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戰爭起因的一個經濟、歷史研究

鮑世奮

世界歷史不存在固定不變的、可以任意選擇的、最佳的政治格局。一旦國家之間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國際政治權力的重心遲早要發生轉移，即權力易手，而戰爭便成為這種變化的工具。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是政治的繼續。不經過戰爭，誰也不會承認自己的力量如此衰退，對方的力量如此增長。戰爭是測量力量大小的最精確量具。權力包括對國家和領土的管轄。戰爭將導致國家對內和對外管轄能力和影響力的擴大或縮小，甚至導致國家領土的擴大或縮小。

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相互依賴的，經濟獨立是相對的，也是權宜的。長久的、絕對的閉關自守不可能，也不可?。ó斎?，以主權獨立為前提的開放政策是每個國家所力爭的）。經濟上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不可避免，這在現代世界經濟中更是如此。文明與文明之間存在分工與合作的關系，國家與國家之間更存在分工與合作的關系，只是越到近代和現代，這種關系越密切。只要存在分工與合作就必然存在一定的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就存在一定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或者一定的主導與從屬的關系，盡管各方都企圖使現有的秩序朝著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當然，國際秩序的領導關系是相對的，不可理解為對別國主權的絕對擁有。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隨著各地區、各國家、各民族的地理條件更適應或更不適應這種新科學技術及其產生的新的國際分工或地區分工，它們在經濟分工中的地位也在變化。這種變化就是古代帝國疆域變更的原因，亦是近代殖民主義侵略的原因，也是現代國家領土發生變更的原因。德國統一、蘇聯解體、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和南斯拉夫解體是最近10年來國土變化的最新例子。南斯拉夫解體過程至今仍未結束。所謂“領土和主權在新的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已經淡化”的說法為時過早。上述國土的變更有的是通過和平方式的，有的是通過戰爭方式的。但是，和平方式是戰爭方式決定的。舉例說，在中國的解放戰爭中，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全國的戰爭勝負決定的。實際上，冷戰結束過程中所涉及的國土的和平變更是冷戰結束所涉及的主要國家的戰爭決定的。由于在冷戰結束過程中，冷戰中的最主要國家美國的國際地位沒有下降，反而上升，因此，冷戰結束過程中的戰爭不僅是局部戰爭，而且是受到相當抑制的局部戰爭。受到抑制的戰爭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經濟變化導致政治變化、以及政治權力變化導致戰爭的事實。

一，經濟發展與兩次世界大戰

兩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也是因為經濟變化導致政治變化。一戰特別是二戰前夕，英法經濟和軍事實力被德國所趕超，而西歐列強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又被美國和蘇聯所趕超。但是，德國、美國和蘇聯的政治地位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19世紀后期開始，世界力量對比、特別是北美歐洲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對比變化異常迅猛。德國力量的衰落和崛起，以及美國和蘇聯成為世界唯一兩個超級大國是有其經濟原因的，是生產力發展規律的結果。簡言之，在世界的原始積累和蒸汽機產業革命階段，西歐國家處于世界航路的中心，世界大國在西歐國家中產生。自以內燃機為代表的產業革命時代起，陸地資源更為重要。德國位于西歐大陸中心，德國陸地資源超過英法等西歐國家。俄羅斯和美國是世界上地下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因此，俄羅斯和美國的重工業能力超過德國。

普法戰爭后，德國崛起。在此之前，德國力量沉睡了二百年之久。經過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在歐洲的霸權地位衰落。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德國在歐洲的力量中心作用開始衰落。如果說，當時世界主要矛盾在歐洲，那么，自16世紀起至普法戰爭，歐洲主要矛盾不再以德國為中心。歐洲的主要矛盾先后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間、在西班牙和英國之間、在英國和荷蘭之間、然后在英國和法國之間展開。這些國家在地理上無一不正對大西洋，而且所有正對大西洋的西歐國家都先后成為世界強國。這些矛盾所處的時期正是原始積累和蒸汽機帶來的產業革命時期。這兩個產業革命主要依靠全球貿易，全球貿易是世界工業原始積累的唯一來源，全球貿易帶來了全球分工，與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的舊大陸分工相比，全球分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更高。

