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致喬冠華函

徐慶全

胡風在離京服刑前致喬冠華

1966年2月11日,胡風曾致喬冠華一封信,喬冠華接信后,隨即寫信給章漢夫、姬鵬飛并轉周揚等同志,并將胡風的信附上?，F將信轉錄于下,并結合有關材料稍加說明。オ

胡風致喬冠華信:

喬公足下:

十年多以來,常常瞻望行旌所向;聲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歷史在前進,雖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論之后,曾向監獄當局提過,希望領導上代我向你轉詢,如還不至完全見棄,希望能給我一個見面的機會,在思想上從你得到幫助。因為,當時突出地記起了最后一次見面,提到某一問題時,你動情地說過:“如果那樣,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無論在怎樣困難和失敗的情況之下,也從未發生過“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問題。糊涂人對階級事業的理想、對黨,總有一種糊涂的自信或癡想也。但這時候深深地記起了你的話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對著了這個問題,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請教。但后來想到了:我這個階下之身,提這樣的要求,就成為對你的一種不敬。寫書面感想時只好取消了。

現已受命即日遠戌(雖要求略緩時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會無期,前塵種種,對你應感謝的,對你應請責的,不斷地襲上了心頭。語言有時是無能為力的,何況又在神情無緒之中,那么,就請以言不盡意、語無倫次見諒罷。匆匆敬禮

夫人均此オ

胡風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東郊お

喬冠華致章漢夫、姬鵬飛并轉周揚的信:お

漢夫、鵬飛同志并轉周揚同志:

忽接胡風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據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勸過他一次,講過些什么具體內容,已經記的不清楚了。來信這樣寫的用意很明顯是希望對他的處理有所緩和。此人已不可救藥,我的意見是,不邊(便)再理會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禮

喬冠華

12/2,1966

注:章漢夫、姬鵬飛和周揚都在信上劃了圈,章漢夫并寫道:“我意不理”。

胡風緣何寫這樣一封信

關于胡風的冤案,已經披露了很多。人們知道,在解放以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很少有人像他一樣,對自己所信守的理念如此執著如此執迷不悟地充滿著自信,也很少有人能夠像他那樣雖九死而不悔地不改初衷。即令是在關押了10年之后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盡管按照宣判之前通過梅志(胡風的夫人)做工作而達成的默契,胡風沒有上訴,但他仍然向中央寫了《心安理不得》的判刑后的感想(所謂“心安”,就是他接受加在他身上的罪名,承認自己是個罪人,而“理不得”,是胡風始終困惑的問題,即他無法找出自己究竟罪在何處)。

胡風是在1965年11月26日被判刑,12月30日與一家人團聚的。時過一個多月以后,“無論在怎樣困難和失敗的情況之下,也從未發生過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問題”的胡風,為何在給喬冠華的信中卻如此低調,竟坦言“不由自主地面對著了”――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這個問題”?

對照胡風的夫人梅志所寫的《胡風傳》,胡風在這一年的初三或初四,被強行要求全家到四川去服刑,2月15日,胡風與梅志赴四川,胡風在離開北京的前一夜,“在曉風的書桌里找到了信紙信封,給與他有過多年交往和一直崇敬的幾位友人寫下了告別信”。這幾位友人是徐冰、陳家康、喬冠華、徐平羽和老舍。梅志在書中只引了胡風給徐冰和老舍的信,但信末只具年月而未寫日期。

這一年的春節是1月21日。按照梅志所述,胡風是在23或24日得到赴四川的指令的。胡風給喬冠華的信是2月11日發出的,并不如梅志所說,是在離開北京的前夜寫下的。但他給老舍的信中,明確地提到了“明日遠戌”,這才是離開前夜寫的。

胡風被判刑后,以為可以在北京服完剩下的6年刑期,殊不料,公安部卻要將他們趕往四川。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令胡風非常沮喪。梅志寫道:

胡風感到這是對他的終身放逐,從此再也無法從事自己喜愛的文藝工作了。他一生沒有什么名利欲,就是執著于文藝,雖然因此獲罪被關了十年,也沒能使他斷絕從事文藝的欲望,還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仍能干這工作?，F在,這一切都破滅了,他的痛苦、他的沮喪是無法用文字來形容的,連M(指梅志――引者)也無法幫助他,勸慰他。他的心情沉重而憂郁。

