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時空演進及驅動因素

王鶯鶯 林喆 李鋼 李玲玲

摘要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全球多國迎來了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建設熱潮，值得從地理學視角進行解析?；谌?78個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數據，綜合運用詞頻分析、案例分析、數理統計、空間分析和地理探測器方法，探究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組織架構特征、時空演進特征及其驅動因素。研究發現：①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主要依托高校建設，多設立為獨立機構或被劃分在東亞、亞洲、亞太地區等更大的研究分區中，呈現出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并舉的趨向；②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數量呈“牙刷型”增長的時間演進態勢，可劃分為初始探索、蓬勃發展和調整優化3個階段，各階段開設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目的存在差異，關注重點從歷史中國到當代中國；③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全球空間格局極不平衡，呈現出“泛北，雙核，多點散布”的特點，主要受到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以及經濟貿易因素驅動，尋求經貿合作或借鑒經濟發展經驗已經成為除政治、學術目的外位居第三的主要動機。最后，對研究存在的問題和未來的努力方向做出了總結和展望。

關鍵詞 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時空分布;驅動因素;地理探測器

中圖分類號：K901.6? DOI：10.16152/j.cnki.xdxbzr.202402015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ushered in a boo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which is worth analyz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Based on 378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data，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are explored. This study finds that： ①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mainly rel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are mostly set up as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or divided into larger research areas such as East Asia， Asi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resenting a trend of simultaneous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② Th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shows a "toothbrush-shaped" growth，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initial exploration， vigorous development，?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and the purpose in each stage is different， focusing on historical China to contemporary China. ③ The global spatial pattern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is extremely unbalanced， showing the pattern of "pan-north， dual-core， and multi-point"， mainly driven 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and trade factors.Seek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or drawing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 has become the third main motiv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to political and academic purposes. Finally，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is study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s are summarized and prospected.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spatio-temporal pattern; driving factors; GeoDetector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中國學”的研究熱潮，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建設得到多國政府的廣泛關注和大力支持。漢學（Sinology）作為中國學（Chinese Studies）的前身，是指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有關中國傳統學術的研究，重點在傳統的語、文、史、哲學問［1］。但近年“漢學”的研究內容開始發生變化，甚至被質疑其實用價值［2］。為挽救漢學的頹勢，國際漢學泰斗費正清創立了以外交、政治制度、國際關系等為核心內容的近現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完成了古典漢學研究向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渡，標志現代中國學正式成立。與“漢學”相比，“中國學”的研究范圍更為廣泛［3］，為適應其學科外延不斷擴大的現狀，全球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大幅增加，研究隊伍迅速增長，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地位迅速提升，在全球范圍掀起了建設和發展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熱潮。

與之對應的，有關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成為近年來國內學界各領域共同探討的焦點問題。學術界對海外中國學的關注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①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歷史與進程梳理。李雪濤等［4］認為海外中國學歷史研究經歷了文獻資料，國別中國史和如今的問題史3個階段。張樹華［5］從學科外延、研究范圍和學科地位等方面總結了海外對中國研究的6個變化。②海外中國學的個案研究。按國別劃分，日本［6-7］和美國［8-9］的中國學研究最受關注。近年來歐洲國家也漸顯活躍，張西平等［10］以法國漢學家雷慕沙為個案，總結了其在中國典籍翻譯上取得的成就;陳媛［11］則以荷蘭為例，總結中國學在荷蘭的發展歷史、研究焦點、研究特征，為“一帶一路”建設中進一步加強“中荷合作”提供文化研究支持。③未來海外中國學研究的思考和趨勢。建立一種批評的中國學是中國學者的共識［12］，堅定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加強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13-14］是海外中國學未來的主要發展目標。

可見，目前已有研究多關注中國學學科本身，以實證分析和綜述評論為主，采用文本分析、案例解析和歷史研究等方法，以時間為線索，對各國中國學的發展歷程進行梳理或比較，尚未深入到其空間演進及背后形成機制方面的研究。為彌補這一不足，本文聚焦于中國學研究的主要載體——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法，探尋研究機構的時空演進過程及其背后的驅動因素，以期進一步理解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國別差異及其背后成因。