但是，全球貿易是運輸的時代，而不是制造的時代。盡管后來蒸汽機帶來了紡織制造業，但是，蒸汽機對生產率增長的作用仍不如全球貿易。舉例說，直到19世紀中期，英國的紡織品對中國仍沒有競爭力，而中國的傳統商品對英國擁有巨大的吸引力，英國仍然對中國貿易巨額逆差，白銀滾滾流入中國，英國只得以鴉片平衡英中貿易逆差。[1]全球貿易運輸必須依靠帆船和輪船，而帆船和輪船都是成本極高的運輸工具。它們既是全球貿易的主要工具，又是原始積累緩慢的原因。輪船的遠洋運輸成本甚至高于帆船，因為，輪船的航行距離越遠，它必須運載越多的燃料煤，這就極大地限制了它的載貨能力。因此，縮短航程是降低全球貿易運輸成本以及加速原始積累的重要途徑。在全球貿易的各航線中，西歐國家到達各全球貿易地點的總距離最短。舉例說，從西歐到非洲、美洲和遠東的距離比從遠東到非洲、美洲和西歐的距離近得多，這就是所謂“西歐是全球航路中心”之說的來源。運輸成本之高使許多商品根本不值得貿易。因此，非洲、美洲和亞洲的國家（甚至德國）都沒有成為全球貿易的得益國家，只是原始積累的對象。德國的主要國土位于西歐大陸的中心。德國只有一小段海岸在大西洋上，在內燃機時代到來之前，德國大部分地區沒有全球貿易的條件，因此，在貿易強國面前，德國被迫四分五裂，分裂的德國分別為平衡大國之間的矛盾服務。

到19世紀后期，以內燃機為核心的產業革命登上歷史舞臺。內燃機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是原始積累時期的全球貿易和蒸汽機時代所不能比擬的。內燃機帶動的產業領域更廣，內燃機帶來的產業革命對資源和市場的依賴更高，內燃機更有利于陸上運輸工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海洋運輸的優勢。內燃機帶動的產業必須利用更多的資源和市場。這種資源和市場必須更靠近生產基地。這使更靠近陸地邊緣的國家如英國、法國和荷蘭等國失去了絕對優勢，而使德國這樣占據歐陸中心的國家脫穎而出。根據這個道理，美國的陸地面積超過所有西歐國家，而人口卻與任何一個西歐大國相近。1850年德國人口和英國人口分別為3550萬人和2750萬人，而同年美國人口為2330萬人。[2]美國地廣人稀，有利于刺激采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機器（中國人多，不利于此）。內燃機時代的到來使美國經濟迅猛發展并逐漸超過歐洲各國?！?9世紀70年代以后，英國的世界工廠優勢地位開始逐步喪失，…曾經臣屬英國的美利堅合眾國正在迅速趕上來，準備取代英國的位置?！盵3]德國的工業生產也已經逐漸超過其他歐洲大國。由于美國與歐洲相距遙遠，美國對歐洲的影響畢竟不如德國更直接，到19世紀末，歐洲的主要矛盾開始以德國為中心展開。

英國一向奉行均勢外交。但這是有條件的。英國過去奉行均勢外交是因為它具備有利的地理條件和經濟力量。到19世紀末，英國的力量加到歐洲任何國家身上都抵不上德國的力量。因此，英國已經失去了奉行均勢外交的國力條件。但是，不經過戰爭，英國不會把世界霸權拱手讓與德國，而德國的力量與其在歐洲的政治地位太不相稱，因此，德國要發動戰爭是遲早的事情。然而，德國的強大來得太遲，在德國力量超過歐洲大國力量的同時，美國力量已經超過德國。美國力量的上升使美國已經可以取代英國對歐洲（包括對英國本身）采取均勢外交，所謂均勢外交就是抑強扶弱。在德國同英法的較量中，英法是弱者。因此，由于美國幫德國倒忙，德國這個歐洲的強者在兩次世界大戰（實質上是歐洲大戰）中都沒有取勝，美國幫德國倒忙不是在戰前通知德國，而是先保持中立然后在德國即將取勝時才通知德國，這是美國不戰而勝的戰略，這也是美國的宗師英國屢試不爽的均勢戰略。每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心情同德國一樣，必須先戰勝英國霸權才能夠提高自己的地位，美國從獨立戰爭起就對英國霸權耿耿于懷，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解決了英國霸權的問題，而且解決了德國成為歐洲霸權的問題。