因為感到“這是對他的終身放逐”,所以胡風不愿離開北京,所以才“面臨著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問題”。他提出愿和梅志一起到京郊勞改農場去服滿刑期。被拒絕后,他在寫出獄后的感想中,因為知道這個感想要呈交周恩來的,所以又提出了留在北京的請求。然而,沒有回音。胡風失望了。他給喬冠華等人的信,就是在這種心境下寫的。

然而,胡風又是執著的。即使是如此,胡風還是希望老朋友能理解自己的苦衷,希望自己的處境有所改變。喬冠華當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徐冰時任統戰部部長。他在給他們二人的信中,都說到了“現已受命即日遠戌(雖要求略緩時日亦似不可能)”的處境,實是在隱晦地表達請求老朋友幫忙的意愿。

但是,在當時的處境下,“不邊(便)再理會他了”,也許是喬、徐二人唯一的選擇。胡風徹底失望了,這才在臨行的前夜,給老舍(或許還有陳家康、徐平羽)寫了“辭行”的信。

胡風和喬冠華的關系

胡風在“神情無緒”中想到致信喬冠華,不但是因為他與喬是相知多年的朋友,而且他認為喬對他所堅持的文藝理論是理解的。

有“才子”美譽的喬冠華早年在德國留學時,學的是哲學。雖然他后來在香港主要是搞國際評論而名噪一時,但是,對哲學問題的研究,也一直是他所鐘情的。1943年回到重慶后,喬冠華等人創辦了《群眾》雜志,登載了陳家康、胡繩,以及喬本人寫的探討哲學的文章。此時也在重慶的胡風,“感到這是在國統區討論唯物論與唯心論的一個極好的鍛煉機會”,因而對喬的作法表示支持。胡風正籌備出版《希望》雜志,“也準備發表一點關于這方面的文章”。胡風的這一想法也得到了喬冠華的支持。喬特意為《希望》翻譯了《費爾巴哈論綱》一文。

在這一時期胡風與喬冠華關系是很密切的。胡風回憶說:

喬冠華對當時的文藝實踐情況很不滿意,常和我談對這方面的意見?！麑ξ业目锖臀恼率峭榈?、理解的,還特意為第二期譯了詩。在反教條主義這個問題上,特別有共鳴。(《胡風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

因為有“共鳴”,所以喬冠華對胡風在桂林時期所發表的文章很贊賞。在胡、喬二人“一道去喝茶”時,喬冠華曾表露過這一想法。胡風回憶說:

談到我在桂林寫的文章,他覺得我是在不顧一切,意即,我批評了錯誤傾向,完全不顧及誤會和攻擊。談到整風,我說,現在出現了用教條主義反教條主義,他表示了同意。這使我很高興,引為知己。他到重慶后,和陳家康感情相投,常在一起,我有時間就去看望他們,一起談天。(同前書)

喬、胡在重慶的這種友情,在后來胡風遭批判也被舊事重提。1952年周揚在上海和胡風談話中,就曾指責胡風和重慶的“才子集團”(指喬冠華等人)的親密關系。

其后,胡風因文藝理論問題招致了批評,喬冠華等人的文章,也受到了董必武等人的批評。盡管喬冠華就此在理論上與胡風有了不同,但是,兩人惺惺相惜的友情還依然保持著。

1948年,胡風返回了上海,喬冠華去了香港。在香港的喬冠華與邵荃麟等人一起,對胡風的理論發動了批判。喬冠華在《人民與文藝》(第二輯)發表《文藝創作與主觀》一文,點名批評胡風,給胡風的文藝觀點戴上了“主觀唯心主義”的帽子。

這場由權威理論家出面的“批判”,引起了胡風的憤怒。胡風決定自己出面答辯。雖然他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但一提起筆,胡風就立刻進入“狀態”,他強烈地感到自己的“異端”性,處于“四面包圍”之中,——朋友們至今還記得當年那“在屋內急步走動、目光炯炯的、渾身冒火的胡風”。帶著這一憤怒的情緒,1948年9月17日午夜3時,胡風寫完了《論現實主義的路》一書。

在這部書的后記中,胡風敘述了對香港發表的文章的意見,認為香港對他的批評,在思想實質上是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在實踐態度上是宗派主義,將會產生很不好的影響。此外,他并指出了喬冠華文章中的不妥之處。當然,胡風沒有想到的是,這次爭論在后來的日子里所導致的責難。

