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民族主義

［英］以賽亞·伯林

一

觀念史宏富多端，無確切的領域，更看重確切性的各學科專家難免對之狐疑，不過，觀念史有時也會有其獨到的收獲，比如，當發現我們文化中某些常見價值遠比想象的更為晚出之時。在中古時代，正直、誠摯就不是受到敬重的品性——事實上，根本就無人提起過；那時重視的是理論上的客觀真理，追求的是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正確的東西。今人認為多樣性是可欲的，一致性則是單調、沉悶、乏味的，于人類之精神自由是桎梏，如歌德形容霍爾巴赫《自然體系論》為“永恒的黑暗，如同死尸”[1]；這跟傳統觀念恰好相反，直到17世紀末，這觀念還很少遭受質疑：真理只有一個，余者均歸錯謬。今天之信奉寬容，不是當作避免破壞性沖突的功利權宜，而是作為本質的價值；目前都在討論自由與人權的概念，認為天才不受約束的意志可以挑戰規則，蔑視任何層面理性的約束——所有這些在西方思想和情感的巨大變化中作用甚巨的因素，皆成于18世紀，它的后果體現在各種反革命潮流中，于當今生活的各個領域也非常明顯。這是一個寬泛的論題，本文不擬直接討論，只提醒注意一個角落。

二

眾所周知，歷史研究在19世紀獲得了迅猛發展。對此可做多種解釋：自然科學突飛猛進、所向披靡，尤其是技術發明及由此而致的大規模工業生產，給生活和思想領域帶來了革命性變革；新的國家、階級和統治者興起，并試圖探尋自己的由來；古老的宗教和社會制度分崩離析，這既是文藝復興、世俗主義和宗教改革運動勃興的原因，亦是其結果；這激起了人們對歷史變化和新生事物的關注。歷史研究，事實上是起源學研究受到空前刺激，催生了一種社會生活在持續進步、至少總是在經歷著變遷和革新的感覺。有充分理由設想，自然科學新方法既然能解釋外部世界的本質和規律，就也能解釋社會的本質與規律。徹底發現這些規律，就能很好地解釋過去、預言未來，把關于人類的預測從神秘的宗教先知、《圣經》啟示的闡釋者、占星術士和超自然玄學家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門條理井然的知識學科。

這期望激發了新的歷史哲學，成為社會研究的全新領域。新一代預言家習慣于聲稱，他們對過去與未來的陳述具有科學有效性。有很多是夸夸其談，有時甚至是自大狂的想象或者根本就是玄思，不過他們所取得成就之值得敬重要超出一般想象?？锥嗳疵膺^于樂觀了，他預言將出現一門綜合、系統的關于人類的自然科學，可以之終結懶惰、無知和非理性而致的犯罪、愚蠢和痛苦。在1794年的黑暗獄中歲月，他描繪了一個生動、美好的新世界，由知識和道德上獲得解放的人把科學方法應用于社會組織而構建起來，一個各民族和諧的社會，藝術和科學不斷進步，并實現永久和平。這當然是樂觀過了頭，不過，把數學、尤其是統計學方法應用到社會問題，則是一個重要的原創性預見。

圣西門是個天才，眾所周知，他預言了技術官僚統治秩序的盛行，談到了科學、金融和工業組織聯合的趨勢，于其中，生產者須倚靠科學家，新的宣傳群體——藝術家、詩人、富于感染的新世俗宗教傳道者——將取代牧師，缺少這個群體，工業社會將無法正常運轉。他的門徒孔德呼喚、并預言一個權威式的精英階層，以教化和控制理性但非民主、自由的社會及受過科學訓練的公民。無需詳盡闡述這預言之準確：技術與世俗宗教絕對權威的結合，在我們時代早已實實在在地變成了現實。那些相信在新啟蒙運動中，應該將偏見、無知、迷信及其在非理性的、壓迫性的法律、經濟、政治、種族和性別等制度中的具體表現一掃而空的人，他們的企望落空了。這不足以否定他們的洞見于引領西歐進入發展新道路的意義。這道路就是邊沁和麥考萊所宣傳的那種包羅萬象的理性新秩序，這秩序困擾過密爾、托克維爾，亦為卡萊爾、迪斯累利、羅斯金和梭羅深惡痛絕，前此，18、19世紀之交的德國浪漫主義者亦對之多有批判。到了傅立葉，對貿易和工業罪惡的攻擊連篇累牘，認為無限制的經濟競爭導致惟利潤是瞻的人肆意破壞或竊取勞動果實；他抗議說，對廣泛人類群體的集中控制導致了奴役和異化，他鼓吹消滅壓迫，要求用縝密的職業指導將情感納入到理性軌道，使所有的欲望、才能、趣味沿著自由和創造性的方向發展。傅立葉此人確實有點怪異，這些理念卻一點都不荒誕，事實上他所預言的很多東西現在都是常識。

托克維爾預測到民主的同等化將導致千篇一律，所有人都承認這不祥的預測料事如神，不管對他的藥方作何看法；恐怕也沒有誰會否認，卡爾·馬克思也凸顯了預言獨一無二的力量，不管這預言有什么錯，卻指明了他那個時代發揮作用的某些關鍵因素，他的同時代人對此基本無知——即技術變化與文化是相互依賴、權力集中與生產資料私有化、無情的工業化、大企業的興起與全面發展之間也是互相決定的，初期階段，社會和政治沖突激化不可避免。他也不無成功地揭示出掩藏在政治與道德、哲學與宗教、自由主義與科學面紗下的這些沖突最冷酷的表現形式、及其社會和思想后果。

