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光亮

余秋雨

一

諸子百家中，有兩個“子”，我有點躲避。

第一個是莊子。我是二十歲的時候遇到他的，當時我正遭受家破人亡、衣食無著的大災難，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一個同學悄悄告訴我，他父親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遭災時要全家讀莊子。這個暗示讓我進入了一個驚人的閱讀過程。我漸漸懂了，面對災難，不能用災難語法。另有一種語法，直通精神自由的詩化境界。由此開始，我的生命狀態不再一樣，每次讀莊子的《秋水》、《逍遙游》、《齊物論》、《天下》等篇章，就像在看一張張與我有關的心電圖。對于這樣一個過于親近的先哲，我難于進行冷靜、公正的評述，因此只能有所躲避。

第二個是韓非子，或者說是法家。躲避它的理由不是過于親近，而是過于熟識。權、術、勢，從過去到現在都緊緊地包裹著中國社會。本來它也是有大氣象的，冷峻地塑造了一個大國的基本管治格局。但是，越到后來越成為一種普遍的制勝權謀，滲透到從朝廷到鄉邑的一切社會結構之中，滲透到很多中國人的思維之內。直到今天，不管是看歷史題材的電影、電視，還是聽講座、逛書店，永遠是權術、謀略，謀略、權術，一片恣肆汪洋。以至很多外國人誤以為，這就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主干。對于這樣一種越來越盛的風氣，怎么能不有所躲避呢?

其實，這正是我們心中的兩大色塊：一塊是飄逸的湛藍色；一塊是沉郁的金銅色。躲避前者，是怕沉醉；躲避后者，是怕迷失。

諸子百家的了不起，就在于它們被選擇成了中國人的心理色調。除了上面說的兩種，我覺得孔子是堂皇的棕黃色，近似于我們的皮膚和大地，而老子則是縹緲的灰白色，近似乎天際的雪峰和老者的須發。

我還期待著一種顏色。它使其他顏色更加鮮明，又使它們獲得定力。它甚至有可能不被認為是顏色，卻是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它，就是黑色。

它對我來說有點陌生，因此正是我的缺少。既然是缺少，我就沒有理由躲避它，而應該恭敬地向它靠近。

二

是他，墨子。墨，黑也。

據說，他原姓墨胎(胎在此處讀作怡)，省略成墨，叫墨翟。諸子百家中，除了他，再也沒有用自己的名號來稱呼自己的學派的。你看，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每個學派的名稱都表達了理念和責能，只有他，干脆利落，大大咧咧地叫墨家。黑色，既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的責能。

設想一個圖景吧，諸子百家大集會，每派都在滔滔發言，只有他，一身黑色人場，就連臉色也是黝黑的，就連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臂和腳踝也是黝黑的，他只用顏色發言。

為什么他那么執著于黑色呢?

這引起了近代不少學者的討論。有人說，他固守黑色，是不想掩蓋自己作為社會低層勞動者的立場。有人說，他想代表的范圍可能還要更大，包括比低層勞動者更低的奴役刑徒，因為“墨”是古代的刑罰。錢穆先生說，他要代表“苦似刑徒”的賤民階層。

有的學者因為這個黑色，斷言墨子是印度人。這件事現在知道的人不多了，而我則曾經產生過很大的好奇。胡懷琛先生在一九二八年說，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一個黑色的外國人，似乎是印度人；不僅如此，墨子學說的很多觀點，與佛學相通，而且他主張的“摩頂放踵”，就是光頭赤足的僧侶形象。太虛法師則撰文說，墨子的學說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羅門教。這又成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證據。在這場討論中，有的學者如衛聚賢先生，把老子也一并說成是印度人。有的學者如金祖同先生，則認為墨子是阿拉伯的伊斯蘭教信徒。

非常熱鬧，但證據不足。最終的證據還是一個色彩印象：黑色。當時不少中國學者對別的國家知之甚少，更不了解在中亞和南亞有不少是雅利安人種的后裔，并不黑。

不同意“墨子是印度人”這一觀點的學者，常常用孟子的態度來反駁。孟子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離墨子很近，他很講地域觀念，連有人學了一點南方口音都會當作一件大事嚴厲批評，他又很排斥墨子的學說，如果墨子是外國人，真不知會做多少文章。但顯然，孟子沒有提出過一絲一毫有關墨子的國籍疑點。