空間演進是地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主要關注地理空間的演變過程和影響機制，研究對象包括實體事物，如城市村落［15-16］、產業集群［17］，商業服務設施［18］和旅游景點［19］等，以及事件現象，如失蹤人口［20］、網絡關注度［21］和經濟發展效率和質量［22］等。前者如朱金鶴和孫紅雪［23］運用熵值法、ESDA等方法剖析三大城市群內55個城市的城市韌性時空演變特征，并運用空間面板計量模型探究影響因素;后者如程鈺等［24］運用投影尋蹤評價模型（PPM）以及基尼系數、變異系數、空間自相關和空間計量等方法分析中國30個省市區綠色發展時空演變軌跡與影響機理?？臻g演進已被應用到城市群、產業、環境、犯罪等多個研究領域，但文化教育領域的相關研究較少，李建輝等［25］以黃河流域171個國家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為研究對象，揭示了其空間分布格局，發現文化環境、人口規模和交通水平是影響其空間格局的強勢因素;袁振杰等［26］就廣州典型城中村教育異托邦的空間特征與建構機制開展討論;馬曉敏等［27］則揭示了中國科普教育基地空間分布、類型結構及影響因素，發現其空間分布受社會經濟、交通條件、教育水平、旅游資源及政策制度等人文因素以及高程、河流等自然環境因素的疊加影響。已有的針對文化教育機構時空演進的研究多以國家、地區或城市為單位開展，研究對象包括學校等常見教育機構以及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科普教育基地等。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具有特殊屬性，一是以國家為單位設立，以全球為研究尺度;二是設立目的為向世界各國提供更加全面、準確的中國知識和信息，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故除社會、經濟因素外，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視。因此亟需對其空間演進規律及驅動機制展開探討。

綜上所述，已有的研究或從歷史學、社會學和文學等角度出發，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總結梳理海外中國學的發展歷程;或從地理學的空間視角，圍繞包括教育機構在內的實體事物或事件現象的時空演進及影響機制開展研究;而交叉學科視角下，針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這一特殊主體的空間研究尚待深化。此外，目前研究國別以歐美國家和日本為主，對近年來與中國經貿合作日益緊密的非洲、東南亞等國的關注不足，全球視野下的海外中國學研究亟需開展。鑒于此，本文以全球范圍內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為研究對象，探討其組織架構特征和時間演進過程，進而揭示其空間格局及驅動因素，以期為各國研究機構的建設發展和國內海外中國學研究的學科建設提供參考。

1 數據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名錄信息、歷史沿革、宗旨職能、研究領域、活動及出版物等基礎信息來源于國別區域與全球治理數據平臺（https：∥www.crggcn.com／）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名錄，共計378條數據，于2021年3月更新。自變量方面，各國GDP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https：∥www.worldbank.org／en／home）;與中國貿易進出口數據來源于Observatory of Economic Complexity （OEC）（https：∥oec.world／）;國際學生與移民數據來源于Migration Data Portal（https：∥www.migrationdataportal.org）;各國高校數量與孔子學院數量分別來源于大學排名網（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和《孔子學院研究年度報告（2020）》。

1.2 研究方法

1）詞頻分析。

詞頻分析（word frequency analysis）指對文本中重要詞匯出現的次數進行統計分析，是文本挖掘的重要手段，是文獻計量學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內容分析方法，基本原理為把從文本中抽取出的特征詞進行量化來反映某些信息。本研究提取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中文名稱中的關鍵詞進行詞頻統計，以揭示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隸屬機構及其研究對象與關注區域。

2）數理統計。

對378家中國學研究機構的中文名稱、成立時間、所在國家和學科類別進行描述性統計，以柱狀圖和餅圖直觀展現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組織架構特征;對各大洲、各國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和其他相關指標進行統計分析并采用自然斷點分類方法進行分類，并借助ArcGIS的空間可視化功能將統計結果在世界地圖上予以呈現。

3）地理探測器。

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全球分布具有明顯的空間分異性，不滿足經典統計學模型獨立同分布的適用條件。地理探測器（GeoDetector）作為一種探測地理要素空間格局成因和機理的重要方法被逐漸應用于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等相關領域研究［28-30］。本研究采用地理探測器中因子探測功能，以全球范圍內除中國外48個開設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國家為樣本，對潛在的驅動因子開展逐一檢驗。