這些都是些比較重要的預言家，預言家當然不止這些。才華橫溢而任性的巴枯寧比其對頭馬克思更精確地預言到一無所有的人必將揭竿而起，預感到這種情況更容易在那些大多數人僅能維持生存、任何劇烈變化都不會讓他們有所虧失的國家出現——比如像俄國和西班牙這樣資本主義最薄弱、原始的農民處于絕對貧困狀態的地方，而不大可能出現在工業化水平最高、處于上升階段的國家。因此，本世紀亞洲和非洲發生的巨大社會變動的原因，在他看來，太容易理解了。再進一步：詩人海涅在路易－腓力普王朝初期談到法國時曾預見到，日爾曼鄰居將在歷史記憶、怨恨與形而上學和道德狂熱的刺激下，進攻法國，根除西方文化的影響：他們“將不受恐懼和貪欲的約束……就像基督徒，肉體的折磨享樂都不能改變他們”[2]，這些陷入意識形態迷狂的野蠻人將把歐洲變成一片沙漠。拉薩爾曾鼓吹國家社會主義，并且可以說預見到了這個混合制度——即當代的人民民主，叫它國家共產主義也好，國家資本主義也好，馬克思則在對哥達綱領的評論中對此進行了嚴厲批判。

十多年后，雅各布·布克哈特預言到軍事－工業綜合體必將控制沒落的西方國家；馬克斯·韋伯對官僚權力日益擴張堅信不疑；杜克海姆警告社會陷入失序狀態的可能性；之后是扎米亞京、阿爾丟斯·赫胥黎、奧威爾的夢魘，當下看來，他們半是諷刺者，半是預言家。所有這些預言中，有的現在還停留在預言狀態，有的則是某種程度上的現實了，最引人注目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海涅所預言的新哲學野蠻人，他們控制了種族主義者和新的異教非理性主義者的想象力。19世紀還涌現了形形色色的烏托邦和預言，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技術官僚主義的，最后還有那些滿懷新式中世紀鄉愁者的烏托邦，這些人向往著很大程度上是想象的遠古禮俗社會——所有這些思想體系，時至今日，我們差不多是忘得一干二凈了。

在所有這些精致、自洽的大量未來學和幻想中，卻有一個怪異的空白，一個控制了19世紀歐洲的思想和社會運動，它無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們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個缺了它的世界：它有自己虔誠的信徒、勢不兩立的敵人，有民主、貴族、君主的派別分野，它給實干家、藝術家、知識精英和群眾以靈感；奇怪的是，就我所知，沒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預料到它會在未來扮演遠為重要的角色。但不夸張地說，它是當今世界現有各種思想、社會運動中最強大之列，在一些地方還是唯一強大的運動；沒有預見到的人則為此付出了代價，失去了自由，事實上是喪失了自己的生命。這個運動就是民族主義。就我所知，沒有任何一位有重大影響力的思想家預見到民族主義的未來——畢竟沒人明確地談論過。唯一的例外或許是被低估的摩西·赫斯，他于1862年在《羅馬與耶路撒冷》中強調說，猶太人肩負著把共產主義與民族性融為一體的歷史使命。但這僅僅是告誡而非先知的預言，這書除了后來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外，恐怕沒有幾個人讀過。

毋庸諱言：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支配了大多數主權國家在聯合國會議的行為，這種情況比國際聯盟時代尤甚。不過我相信，這必將令19世紀的預言家們吃驚，而無論其思想和政治傾向。因為當時的絕大多數社會和政治觀察家，不管本人是不是民族主義者，都普遍地相信，這種情感會逐漸衰亡。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義被看成是歐洲的一段小插曲。大多數人渴望成為一個與民族邊界一致的國家的公民、有同胞之感，這種欲望被認為是自然的，至少是歷史－政治發展的結果，這種歷史－政治發展是民族意識發展的結果，亦是其原因，至少西方是如此。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情感和意識形態，并不（恰當地說是在我看來）等于民族意識。

最起碼自亞里士多德，歸屬于一個愉快的身份群體的欲望被看作是人類的自然需求：家庭、氏族、部落、社會等級、社會秩序、階級、宗教組織、政黨，最后是民族和國家，所有這些都是這種基本需求實現的歷史形態?？赡軟]有任何具體的形態對人類的生存來說，具有跟食物、住所、安全、生殖等需求一爭高下的重要性，但是其中有些形態卻是須臾不可或缺的，從柏拉圖、波利比烏斯到馬基雅維利、波舒埃、維科、杜爾哥、赫爾德、圣西門、黑格爾、孔德、馬克思及這些人的現代子嗣，都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論解釋這些形態的歷史演變。共同的祖先、語言、習俗、傳統、記憶、長期地生活在同一塊土地，這些就被認為構成了社會。這種同質性凸顯的是一個群體與周邊群體的差異，強調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團結的存在，通過這一點，突出自己與信守不同習俗、具有不同歷史或神話起源的群體的差異，且經常夾雜著對自己以外群體的厭惡或蔑視；民族國家身份就可以據此作出解釋并賦予正當性。19世紀前，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納維亞人實現了這一目標，獲得了民族國家身份，德國人、意大利人、波蘭人、巴爾干人和波羅的海人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瑞士人找到了獨特的解決辦法?？偟膩碚f，國家與民族疆界之重合，被認為是可欲的，當然，俄國、奧匈帝國、土耳其等王朝和多民族帝國的支持者除外，帝國主義者、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也許一些信奉教皇至上論的天主教徒也得除外。大多數政治思想家，不管滿意與否，都以之為必然的階段。有人希望或擔心民族國家被其它政治結構形態取代；有人認為它是“自然的”和永恒的。民族主義把民族統一和自決的利益提升為至高無上的價值，只要需要，任何東西都得退避，德國和意大利思想家尤傾心于這種意識形態，更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觀察者則冷靜地將其看作是暫時階段，歸結為民族意識受到專制統治者——天主教助紂為虐——壓制和暴力鎮壓而致的反彈。