我在仔細讀過所有的爭論文章后笑了，更加堅信：這是中國的黑色。

中國，有過一種黑色的哲學。

三

那天，他聽到一個消息，楚國要攻打宋國，正請了魯班(也就是公輸般)在為他們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他立即出發，急速步行，到楚國去。這條路實在很長，用今天的行政區概念，他是從山東的泰山腳下出發，到河南，橫穿河南全境，也可能穿過安徽，到達湖北，再趕到湖北的荊州。他日夜不停地走，走了整整十天十夜。腳底磨起了老繭，又受傷了，他撕破衣服來包扎傷口，再走。就憑這十天十夜的步行，就讓他與其他諸子劃出了明顯的界限。其他諸子也走長路，但大多騎馬、騎?；蜃?，而且到了晚上總得找地方睡覺。哪像他，光靠自己的腳，一路走去，一次次從白天走入黑夜。黑夜、黑衣、黑臉，從黑衣上撕下的黑布條去包扎早已滿是黑泥的腳。

終于走到了楚國首都，找到了他的同鄉魯班。

接下來他們兩人的對話，是我們都知道的了。但是為了不辜負他十天十夜的辛勞，我還要講述幾句。

魯班問他，步行這么遠的路過來，究竟有什么急事?

墨子在路上早就想好了講話策略，就說：北方有人侮辱我，我想請你幫忙，去殺了他。酬勞是二百兩黃金。

魯班一聽就不高興，沉下了臉，說：我講仁義。決不殺人!

墨子立即站起身來，深深作揖，順勢說出了主題。大意是：你幫楚國造云梯攻打宋國，楚國本來就地廣人稀，一打仗，必然要犧牲本國稀缺的人口，去爭奪完全不需要的土地，這明智嗎?再從宋國來講，它有什么罪?卻平白無故地去攻打它，這算是你的仁義嗎?你說你不會為重金去殺一個人，這很好，但現在你明明要去殺很多很多的人!

魯班一聽，難于辯駁，便說，此事我已經答應了楚王，該怎么辦?

墨子說，你帶我去見他。

墨子見到楚王后，用的也是遠譬近喻的方法。他說，有人不要自己的好車，去偷別人的破車，不要自己錦衣，去偷別人的粗服，不要自己的美食，去偷別人的糟糠，這是什么人?

楚王說，這人一定有病，患了偷盜癖。

接下來可想而知，墨子通過層層比較，說明楚國打宋國，也是有病。

楚王說：那我已經讓魯班造好云梯啦!

墨子說，云梯未必管用吧。他與魯班一樣，也是一名能工巧匠。他就與魯班進行了一場模型攻守演練。結果，一次次都是魯班輸了。

魯班最后說：要贏還有一個辦法，但我不說。

墨子說：我知道，我也不說。

楚王問，你們說的是什么辦法啊?

墨子對楚王說：魯班以為天下只有我一個人能贏過他，如果把我除了，也就好辦了。但我要告訴你們，我的三百個學生已經在宋國城頭等候你們多時了。

楚王一聽，就下令不再攻打宋國。

這就是墨子對于他的“非攻”理念的著名

實踐。原來，這個長途跋涉者只為一個目的在奔忙：阻止戰爭，捍衛和平。

一心想攻打別人的，只是上層統治者。社會低層的民眾有可能受了奴役或欺騙去攻打別人，但從根本上說，卻不可能為了權勢者的利益而接受戰爭。這是黑色哲學的一個重大原理。

墨子阻止了一場戰爭，挽救了一個宋國。但是，這件大事還有一個幽默的結尾。

他十分疲憊地踏上了歸途，仍然是步行。恰恰在路過宋國時，下起了大雨。他到一個門檐下躲雨，但看門的人連門檐底下也不讓他進。

宋國不認識他，冷漠地推拒了他這位大恩人，而且推到大雨之下。

這位淋在雨中的男人自嘲了一下，暗想：“運用大智慧救苦救難的，誰也不認；擺弄小聰明爭執不休的，人人皆知?！?/p>

四

在大雨中被看門人驅逐的墨子，有沒有去找他派在宋國守城的三百名學生?我們不清楚，因為古代文本中沒有提及。

清楚的是，他確實有一批絕對服從命令的學生。整個墨家弟子組成了一個帶有秘密結社性質的團體，組織嚴密，紀律嚴明。

這又讓墨家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黑色。

諸子百家中的其他學派，也有親密的師徒關系，最著名的有我們曾經多次講過的孔子和他的學生。但是，不管再親密，也構不成嚴格的人身約束。在這一點上墨子又顯現出了極大的不同，他立足于低層社會，不能依賴文人與文人之間的心領神會。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墨子要的是濃烈，是黑色粘土般的成團成塊。歷來低層社會要想凝聚力量，只能如此。

在墨家團體內，有三項分工。一是“從事”，即從事技藝勞作，或守城衛護；二是“說書”，即聽課、讀書、討論；三是“談辯”，即游說諸侯，或做官從政。所有的弟子中，墨子認為最能干、最忠誠的有一百八十人，這些人一聽到墨子的指令都能“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后來，墨學弟子的隊伍越來越大，照《呂氏春秋》的記載，已經到了“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的程度。

