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莫公

1949年，我考入清華大學建筑系時，建筑系是一個小系，全系四個年級學生共計40余人，教師十余人。由于建筑專業教學的特殊性，繪畫、制圖、設計等課題都是個別輔導，加上系主任梁思成先生的倡導和影響，教師、師生之間的關系都特別融和，教師都以“公”相稱，將梁思成先生稱為“梁公”，莫宗江先生稱“莫公”等等。我們學生當面稱老師為“先生”，背后也稱“公”，久而久之，有時當面也稱老師為“公”了，老師不但不責怪反而覺得很親切，于是，莫宗江先生就成為我們的“莫公”。

莫公一年級教我們的主課“建筑初步”，二年級教“水彩”，是系里一位平易近人的良師。那時莫公還未結婚，一個人住在清華工字廳第一進倒座的一間宿舍里，高班同學常帶我們去那里。一間不很大的房間，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和一排書架，近門處有一個失去了彈性的雙人沙發，家具都是舊的，舊得發黃，連屋里的燈光和莫公身上穿的衣服都呈現出暗淡的色彩。但這暗淡的環境卻很吸收人。莫公的書架上有一套日本出版的《世界美術全集》，我們每次去都喜歡看這套當時還十分珍貴的叢書，正是在這里第一次看到古羅馬的殿堂，知道米開朗基羅的名字，一面看，一面提出一個又一個的問題，莫公總是坐在書桌前不厭其煩地回答。我們最喜歡和高班同學一起去，他們知識比我們多，能夠與莫公一起討議，我們靜靜地聽，得到的學問有時比課堂還多，真是其樂融融。

莫公15歲就到中國營造學社跟隨梁公學習中國古代建筑，做梁公助手，抗日戰爭結束后隨梁公到清華建筑系任教，由講師而升任教授，是我國老一輩古建筑界著名學者。莫公不止一次地向我們回憶起當年梁公對他的要求，梁公把當時所能見到的世界各國最好的古建筑圖紙放在莫公面前，對他說這就是世界水平，你畫出的圖也應該達到這個水平，我們中國人畫中國古建筑的圖就應該達到世界水平。莫公說他有幸年輕時遇見梁思成和林徽因這樣的良師和嚴師，使他一開始就知道要發奮努力追求高水平。莫公畫了數不清的古建筑測繪畫、渲染圖、速寫、水彩，練就了一手杰出的硬功夫，無論在高檔的繪圖紙上，還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畫在香煙的包裝紙，用藥水畫在供石印的薄紙上都能創作出高水平的精品。莫公既能用小圓規極工整地畫出一排排宮殿建筑屋頂的瓦隴、瓦當頭，又能用小鋼筆極概括地幾筆一勾，畫出柱頭石雕龍或鳳的神態，這種功底至今還少有人能達到。

1950年代初，梁公設計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方案，指定由莫公繪制一張水彩效果圖，為了表現在北京特有的藍天襯托下紀念碑的莊嚴形象，莫公用淺淺的藍色一共畫了七遍相重疊，我們在旁邊看了不理解，莫公說，只有這樣，藍天才能有透明感。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莫公集中精力調查研究了四川成都前蜀永陵即王建墓。墓室中棺座四周有一系列樂伎的雕像，這些樂伎演奏著不同的樂器，莫公敏銳地感到這些不同的樂器可能反映著中國古代的音樂歷史，于是開始探求這些樂器的來源，是中國本土傳統的，還是外來的，又是何時由何方傳進來的？查資料、抄錄文字與圖像，由中原追查到邊疆，由邊疆追溯到印度、波斯，經常工作到深夜。文稿寫出來了，整套插圖繪出來了，可惜的是文稿遺失至今未找到，插圖幸能保存在系資料室。

