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與發展:新時代視域下的毛澤東文化遺產觀探析

覃麗捷,鄭東艷

(海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海南 ?？?70100)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1],闡明了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生成和發展的歷時性特質,將我國五千年文化的傳承與革新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的現實視域下,從而賦予了文化傳承極為重要的時代意義。文化遺產作為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載體,凝聚著中華兒女的民族基因和精神血脈,是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內在彰顯和外在展示。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遺產觀,以科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待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就顯得至關重要。毛澤東的論著中飽含了對歷史文化遺產的深刻感悟和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中國化理解,并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將二者有機地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文化遺產觀,在推動中華文化由傳統文化形態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文化遺產精華與糟粕之辨

在當代,對“文化遺產”這一概念或者說理念進行新的建構和解讀,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世界范圍內文化呈現同質化趨勢,西方文化的席卷給世界眾多民族的傳統文化帶來了極大沖擊,甚至導致了部分民族文化的式微甚至消亡,于是,“傳統”的東西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珍惜資源,被賦予價值而衍變為遺產,因而要得到整理、重構以及更有力的重視和更科學的傳承與發展。如何對文化遺產這一文化的重要載體進行全面系統深刻的整理與重構,首要的問題就是科學辨析文化遺產的精華與糟粕。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根本思想基礎,以唯物辯證法為基本思考方法,在深刻把握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和進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過程中,形成了區分文化遺產精華與糟粕的人民性、時代性和科學性的衡量標準,萃取出了以實事求是為根本的衡量方法,為文化遺產精華與糟粕之辨建構起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標準。

(一)人民性:辨析文化遺產精華與糟粕的根本準則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時代的文化”[2]225,相應地,我國的文化遺產也主要地來自于封建時代?！拔幕瘜傩詻Q定文化遺產性質”[3],因而對于封建時代留下來的文化遺產,毛澤東主要地以相應的文化與人民生活的互動是否為積極的、良性的和正向的為根本準則來決定對于該文化遺產的取舍,換句話說,就是審視該文化對人民的態度如何、該文化的人民性程度如何而決定采取不同的態度。

封建時代的文化,按其階級屬性可分為代表統治階級的封建主義文化和反對統治階級的反封建的文化及非封建性質的文化,按其歷史發展來說,則可以劃分為封建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時期的文化,盡管有性質和時間上的分別,但人民性是毛澤東一以貫之的評判標準。

代表封建統治階級的文化是封建社會的主導文化,并且較為強勢地滲透進了非封建主義文化和反封建主義的人民的底層文化中,形成了上層文化對下層文化的單向傳遞和控制格局。對于這一性質的封建文化,一方面,毛澤東深刻揭示了它長期與人民消極的、惡性的和負面的互動形態與互動內容,指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4]31,氏族的地方的落后觀念是對農民進行欺騙和破壞的工具,廣大人民在封建統治階級主導的文化的單向度壓迫下,喪失了精神上的主動性,并在主流文化中被塑造為小丑般的存在,不僅沒有與人民產生良性的互動,反而使人民在思想上進而在行動上成為等級觀念和尊卑秩序的奴隸,“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5]86;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從封建主義文化與人民生活存在的良性耦合中,審視不同時期的封建主義文化和封建主義文化的積極方面,認為“當封建主義還處在發生和發展的時候,它有很多東西還是不錯的”[2]225,“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盵6]84,尤其在講到宗教信仰時,毛澤東的人民性思想表現得更為突出,他指出佛經也是有區別的,“有上層的佛經,也有勞動人民的佛經”[7],佛教在為眾生即人民群眾解除壓迫的痛苦這一點上與共產黨人是共同的,從而提煉出了封建主義文化中可以繼承的精華所在。

非封建主義性質的文化,在封建社會中處于文化的從屬地位,其中孕育有人民的東西和反封建的東西,但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處于主導地位的封建主義文化的滲透和控制,也就是說,對反封建的和非封建的文化也不宜采取全盤接受的態度。對于這類性質的文化,毛澤東肯定其反封建和非封建的價值,主張保留和發展反封建和非封建文化中有利于人民主動性和主體性發揮的部分,如歌頌勞動人民反抗壓迫、反抗剝削、創造歷史的部分。同時,毛澤東也充分認識到反封建、非封建的文化作品雖然大體上致力于對封建統治者的諷刺和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但其精神內核上仍存在有幻想、迷信的部分,尤其是存在沒有真正把人民看作是歷史創造者的局限性,從而提出這一部分內容應該拿更好的東西代替它的要求。

