，來自美國、英國和歐陸國家的大約36名學者與時事記者參加了會議，會議非常成功，因此我們就決議將其變成永久性的學會，其名稱就取自第一次會議的地點。

隨后的12年里——其間我擔任了該學會的主席，其成員在這段時間迅速增加——我在胡諾爾德博士的幫助下，得以每年在不同的地方組織會議，因此結識了許多朋友，也收獲了許多新的想法。所有的組織工作都依賴胡諾爾德博士，但他逐漸增長的世俗層面的野心使得合作最終變得不可能了，我意識到有必要堅持讓我們倆都辭職，以便為新的領導騰出空間來。年輕的成員非常積極主動，在一兩年的關鍵期過后，學會恢復了日?；顒?，而且在近25年后仍在蓬勃發展——盡管在1971年，經過了那個其理想在世界范圍內顯得過分超前的時期后，它又面臨著集體主義新潮流的威脅。

我經常羨慕將知識學得爛熟于心的人，他們以一種有序且易于復制的方式儲存著知識，不僅能在任何時候重述他們學過或者自己琢磨出來的推理鏈條，而且能用他們剛剛熟悉的語匯來完成重述。他們是能提供現成答案的人，是好的教師，我相信也是好的作家：后者要求一個人從整體上俯瞰自己的學科，并能夠不斷意識到他此時此刻在推理的大框架中處于什么位置。

但我不確定，這種憑記憶力能隨時調用自己知識的人，是否可能像那些頭腦在既定習慣之下無法輕易游移的人一樣做出原創性的貢獻。不管怎么說，我確信我把自己擁有的大部分原創思想都歸于這樣一個事實：我對眾所周知的問題沒有既成的答案，每次必須相當痛苦地重新去思考解決這些問題，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經常能發現普遍觀點的缺陷或不足。

在將我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方法與同事及朋友作比較后，我越來越意識到存在著兩種非常不同的心理類型，我則算是其中一種非常明顯的代表。它們的主要區別在于精確記憶或易重現的論證鏈在一個人智力構成中發揮的作用。

我從記憶中重現我讀過或聽過片段的能力確實非常弱。即便年輕時，我雖然有相當不錯的短期記憶，而且我所關注的論證或聽到的故事會給我的思維帶來持久的影響，但我很少能夠重述它們。就好像它們突然成了一張合成照片的一部分，貢獻了我對世界的觀念，卻無法成為那種我能夠再次使用的對于世界的解釋。

我擁有的原創思想，實際上并不來自一個有序的推理過程。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對所有思維都發生在文字或總體來說發生在語言中這一論點的活生生的反駁。我能夠肯定，自己經常意識到對一個問題擁有了答案——在我能夠以文字表達出來之前，我就已經“看到”它了。事實上，這是一種視覺想象力，一種象征性的抽象模式，而不是一種重現性質的圖像，可能在我的心理過程中發揮了比文字更大的作用。我相信，強烈的視覺記憶與言語式記憶的缺乏通常是相連的。

我一直被合成照片（即幾張不同面孔的照片相互疊加產生的效果）的觀念所吸引，這種東西在我的時代之前就流行過，但我從未見過。它似乎代表了我思維的一個特點——我無法記住單個論證，卻能將它的一部分吸納到我已經知道的東西中。我要費很大的力氣才能將一個論證挪用過來以便我能重現它，也許在我一無所知的主題上這么做會最容易，但對我已經思考過的問題，這樣做幾乎完全不可能。

不過，即使在學習一個新主題時，通讀完第一本教科書的影響也是相當模糊且不清楚的。我從前不喜歡把同一本教科書讀很多遍，而是會讀同一問題的另外一本。漸漸地，事情就會回歸正常，當我通過自己思維的辛勞所得，獲得對于相關問題的答案時，我不會對頭腦中已經準備好的東西有一個清晰的概觀，也無法對一個主題給出兩次相同的闡述。

大約在我剛搬到劍橋的時候，特別是在國王學院高桌上的賓朋相伴下，我常常因為跟不上英語對話而變得沮喪。直到戰后我再次到講德語的國家時，我才發現不是我對英語的理解力退步了，而是我的聽力在嚴重退化。我的左耳早已失聰（我以為是戰爭中炮彈爆炸造成的，但醫生說這是童年時感染的后果），但直到40歲時，我另一只耳朵的聽力還是很靈敏，足以彌補這一缺陷。此后，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地剝奪了我享受社交以及看戲的機會，而看戲一度是我的常規娛樂之一。雖然后來的情況沒有變得像我曾經擔心的那樣糟糕，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看起來比實際更不合群的原因。

雖然我變成了別人眼中的純粹學者，而且現在不想要過其他形式的生活，但這并不是我所期待的，也不是我認為最適合我的。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異國他鄉的外部環境——大部分時候作為一個外國人，要比大多數同伴對日常生活更陌生一點——使我被隔絕在了實際參與公共生活之外，甚至作為一個學者，這種情況也使我的科研從更具體且更具經驗性轉向了更為抽象的方面，在那里我才能夠期望比同儕有些優勢。

如果我一直留在我的祖國，甚或在完全被同化后繼續留在英國（這主要是由于在英國經歷了戰爭，我的同情都獻給了英國），那么我肯定會被卷入公共性或政治性的活動，或者是行政工作之中。對后者我并不真正關心，盡管我覺得自己不擅長這些，這也不完全是對的。有必要時，我相信我至少可以勝任我的職責。

我常常敏銳地意識到——我覺得我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楚這一點——我的思想完全是指向未來的。我似乎很早就失去了安靜享受當下的能力。對我來說，生活的樂趣在于為未來規劃——滿足感主要在于完成了計劃要做的事，而羞愧感也主要來源于我沒有執行我的計劃。我沒有太多的雄心壯志，也不會高估自己的能力，我通常能成功，而且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里都相當滿足，至少在我有明確的任務要完成的時候。

（本文摘自《哈耶克論哈耶克：對談式自傳》；編輯：許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