19世紀中葉，德國和意大利人所渴望的政治統一和自治看來快要變成現實，這一主導趨勢不久也將把被壓迫民族從多民族帝國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人們相信，一旦目標實現，這種遭受挫傷的民族意識的病態民族主義行將就木：既然它是壓迫引起的，當然就會隨著壓迫之傾覆而消失。時間比樂觀主義者的預言長了一些，不過到了1919年，民族自決權的基本原則獲得了普遍認同?！斗矤栙惡图s》承認民族獨立權，不管實現與否，并相信可以之解決所謂的民族問題。當然，新興的民族國家也存在少數民族的權利問題，不過新成立的國際聯盟可予以擔?！谶@些新興國家，若確有問題需進一步思考解決，依其歷史經驗判斷，則唯一的麻煩就是少數種族或文化群體的自治要求；當然，很多難題仍困擾著人類：殖民剝削、社會和政治不平等、文盲、貧困、不公、饑餓、腐敗、特權等等。但大多數經過啟蒙的自由主義者、實際上也包括社會主義者都認定民族主義的衰落，因為民族的至深創傷會很快愈合。

馬克思主義者和其它激進的社會主義者走得更遠。在他們看來，民族情感本身就是錯誤的意識，是經濟上居支配地位的階級即資產階級與舊貴族殘余合謀而致的意識形態，是保持和完善階級控制的工具，這樣的社會是以剝削無產階級勞動力基礎，其中，生產過程本身必然把工人組織成具有紀律性、規模、政治覺悟、實力不斷壯大的力量，時機成熟，工人將推翻資本家壓迫者，資本家間的殘酷競爭使其兩敗俱傷，削弱他們有組織地抵抗工人的能力。剝奪者將被剝奪，資本主義的喪鐘行將敲響，作為整個意識形態的具體表現形式的民族感情、宗教、議會民主等等，也將隨之被歷史拋棄。民族差異或許依然存在，但與全世界工人大團結及生產者為了全人類的利益自由協作以利用自然的力量相比，地域和種族性之類的東西，就微不足道了。

所有這些觀點的共通之處在于相信，民族主義是自決渴望受挫的產物，不會長久，是偶合力量及其意識形態所決定的進步歷程的一個階段而已。對這些力量的性質，理論家們眾說紛紜，但絕大多數人都認定，民族主義本身會隨其起因的消失而消失，這些起因，必將被不可抗拒的啟蒙進步所清除，不管在道德上還是在技術上——理性的勝利或者物質的進步或者二者兼有——比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化，或者致力于社會平等、經濟政治民主以及公平分配產品的斗爭，都將導致這樣的結果；世界貿易或科學的勝利或以理性原則為基礎的道德的勝利必將打破民族界限，早晚會普遍達到人的潛力充分實現的境界。

于此，單純的民族群體訴求和理想勢必失去意義，頂多在文化人類學博物館里增添一些不成熟的遺跡而已。至于獲得獨立和自治的民族中的民族主義主義者，則被歸為非理性主義者，是倒退或者阻礙發展的現象——而尼采、索列爾的門徒或新浪漫主義者，更是不值一提。顯見的事實是：日益強烈的民族主義大部分成于國家統一之后——比如，1871年后的德國沙文主義、法國整體主義或意大利的神圣自我、種族理論及種種法西斯主義先驅的興起。據我所知，19世紀后期和本世紀初期的未來學者，未能將之解釋為歷史新階段的前兆；保守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無一例外。比如，考茨基所預言的Krisen,Kriege,Katastrophen時代[3]——他詳盡分析了起因、描述了形態——即使提到民族主義，也僅僅是附生的結果，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而已。就我所知，沒有人甚至暗示過民族主義將主宰這個世紀的后三分之一，影響所致，任何社會運動或革命，必與民族主義結盟，至少不直接與之對抗，方有成功可能。于其它方面如此敏銳的社會思想家，于民族主義卻如此遲鈍、言不及義，在我看來，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至少值得更廣泛深刻的探討。我非歷史學者，亦非社會心理學者，無意探討之，謹點出問題，希望有識者有所創見。

三

我想先談談作為精神狀態的歐洲民族主義的起源，然后再進入問題。此處的民族感情，非人類文明史初期就出現的族群意識，而是指清晰理論的水平，是意識處于自覺狀態的產物、是闡釋和綜合，作為一股力量和可用的手段已為觀察者意識到。依此，民族主義不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紀。羅馬人或許真的鄙視希臘人，西塞羅和阿皮翁對猶太人亦有不恭之辭，尤維納利斯則諷刺東方人；這只是對非我族類的單純憎厭而已。馬基雅維利和莎士比亞都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之前愛國主義就已源遠流長。我說的民族主義亦非對祖先的簡單自豪感——說穿了，我們都是卡德摩斯的后代，都來自特洛伊，都是曾與上帝立約的人們子嗣，都有同一個征服者法蘭克人或維京人的血統，都是依靠征服而統治過高盧－羅馬人或凱爾特族奴隸的后裔。

我用民族主義一詞指更明確、意識形態上更重要而危險事物：首先是對屬于特定人群的人堅定信念，對相應生活方式的信奉不渝；共同的疆界、習俗、法律、記憶、信仰、語言、藝術和宗教表達方式、社會制度、生活方式諸因素塑造了其獨特性格，往往還包括共同的遺傳、血緣、種族特性，此外，是無法用別的東西來解釋這個性格的；正是這些因素塑造了具體的人及其目標和價值。