因子探測的核心思想是比較某一環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變化在空間上是否具有顯著的一致性，若環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變化具有一致性，則說明這種環境因素對地理事物的發生和發展具有決定意義［31］。用q統計量來表示某一個因子X對于屬性Y的空間分異性的解釋程度，具體的表達式為

式中：q為影響因素對各國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的決定力探測指標;n為國家數量;h=1，2，…，L表示次級區域的個數，也可以稱之為分類;nh為次一級區域樣本數;σ2h和σ2分別是層h和全區Y值的方差。q的取值區間為［0，1］，q值越大表明驅動因子對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的解釋力越大。

2 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組織架構特征

運用數理統計和詞頻分析方法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中文名稱、學科類別和宗旨職能進行統計分析。依托機構方面（見圖1），64.97％的中國學研究機構附屬于各國高校?？赡茉蛉缦?。首先，中國學研究往往涉及學科交叉，需要與其他專業院系進行項目合作以擴寬研究內容、深化研究成果，高校尤其是綜合性院校內部便于開展院系之間的合作交流;其次，與中國高校建立聯系、實現學生交流互動是了解中國的重要環節，與其他機構相比，高校之間的交流合作渠道更多。因此，高校成為建設中國學研究機構的首選平臺。

以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為例。研究中心由費正清教授1955年創辦，隸屬于哈佛大學文理學院，與哈佛大學內其他以亞洲為研究重點的機構密切合作，包括亞洲中心、哈佛中國基金、哈佛中國項目、賴紹爾日本研究所、韓國研究所、南亞研究所、哈佛燕京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圖書館。目前，哈佛大學有超過300個院系的研究涉及中國，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與其中56個院系均有合作研究項目，為其他院系提供了有關資料和理論支持，而該中心通過與哈佛大學其他多個頂尖院系學科進行項目合作，在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史、經濟學、環境、政府、性別平等多方面均做出了較為突出的貢獻?？梢?，高校內單獨設立的中國學研究機構也可能是多個院系共同促成的結果，資料的分類匯總保障了各院系與中國相關研究的順利開展。

19.25％的中國學研究機構由地方或者國家政府機構創辦，主要滿足本國的政治、外交、貿易和軍事需求，多以某國經濟發展或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命名。如美國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是由美國國會批準成立的一個國際性的教育和研究組織，具有獨立的公共非盈利性，由美國政府資助，旨在促進美國與亞太地區國家之間的相互了解。4.81％的研究機構由基金會或個人捐贈創立，如美國卡托研究所、奧地利發展援助研究基金會、中國國際環境基金會等創辦的研究機構。6.42％的研究所由各大協會、學會建立，如英國漢學協會、日本東方學會，主要用于開展學術研究、舉辦學術論壇。此外，10家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由企業、律所等創辦，以曼斯菲爾德太平洋事務中心為代表，主要進行商業和國際法律領域的調研;得益于豐富的歷史資料和館藏資源，7家研究機構由圖書館、博物館創辦。

研究區劃分方面，24.30％的高校、組織、基金會為中國學研究設立了獨立的研究機構;全球范圍內20.09％的中國學研究在東亞（與東南亞）研究中心或東亞系開展，屬于其中的一個分支;28.04％直接以整個亞洲為研究區，多命名為某國亞洲研究發展中心，7.01％以亞太地區為研究對象;15.89％的研究機構隸屬于全球經濟／安全實驗室或國際關系研究院，多位于歐美發達國家;少數以東方研究中心命名，占比約為4.67％。從地理鄰近性的角度分析，與中國直線距離越近的國家，研究區劃分越細，越傾向于為開展中國學研究設立專門的獨立機構;非亞洲國家則往往將整個亞洲、亞非或亞太地區作為一個研究單元，中國學研究僅是其中的一個分支。

學科設置方面，海外中國學機構共涉及學科26類，以區域研究為主，占比43.18％（見圖3）。區域研究（area studies）主要以國家規模的區域為研究對象，在注意各地區的共通性的同時，注意地區的特色并比較其他地區，廣泛研究該地區的政治、經濟、產業、法律制度、社會、文化、民俗的學科［32］。區域研究綜合性和全面性的特點可以幫助其他國家快速了解中國政治、經濟和法律等多個關鍵領域的發展現狀，便于各國迅速制定相應的經貿、外交政策。區域研究高時效性和強應用性的特點使其成為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中最為常見的學科之一。同理，交叉學科涉及多個領域，可為國家提供戰略支持，占比17.37％，排名第2。