但是，兩次世界大戰最終仍不能使美國取代英國和德國在歐洲的霸權。因為，像德國一樣，美國的崛起也來得太遲。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蘇聯的力量已經可以同美國一起把任何名列世界第三的力量扔得遠遠的。蘇聯崛起的原因與德國和美國崛起的原因是類似的。蘇聯的崛起是依靠內燃機帶來的產業革命，其核心就是重化工業，重化工業是資源的時代，是數量的時代，沒有數量，蘇聯就不可能戰勝德國。英國和法國憑借質量均未戰勝德國，這是重工業時代戰爭的特點。蘇聯的地下礦產之豐、之全居世界第一。蘇聯商品的市場條件不如西方國家，因為，蘇聯的礦產基地遠離海洋，遠離海洋意味著遠離世界市場，沒有市場便沒有競爭，沒有競爭便沒有質量。因此，蘇聯曾是數量大國，但從來不是質量大國。

由于當時這一系列的世界經濟力量對比和軍事力量對比的變化來得如此迅猛、如此劇烈，乃至世界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和重新調整跟不上世界政治重新平衡的需要。因此，世界在短時期內發生了兩次世界總體戰爭。自美國爬上世界經濟和軍事力量最強地位后，世界上至今尚未有任何國家趕超美國，因此，世界政治力量對比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世界沒有發生總體戰爭。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只是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證明，只要有一個民主國家的經濟力量突然遠遠超過美國，軍事沖突就不可避免。除非因為原子彈因素，總體戰爭才可以避免。這樣說來，當今并非僅僅是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而是大國之間沒有戰爭。蘇聯、美國和中國之間沒有戰爭，而非僅僅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希特勒上臺是民主選舉產生的，德國要進行戰爭必然首先將民主制度轉變為法西斯專制制度。因此，只要民主制度轉變為專制制度是可能的，那么，民主國家之間沒有戰爭便是一種詭辯。

二，冷戰及后冷戰時期的局部戰分

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等都是局部戰爭，因為它們是強國與弱國之間的戰爭，但是，這些局部戰爭也是經濟和軍事地位發生變化而引起的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原因是：雅爾塔體系與獨立后中國力量變化之間的矛盾。雅爾塔體系是美蘇等國在二戰結束前劃定的，美國和蘇聯在劃分世界勢力范圍的雅爾塔體系中對遠東地區的劃分比較模糊，美蘇最關心歐洲的政治力量平衡，美國和蘇聯在二戰快結束時才完成了對日本勢力范圍的爭奪，歐洲和日本的政治歸屬是二戰解決的，但朝鮮和中國仍處于外部勢力即美蘇兩國分別影響下的內戰狀態，中國、朝鮮和印度支那的政治歸屬將在二戰后的戰爭中解決，亞洲的政治歸屬必須經過戰爭決定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治歸屬都是戰爭解決的。戰爭是有戰場的，戰場是相對集中的，有戰線的，不是遍地開花的，亞洲戰爭的戰場必然集中在中國的周邊。只要用集中的戰場和戰線來測量中國的力量就可以解決亞洲的政治歸屬。

中國自五四運動起已經逐漸達成推翻殖民統治、實現國家統一和獨立的民族共識。除了統一，任何方法都不能使中國擺脫苦難和屈辱。

鴉片戰爭后的一百年，中國不但沒有強盛，中國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反而連兩千年的封建時期都不如。鴉片戰爭后，中國國運江河日下。洋務救不了中國、教育救不了中國、西方民主救不了中國、科學也救不了中國，甚至共產國際也救不了中國，只有獨立和統一才能救中國。教育、科學、民主、工業、甚至殖民地制度都曾救過其他國家或使其他國家強盛（如日本），但這些東西唯獨不能救中國。更有許多弱小的國家連獨立的資格也沒有。中國有獨立的資格，中國在鴉片戰爭后的一百年沒有獨立不是因為中國不能獨立，而是沒有積累足夠的教訓。別說在社會科學領域，就是在自然科學領域，至今尚未出現一種方法可以預先知道什么方法在未來是行得通的，什么方法是行不通的。在世界的現代化道路上，美國、德國、日本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前提下逐漸走向獨立和統一的。因此，在鴉片戰爭后很長時期內，中國對資本主義沒有任何懷疑。從而對獨立并不渴望，中國至今仍有人惋惜中國沒有走明治維新的道路，但是，事實證明，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獨特的。中國這個國家，只有獨立，才能有教育、民主、工業、科學和體育等等，這是中國用一百年時間買來的教訓。中國是僅次于美國和蘇聯的大國。中國人口地理條件不利于迅速工業化，中國人口多，人均資源少。在世界的重工業時期，國際資本對中國的輸入是榨取的多，積累的少。在半殖民地、半資本主義時期，中國只是為世界資本主義提供原始積累。中國的工業資本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舊中國，城市工業是畸形的，占全國80％以上人口的農村處于窒息狀態。這就是中國總資本輸出大于輸入的證明。這是中國走向衰亡的原因。在世界的重工業時代，中國只有主要依靠本國的資本積累才能進行工業化。新中國成立后，盡管中國資本積累的方式是依靠農業積累，但是，中國的總資本沒有減少，而是增加。中國沒有流血，而是在強盛的路上。這是中國最后走上獨立道路的經濟原因。在中國，要求獨立已經勢不可擋。