其次，民族主義堅信，社會的生活模式有似于生物有機體模式；有機體正當發展所需要的東西，即對其本性最敏銳的人以文字或圖形等形式所詳細闡明的東西，構成了共同的目標；這些目標是至上的，否則就無法避免民族的墮落和毀滅。進言之，這種生活模式是有機的，為人力所不及，卻能控制人之處境，必須讓這些歷史發展的行動、思考和感覺方式深深地浸潤心性，因為正是這些維持生存、社會交流、尤其是人們彼此相處的心智、感情、物質的方式決定著其它一切，并構成該民族有機體——民族——不管它是否表現為國家的形態。民族主義進而堅信：人的本性能充分實現的最基本社會單位，不是個體，亦非可隨意解散、改變或拋棄的自愿社團，而是民族；家庭、部落、氏族及地區等次級社會單位若要充分維持生存，就必須盡力創造并維系自己的民族；因為這些社會單位的本性和目標——通常稱之為其“意義”——都源自民族的本性和目標；這本性和目標不能通過理性分析顯現，只能由特殊的自覺意識領會，把個體的人與不可能進一步解析的有機整體結合為一體的獨特關系，人們未必完全意識到。這一有機整體，柏克說是社會，盧梭說是人民，黑格爾說是國家，而在民族主義者那里，就是民族，不管它采取何種社會結構或政府形態。

再次，民族主義理路必然包含這樣的觀念：之所以堅持某一信念、追求某一政策、服務某一目標、過某一生活，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或許是唯一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此等目標、信念、政策、生活是本己的。就是說，這些規則、理論或原則之信守，非因它們能導向美德、幸福、公正或自由，亦非因其是上帝、教會、君主、議會等認可的權威，更非因其本身是善的或正確的，因而于所有同樣處境的人都是善的或正確的；這些都不是理由，相反，僅僅因其是本己群體的——對民族主義者來說，則因為它們是我族的；這些思想、感覺、行動的方針是善的或正確的，自我與之認同，就將實現完善或幸福，因為它們正是生養我的具體社會生活的要求，綿延于我族的過去、未來，通過柏克所說的紐帶束集，我與之血肉相連，沒有了這些，我就如凋零的落葉，折斷的樹枝，永遠失去了生命；若為環境計或有意游離于民族，我就會失去目標、枯萎凋零，因此，唯有理解了民族的生活模式，我的生存和活動方有意義和價值。

這些華麗而動人的詞藻，曾經出現在赫爾德、柏克、費希特、米什萊的筆端，之后，那些試圖喚醒奧匈帝國、土耳其帝國治下的斯拉夫人民族靈魂的人、以及沙皇治下民族（也是沉睡中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用的也是這套說詞，隨后這套話語遍布世界。柏克斷言，個人是愚蠢的而種群是明智的，十多年后費希特宣稱，必須消滅個人，將之融合、升華進種群當中，兩種說法異曲同工。這種充溢價值的話語時常會采用描述形式，僅僅是為了闡明民族身份或歷史發展的觀念，于人們行為的影響——跟那些有意使用這套話語的效果一樣——則跟自然法、人權、階級斗爭等等曾經塑造了我們世界的其它理念同樣巨大。伴隨意料之中的發展，成熟的民族主義終致這樣的地步：我所屬的有機體欲滿足自己的需求，其它群體亦有此打算，若彼此不容，則我，或者我所忠誠歸屬的社會，就唯有迫使他們屈從，如必要就果斷使用暴力。若我的群體——姑稱之為民族吧——自由地展現真實本性，這就內含著排除一切障礙的要求。沒有什么能阻止我去實現我——也即我族——的至高目標，于我，其價值無可比擬。沒有籠統的規范或標準，評判不同群體的生活、品質、價值之高下，這樣的標準必然是超民族的，非特定社會有機體所內有，亦非有機組成部分，其效力源頭在特定社會存在之外的普適標準，如某些人構思并相信的自然法或自然正義；所有的價值和標準只能是特定社會、民族機體及其獨特的歷史所內有的，因此，無法要求個體（就像他所屬的社團或群體一樣）完全理解自己、領會所有的價值和目標，這樣的企圖是以錯誤的人性觀和歷史觀為基礎的。所有這些，就是有機體的意識形態，對民族忠誠，大眾是民族價值的真正載體，整體主義，歷史之根，民族意志，LaTerreetlesmorts！它將自然科學方法運用于人類社會蔑視為破壞和腐蝕力量，并發誓加以抵制——批判性的“分析”理性、“冷冰冰”的理智、破壞性的、“原子化”的個人主義、冷漠無情的制度、陌生事物的影響、淺薄的經驗主義、無根的世界主義，關于自然、人、權利的抽象的、忽略了不同文化和傳統之差異的觀念——簡而言之，整個敵方陣營的類型和范疇的劃分，始于哈曼恩和柏克，在費希特及其浪漫主義追隨者那兒臻于極盛，梅斯特和伯納德予以系統化。本世紀，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宣傳家的論述及非理性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作家的喧囂中再創高峰：矛頭所指都是啟蒙運動及其成就。

這些憤激罪詞內涵的語言和思想按說是非常清晰一貫的，事實卻并非如此。民族主義的號手認為，民族優先于個人，甚至對個人具有至高的權能，這看法有時乃是基于這樣的看法：只有民族的生活、目標和歷史能賦予個人的存在及行動以生命和意義。這必然意味著其他人與我族亦是同樣的關系，我族對他們具有同樣效能、不容置疑，而這與他人自己的民族充分實現自己的目標和“使命”相沖突，這很可能導致理論上的文化相對主義，卻不符合前提的絕對性要求，即使在形式上兩者并不矛盾；同時這也開啟了所有人向所有人開戰的大門。

有些民族主義者想擺脫這種困境，辦法是論證特定民族或種族——比如日爾曼——天生就優越于其它民族，它的目標高于其它民族的目標，或置身于這個特殊的文化類型中，用某些客觀的、超民族的標準衡量，人的真正目標要比這個文化之外的人的目標能更充分地實現。費希特在晚年著作中就作如是說。黑格爾也是這個路子：每個承擔歷史使命的民族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會發揮主宰作用。不能完全肯定，民族主義者為本民族喝彩，僅僅因為本族的就是好的，還是因為本民族的價值近似于客觀的理想或標準，只有那些幸運地受這些價值指引的人才能夠理解這些理想或標準，其它社會對此懵然無知，可能永遠處于無知狀態，因此這些社會客觀的是劣等的。這兩種概念之間的區分不易分辨，但不管哪一種都將導致集體的自我崇拜，比如歐洲人、或許還有美國人，民族主義總是能成為一種強有力的表現手段。