經濟學、政治學和文化研究亦是國別研究重點關注的內容，分別占比7.94％、7.20％和6.70％。20世紀末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世界廣泛關注，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快速發展、其發展模式是否可以復制成為全球經濟學家關注的熱點問題，各國經濟研究機構紛紛開展相關研究，試圖學習借鑒中國經驗以制定、調整本國的經濟發展策略。外國設立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動機可以分為政治和學術2類，前者以了解我國獨特的政治體系為目的，后者包括文化研究、圖書館、宗教學和語言學等人文學科，更多是對東方傳統文化的學術探索。

綜上所述，海外中國學涉及的學科類別以人文和社會科學為主，幾乎不涉及自然科學。其中，社會科學以經濟學、管理學、貿易和金融方面的商科領域為主，說明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影響，尋求經貿合作或借鑒經濟發展經驗已經成為除政治、學術目的外海外開展中國學研究的第3大動機。

3 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時空分布特征

3.1 時間演進過程

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年新增數呈“牙刷型”態勢（見圖4）。據此劃分為3個階段，分別為初始探索階段（1303—1954年）、蓬勃發展階段（1955—2007年）和調整優化階段（2008—2021年）。

13世紀至14世紀，蒙古人西征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羅馬教廷派遣使節來華;天主教士們用拉丁文寫成的報告啟蒙了歐洲人對東方文明的重視，歐洲天主教的教士也因此成為早期西方研究漢學或中國學的主力［33］。之后的幾個世紀，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在歐洲和東亞陸續成立，目的也從一開始對東方文明探索到后來為殖民統治所服務。該階段研究機構數量大體呈現低水平穩定、偶有增加的特點，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出現了建立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小高潮。

1955年后中國學研究進入以美國為主導的蓬勃發展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與全世界的聯系加強，開創了區域研究的先河，區域研究學科的發展完善引發了建立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熱潮（見圖5），再加上冷戰格局的結束、世界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中國的改革開放、加入世貿組織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國外加快了中國學的研究進程。此階段西方國家設立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目的多為準確認知當代中國并加以有效應對。

2008年后，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已建立較為完善的學科體系并擁有專業的學術團隊，未來發展目標以優化調整研究方向、獲取中國最新的發展現狀資料和加強學術合作為主。研究機構數量日趨穩定，少有增長。發達國家通過優化現存機構代替新建機構，該時期新建的中國學研究機構主要來自近年來與中國合作緊密的非洲國家。

3.2 空間分布格局

從全球來看，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空間分布（見圖6）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北半球。未設立中國學研究機構或者數據缺失的地區集中在南美洲、西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以經濟欠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為主。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較多的國家主要分布在亞歐大陸和北美，占全球中國學研究機構總量的90％以上。

其中，美國和日本擁有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最多，其次是澳大利亞、歐美其他發達國家、東亞地區其他國家，南亞、北亞地區以及非洲部分國家也擁有少量中國學研究機構。綜上所述，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全球空間格局呈現“泛北（集中于北半球），雙核（美、日），多點散布”的特征。

4 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空間布局的驅動因素

4.1 指標選取

從經濟貿易、教育和文化3個維度選取8個指標（見表1），利用地理探測器依次判斷其能否作為影響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空間格局的驅動因子。經濟貿易方面，國家經濟實力越強對國際問題關注度越高，越傾向建立專門的學術機構研究他國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對于貿易往來密切的國家更是給予高度重視。教育方面，大學數量越多，研究機構可依托的對象越多，而高國際化水平的學?？梢蕴峁└嗟慕涣髌脚_和渠道與當地學校、政府機構等開展交流合作。文化方面，高文化包容度、與中國文化相近以及中國有意識地在當地進行語言文化推廣可能對中國學研究機構的設立產生推動作用。

地理探測器分析方法要求自變量為類型變量，分類效果通過q統計量評價，q值越大分類效果越好。經反復試驗，最終選擇自然斷點分類方法將除文化差異程度外，經濟發展水平、進出口貿易、教育資源等7個探測指標分為5類。對探測因子X7進行單獨處理，參考地理學第一定律：相近的事物關聯更緊密，將與中國接壤的國家和歷史上被視為一個儒學地域文化圈的日韓賦值為1，表示文化差異最小;將除上述地區外的亞洲其他國家賦值為2，以西方文化為主導的其他大洲的國家賦值為3，表示文化差異程度最大。