1960年代莫公致力于中國古建筑規劃設計手法與規律的研究。與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國建筑除了采用木結構之外，建筑的群體性也是突出的特征之一。從四合院住宅、寺廟到故宮建筑群，殿堂，廳屋之間的關系為什么能那么和諧，為什么能組成一幅幅美麗的景觀，莫公每次講薊縣獨樂寺時都要講站在山門里，透過山門的門框恰能看到兩層高觀音閣樓的全景，這難道是偶然的嗎？古希臘、羅馬古典建筑用柱式組成的立面，高低寬窄，立柱與門窗的位置，它們之間都有嚴格的幾何關系，這既是人們在實踐中尋求形式美的經驗總結，又成為設計的依據。莫公在長期對古建筑的調查和研究中積累了豐富的感性認識，他認為中國古人在規劃建筑群體或者設計建筑立面時也應該有規律和依據可循，只可惜沒有可靠資料留存下來。于是他開始探求這種規律，他用尺、量規在一組一組建筑平面和立面上尋找著，分析著。我有一段時期當莫公助教，每次早上上課之前都先到莫公家里，幫他提著小暖瓶和玻璃茶杯一起到教室，因為莫公平時離不開香煙與濃茶，上課不能抽煙只有喝茶了。不少次都見到他的書桌上放著直尺和圓規，攤著各類古建筑圖紙，上面畫有大大小小的長方形、正方形和圓形，旁邊是一滿碟煙頭，又是一個不眠之夜的探索。我們有時尋問莫公：王建墓的樂器追到哪里了？幾何構圖有結果么？這時莫公總會帶著沉思表情講出研究的近況，不管有了令人欣喜的新發現，還是遇到疑惑，他都是這種探索思考的表情。莫公一輩子做學問就是這樣有一種追求完美的思想，一種出精品的意識。

他的這種追求自然也表現在對學生、對年輕教師的要求上。那時建筑系六年制，頭兩年基礎課，要畫中、西古典建筑的線條圖和水墨渲梁圖，我們在課前要繪制出給學生看的示范圖，這種圖要求自然十分嚴格，在梁公最后審查前，莫公都要多次抽查。莫公每次看圖時間不長，但眼睛極尖，很快就能看出毛病，我們等待著他的批評，但他很少直接批評或者當面表揚，見到的常是他的微笑或者輕輕的嘆息，微笑之后就是指出你的不足，這處陰影太深沒有表現出反光，這里影子太淺表現層次感不夠；整張調子可以微微地加重一些；下次再畫圖面微微亮一些……如果是嘆息，那就說明這張圖不可救藥，需要重畫了。那段時期，莫公負責系里重點科研項目“頤和園研究”，我為文字配照片，每次都由莫公審查，有一次真聽到莫公的嘆息聲：“你為什么要在大太陽底下去拍，為什么不選個陰天？”這下自然得重拍，后來我懂了，要準確表現出古典園林的意境和園林植物的細膩，強烈的光照是應該避免的。即使不遇到嘆息，每次也是這張要微微地提亮一些，那張應該在色調上微微加暗一些，為了這“微微地”，我都要進出暗室多次，反復地加工制作。我們作為莫公的老學生與老助教都深深懂得，無論是他的沉思、他的微笑和嘆息都體現出他一輩子做學問追求的完美和創造精品的意識。我們盡管很少甚至沒有得到過他的當面表揚，但是正因為如此，才使我們終生受益。

莫公一生不求名利，淡泊人生。他為營造學社匯刊，為梁思成、林徽因先生的文章、著作繪制過無數精美的圖紙，我們常將這些圖畫當作精典加以模仿，或作為教材，但他從不以此而顯耀，甚至當面都不說是他的作品。他先后多次參加全國和建筑系組織的中國建筑歷史教材的編寫工作，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完成了相當分量的斷代和分類的文字，但是他對這些圖紙和文稿統統交公，從不留底和復印件，對自己可以說是一無所有。遺憾地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年代，這些文稿都丟失而

不知下落，到現在我們想整理莫公的著作都很難實現。莫公花了那么多心血完成的王建墓研究手稿現在只有插圖保存在系資料室，當成都王建墓管理所想借用這批精美的圖，征求莫公意見時，他立即同意毫無代價地讓他們使用。1950年代初期，林徽因先生領導從事北京傳統工藝景泰藍的研究與設計，莫公當時是主要成員之一，他對工藝美術有很高的造詣，除了協助林先生指導年輕教師外，還親自設計生產了數件十分精美的景泰藍新作品。在1990年代我們收集莫公作品時，他自己只保存了一張設計時的草圖，而制成的景泰藍一件也沒有，后來還是在另一位教授家里尋得一件圓盆。在莫公80歲生日時，我們特地將這件圓盆拍了照片和他的設計草圖一起放在鏡框里當作生日禮品送給他，莫公很高興地把鏡框拿回家里保存。