當然，民族并不是唯一的崇拜對象，人們也曾經用同樣的語言和邏輯把個人的真正利益認同于所屬的教會、文化、等級、階級、政黨的利益；這種種群體的利益時常交疊或融合為統一的理想，有時則陷入沖突，不過歷史中，人們投以最強烈的獻身精神和自我認同的依然是民族國家。1914年，民族國家顯現了自己的力量，對民族國家的愛和國家認同的要求要遠比國際勞動階級運動的大團結強烈得多，世界大戰慘烈地證明了這一點。

民族主義自18世紀誕生以來表現形態不可謂不多，尤其是自它與國家主義、與國家、特別是民族國家在所有領域具有至高地位的學說融合在一起，在它與自己一度詛咒的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力量結盟后，表現形態更是多樣。但在我看來，透過這些表象，民族主義仍然不離我上面所概括的四大特征：堅信民族要求之至高；民族所有成員的有機聯系；我族價值之有價值就是因為它是我族的；最后，在諸多權威或忠誠的競爭者中，民族訴求是至高的。目前正在地球上急劇發展、泛濫的形形色色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多多少少都可從中分辨出這四大構成要件。

四

作為一種有別于單純民族意識——即歸屬于一個民族的感覺——的民族主義，最初確實可能是對傲慢和輕蔑對待社會傳統價值的態度的回應，是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自豪感受到傷害、蒙受恥辱到一定程度引起憤怒、要求自我確認從而強烈反彈的結果。德國現代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的反應似乎能說明這一點——先是托馬修斯和萊辛及其17世紀先輩，他們在相對溫和的文學愛國主義精神支配下自覺地捍衛德國文化，然后是赫爾德，他強調文化自治，一直發展到拿破侖入侵期間及其后阿爾恩特、吉恩、科爾納、戈爾斯等人，具有侵略性的沙文主義噴薄而出。而問題并不如此簡單。擁有共同語言、習俗、疆域的社會共同體，自遠古時代就出現了，而部落或民族，或是那些由宗教或單一合法權威凝聚而成的大社團遭外敵入侵這樣的事，已是司空見慣了。不管是古代還是中世紀，不管是歐洲還是亞洲，入侵并沒有激起上面的那種民族主義反應：不管是波斯人被希臘征服、希臘人被羅馬打敗，或是佛教徒被穆斯林征服，或者希臘－羅馬文明被匈奴和奧斯曼土耳其蹂躪之時，更不要提各個大陸上那無數規模較小的戰爭和征服者毀滅本土制度的暴行：在所有這些情形下，那些受害者都沒有作出過那種民族主義的反應。

盡管我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但在我看來，顯見的是，就民族主義誕生的必要條件而言，即僅僅是社會的集體感情或者至少是其精神領袖們的感情受到傷害，是遠遠不夠的；該社會內部必須、或者至少是潛在地形成了一個集團或階層，他們致力于尋求人們忠誠或自我肯認的目標，或許是追尋權力的某種基礎，而以前的凝聚力量——部落的、宗教的、封建的、王朝的、或軍事的——已不能再為權力提供基礎，法國和西班牙的君主制政體能為權力提供這樣的基礎，德國人民的統治者卻提供不了這樣的基礎。有時，會由新興的社會階層創造出來目標，這個階層渴望掙脫舊的統治者對社會的控制，不管是世俗的還是神權的。具備了這一條件，再加上征服的創痛，甚至只是另一個社會對其文化上的輕視——如果沒有這種輕視，本民族文化最起碼會開始萌芽發展——民族主義就如箭在弦了。

不過還需要一個條件，民族主義要在一個社會中發育成長，這個社會，至少是其最具敏銳洞察力的成員心中，必須已經形成了它自己作為一個民族、最起碼是一個民族雛形的形象，借助于某些凝聚一個民族的普遍要素——語言、種族起源、共同的歷史（現實的或想象的）——那些接受較好教育、具有更多社會和歷史關懷的人士必須對這些觀念和情感作出相當明確的闡釋，這些觀念和情感，在普通民眾的意識中還是模糊的，甚至可能根本就沒有被意識到。這個民族形象的意義在于，如果它被忽視或受到侮辱，那些有機地歸屬于這一民族的人能借此表達憤怒，它也可以把他們中的一些人凝聚成某種自覺的意識形態集團或社會運動，特別是當他們面臨著共同敵人之時極為有用，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敵人——可以是教會、政府或于我族頗有微詞的外邦人。構造民族形象的人，就是那些對人民能說能寫的人，他們努力使人民意識到作為一個民族所受的冤屈，他們就是詩人、小說家、歷史學家、批評家、神學家、哲學家，等等。因此抵抗法國無所不在的霸權的義舉，最早出現在似乎不相干的美學和文學批評領域（這兒我并不想具體地探討是什么促使英國或瑞士對法國新古典主義作出了最初的反彈）。在德國，文學領域的反抗變成了一種社會和政治力量，這正是民族主義的淵源所在。它采取的形式出于寫作者的深謀遠慮，要把自己和眾人從他們認為令人窒息的環境中解放出來，第一步就是掙脫法國人在美學領域制造的專斷教條，它禁錮了精神的自由發展。