二戰后，要求獨立的中國無論進入美國勢力范圍還是進入蘇聯勢力范圍都將使美蘇難以消受。新中國成立后，從半殖民地到獨立的轉變使中國的力量平地上升，中國必然迅速脫離美國的勢力范圍，并隨后脫離蘇聯的勢力范圍，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和在局部范圍內否定了雅爾塔體系。二戰后中國的力量變化是二戰結束前雅爾塔體系制定者始料不及的。后者不會作壁上觀，中國的民族獨立不是無需經受考驗的。美蘇都不愿看到中國力量的壯大。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既是美蘇爭奪亞洲勢力范圍的一部分，也在客觀上削弱了中國并推遲了中國的發展。[4]在這兩場戰爭中，包括在中國周邊的一系列戰爭和軍事沖突中，中國用了20多年的時間鞏固了民族獨立并建立了中國的周邊安全，中國損失的是發展。中國獨立自主的地位、即第一個脫離雅爾塔體系的大國地位，是費盡周折才獲得的，用討論和諒解的方式是不可能取得這種結果的。假如用討論和諒解的方式，美國的軍隊至少應該在鴨綠江邊（美國對此毫不諱言）；如果按照雅爾塔體系，美蘇的軍隊應該在中國的某個地方。在這個意義上講，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中國獨立運動的有機組織部分，即1949年中國還沒有完全獨立，只有到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結束，中國才真正獨立，才真正排除外患內憂。假如中國不參與這兩場戰爭，那么，中國就可能再次回到半殖民地狀態，中國也不可能發展。簡言之，中國的力量變化超出了雅爾塔體系制定者的預料，后者必定盡力維護雅爾塔體系。中國要當家作主就必須挑戰雅爾塔體系對中國及其周邊的政治安排，這就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主要原因。

下面我們再簡單分析一下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的原因。蘇聯解體前后，蘇聯和俄羅斯的力量不斷衰退，美國的力量相對上升。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失去部分勢力范圍，美國則逐漸填補之。在此過程中，中東和東歐地區發生了的局部和有限的戰爭。冷戰時期，東歐是蘇聯的勢力范圍，中東是美蘇爭奪的準勢力范圍。假如蘇聯不解體，海灣戰爭和巴爾干戰爭這樣大規模的盟國作戰是不可相象的。在海灣戰爭和巴爾干戰爭的順序上，美國先填補美蘇爭奪的勢力范圍，后填補蘇聯退出的勢力范圍，其先后順序合乎邏輯。蘇聯解體后，凡是蘇聯退出勢力范圍的地方都有戰爭，不是蘇聯和俄羅斯衰退的地方就沒有戰爭。

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是因為部分國家力量上升而其政治地位必然得到承認。海灣戰爭和巴爾干戰爭是因為部分國家的力量下降，而其政治地位必然受到削弱。既不要低估戰爭和軍事力量的作用，也不要高估戰爭和軍事力量的作用。軍事和戰爭是為政治服務的。軍事作用的大小是政治變化的大小決定的，政治變化的大小是經濟變化的大小決定的。即使軍事技術再先進，假如沒有為政治服務和為經濟服務的需要，那么，就沒有戰爭的需要，也就沒有發揮軍事作用的需要。

(作者單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注釋：

[1]《近代國際關系史綱》，楊闖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27、128頁。

[2]《蘇聯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歷史統計集》(1800—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綜合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79、595、795頁。

[3]《西方外交思想史》陳樂民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72、178頁。

[4]“如果不是4個月后朝鮮戰爭的爆發，如果不是中國在蘇聯最需要援手時出兵朝鮮，那么，蘇聯履行各項經濟協定的程度以及中蘇經濟關系在戰爭時期的發展前景的確難以預料的。所以，中國在經濟建設方法對蘇聯的依賴，以及蘇聯對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回應，就是構成了從中蘇條約簽訂到朝鮮戰爭結束這一時期中蘇經濟關系發展的前提，同時也決定了此期蘇聯對華經濟援助的基本內容、形式及其結果?！鄙蛑救A，《俄羅斯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