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風暴中的官員命運

唐建光　劉英麗　秦新安

引咎辭職：成都公交集團公司董事長李祥生、總經理的朱紀常，密云縣長張文，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吉林市長剛占標（由左至右）

“問責制度”給中國4000萬名各級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風險。但如果“問責”過程不明、結論不清，則結果或許是可喜的，但效果卻是可疑的

只差一年，但59歲的朱紀常卻等不到“光榮退休”的那一天了。

4月28日，身為成都公交集團公司總經理的朱紀常和他的搭檔——董事長李祥生，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被宣布“引咎辭職”。

四川官員的多事之春

“15小時公交闖三禍2死44傷”，4月25日晚至26日晨當地發生的一連串事故被媒體曝光，是朱紀常引咎辭職的動因。27日，朱紀常通過媒體“向成都市人民、政府致歉”，他的屬下也有10余人受到從撤職到追究刑事責任的處罰，但并沒有挽回兩位頭頭黯然去職的結局。

根據成都市市政公用事業局副局長劉繼平披露的數據，1月底以來，短短86天內，公共汽車事故相繼造成8人死亡。

李、朱二人是《四川省黨政領導干部引咎辭職暫行辦法》出臺后“引咎辭職”的第一批國企領導，這個于2003年11月20日公布的文件要求，“領導干部存在嚴重過失或不當行為，雖沒有觸犯刑律，也必須自行提出引咎辭職；對應當辭職卻未提出的領導干部，將直接免職?！?/p>

辦法規定了9種必須引咎辭職的情形，而李、朱之辭職，當是引用“由于工作嚴重失職，致使管轄范圍內發生重大惡性事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或惡劣影響的”規定。

2004年4月，是一個令全川官吏為之悚然的月份，“引咎辭職”，由此而始在四川政界“流行”。

4月30日，川化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總裁、法人代表謝木喜“引咎辭職”，他被認為對沱江污染事故負有“重要領導責任”；4月22日，該省高縣縣委書記王邦興和縣長吳建華雙雙“引咎辭職”，他們對該縣仁愛鄉退耕還林中存在的問題“負有領導責任”。

除“引咎辭職”外，四川有近百名官員的仕途也在這個月受到波及。

4月27日，剛剛接替因重慶開縣井噴事故辭職的馬富才出任中石油總經理的陳耕飛到成都，宣布撤銷陳應權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長職務，另據稱，副局長胥永杰以下30余人也受到處分；4月30日，自貢市市長羅林書、副市長陳吉明分別受到行政警告和行政記過處分——一個月前，該市一輛公共汽車墜河，造成15人死亡，39人受傷；這個月的中旬，這個省還要求42名官員對3起特大交通事故負責，給予他們包括免職在內的不等處分。

此時，距《四川省黨政領導干部引咎辭職暫行辦法》的頒行已近半年，但4月的“問責風暴”突如其來，顯然應放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解讀。

身處漩渦中的朱紀常，把自己的命運與全國范圍內的“問責風暴”聯系在一起。從今年2月18日吉林省省長洪虎就吉林市中百商廈火災向全省人民公開致歉，特別是4月14日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引咎辭職”以來，“致歉”和“引咎辭職”，首度成為中國官場的“正式用語”，雖然迄今只有數百名的官員卷入其中，但對中國逾4000萬名干部來說，仕途風險似乎自此突然增大了。

官員變成一種高風險職業？

“引咎辭職”，作為新中國的一個正式政治術語，可能始自原重慶市彭水縣副縣長蔣成谷。

2002年12月31日，蔣成谷的15年仕途被按下了暫停鍵。

當天一早，蔣成谷沒有像往常那樣走進彭水縣政府大院，而是走向縣人大常委會辦公室。他手中攥著連夜寫好的辭職申請。申請立即被批準，蔣由此成為全國因領導責任而引咎辭職的縣處級以上干部第一人。

事情起因于兩次車禍。2002年7月3日上午，彭水縣一輛客車因機械故障墜下巖坡，造成12人死亡。8月20日早晨，又有一輛客車出事，死亡人數多達26人。這次的事故原因非同尋?！{駛員的左眼早已完全失明，卻闖過了體檢關。

“這就像上天給我安排的一個下馬威?！笔Y成谷說。那時蔣成谷作為分管農業的副縣長，事發約兩個月前才接替一位到上海學習的副縣長暫時代管安全。發生兩起特大交通事故后，縣里主要領導開始并沒有責怪他，表示理解他剛接手工作，對情況不熟悉。12月初，那名副縣長學成復職，蔣成谷代管任務隨之結束。他“戰戰兢兢地吁了一口氣”。

但到12月中旬風云突變，重慶市委組織部、監察局派員到彭水縣調查。12月30日，市委組織部官員找到他，委婉地說：按照有關規定，你的工作可能要暫時動一動。

組織部官員依據的規定，是名為《重慶市黨政領導干部辭職實施辦法》的文件，其中說：“黨政領導干部因未認真履行職責，致使本地區、本單位發生嚴重惡性事件，造成重大損失和惡劣影響，不宜繼續任職的，要勸其辭去現任領導職務?！?/p>

重慶的《干部辭職實施辦法》，據稱是全國第一個關于引咎辭職的正式文件。

據了解，重慶市2001年出臺的這項制度有特殊背景。1999年1月4日，重慶綦江垮橋事故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傷，震驚全國。接下來的兩年間，奉節、潼南、合川等地又頻繁發生重、特大事故?；诖?，當時的重慶市市長包敘定提出了一個“矯枉必須過正，嚴查重處”的思路，引咎辭職制度便是這一思路的產物。