(二)時代性:辨析文化遺產精華與糟粕的現實依據

在如何看待中華傳統文化的論爭中,有否定傳統文化的“全盤西化論”,有和盤接受傳統文化的“國粹主義論”,他們對待傳統文化雖然持完全相反的兩種態度,但究其思想內核,本質上都是對傳統文化進行時代性轉化和發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無視。在毛澤東看來,尊重歷史、不割斷與歷史的聯系,不是要頌古非今,不是要往后看,相反,掌握歷史的辯證法是為了指導當下偉大的革命和建設運動,是為了向前看,傳統文化應放在現時的時代語境下去檢驗,進而去其糟粕、取其精華。時代性是毛澤東辨析文化遺產精華與糟粕的現實依據。

文化遺產是否符合時代性標準,根本的判斷因素在于其是否適應和符合社會矛盾的斗爭形勢。毛澤東非常重視文化遺產在解決社會矛盾的斗爭中所具有的價值,并以此作為衡量文化遺產精華與糟粕的重要依據。在抗戰期間,毛澤東主張“演舊戲也要注意增加表現抗敵或民族英雄的劇目”[8]123,是從當時中日民族矛盾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現實出發,提出的舊的戲劇藝術可以改造及如何改造以適應社會主要矛盾的斗爭的要求;同時,針對在民族矛盾之下國共兩黨的內部矛盾,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鮮明提出處理這一矛盾的“不為天下先”“禮尚往來”“退避三舍”的原則,將老子哲學、《禮記》和《左傳》的思想觀點進行了時代性的闡發,以時代的眼光考量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萃取出可以為時代斗爭所用的精華部分。到了建國初期,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大力發展生產力,開展經濟建設,并在此基礎上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進行普遍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成為重中之重,但與此同時,全盤西化論的再度來襲,使中華傳統文化遺產的傳承又來到命運的十字路口,如何把握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系成為一個重要的時代課題。毛澤東借與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指出,“中國的面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9]83,這個中國的特點顯然離開不了中華五千年歷史所創造的文化觀念與發展規律,但如何把握這一特點呢?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9]82,也就是要說,要立足于當下和當下的中國人的時代要求,這就為文化遺產的傳承選擇提出了鮮明的時代性標準。

(三)科學性:辨析文化遺產精華與糟粕的基本邏輯

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下,科學性判定的是事物是否具有事實依據、是否是對規律的正確反映及是否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毛澤東學習和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對科學性的理解,并帶入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語境中,在對傳承和發展什么樣的文化遺產的理解中,將科學性這一標準定義為不迷信、不空虛,換句話說,在毛澤東看來,應汲取的是文化遺產中符合自然、社會和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真理部分,應吸收和轉化的是文化遺產中符合歷史實際和現實實際、經實踐檢驗為真理的部分?？茖W性,是毛澤東界定文化遺產之精華與糟粕的理論邏輯。

不迷信、崇尚真理,是毛澤東對文化遺產進行取舍的首要標準。在青年時期,毛澤東曾對當時轟動湖南社會的趙女士自殺案發表過多篇文章,認為“婚姻命定說”這一迷信觀念及由其決定的許多小迷信支配著大多數毫無知識的婦女及農、工、商人的精神界,由此才造成了趙女士的婚姻和人生悲劇,進而主張打破和拋棄這一毫無根據的迷信觀念,進行戀愛和婚姻的革命。在毛澤東看來,迷信讓人“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5]305,是束縛個人、家庭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的消極因素,拋卻迷信,才能獲得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乃至社會解放。在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后,毛澤東更進一步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去區別和取舍文化遺產中的迷信和真理。如在如何看待、評價孔子及其思想的問題上,毛澤東一方面指出,應打破數千年來對孔子的迷信,擺脫孔子思想強權的束縛,力求思想上的自由,從孔子思想為封建統治階級所利用的維度闡釋對孔子的無條件的迷信屬于文化上思想上的糟粕;而另一方面,毛澤東認為,孔子的“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與擁護?！盵8]161,除此之外,孔子在認識論和社會論上,“有它的辯證法的許多因素,例如孔子對名與事、文與質、言與行等關系的說明”[8]163,在對孔子的思想體系和道德論給以歷史的、唯物的、辯證的考察后,毛澤東因而科學地摘取出了應繼承孔子文化遺產的精華所在。