4.2 潛在驅動因子的空間分布

國民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集中分布在北美洲、西歐和大洋洲〔圖7（a）〕，GDP較高即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和擁有較多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國家呈現出相似的空間分布特征。據此可以假設，經濟發展水平是建設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各國與中國進出口貿易額的空間分布圖〔圖7（b）、7（c）〕顯示，北美國家、俄羅斯、印度、澳大利亞、西歐部分國家和東南亞、東亞部分國家與中國貿易往來密切。其中，美國、日本和韓國是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對中國貿易出口額大的國家往往進口額也很大，因此對外貿易總額即一定時期內進口總額與出口總額之和基本與進口額或出口額的趨勢保持一致，可以較好地反映出與中國貿易往來的密切程度。通過對比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空間分布，發現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較多的國家在相當程度上和與中國貿易往來密切的國家相一致，可以初步得出結論，與中國的貿易往來的密切程度是影響國家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的重要因素。

圖7（d）和7（e）分別描述了全球48個國家的大學數量和高等教育中國際學生的數量。發現北美、德法、波蘭、俄羅斯和澳新的大學數量和國際學生數量較多，印度、馬來西亞的高校數量排在全球前列，但國際學生占比較少;與之相反，南非大學數量較少但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圖7（f）顯示加拿大、澳新、德國和瑞典國際移民占比最大，美國和西歐其他國家次之。圖7（h）展示了孔子學院的全球分布格局，美國孔子學院數量排名第一，其次是英國、韓國和德國，之后是法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泰國、日本、意大利，其他國家孔子學院數量較少（均少于8所）。參照以上可能的驅動因子與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的空間分布，初步推斷以上要素與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的國別差異存在一定關聯。

4.3 因子探測結果

借助地理探測器分析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空間分布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經濟發展水平、出口貿易、進口貿易以及教育國際化水平4個因子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p＜0.05，見表2），是影響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空間分布的重要驅動因素。q值用以表示各因變量對自變量的解釋程度，發現通過顯著性檢驗的4個因子解釋力相當，q值均在0.5到0.6之間。

其中，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解釋力最大（q=0.528 9）。一方面，高國際化水平的學校與國外高校合作交流更加頻繁，易與中國高校取得聯系，保障中國學的長遠發展，降低了研究機構的設立風險。另一方面，學校對國際學生的強吸引力側面反映了其強大的教學實力、完善的教學設施和豐厚的科研經費，以世界排名靠前的綜合性院校為主。此類高校利用人力資源、資金等方面的優勢，通過建立重點國家或地區研究中心，達到維護提高國際聲譽、吸引各領域頂尖人才、緊跟國際熱點研究問題、順應世界發展以及完善學科體系的目標。最后，國際留學生為建立海外研究機構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們充分了解母國的社會經濟狀況并掌握多國語言，可以對海外母國研究機構的發展提出建設性意見，甚至作為顧問參與部分研究。

剩余因子的解釋力從大到小分別是，經濟發展水平（0.522 7）、進口貿易（0.521 5）和出口貿易（0.502 7），表明經濟貿易因素是各國積極建設中國學研究機構的重要驅動力。GDP是衡量一個國家經濟水平的重要指標，國家經濟越發達，全球地位越高，在國際問題上擁有更高的話語權，因此具有更強的動機和需求去深入了解其他國家。此外，強大的經濟實力也有助于國家為建立研究機構提供資金支持，便于引進專業人才和持續資助重大課題的開展。與中國日益密切的貿易往來也是推動各國積極建設中國學研究機構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具有全球領先的生產能力和巨大的消費市場，與中國建立經貿合作伙伴關系可以共享經濟增長和繁榮的福祉。有意與中國增加貿易往來的國家，更傾向于在本國設立中國學研究機構，以便為進一步開展經貿合作、完善對華的貿易政策提供理論支持。尤其是對中國進口依賴度高的國家，為保障本國經濟社會穩定，需密切關注中國各類自然資源及各個產業的變化情況，以判斷進口商品來源是否穩定、是否需要尋求新的進口國或采取進口替代政策以滿足本國需求。

