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蹤諾貝爾

王　實

1994，《經濟學消息報》一采訪組歷時半月跨洋采訪12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創下了中國新聞史上新的世界之最。

1994年10月關注來自中南海

1994年10月，中央分管經濟工作的一主要領導指定中央有關部門將《經濟學消息報》上的一組越洋采訪稿整理成文，供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代表參閱。

11月25日，國務院研究室發給有關領導的一份送閱件加了編者按，上面赫然寫著:《經濟學消息報》從7月7日起，到11月24日止，連續21期，刊登該報記者對美國12名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的采訪錄?，F將其中與我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有關的內容摘編如下，供領導參閱。

11月到12月，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代表和參加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代表們，都看到了這份對大洋彼岸1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采訪錄。許多代表肯定該采訪的重大價值，并且對其中內容進行熱烈討論。

12月初，這次采訪的策劃者和負責人、《經濟學消息報》總編輯高小勇接到國家計委計劃出版社負責人打來的長途電話，要求將采訪錄匯編成書。一個月不到，一本散發著墨香的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專訪錄》的書籍以13000冊的印數面世，這在理論書籍不景氣的今天極為罕見。國家計委主要負責人贊揚該書出版及時，并指示出版社將該書分送中央各領導。

《經濟學消息報》是怎樣一份報紙?這次對諾貝爾經濟學獲獎者進行的是怎樣的采訪?此次采訪的意義何在?

西行漫記越洋追尋諾貝爾

國內勞動節慶?；顒舆M入尾聲之際，38歲的《經濟學消息報》總編輯高小勇就率一采訪組飛翔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了。

為這次行動，他準備了大半年。他得知，自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以來，全世界已有30多位學者獲此殊榮，這些西方現行經濟學大師，三分之二云集美國。而在他之前，我國經濟學界和新聞界，從沒有人采訪過他們。不要說我國，就是美國本國的記者要采訪他們——他們當中許多人當過總統的經濟顧問并且至今仍是美國經濟藍圖的設計者——也是極不容易的，更別提在短時間內采訪所有的大師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這次定名為“諾貝爾大追尋”的行動，真可謂野心勃勃。

1994年5月4日，美國當地時間上午10點正。舊金山。1976年諾獎得主、本世紀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家中開始接受采訪。以此為標志，諾貝爾大追尋活動拉開帷幕。

接下來，十幾個日夜夜以繼日，他們從舊金山起，輾轉圣迭亞哥、芝加哥、波士頓、費城、匹茨堡、華盛頓，橫貫美國東西，逐一采訪了12位諾獎獲得者。當月17日，在華盛頓的喬治·梅森大學，隨著對經濟大師布坎南的友好采訪結束，大追尋圓滿落幕。

此次大追尋為我國經濟學界帶回了一批沉甸甸的碩果，根據諾獎得主的訪談整理發表的采訪錄，在《經濟學消息報》上足足刊載了24期，西方經濟大師們就人口與就業、通貨膨脹、企業改革、管理組織、貧富差距、信息高速公路等問題發表了詳盡的意見和建議。這些看法的重要性立即引起了我國有關領導和經濟學界的強烈關注。

“采訪1分鐘，準備10分鐘?！蔽鞣叫侣劷绲倪@句格言說明，任何卓有成效的采訪都離不開十倍于采訪的艱辛準備。此次諾獎追蹤的成功正好印證了這點。訪前準備采用了我國新聞界罕見的專家署名提問方式，報社廣泛發動海內外近百名經濟學界的學者專家設計提問，然后報社將他們的提問分門別類，匯總成經濟學現狀及其發展、21世紀世界經濟預測、轉軌中國家的經濟問題及對策等幾個大類。采訪組正是帶著這些云集了我國經濟學界智慧的問題飛赴美國的。更令人矚目的是，回國后發表的24期諾獎得主訪談錄上，都清清楚楚落著這些專家的大名和他們所提的問題。在這里，新聞記者沒有冒充全知全能的角色，而是讓世界東西兩個大國的經濟學權威們借媒體為橋，進行了一次高層次的對話和探討。

參與此次署名提問設計的專家有吳敬璉、林毅夫、張武常、劉世錦、茅于軾、樊綱、貝多廣等，他們分別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香港大學、中國社科院和各著名高校以及國家各部委，他們都是當今我國經濟學界的權威人士和成就卓著的學科骨干。他們根據自己的研究情況，選擇出自己熟悉的諾獎獲得者設計出提問。