不空虛,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是毛澤東對文化遺產進行取舍的實踐標準。湖湘學風歷來主張實踐理性,強調經世致用,毛澤東深受湘學士風影響,在青年時期就提倡思想、文化不能內里空洞,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要引入實際研究實事和真理;而后的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也都始終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對于文化遺產的取舍,毛澤東的鮮明態度就是只要在實踐中有所裨益,牛鬼蛇神也“可以讓它演出來,批評一下”[9]257,他認為,“社會上有牛鬼蛇神,劇本里有也不稀奇”[9]257,現實實踐自然會鑒別它、檢驗它。除此之外,不同階段的實際所決定的黨和國家的不同政策策略,也成為毛澤東對文化遺產取舍的標準,如毛澤東對孫中山及其思想的態度在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他指出“內戰時期不講他不能怪我們,因為那時我們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孫中山丟開自己就站不起來,如同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一樣?，F在不同了。對黨內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孫中山的情緒,應該說服”[6]274,這種態度的變化就是從孫中山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民主思想,從抗戰時期亟需的實踐維度里生發出來的。

二、文化遺產古為今用之理

文化遺產化的過程,實質上是以現代性審視和整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的過程;而文化遺產化的做法,也是以現代價值觀為價值指向和取舍標準,對民族傳統文化中與現代價值觀對接的精華要素進行重組、突出、放大、升華并加以保護。換句話說,文化遺產想要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得以延續并獲得一定的話語力量,就不得不與新的文化符號和社會形態交相融合,也就是古需為今之用?！肮艦榻裼谩边@一思想是毛澤東對于文化遺產繼承的基本態度,是毛澤東文化遺產觀的核心要義。因此,探析毛澤東“古為今用”的內涵、手段和方法以及最終目的,對正確把握文化遺產的傳承和發展之道、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開創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何為“古為今用”

在毛澤東的文化話語體系中,“古”和“今”的出現頻率較高且貫穿于毛澤東整個人生時期。毛澤東青年時期就有過不少古今之說,如《講堂錄》里毛澤東對《倫理學原理》一書的批注中講到,“此類是古非今思想,不獨我國,西洋亦有之”[5]179,應和的是書中闡述的在社會革新時,總會出現拿歷史的舊東西制約當下發展的阻礙因素這一觀點;再如,毛澤東在《問題研究會章程》中曾寫到,“問題之研究,注重有關系與現代人生者之問題。在古代與現代及未來毫無關系者,則不注意”[5]401,初步彰顯了毛澤東以今之標準審視古之思想的問題意識和實踐指向。及到革命和建設時期,尤其是在延安時期,在涉獵大量馬克思主義哲學、國史等書籍的基礎上,毛澤東的古今之說更為系統與科學,形成了對于“古”和“今”及古為今之“用”的內涵闡釋:在毛澤東看來,“什么叫‘古’?‘古’就是‘歷史’,過去的都叫‘古’,自盤古開天地,一直到如今這個中間過程就叫‘古’?！瘛褪乾F在。我們單通現在是不夠的,還須通過去”[8]177,“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8]400,而所謂“用”,是對于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和外國的文化思想的態度和做法,“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進中國的新文化”[9]1083, 是“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10]432,是研究中國的特點,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個中國的特點自然是包括文化在內的中國過去的所有實際。

綜合毛澤東一生關于古今的論說,我們可以得知,在毛澤東的文化遺產話語建構中,“古為今用”的“古”是以今天為時間界限的在今天之前的所有歷史,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今”則是指代中國當下及在夠根據當下得以預見的未來的可能發展;“用”是用在關于我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方方面面。即是說,對待文化遺產的“古為今用”思想,本質上是用現代性的眼光吸收中國和外國過去歷史中所有有利于當下中國所進行的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文化和價值,為開創新文化、服務新經濟、新政治、新社會服務,這是文化遺產傳承和發展的最基本態度。