莫公一輩子從事中國古建筑的研究與教學工作，幾乎每天都在看書、學習、研究，但他的興趣卻十分廣泛，喜歡聽古典音樂、打網球、自己制做衣服、自己做飯。而且對這些業余愛好做得很認真，一件皮里布面的大衣，自己一針針地仔細縫制，穿在身上十分挺直。莫公身體不很好，平時香煙不斷、濃茶不斷，曾經兩次做過部分胃切除手術。1980年代在安徽開建筑史學會議時得了肺氣腫，請了當地一位老醫生治病，老醫生對他警告繼續抽煙還得犯病，要命就戒煙?；氐角迦A，莫公真的把煙戒了，而且好像沒經過什么難受。但是畢竟長期抽煙損壞了他的健康，1991年，當莫公75歲高齡時得了肺癌，在安貞醫院動的手術，手術很成功，家里沒有把真情告訴他，出院后住在校醫院療養，系里老師們送了一盒大蛋糕到校醫院為他祝壽，莫公十分高興，不久就康復出院。這以后莫公較少參加系里活動，但每天在家里還是看書，畫畫，我們每次去都看見墻上掛著許多臨摹或自畫的水墨山水，他向我們講解對中國山水畫如何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新認識和體會。我們建議選擇一些加以裱裝，莫公連連搖頭，說這些畫都沒有完成，他仍然堅持著追求完美。記得有一年冬天，莫公又病了一次，住進北醫三院治療，病得不輕，我們很怕他是肺癌復發。去三院看他時，他虛弱得只能坐在輪椅上在病房內活動。但是一周之后，不但排除了癌癥，而且康復回到了家中，我去看望，莫公正在屋里搬動他的木床，形若一位未曾得病的健康人，他略帶神秘地告訴我，三院給他服了一種進口的藥，就這么很快恢復了。從此之后，我們不敢再請莫公出來參加活動了。但是每年新年研究所的師生聚會，莫公是一次不落。我們建筑歷史研究所人員不足十人，但連同退休教師、研究生、外國進修生和本科畢業班建筑歷史組的學生加起來也有二、三十人，大家一年一度聚在一起，相互匯報各人的教學、科研狀況，展示學生的成績，然后一起吃自助餐。莫公最喜歡這種家庭式的熱鬧場面，每次都是早早地穿著那件自己精心縫制的藍色布面皮大衣站在樓門口等著年輕人去接他，有一次競自己騎著自行車直接到了系里。研究所最年長的老教師就是汪坦先生和莫公，他們都生于1916年，平時年輕學生都從我們口中知道這兩位前輩，都讀過他們的著作，欣賞過他們的作品，但只有一年一度的聚會上才能見到這兩位師爺的真顏。

1998年歷史組的學生開始用電腦繪制古建筑測繪圖，在年底聚會上，特別請莫公看了這一批圖紙，我們介紹說，過去最難畫的屋頂瓦隴和一個個小瓦當、滴水。如今用電腦很容易很簡單了。莫公拿著放大鏡仔細地看了這些圖紙，先是露出我們當學生時就熟悉的微笑說電腦真了不起，但隨后卻發出一聲嘆息，我們明白，莫公看到在這些圖上表現的門樓的磚雕，門窗、梁枋上的木雕與彩畫都失去了用徒手勾畫出來的那種生動性，那種靈氣沒有了，莫公自然有些失望。那天，派了兩位學生騎自行車護送莫公回家，學生回來說想不到莫先生騎車竟如此靈活，如此快捷，連他們都有點跟不上。那年莫公已82歲高齡，我們真為他的健康而高興，忘記了莫公是得過癌癥的老人。

但是不幸的是第二年莫公又一次得了癌癥，經多家醫院治療，效果不明顯，后來回到北大校醫院治療(清華、北大兩校癌癥患者的集中療區)。這次莫公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但是他并不悲觀，從容地接受治療和經歷了多次搶救。他的學生從四、五十歲的到六、七十歲的一次次去看望，他每次都關心地詢問他們的科研和教學。住院期間由他的二兒子莫濤陪同，有時父子兩人還討論著古建筑的保護和維修，有一次竟看見他起床坐在桌邊校閱他的老友陳明達先生的長篇文稿。在他病情稍穩定時，我們為撰寫史稿曾求教莫公關于營造學社的舊事，從中山公園的老學社，河北、山西的調查、四川李莊的歲月，一件件老事，一幢幢古建筑的形制，莫公竟記得十分清楚，思路仍那么敏捷，我們真盼望著莫公能再一次戰勝病魔。但是，事與愿違，1999年12月8日夜間莫濤打電話告訴我莫公走了。我趕到莫公家，極力安慰著莫師母與莫濤，莫公的房間還是老樣子，陳舊的書桌和木椅，桌上擺放著他常用的文具，墻上還是掛著那些沒有完成的水墨山水，我貯立在無數次請教莫公時的書桌旁，感到一陣茫然，房依舊，物仍在，但是莫公走了，我們的莫公這次真的走了，只是他的音貌，他的精神永遠留在我們這些學生的心中。

作者：樓慶西，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

收稿日期：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