墨子以極其艱苦的生活方式，徹底忘我的犧牲精神，承擔著無比沉重的社會責任，這使他的人格具有一種巨大的感召力。直到他去世之后，這種感召力不僅沒有消散，而且還表現得更加強烈。

據《呂氏春秋》記載，有一次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君委托守城，后來此君因受追究而逃走，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托很難再堅持，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殺。自殺前，墨家首領孟勝派出兩位弟子離城遠行去委任新的首領，兩位弟子完成任務后仍然回城自殺。新被委任的首領阻止他們這樣做，他們也沒有聽。按照墨家規則，這兩位弟子雖然英勇，卻又犯了規，因為他們沒有接受新任首領的指令。

為什么集體自殺?為了一個“義”字。既被委托，就說話算話，一旦無法實行，寧肯以生命的代價保全信譽。

慷慨赴死，對墨家來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這不僅在當時的社會大眾中，而且在今后的漫長歷史上，都開啟了一種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司馬遷所說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的“任俠”精神，就從墨家滲透到中國民間。千年崇高，百代剛烈，不在朝廷興廢，更不在書生空談，而在這里。

五

這樣的墨家，理所當然地震驚四方，成為“顯學”。后來連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韓非子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p>

但是，這兩大顯學，卻不能長久共存。

墨子熟悉儒家，但終于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無差別的“兼愛”，否定了儒家有等級的“仁愛”。他認為，儒家的愛，有厚薄，有區別，有層次，集中表現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親疏差異，其實最后的標準是看與自己關系的遠近，因此核心還是自己。這樣的愛，是自私之愛。他主張“兼愛”，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愛他人就像愛自己。

《兼愛》篇說——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侍煜录嫦鄲蹌t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這話講得很明白，而且已經接通了“兼愛”和“非攻”的邏輯關系。是啊，既然“天下兼相愛”，為什么還要發動戰爭呢?

墨子的這種觀念，確實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愛”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禮，也就是重建周禮所鋪陳的等級秩序。在儒家看來，如果社會沒有等級，世界就成平的了，何來尊嚴，何來敬畏，何來秩序?但在墨家看來，世界本來就應該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嚴。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為了秩序來敬畏什么上層貴族。要敬畏，還不如敬畏鬼神，讓人們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督察之力，有一番報應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由于碰撞到了要害，儒家急了。孟子挖苦說，兼愛，也就是把陌生人當作自己父親一樣來愛，那就是否定了父親之為父親，等于禽獸。這種推理，把兼愛推到了禽獸，看來也實在是氣壞了。

墨家也被激怒了，說：如果像儒家一樣把愛分成很多等級，一切都以自我為中心，那么，總有一天，也能找到殺人的理由。因為有等級的愛最終只會著眼于等級而不是愛，一旦發生沖突，放棄愛是容易的，而愛的放棄又必然導致仇。

在這個問題上，墨家反復指出儒家之愛的不徹底。

《非儒》篇說，在儒家看來，君子打了勝仗就不應該再追敗逃之敵，敵人卸了甲，就不應該再射殺，敵人敗逃的車輛陷入了岔道，還應該幫著去推。這看上去很仁愛，但在墨家看來，本來就不應該有戰爭。如果兩方面都很仁義，打什么?如果兩方面都很邪惡，救什么?

據《耕柱》篇記載，墨家告訴儒家，君子不應該斗來斗去。儒家說，豬狗還斗來斗去呢，何況人?

墨家笑了，說，你們儒家怎么能這樣，講起道理來滿口圣人，做起事情來卻自比豬狗?

作為遙遠的后人，我們可以對儒、墨之間的爭論作幾句簡單評述。在愛的問題上，儒家比較實際，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層層擴大，向外類推，因此也較為可行；墨家比較理想，認為在愛的問題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術，但他們的“兼愛”難于實行。

如果要問我傾向何方，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墨家。雖然難于實行，卻為天下提出了一種純粹的愛的理想。這種理想就像天際的光照，雖不可觸及，卻讓人明亮。

儒家的仁愛，由于太講究內外親疏的差別，造成了人際關系的迷宮，直到今天仍難于走出。當然，不徹底的仁愛終究也比沒有仁愛好得多，在漫無邊際的歷史殘忍中，連儒家的仁愛也令人神往。

六

除了“兼愛”問題上的分歧，墨家對儒家的整體生態都有批判。例如，儒家倡導的禮儀過于繁縟隆重，喪葬之時葬物多到像死人搬家一樣，而且居喪三年天天哭泣的規矩也對子女太不公平，又太像表演。儒家倡導的禮樂精神，過于追求琴瑟歌舞，耗費天下太多的心力和時間。

從思維習慣上，墨家批評儒家一心復古，只傳述古人經典而不鼓勵有自己的創作，即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