(二)批判繼承:古為今用的原則

“古為今用”是毛澤東文化遺產觀的基本態度和核心要義,其中,“古”與“今”屬于事實的范疇,是已經存在的歷史和現實實際及其可能性,是“用”得以展開的事實前提;“用”則有理論與實踐的雙重含義,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梁?！坝檬裁础钡那疤崾且獣怨沤?是理論層面的問題;古“怎么用”于今,則既關涉到思想方法上的理論構建問題,也關涉到現實實踐的反饋問題,因此,“怎么用”因其自身所具備的雙重屬性,自然而然成為“古為今用”得以實現的關鍵問題。在毛澤東看來,批判地繼承歷史文化遺產,是“古”文化遺產“怎么用”于“今”的理論和實踐之最根本的手段和思想方法。

尊重歷史文化所創造的豐富遺產,并加以繼承,是毛澤東批判與繼承相統一的文化遺產觀的首要方面。就文化的歷時性而言,文化可以說是一個連續體,這種連續性決定了文化的繼承乃是一種必然[10]。在毛澤東關于文化傳承的視域下,他將文化的這種連續性進一步進行了歷史唯物地闡釋:指出“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11]708,“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11]534,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指導思想,尤其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看待歷史文化發展的根本觀點,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11]708。正因為歷史文化固有的這一連續性,毛澤東并沒有把文化遺產看作封閉、凝固的東西,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充分開放的系統,認為文化遺產是“流”,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從生活之“源”汲取新內容,化合新因素而傳承下來的,因而文化遺產從其自身形成和發展的雙重視角,都不能沒有縱向的繼承。此外,毛澤東還從對立統一的維度分析了文化遺產的生發,在分析馬克思主義這一人類最偉大的思想成果時,他指出,馬克思主義“是在研究資產階級的東西,研究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并且跟它們作斗爭的過程中產生的”[9]193-194,沒有對于這些過去的文化遺產的批判和繼承,馬克思主義也無從誕生,從而鮮明揭示了文化繼承的必然性和客觀性。

如果說對文化遺產的繼承體現的是是否承認和接受過去的歷史文化的一種選擇,那么在批判的基礎上承繼優秀歷史文化遺產則關涉對文化遺產進行選擇前的現實價值評估,即評估什么樣的“古”、“古”的哪些因素可以用于“今”,因此,批判是繼承的方法,批判是為了能夠更好地繼承。在毛澤東看來,對文化遺產最基本的取向是要批判地、有所分析地繼承,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11]708,囫圇吞棗似的、不加咀嚼的教條主義式地全盤接受或全盤否定的取向都是毛澤東所反對的。而對于如何展開批判,毛澤東一方面高度贊揚人民的歷史創造性,提倡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認為文化及文化遺產是否需要改造以及如何改造要遵循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里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愿,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12]1013,因而,批判應是人民的批判,繼承應是人民的繼承,應該以該文化是否符合人民實際需要來決定批判繼承的內容和方法。另一方面,毛澤東十分重視提取文化遺產中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部分,這是毛澤東對文化遺產如何展開批判繼承的科學依據:在這種科學的價值評估下,就有了“天不變,道亦不變”是違反辯證法的形而上學的腐朽思想、“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反對片面性的唯物辯證法事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對實踐檢驗真理的切實描述、孔子的觀念論在強調主觀能動性上是有長處的等具體的文化遺產的批判取舍標準,融匯形成了毛澤東對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方法。

(三)創造新文化:古為今用的目的

如何對待我國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以及如何對待外來文化思想,最根本的立足點并不僅僅是停留在繼承以及批判的態度上,而是在此基礎上實現對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創造和建設。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充分地證明了,新文化的生發離開不了對歷史文化遺產的批判性繼承,但是批判繼承僅僅只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目的,創造符合時代發展的新文化、為新社會的建設服務,才是對文化遺產開展批判性繼承、使之為今之所用的最終目的。

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新文化的創造不是孤立的、純粹的,而是歷史地延續著的。俄國十月革命時期,出現了以波格丹諾夫等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化派”,這一派別否定文化遺產歷史傳承的必然性和客觀性,主張以脫離實際生活的“實驗室的道路”來創造“純粹無產階級”的文化。列寧嚴肅批評了這一主張,他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并不能也不可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應當明確地認識到,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13],對歷史文化遺產要進行批判傳承,而其最終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的新文化。

