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散文二十家之魚禾

魚禾 孫思宇 江磊

關于散文，有些話已經說過很多遍，差不多已經成為俗套，似乎沒有再說的必要了。但是遇到如此這般的話題，還是條件反射般地要發言。這幾乎成了毛病——對寫作之事每有言談，總要忍不住為散文申辯，仿佛這樣一來，自己的寫作就多了幾分底氣。

從散文創作的角度來看，散文表達氣質的俗常及創作氣象的疲弱，似乎總在不斷驗證散文的“淺表達”和“業余”特質——無論如何，它都是一種“削平”的表達。我國白話散文承繼的是近代小品文和西方文化隨筆的傳統，走的一直是這樣一條削平的道路。盡管這個傳統至少在近十幾年被或多或少地突破了，散文創作在對于新風格的探索中，文體素質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新銳散文決絕地遠離了散文的浮皮潦草（無論是堂皇正大的浮皮潦草，還是矯諾造作的浮皮潦草），開始探觸物質生存和人性深處一直被忽略被諱言的真相——但是，在幾乎所有的麥克風傳聲里，散文依然是無可救藥的。對于種種關于散文的判斷，我雖然常常心懷抵觸，卻也不輕易辯駁，做個不知死活的反方。并不是由于正方辯手太多太強大，而是由于，這個辯題本身存在概念式陷阱。一個顯而易見的循環邏輯是，散文應當是平常的——因而散文是非專業的，至多是專業寫作之外的“溢出”——因而散文是拒絕匠心也拒絕表達野心的。以如此這般的偽公理為論題，作為反方，無論從何處置喙，都是自投羅網。

只不過，執意要走在這條布滿概念式陷阱的路上，難道不也等于自投羅網？也因此，申辯便成為行進中的探路，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數月前，震動一時的復旦學子投毒案判決，林森浩伏法。這件事給我的震動是雙重的，首先是由于這樁謀殺案發生在母校的碩研宿舍里；再是，林森浩到死都認為自己只是在“開玩笑”，殺人意圖似乎竟不清晰。諸如此類的現實事件，常常讓我感到害怕，感到脊背發冷。我們的來路上都有過些什么？曾有過怎樣或明或暗的雕刻，把人弄成了這個樣子？又或者簡直沒有什么可以稱之為“發生”的事件，而只是空氣般的時間慢慢氧化著人性，在我們的靈魂之內布下了細細碎碎的坑洞，以至于極惡之事對我們而言，也只不過是個“玩笑”？在光滑平整的表象之下，有些什么樣的“暗物質”，正在不動聲色地，也是不可逆轉地涂改著人性？年少時，我曾經寫過一些叫做小說的東西。我以為，無從澄清的一切，借助了角色轉換是可以澄清的。企圖澄清人格來歷的過程往往含有危險的悖論。事情在虛構中無數次順流而下，但事情明明不是那樣的。其中的虛飾在哪里，按照邏輯，故事中的他們看不見。那么我該不該看見？其實，在故事趨向完成的途中我也不確定。懷疑太強烈了，我總是難以控制我的好奇，總要忍不住現身，一再刨根問底。這么一種孜孜求解的過程大約很難構成好看的故事，但我從來不大在意，我關心的是求解的邏輯是不是成立。人格的形成猶如樹木的成長，其實是不自覺的。不自覺，意味著在幾乎所有的自我回顧中必然存在實質性遺忘，代入他覺，并不能彌補這樣的遺憾。借助角色轉換而得澄清的企圖等于攪動了一池渾水，用力的結果，往往是一團混沌。我不能從中獲得表達的滿意，并且在整個過程中對故事深感懷疑。每一次構造故事，都意味著要經歷一場自我為敵的毀損。