當天晚上，蔣成谷懷著復雜的心情字斟句酌地寫下平生第一份辭職申請。

由蔣成谷開始，“當官成了一種高風險的職業”，此語出自四川某縣的一位縣委常委、副縣長。這位姓楊的官員告訴記者，據他統計，從中央到地市各級的規定中，共有180多條規定來約束官員的行為，觸犯其中任何一條，都可能受到處分甚至丟官。

而其中分管生產安全或交通的官員風險尤大。四川省一位副縣長說，半夜兩三點鐘，如果被電話驚醒，他的第一反應就是：“又出啥事了？！”

這種風險，在傳媒和資訊日趨發達的背景下愈加凸顯。已經發生的“引咎辭職”案例，無一不是對“造成重大影響”的事故的回應——在某些情況下，民意事實上已經開始左右一些官員的命運。

朱紀常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過去10年的9年中，成都公交集團都獲得了“成都市安全先進單位”的稱號。即使在頻發事故的這幾個月內，從“安全事故間隔公里”這一指標來看，事故發生率并沒有超出國家規定，甚至比全國平均水平還要好?！皩嶋H上近幾年事故發生率在下降?！敝旒o常說。

但在民怨沸騰之時，“總得有人要出來承擔責任?！敝旒o常如此評論民意和輿論的作用。實際上，很難分清李、朱二人是自感負疚而主動請辭，還是上級“做工作引咎辭職”——朱解釋說，上級與他們多次商量解決方案，最終達成共識。朱說，作為一把手，自己出來擔責，可以保護屬下更多的人免受處罰。何況，朱紀常和李祥生都只差一至三年就退休了。

問不清的“問責”

董事長李祥生是成都公交集團“安全生產第一責任人”。在目前凡事強調“一把手負責”的現狀下，責任和風險越來越多集中在“一把手”身上。四川某縣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楊副縣長說，現在每項工作為強調其重要性，都要求一把手或主要領導掛帥，一個縣長往往擔任十幾個領導小組的組長。這樣，一把手分身無術，反而無助于工作。而一旦出了事，“第一責任人”理所應當地被要求承擔責任。

作為北京密云縣的“安全工作第一責任人”，密云縣縣長張文因“密云踩踏事故”引咎辭職。他被判定對此“負有重要領導責任”，同時下臺的還有密云縣委副書記陳曉紅，他被認定需負“主要領導責任”。

實際上，那次不祥的元宵燈會主辦方是密云縣委、縣政府，承辦方是密云縣委宣傳部、縣文化委員會?？h委副書記陳曉紅是燈展領導小組組長，張文根本未在這個組織機構中明確任職。

迄今為止，張文、陳曉紅，以及牽涉此事的其他官員，到底在其間如何失職，各自該負什么責任，并沒有公開的說明。事實上，除張、陳二人外，密云還有一大批官員受到相應處罰，但其間詳情記者遍訪密云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以及北京市政府、國家安監局等部門，都沒能找到答案。

同樣，記者試圖就“重慶井噴事故責任”采訪中石油、四川石油管理局，以及就沱江污染事故采訪川化集團，均遭到拒絕。

在迄今公開“問責”的所有案例中，除幾位主要領導外，其他人負何責，受何罰均未對公眾有所說明。

事故處理過程和結論的模糊不清，使外界難以監督問責結果的公正。而現行制度中各級各類官員的權責不清，是引致問題發生后責任難定的主因。

四川那位楊副縣長說，由于責任追究制度現有的規定大多是粗線條的，讓官員們無所適從甚至有朝不保夕之慮。他甚至擔憂，過大的彈性空間，不僅可能導致處罰中有失公正，甚至在一些地方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

表面上問出了一個大快民心的“責任”，但最終仍然“問”得一頭霧水。這樣的“問責”，結果或許是可喜的，但效果卻是可疑的。

辭職官員們的后路

在4月28日后，李祥生和朱紀常仍然在公交集團工作，但他們的身份變成了“集團老領導”。朱紀常告訴記者，辭職之后，兩人主要任務是協助新領導班子工作，但級別和待遇沒變，原來兼任的職務也保留。

官員去職后何去何從，這是公眾關注的問題。

在現有體制下，絕大多數干部仍是一日入仕，終身為官。因此即使遭遇“不測”，仍然被留在體制內，甚至被保留待遇。因此，民間早有輿論指出：需警惕所謂“引咎辭職”只是為息民憤，暫避風頭。

辭職之后，蔣成谷并沒有離開縣政府，只是頭銜變成了“縣政府調研員”，并被取消了下屆副縣長候選人的資格。

當地人士說，他有可能是全中國最年輕，也是同級別調研員中最有實權的。他不僅依然分管著全縣的農業工作，甚至還配有專職秘書。除此之外沒有改變的，還有他的正處級干部的政治和物質待遇。

在記者采訪的4月22日上午，蔣成谷正在主持全縣林業工作會議。會場上下，干部們對他的稱呼無一例外仍是“蔣縣長”。面對記者，蔣成谷自己都笑稱，他是“假調研員之名，行副縣長之實”。

不可能做一輩子調研員，對蔣成谷而言，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按照有關組織規定，政紀處分的保留期一般為一年，一年之內表現正常就可重獲“清白之身”。彭水縣委組織部一名工作人員認為，蔣成谷將很快再獲任用。因為到2004年4月底，蔣成谷辭職已近一年半，其間表現堪稱出色。更何況，蔣成谷的引咎辭職只是一種“組織處理”，并非處分，“連材料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