毛澤東承繼了列寧這一觀點,既秉持批判繼承的文化傳承態度,同時也始終堅持對文化遺產革新基礎上新文化的創造目的。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就已經有了這種革新思想,他批判國文先生“滿嘴里‘詩云’‘子曰’”,“他們不知道現今已到了二十世紀,還迫著我們行‘古禮’守‘古法’”[5]374-375,指出“真欲使家庭社會進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舊’,必以‘創造其新’為志而后有濟也”[5]453,以創造新思想、新文化作為學習、教育和研究的目的。到了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對于批判繼承傳統文化遺產和外國文化以創造新文化的思想更為強烈,他指出“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化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12]860,“你們評劇院接受舊的藝術,還要創造新的藝術”[14]325。此外,毛澤東進一步用文化的意識形態性反映文化的政治服務性,從而揭示批判舊文化、創造新文化的目的,他指出“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109,從而進行了文化遺產、新文化和新社會三者之間的關系闡釋,為我們更好地理解文化遺產傳承、新文化創造和新社會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

三、文化遺產現實傳承之意

毛澤東文化遺產觀形成于對中華傳統文化廣而深的理解和精神內核的提煉,發展和成熟于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和普遍真理的不斷學習和領悟,深深扎根于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國家解放的偉大革命和建設實踐,既在文化連續性的歷史視野中肯定了傳承中華優秀歷史文化遺產的必要性,為我們在新時代文化傳承和發展視域下樹立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正確態度提供了理論遵循,為堅定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增加了歷史底氣,又從發展論和創新文化的視域審視了“古為今用”的文化遺產新時代發展方法和創造新文化的發展目的,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開創與建設提供了現實啟迪。

(一)樹立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正確態度的良好示范

文化遺產,是文化的具象化表達,是文化在物質上的或非物質上的載體,彰顯了文化的連續性和深厚性,毛澤東正是在這一文化整體延續性的歷史視域中,看到了文化的不可割斷性,看到了“中國歷史遺留給我們的東西中有很多好東西”[6]191,“一切歷史文獻以及各種古跡古物,為我民族文化之遺產,并為研究我民族各方面歷史之重大材料”[15],從而在思想上樹立起了要保護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并以此為基礎在實踐中開展了保護文化遺產的切實行動:包括但不限于重視對革命文物的征集工作,重視對歷史古跡和古物的保護工作,重視對文化遺產精華和糟粕取舍標準的思考和“古為今用”的批判承繼的總結工作等,給我國現當代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長遠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承繼毛澤東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思想,高度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在理論上,習近平從文化根脈的傳承、文化多樣性的發展和文化生態的建設等角度出發,強調要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好城市歷史文化遺產,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他進一步指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遺產保護力度,加強城鄉建設中歷史文化保護傳承”[16]。去年6月,在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及之后的文化傳承座談會中,習近平強調了中華文明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指出“我最關心的就是中華文明歷經滄桑留下的最寶貴的東西。我們文化不斷流,再傳承,留下的這些瑰寶一定要千方百計呵護好、珍惜好”[17],將文化遺產保護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因循關系提出,并倡導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相統一。在實踐中,我國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包括國家對關于文化的總體發展規劃的頂層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等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的設計和完善,VR、現代修復技術等科技力量在文物、古跡的系統科學保護中的廣泛運用,對包括學者、文化從業者等在內的廣大民眾的保護意識和保護行動的發動,以及通過國際交流和合作借鑒國外先進保護經驗開展保護等,建構了文化遺產保護的大網,開辟了文化遺產保護的新境界。然而盡管如此,我國當下文化遺產保護中仍然存在著政策理念與執行上的偏差、日益惡化的環境所帶來的威脅、文化遺產內涵挖掘不足、數字科技與文化遺產的融合不夠等問題,直接或間接地導致文化遺產的保護差強人意,在這一背景下,仍然需要政府、企業、社會以及我們最廣大的民眾樹立起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從而為文化遺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全面的保護。