《論現實主義的路》尚未發行時,這年的12月,胡風來到了香港,又見到了喬冠華。喬冠華、邵荃麟以及馮乃超三對夫婦和周而復等人,一起招待了胡風?！帮埡?開始正式談話,以喬冠華為主,他先問胡風對他所寫文章的意見。胡風說,我寫了文章,你們可能知道了。例如,你引用的黑格爾的那個理論,我花了一些力氣才把他搞清楚了。搞清楚的意思就是駁倒了他,也就是把他的理論根據推翻了,否定了他的意見。他聽了,出現了驚愕的神情。他也承認,事情是不簡單,同意他們意見的讀者并不是多數?！瓎滩缓迷僬f什么,只說他自己是經過了怎樣痛苦的自我斗爭才解決了思想問題,不是別人能體會到的?！?《胡風傳》)

經過“痛苦的自我斗爭才解決了思想問題“的喬冠華,雖然與胡風在觀點上迥然,但對兩人之間的這份友情還是很看重的。

解放后,北京的報刊上對胡風的理論展開了猛烈的批判。1953年的1月前后,胡風有一次去看喬冠華。在兩人的談話中,很自然地談到了林默涵發表在《文藝報》上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的文章。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喬冠華還是對胡風說:“我過去是你的朋友,現在是你的朋友,將來還要做你的朋友。我覺得,把問題攤開來談,花幾天功夫一定可以談得清楚。我覺得,這個關一定可以過去?！?/p>

而耿直的胡風或許對喬冠華仍有怨氣,所以并不理會他的表白,反而搶白說:“我從來沒有抱過關思想?！?/p>

以喬冠華當時的身份,胡風話自然讓他有點下不來臺,他只好說:“我的話說錯了……”

不過,或許為了安慰喬冠華,胡風最后還是告訴他,自己打算好好檢查,長期檢查。喬只好說,那就將來再說吧。

到了1955年年初,對胡風思想的批判運動已波及全國。在此期間,始終堅持自己觀點的胡風,也不得不寫出了《我的自我批判》。這年3月的一天夜晚,喬冠華又一次來看望胡風。隨同喬來的還有陳家康和邵荃麟。這次持續到11時半的談話,主談的是喬冠華,主題還是胡風的思想問題。喬冠華傳達了總理的指示:“應檢查思想,應該打掉的打得愈徹底愈好,這才更好建設新的。但是,要實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辦法?！?/p>

喬冠華還是希望胡風能積極地檢討自己的問題,并苦口婆心地勸道:“別的不說吧,你跟黨這多年,至少是你沒有積極提出要求入黨,這在思想上應該檢查檢查,也可以回憶一下歷史情況,看有什么問題……”

邵荃麟也抱著同樣的想法。他對胡風說:“你老指責宗派主義,左聯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關系應該是沒有宗派的,但你也把我劃入宗派了……”

而陳家康或許對此次對胡風批判的理解并不深刻,只是認為胡風的問題“一切可以說是一個認識問題”,因而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被喬冠華厲聲打斷了:“家康這個同志就有這個毛病……”陳家康囁嚅地紅著臉不再說下去了。

這次談話過后兩個月,胡風就被逮捕。從現有的材料看,這應該是喬冠華與胡風的最后一次接觸。喬冠華的信中所說55年“曾去勸過他一次”,也應該是指的這一次。

這次談話,喬冠華顯然是受命而來的。指派他來的人,喬的信中說是陸定一,但是從喬向胡風傳達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來看,或許周恩來也知道這次談話,并也給喬做過指示。

胡風信中說,這次談話談到了“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話題。其實,“活下去”這個話題,還是周恩來先對胡風提到的:

1951年12月3日,周總理約見他,談了約5個小時。后來在獄中,胡風回憶了這次談話。其中說:“總理在提到不能回避斗爭的時候,還懇切地說到,一種重要情況或一個原則問題要弄清楚,有時得經過曲折或艱難的過程,要活下去就不能回避……”(《胡風傳》)

梅志說,這次談話對胡風的震動很大。談話過后,胡風又再一次修改《我的自我批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胡風絕不會想到兩個月后的結局,當然更不會想到,十年監獄生涯后被判刑還要被驅逐出北京的結局。

而當胡風因為無法挽回被放逐的命運而面臨“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問題時,喬冠華雖然知道胡風的信“用意很明顯是希望對他的處理有所緩和”,但是以其身份和地位,也只能忘記他對胡風所說的“將來還要做你的朋友”的承諾了。其后,胡風囚禁四川,喬冠華叱咤政壇。兩人惺惺相惜的友情,在這次談話過后也畫上了句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