我意識到我并不喜歡虛構，或者說這不適合我?？傄俳?，終究意難平。

所有在人的內部發生的、無形無跡的靈魂事件，也許除了文學表達，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追究。這種追究，當然不是一定要由虛構來承擔。在表達的意義上，散文與小說、詩歌的區別，僅僅在于憑借不同罷了——小說憑借虛構的故事；詩歌憑借思緒與意象；散文呢，按照傳統的寫法，它憑借實在的事物，但其實，散文的最高自由，在于突破這種具象和實在，它可以憑借任何東西。如果我們承認寫作意味著對人性的窮形盡相，意味著人對自身的種種晦暗性的警覺與理解，那么，無論這種追究憑借的是什么，都是成立的，乃至無可替代的。散文懷有追問和澄清的企圖，這種企圖的實現卻不一定依托情節，既不以假設為前提，也未必拘泥于實在和具象。這恰恰使得散文呈現生活與人性的方式更自由，也更整全。這種十面埋伏的包抄完全撤除了文字與閱讀之間的隔離。如果小說更像一場充滿懸念的戰爭劇，那么散文就是一場正在發生的戰爭——這種表達不再含有表演的成分，不是假設與推導，而是不折不扣的真相，充滿了危險和未知。這種驚心動魄、生死未卜的現場感，正是我迷戀的，也是更值得信任的。

對于文體可能性的質疑，最終只能憑藉創作實踐來回答。我還是更喜歡做一個作者，在這樣的大遲疑中，盡我所能走下去。沒錯，散文寫作對作者的考驗幾乎是嚴苛的。在以表達客體為基準衡量作品共鳴度的邏輯視野中，永遠的“我”視角與寫實傳統，一方面對有志向的散文作者意味著必然出現“力竭”；另一方面，“我”表達的價值也時刻經受著懷疑，“私人性”幾乎成了散文的先天缺陷，因而，可以成立的表達理想似乎不可能通過“以散文為業”來實現。對于自我能量與對于這個文體的雙重懷疑，其實也一直侵蝕著我的決意。但在這種遲疑之中，我又十分確定，“我”并不在“眾人”之外，“我”的私人經驗亦是公共經驗的一部分，盡管從闊度上衡量，我的私人經驗微乎其微，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是，在某個縱向刻度上，這私人經驗幾乎也會與他人經驗大面積地重疊。怎么說呢，我一直覺得，在不同生存境況、乃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其實有一個天然的隧洞。只是這個隧洞被堵塞了，不是被個體經驗的差異，而是被麻木和懵懂、被傲慢與偏見堵塞了。丹納曾論及地理環境對人文風俗乃至對文藝作品的影響，他認為，文藝作品的價值等級，決定于它所觸及的人類精神生活的深度。我深信寫作者的個人經驗與他人經驗的貫通，是在深度而不是廣度上發生的。對任何文體當然包括散文而言，表達所體現的人類精神生活的刻度越深，那個隧洞就越通暢。又或者說，我們各自站在自己的地面上，但我們卻有共同的“深處”——地心。如果我們沿著縱深線向地心掘進，那么，我們必然會在某個點相遇。在這個意義上，寫我還是寫翠花，寫一個還是寫一群，并無大小公私之分。形式上似為“私人傳說”的散文，涉及的并不必然是“一己之私”。

必須承認，寫作者的儲備再豐富，相對于無限無休的表達，“力竭”是必然的。但寫作者的儲備是活水而非死礦，盡管散文寫作的能耗巨大，但是可汲取的營養無處不是，季節性的枯竭遠不足以致命。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因始自先秦不斷發生的文體分化而失去理論支撐的文體猶如殘障兒，作者則是這孩子的監護人。自理系統不整全的孩子要求你給予更多，要求你以生命化入他的成長。但也恰恰因此，這孩子可能天賦異稟；而你，所領受的也必然不僅僅是消耗與負擔——猶如磕長頭的信徒在長路上耗去精力與年歲，在這個以我為薪的過程中，你對生命與世相的覺悟，必然也會更澄明、更徹底。

主體在場的題中之義，意味著作為散文作者，你無處躲藏。怎么活和怎么寫，往往是二而一的事。因而，有人說散文不是寫出來的，是活出來的。換句話說，散文不是反營造，而是，散文作者的活本身，就是大營造。這種嚴苛，與其說是考驗不如說是激發。我不視之為局限，而視之為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