(二)增益文化自信的堅強底氣

中國歷史進入近代史,西方的船堅炮利打開中國的大門,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展開了雙重壓迫,在國家是蒙辱,在人民是蒙難,在文明則蒙塵,在這飽受壓迫和剝削的時期里,奴化思想也逐漸滲透,廣大人民對中華文明的自信在很大程度上被消磨。毛澤東則不然,他的文化遺產觀站在人民的、時代的和科學的立場和視域中,對中華文明尤其是對文化遺產展開了批判性思考和自我審視,科學辨明歷史文化遺產中的精華與糟粕,強調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要樹立起民族的自信心,破除對西方文化的迷信,并由此形成了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感和自信心,為增益文化自信的堅強底氣做出了良好的示范。

全球化浪潮的到來和極大發展,帶來了文化的世界性交流與對話,但同時文化一元化的風險也隨之來襲,甚至產生了文化上的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給民族文化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在這一背景下,重拾毛澤東的文化遺產觀,為文化遺產注入時代活力和發展動力進而增益文化自信是應有之義。習近平承繼毛澤東的文化遺產觀的自信底蘊,胸懷文化自信的堅強底氣,一方面深刻揭示了中華文明相較于其他文明的與眾不同的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與和平性,即中華文明無法被其他文明替代的獨一無二性,強調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未中斷,塑造了我們偉大的民族,這個民族還會偉大下去的”[18],要“教育引導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認識中華文明取得的燦爛成就,認識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不斷增強民族凝聚力、民族自豪感”[19]。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文化遺產現代活力的激發及其創造性的轉化與創新性的發展對于增益文化自信的方法論作用,與毛澤東文化遺產觀中時代性維度的論述和古為今用的繼承態度實現了跨時代的耦合,尤其是在激發文化遺產時代活力的視域下,習近平更切實提出了“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20]的生動要求。對毛澤東文化遺產觀的學習和使用,能夠為新時代新變局下界定文化遺產的內在本質,梳理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和創新的內在邏輯,提煉出文化遺產中內含的優秀文化基因,使民族文化的歷史傳承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代內涵實現有機結合,構建社會主義的文化強國,進而打破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主義的專制,增益文化自信提供了積極指導。

(三)夯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歷史底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屬于社會主義文化的范疇,但又與純粹的社會主義文化有所區別,這個區別的根基就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生發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和中國的歷史文化實際的互動融合中,浸染著中華傳統文化遺產的時代活力,蘊含著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內涵。對文化歷史的不可割斷性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離開不了對文化遺產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批判繼承手段和方法,而新文化來自新政治、新經濟的唯物史觀決定了新文化必須反映并積極作用于推動新政治、新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就決定了必須推動文化遺產的現代融合、古為今用,進而方能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文化。

新時代學習和實踐毛澤東文化遺產觀,要承繼其對文化遺產批判繼承的人民性、科學性和時代性的基本原則和實踐行動,科學系統地梳理出適合于中國特色主義文化建設的歷史文化因素。習近平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1]。也就是說,對過去文明歷史全面深入的了解最終目的是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而這一目的的實現建立在對文化遺產的批判繼承基礎之上。因此,習近平以人民的、唯物的、時代的眼光審視和深挖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要素,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1]發展了新時代格局下毛澤東文化遺產觀批判繼承的原則和方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構探尋到了歷史底蘊的最為精華的部分。

新時代學習和實踐毛澤東文化遺產觀,還要認識到對于文化遺產的繼承和吸收,并不是對傳統的全面復興,傳統只是“矢”,“的”則在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形態的開創與建設。對于傳統、對于過去、對于文物和文化遺產,了解、繼承和吸收只是手段,而其最終目的在于以傳統促現代,以傳統文明促現代文明。中國的文化是要發展的,人類的文明是不斷往前推進的,這就要求我們學習和踐行毛澤東文化遺產觀,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過程中進一步加強研究,將文化遺產與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現代文明要素結合起來,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通過現代文明話語體系的構建,講清楚中國的過去與現在,中華文明的過去與現在,中華文明過去與現在宇宙觀、天下觀、道德觀、價值觀的異與同,在對傳統文明去與留的闡釋中,讓民族和世界更好地了解、理解并協力創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總之,系統梳理毛澤東的文化遺產觀,深刻揭示毛澤東文化遺產觀的核心要義和原則邏輯,對于啟發新時代語境下實現文化傳承與發展新機制的開創、新方法的應用、新文化的突破,并更進一步增進人民的文化認同、凝聚人民的文化力量、提升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