除傲慢的法國外，還有國內的暴君，社會意義上而非美學意義上的暴君統治。壓抑、平庸的社會統治和管制激起強烈的個人義憤，其大爆發就是“狂飆突進運動”，它直接的目標是打破社會生活的種種樊籬、破除各個層面的奉承拍馬、野蠻殘忍、獨斷專行、傲慢自大、壓抑沉悶、謊言橫行、以及柏克所說的“言不由衷、矯揉造作”[4]。它最先質疑所有法律、也即規則的有效性，據說它們都是上帝、自然、君主頒行的，所以就具有無上的權威，所有人都要遵從?？耧j運動所要求的是自我表現的自由，創造性意志自由地表現，這種創造性意志在藝術家身上表現得最徹底、最強烈，在所有人身上也都有所體現。在赫爾德看來，這種充滿生機的力量具體地就體現在民族的集體精神中：傳說、英雄史詩、神話、法律、習俗、歌謠、舞蹈、宗教與世俗的象征符號、寺廟、教堂、禮儀，所有這些都是表達和溝通的具體形式，都不是個人或可明確認定的團體刻意創造的，而是集體的、非個人的想象，反映的是共同體作為一個整體的意愿和欲望，并且影響到意識的各個層面；這集體精神構成密切而又無形的聯系紐帶，據此，社會才能作為一個單一的有機整體發育成長。

創造性才能——不管是體現在個人身上還是社會有機體上——的概念取代了永恒的客觀真理或固定不變的模式、規則概念，只有發揮這種創造性才能，才能獲得幸福、美德、正義等方方面面人的本質的充分實現。由此必然得出一個關于人與社會的新理念，它強調活力、運動、變革，更注重個人或集團彼此之間的差異而不是相似，強調多樣性、獨特性、個性的魅力與價值，這種理念把世界看成一個大花園，每棵樹、每朵花都按自己的天性發育成長，都具體地展現由環境和本性所生成的抱負志向，因此，不能用其它有機體的模式或目標來克加評判。這與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恒久論恰成對比，后者堅信客觀的、外部的規律和規則的普適性、統一性、永恒的有效性，認為這些規律和規則可以適用于任何時代的任何人、事，法國啟蒙運動的領袖人物所鼓吹的就是這套東西，這些法國人受到自然科學和數學領域成就的鼓舞。在這方面，德國的文化則是宗教性、學究氣、偏省、容易陷入神秘主義、眼界狹窄，最多只能可憐地模仿西方，實在是乏善可陳。

我并不想暗示，這種尖刻的對比充其量只是一小撮德國詩人和評論家腦子里的幻想，然而確實是這些作家，最準確地感受到了德國特別是普魯士經歷腓特烈大帝的西方化改革所帶來社會變革的沖擊。他們完全被排除在實際權力之外，無法使自己適應強加于傳統生活方式之上的官僚組織，他們最敏銳地看到了自己原來的基督教、新教和道德主義世界觀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科學傾向之間的不協調，也為三百多小君主的專制統治而苦惱，于是，他們中最有天分、最具獨立精神的人士就用越來越強烈的叛逆思想和行為，對他們的世界所遭受的破壞作出回應，這種破壞是從法王路易十四的軍隊讓祖輩蒙受屈辱開始的。在他們看來，德國傳統意蘊深厚、充滿詩意，這種傳統雖然難以把握，但卻具有真正洞悉精神生活無窮無盡、難以言傳的多樣性的能力，與之相對的法國思想家所構思的世界，則是淺薄的物質主義、功利主義、膚淺的喪失人性的皮影戲而已。德國人的這種世界觀是浪漫主義運動的源頭之一，浪漫主義運動，至少在德國，贊美集體意志，不受任何理性方法發現的規則之約束，也頌揚那種創造性的個人能參與其活動——或非個人的意志——的民族精神生活，盡管人們卻并不能觀察到或描述這種精神生活。民族政治生活正是這種集體意志的表現形式，這一概念就是政治浪漫主義——即民族主義——的本質所在。

重復一遍，盡管民族主義首先是一個社會對自己所受的傷害作出的回應，這一點是民族自我肯認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其充分條件。一個社會受到另一個社會的傷害，自古就有，并非都激起了民族主義回應。因此還需要其它條件——即需要一種新的生命觀，借助這種生命觀，受到傷害的社會或受到政治、社會變革沖擊的階級、集團能夠自我認同，圍繞這種生命觀，他們可以振作精神并努力恢復他們的集體生命。因此，我們只有認識到俄國彼得大帝強加于他的民族的劇烈、激進的現代化所造成的創痛，及規模較小的普魯士腓特烈大帝改革的后果，才能理解泛斯拉夫主義運動和俄國的民粹主義運動，也才能理解德國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這些都是某種反彈，因為技術革命或新市場的發育和舊市場的衰亡，導致整個受教育階層的生活遭到破壞，他們發現再也沒有機會發揮技能，在心理上他們覺得進入新興的官僚機構不合適；他們對這些必然要作出激烈的反應，而在德國，強大的外敵占領或殖民統治，摧毀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德國人，尤其是那些最敏感、具有最強烈自我意識的人士——藝術家、思想家、及其它專業人士——發現沒有自己的位置，四面楚歌，不知所措。他們努力要創造一種新的綜合體，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用以對抗那些妨礙他們的信念和生活方式的力量，并賦予這行動以正當性，同時為他們指出新的方向，向他們提供一個新的自我認同對象。

這是當今時代再熟悉不過的現象，我們這個時代可從來不缺社會、經濟的劇烈變革。如果種族紐帶與共同的歷史經驗尚不夠強大，不足以支撐創造出國家身份的感覺，那么，這一新的自我認同對象就可以是社會階級、政黨或教會，最常見的則是認同于權力與權威，也就是國家本身，不管這個國家是不是多民族的。舉起這面大旗的包括自己傳統的生活模式遭到沖擊的一切人——失去土地的農民、窮困潦倒的地主或小業主、無所事事的知識分子、各個領域中事業無成的專業人員——他們走到一起，重新組合。然而事實已經有力地證明了，不管是作為象征還是現實，所有這些認同對象中沒有一個能像民族那樣把所有人凝聚成團結一致、充滿活力的力量；如果在民族之外再加上其它渴望的對象——種族、宗教、階級——那種力量將是無與倫比的。