大洋彼岸友善之門在開啟

當初，高小勇萌生出越洋采訪諾獎獲得者這一想法時，他激動不已，然而許多人都認為他是在異想天開。

然而奇跡發生了，此次共計有12位諾獎得主接受采訪，這個數字幾乎是美國尚且健在的諾獎得主的全部。

他們不但接受采訪，而且態度還十分認真，十分友好。

采訪小組原想，美國人大都很隨便。但采訪時發現，他們大都西裝領帶，正襟危坐。1970年諾獎得主薩繆爾森、1980年諾獎得主克萊因還在領口上打了蝴蝶結。福格爾教授親將自傳贈與小組。薩繆爾森教授將一篇新寫的稿子交給他們時幽默地說:“我是很貴的。但這次對貴報免費?！碑斢浾哐洺懜鍟r，他說:“我會的，我寫文章像喝酒，隨時都會酒癮大發”。莫迪利阿尼教授十分健談、有趣，他對記者說:“如果你們早來20年就好了，我會更幽默”?？肆诸D總統經濟顧問、1981年諾獎得主托賓教授，因去歐洲訪問，故與采訪時間沖突，但他特囑有關人員讓記者把問題留下。他說回來后一定認真答復。

他們創下了空前的記錄，他們做到了連美國當地記者都沒有做到的事:在半個月的時間采訪到了如此眾多的諾獎得主!采訪結束后，高小勇感謝美方陪同采訪的美國國務院新聞總署的官員維金斯基時，他真誠地說:“你不必感謝我，我還要感謝你呢，你給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見到這么多名人，聽你們談話，我獲益匪淺?！?/p>

是什么力量使得彼岸的這些經濟學大師們如此重視此次采訪，態度又是如此平和友好?高小勇回答此問題時打了個比方:“美國的普立策新聞獎只授予那些意義很大、難度很大的調查?！?/p>

是的，飛越重洋歷盡艱辛異國采訪，這本身就是難度:當那些美國人得知，幾個中國記者遠涉重洋的

1991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科西目的，只是為了向他們探求一些使自己國家富強的經濟理論時，這種獻身熱忱本身就足以令他們感動；尤其是，采訪小組明白，他們身后站著上百個自己國家的優秀經濟學人，記者代表他們提問其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自身，超越了報社，超越了國界，走向了開放的世界。而這種意義重大的勞動，當然容易得到彼岸大師們的呼應與回響了。

血濃于水留美經濟學人的傾心相助

此次大追尋，得到了一個海外華人團體的全力相助，這個團體是留美經濟學會。

該會現有500多人，遍布全美各地，是由我國赴美講學留學進修人士組成。他們多為專家學者和經濟專業博士。此次采訪活動中，他們對小組的幫助是巨大的。每到一地，都是他們接機、安排食宿、聯系采訪，并在采訪中擔任翻譯。

采訪小組的亡命精神也給留美經濟學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吃得差，住得差，干起活兒來卻不要命。在芝加哥，他們住的是地下室，廁所就在住房里；在費城，他們住處地毯發了霉；每天，他們吃的是4美元一盒的盒飯和三明治。這對吃慣了米飯的他們相當不習慣，但他們經費緊張，用高小勇的話說:“每一個美元都必須配置得當?！?/p>

采訪安排非常緊湊，一環緊扣一環，有時一天要采訪兩個人，常常是一個城市剛結束馬上又飛往另一城市，人在夜空中半睡半醒。

從芝加哥飛到波士頓，阿姆斯特學院許小年教授接記者后開車直奔麻省理工學院，撞進1985年諾獎得主莫迪利阿尼的辦公室，時間正好分秒不差，但記者們拎箱的手酸痛不已，脊背上直沁汗水。他們的敬業精神感動了留美經濟學會的成員們，會長海聞感慨萬分地說:“我見了這么多國內來的團體，你們不游山，不玩水，只干活兒，干完了就走?！彼贸龅慕Y論是:“這是幫干事的人!”

在回溯這次追尋的意義時，北京大學經濟學專家林毅夫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出現了許多經濟學教科書上所沒有的問題，能否用現存的理論來解釋這些現象，提出解決對策?牛頓說過，‘我看得比別人遠，是因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這次的諾獎追蹤活動，使我們能有機會同時站在一批巨人肩上。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次追尋意義重大?！?/p>

這次采訪活動的策劃者和負責人高小勇也頗有感觸地說:“在社會轉型時期我們睜開眼睛看西方，這似乎已成了定律。五四時期，陳獨秀、魯迅和青年毛澤東都從西方尋找靈感，中國共產黨就是從西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今，我們又面臨著一個新的、劃時代的轉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在這個意義深遠的時刻，經濟學界接軌世界也是必然的。我想，人類文明的成果就是在這種開放格局中，在我們與他人的互相比較、互相汲取中發揚光大的。為此，我們應該有一種全球意識?！?/p>

(張曉然摘自《中華工商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