文化因素與教育資源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建設的影響不顯著。不同于中國倡導創辦、推廣語言文化的孔子學院，中國學機構多為海外國家主動開設，以獲取經濟利益和進行學術研究為主要目的，與孔子學院的開設目的具有本質區別。文化差異性、文化包容性和孔子學院數量更多是反映某一國家對中國文化的接受程度和個人偏好，而個人態度對是否設立研究機構無法起到決定性作用。教育資源主要代表一國的教育體量即高?；鶖?，無法反映教育資源的質量，國家即使擁有較多的高校機構數量，當經費、人力、資源等達不到中國學研究機構的設立門檻時，也無法建設專門的研究機構開展中國學研究。

從世界、中國與研究機構建設國出發，探索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空間分布的影響機制（見圖8）。發現世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區域研究學科的興起、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為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建設發展提供了必要且適宜的環境。在此基礎上，各國為實現政治、經濟和學術等方面的目標，受本國經濟水平、進出口貿易額和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的驅動，積極開展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建設，從而奠定了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全球分布格局。

5 結論與展望

5.1 結論

海外中國學研究引發了不同學科學者的廣泛關注，研究隊伍成分趨向多元，學術交流范圍擴大，總體呈現出多視角、多維度、多層次的新特點和新趨勢。本文從地理學視角出發，聚焦全球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首先運用詞頻分析、數理統計方法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組織架構特征開展研究，涉及依托機構、研究對象和學科設置，并對其時空演進過程進行刻畫，最后應用地理探測器定量分析各潛在驅動因子對其空間格局的解釋程度并對驅動機制進行探索，主要結論如下。

1）組織架構特征。依托機構方面，64.97％的中國學研究機構附屬于各國高校，以利于開展不同院系、國際院校之間的交流合作;約1／5的中國學研究機構由地方或者國家政府機構開設，主要為滿足本國的政治、外交、貿易和軍事需求;其余機構由基金會或個人捐贈以及各大協會、學會開設。研究區劃分方面，約1／4的研究機構專為中國研究設立;其余的中國學研究被歸屬在東亞（與東南亞）研究、亞洲（亞太地區）研究甚至全球經濟／安全實驗室或國際關系研究框架下。學科設置方面，中國學研究涉及的學科類型呈現人文和社會科學并舉的特征，自然科學較少涉及，其中區域研究首位度最高，占比43.18％。

2）時空分布特征。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年新增量呈“牙刷型”的演進態勢，可劃分為3個階段：初始探索階段（1303—1954年）以歐洲為中心，建設目的從對東方文明的初步探索轉向為殖民統治所服務;蓬勃發展階段（1955—2007年）以美國為主導，以準確認知當代中國并加以有效應對為建設目標;調整優化階段（2008—2021年）與中國加強合作的非洲國家成為建設中國學研究機構的主力軍，該階段的主要活動包括優化調整研究方向、了解中國發展現狀和加強學術合作。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全球空間格局極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北半球發達國家，呈現出“泛北（集中于北半球），雙核（美、日），多點散布”的特點。

3）主要驅動因素。教育的國際化水平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空間格局的影響最大，教育國際化水平高的國家對世界熱點問題更為敏銳，掌握世界局勢、提高國際聲譽和吸引國際人才是設立中國學研究機構的主要原因。屬于經濟貿易維度的3個指標經濟發展水平、出口貿易額和進口貿易額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空間格局的解釋力大于50%，且結果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經濟貿易因素是主要驅動力之一。

5.2 展望

在全球開展中國學研究的大環境下，本研究對已有的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時空演進及驅動因素進行了積極探索。尤其在宏觀尺度下，對全球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組織特點、時空分布特征及其驅動因素開展深入研究。但是，由于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發展是多個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未來還需不斷進行深化剖析，具體工作方向包括：

①雖然中國學研究機構與孔子學院具有諸多區別，但是對兩者的空間競合關系的探究依舊值得開展；②隨著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數量的增加，未來可將研究尺度縮小至大洲、國家，特別是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中國學研究應給予高度關注；③基于海外中國學研究機構的精確地理位置，構建研究機構的全球分布網絡，探究研究機構的全球發展模式；④本研究以地理學視角的空間分析為主，而海外中國學研究涉及到多個學科領域，未來可以綜合歷史學、翻譯學、文化研究等多學科開展海外中國學機構研究，并增強與國際學界的交流與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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