第一批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德國人——就是一個例證，他們把受到傷害的文化自豪感與哲學－歷史觀結合起來，用以療治民族所受的創傷，并創造了某種內在的抵抗對象。最早是一小批有教養、心懷不滿的仇法論者，然后，在法國軍隊帶來的災難和拿破侖的一體化政策沖擊下，少數的不滿演變為一場廣泛的社會運動，這是民族主義激情的第一次高潮，這里面有狂熱的學生沙文主義，焚燒書籍，秘密審判叛國者，他們就像巫師的學徒，完全失控，興奮過度，甚至厭惡歌德、黑格爾等冷靜的思想家。后來其它國家的民族主義，也多多少少受到德國人的豪言壯語的影響，同時也由于他們所處的環境跟德國人基本類似，因而也導致了類似的精神郁悶，當然最后也就采取了同樣危險的治療手段。德國之后是意大利、波蘭、俄國，然后是巴爾干和波羅的海地區各民族和愛爾蘭人，經過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崩亂，就到了我們這個世紀，亞洲、非洲的共和國和專政統治，地區和種族集團的強烈的民族主義烈火則在法國、英國、比利時、科西嘉島、加拿大、西班牙、塞浦路斯等地方燃燒，誰知道還會燒到什么地方去。

就我所知，19世紀的預言家根本沒有預料到這種前景，即使有誰提出一點，也肯定會被認為是杞人憂天，不值一辯。是什么原因使他們竟然沒有看到我們這個時代這種最重大的事態發展？

五

19世紀、20世紀最初若干年，理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提出的假設是：自由民主是最令人滿意的，起碼也是不滿意最少的人類組織形態；國家是，起碼從歷史上看應該是獨立、自治的人類社會的正常組織單位；最終，隨著多民族帝國（赫爾德曾譴責這種帝國是極不相稱的政治畸態）分崩離析，具有共同的語言、習慣、記憶、世界觀的人們，對統一的要求最終將得到滿足，從而將建立起獲得解放的自治民族國家——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新生的德國、青春的波蘭、年輕的俄國——它們將不受民族主義（它本身是受壓迫的病態環境下誘發的一種癥狀）的玷污，而在愛國主義鼓舞下，和平共處、和諧共存，不再受過去受奴役的非理性狀態的妨礙。馬志尼的民族主義運動應邀出席第一屆國際勞動者聯盟大會——不過馬克思可能一點都不喜歡這樣——就能說明這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新興國家里的那些信奉自由民主的創建者，也都秉持這種信念，并被寫進國際聯盟憲章中。至于馬克思主義者，盡管他們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歷史的反動，盡管他們并沒有要求完全消滅國家邊界，然而他們設想，在社會主義革命消滅階級剝削后，自由的民族社會將和平共處，最終，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將趨于消亡。

所有這些思想流派都沒有預料到民族情緒的膨脹，更有激進者，還演變成了侵略性民族主義。我認為，這些思想家忽視了一個事實，而唯有杜克海姆深刻地意識到了，這就是，與人們休戚相關的傳統等級制度和社會生活秩序，遭到了工業社會所必需并且也已創造出來的集權化和官僚政治“理性化”的破壞，這種變化剝奪了人們的社會和情感的穩定，導致了丑惡的異化、精神上的無家可歸和越來越明顯的社會失序等現象，因而亟需通過審慎的社會政策，創造出新的東西，以替代已經失落的舊秩序賴以為基礎的文化、政治、宗教價值。社會主義者相信，階級團結、被剝削者的互助友愛、革命將創造出一個公正、理性社會的美好前景，充當這種不可或缺的社會凝結劑；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還有些窮人、失去家園的人、被剝奪的人移民到了新世界。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種精神空虛是無法用專業社團或政黨來填補的，也不能用索列爾革命的神話來填補，而只能用古老的傳統連接紐帶——語言、土地、真實和想象的歷史記憶來填補，用那些具體地體現著他們作為一個共同體、一個禮俗社會的民族觀念的制度或領袖來填補——這些象征符號和動力要比社會主義或啟蒙運動自由主義者所能設想的更為強有力。觀念，有時需要賦以神秘的、救世主式的狂熱；民族，作為至高的權威，替代了教會、君主、法治等等終極價值源泉，由此緩解了群體意識所受到的傷害，不管這種傷害是誰造成的——可能是外敵、是本土的資本家、帝國主義剝削者，也可能是冷酷無情的官僚組織故意強加的。

毫無疑問，這種情感可以被政黨和政治家蓄意利用，盡管它可以被人利用，但不可能被那些利用它追求自己隱蔽目標的人創造出來。它在場，具有獨立的力量，它可以跟其它力量結合，比如跟傾向于現代化的國家權力結合，就可以最有效地抵御那些被認為是外國的或敵意的強權，也可以與國家內部宗教、政治、經濟等各領域的個別集團、階層、或社會運動相結合，與跟社會自身本能上并不認同的各階層相結合。它發展壯大，可以從完全不同的方向加以利用，可以作為世俗主義、工業化、合理利用資源的武器，也可以用來追尋某種現實的或想象的過去、某些失落的東西，追求不具有宗教背景的或新的中世紀天堂，追求某種全新的、純樸的、完美生活的景象，也可以用以尋找血統、或某些古代的信念，以抵御外國人、世界主義者“詭辯家、經濟學家、精于算計的人”[5]，這些家伙都不理解民族的真正靈魂及其源泉，而使民族喪失了其傳統遺產。

未曾愈合的精神創傷，與民族作為在世、逝去及尚未出生的人們的家園圖景結合起來，能產生爆炸性力量（事實證明，如果這種力量發展到某種病態的程度就是非?？膳碌模?，那些極具見地但忽視了這一點的人，在我看來，沒有充分地把握到社會現實。我以為這種說法既適用于兩百年前，也適用于當代?，F代民族主義確實是在德國土壤中誕生的，但不管在哪兒，只要具有充分類似于德國的條件即現代化沖擊傳統，都會發育出民族主義。我并不想說這種意識形態是必然的：它也許根本就不應該誕生。沒有人能令人信服地證明，人類的想象力應該遵循已發現的規律，或者能夠預測觀念的變化。沒了這種觀念，人類歷史當然會是另一副樣子。德國人遭受了精神創傷，這是既定的事實，他們所提出的止痛藥方，即雷蒙·阿?。ㄓ脕硇稳蓠R克思主義）所說的知識分子的鴉片，或許本來應該是另一種——果真如此，那歷史就是另一個結局了。然而觀念就是這么討厭：它就是這樣，并且導致了這些后果，在我看來，沒有預見到民族主義，就表明了某種意識形態的固執，不愿意承認觀念的本質與重要性。

為什么沒人看到民族主義？也許多多少少可歸因于啟蒙運動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歷史學家廣泛傳播的“輝格黨闡釋”，經過這種闡釋，歷史的圖景變得非常簡單：一方是黑暗的權力：教會、資本主義、傳統、權威、等級制度、剝削、特權，另一方則是呂米埃兄弟啟蒙、爭取理性、知識的斗爭，努力打破人際界限，追求平等、人權（尤其是勞動大眾的權利）、個人與社會的自由，爭取減少不幸、壓迫、暴行，強調人們的共同點而不是差異性。然而，簡單地說，差異性與種族認同、與費爾巴赫和馬克思的“類存在物”相比，可能更為真實。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兩個陣營都無法躲過發源于這種差異性的民族感情，即使本世紀共產主義陣營的內部也同樣有民族感情。被忽視的差異頑強地凸顯出來，最終只有采取更強大的行動才能將之壓制，實現那種設想中的、或可欲的一致性。理性主宰的、單一的、科學組織起來的世界體系理想，是啟蒙運動思想綱領的核心?？峙虏粫姓l指責康德傾向于非理性主義，然而當他宣稱“用人性的歪材料，做不出什么筆直的東西”時，我們只能承認他說得不錯。

我還想提出一點看法。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思想具有強烈的歐洲中心論色彩。即使是那個時代最富有想象力、最革命的政治思想家，談到亞洲和非洲各民族時，經常也是不著邊際、抽象空談。他們差不多無一例外都是用一般歐洲人看待亞洲和非洲的眼光來考慮亞洲和非洲。不管他們是帝國主義者還是仁慈的父權主義者，或是對征服和剝削深惡痛絕的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談論起非洲和亞洲，要么是將其當作歐洲人庇護下的群體，要么是歐洲人的犧牲品，很少或者說從來沒有從亞洲人和非洲人自己的角度設身處地觀察他們，把他們當作具有自己的歷史與文化的民族，具有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這只有根據他們自身實際的特性和環境才能理解；歐洲人偶爾也會承認這種本土文化的存在，比如也會談論印度或波斯文化，中國或日本文化，然而對這些社會未來的需求，就基本上無人問津了。結果，從來就沒有設想過，日益強烈的民族主義也會在這些國家發育成長。就是列寧也認為，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只不過是反對歐洲帝國主義的武器，在這些運動似乎會加速或遲滯歐洲革命進程時，才值得關注一下。這非常容易理解，因為他和他的革命同志都相信，歐洲是世界權力的中心，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必然將解放全世界工人，亞洲、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權將由此而被消滅，他們的臣民將被整合進解放后的國際新秩序。因此，列寧對多樣的共同體生活并不感興趣，這一點他是緊跟馬克思，馬克思關于印度、中國或愛爾蘭問題的論述，對這些國家的前景可以說沒有提出一丁點見解。

這種幾乎無所不在的歐洲中心論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釋這一事實：長期以來幾乎無人預料到，這些大陸不僅將爆發大規模反帝運動，也會爆發壯闊的民族主義運動。一直到1904年日本出人意料地大勝俄國前，日本作為一個民族，完整意義上的民族，從來沒有進入過西方社會和政治理論家的視野，沒有人關心日本人的秉性、歷史、難題、未來的潛力……，研究者們也從來沒有人看得上日本的公共事務、歷史及一般意義上人的發展。正是這一點，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有助于我們理解，為什么過去歐洲的未來學研究會出現那種奇怪的盲點。記住這一點是有益的：俄國革命如果真的沒有任何民族因素，即便是在國際干涉之后——這種干涉倒確實可以說是反民族主義的——它就不大可能支撐下來。在希特勒入侵俄國之前和占領期間，斯大林不得不向民族感情作出讓步，此后又舉行紀念純粹的俄國歷史上的英雄活動，這些舉動從某種程度上顯示了，為了推動蘇聯國家目標的實現，也必須動員這種民族感情。二次大戰后新形成的國家幾乎很少有不依賴民族感情支撐的。

當今時代的任何政治運動，至少是西方世界以外的政治運動，如果不跟民族主義激情攜手，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這種說法可能并不夸張。我再重復一遍，我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政治學家，所以我不敢宣稱自己已對這種現象作出了解釋。我只是想揭示這一問題，并指出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浪漫主義回潮這一特殊支流，畢竟，它一直在決定性地影響著我們的世界。

（本文中文翻譯承原文著作權人慨允，本刊深表謝忱，譯者秋風，《華夏時報》評論部）

注釋：

[1]歌德，《詩與真》，書Ⅱ，頁68，行17；《歌德作品集》，魏瑪：1887－1919，卷28。

[2]海涅，《全集》，奧斯卡.瓦格爾輯，利普茲格：1911－20，卷7，頁351。

[3]考茨基，《通向權力之路》，柏林：1909，特別是章9。

[4][5]埃德蒙·柏克，《法國革命隨想錄》，1790，收于《柏克著作演講集》，保羅·朗弗德輯，牛津，1981－，卷8，頁154、127。

[6]《康德全集》，柏林，1900－，卷8，頁23，行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