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前期的改革并非“無為而治”

沈祖倫

黨史研究室的同志幾次對我說，他們搞口述史，希望我能說點什么。我同他們說，當務之急是抓緊征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特別是前十五年的歷史資料。趁當時親歷的領導人和關鍵的知情者大多健在，抓緊請他們說說，把這段歷史留下來。不然，過一段時間會有困難?？赡?，持這種意見的不只是我一個人。所以黨史研究室很重視，就有今天的座談會。這個會我想可以是漫談會。通過漫談互相啟發，喚起回憶，自然地集中到一些題目、線索。然后由黨史研究室有目的地跟蹤找一些人訪談。我想可以各人說各人的，不強求統一，不要求有什么結論。我的理解，口述史無非是把大家的記憶留下來，作為歷史的素材。

今天，我想說說時下人們談論浙江改革前期歷史的某種說法，覺得需要商榷。因為研究總結這段歷史的多是年輕的同志。而當時親歷的領導人，有的沒有去關心這段歷史的總結，有的由于某種原因不太愿意主動去澄清有關情況。這種說法就是認為，浙江改革是群眾自發的產物，是浙江省各級領導對改革采取聽其自然、不干預態度的結果，把浙江改革前期的領導，歸結為所謂“無為而治”。也有人從文化因素解讀人們所謂的“浙江現象”，這原是很好的。但他們偏重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上層文化的影響，對于深刻地滲透在廣大人民生活習俗中的近現代工商傳統研究發掘顯得不夠。他們尤其忽視了浙江改革發展中最直接起作用的，建國以來在骨干隊伍中形成的“注重民生、崇尚實際”這一精神文化傳統。因而也不能更好地總結歷史經驗。

我說過，不管哪里的哪一項改革，只靠群眾自發，沒有領導，是不可能成功的。即如包產到戶這樣的事，群眾自己分土地，沒有生產隊干部、會計的參加，沒有人算賬，沒有公道的人訂方案，怎么行?土地有好壞、遠近之分，有多少個等級。正如農民說，“豬頭豬腳爪”要合理搭配。家庭承包后耕地的細分化，每戶人家分得的土地為什么會有七八塊、十幾塊之多?就是因為必須合理搭配，不然要打破頭。還有分山，更是困難。浙江又是多種經營發達的地區。有的專業性生產不好按人平均分包。拖拉機、加工運輸機械，拆零部件分掉，那不是破壞生產嗎?還有規模養殖等，你只能搞專業承包。這些都比較復雜。至于其他改革，如企業改制，更需要有領導、有秩序地去進行。那不知經過多少次領導試點，不斷實踐，不斷總結，不斷完善，也不知經歷過多少次曲折，經歷過來自同級的、高層的多少干擾，才逐步推開，得以有今天。

浙江改革初期，從農村家庭承包說，在全國不是走在前面。這有客觀原因。因為改革的直接動因源自農民的日子難過，而浙江不少地方相對說，農民的日子比別的省要稍好一些。所以我省幾個主要領導人開始不贊成包產到戶。我那時在下面，起初對維護集體經濟、公有制的立場，也很堅定。但是這個情況后來有變化。特別是包產到戶在一些貧困地區、在浙江的周邊省突破以后，事實教育了我們，懂得了農業家庭經營在現有生產力條件下的普適性。包產到戶在溫州，當時是袁芳烈同志違背省委主要領導的意志，以分管副省長的名義壓著溫州地委領導首先突破。以后又有厲德馨同志在金華、衢州地區相繼推開。這是在浙江的欠發達地區。至于發達地區的家庭承包，情況復雜，統一思想難度也大。但是經過努力，特別在中央領導的指引下，終于也在杭嘉湖寧紹等地推開。而且工作做得比較細，生產力得到較好的保護。家庭承包責任制本身，在適應不同地區、不同生產經營特點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完善。家庭承包在浙江的推行，總的說經過省委內部認真的思想交鋒、統一認識，這個問題還是解決得比較好，為浙江農業、農村工作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較好的制度基礎。

浙江的改革走在全國前列，是從1983年開始。也就是從王芳、薛駒同志主政浙江開始。作為改革的動因，群眾要改變困難的現狀，有自發的要求，這一點浙江與其他省基本相同。這是基礎，是改革的群眾條件。但只有這一點還不能決定問題的全部。就是除了群眾條件，還要有領導的條件。而對于改革的領導，據我的比較研究，覺得浙江與有些省存在一定的差別。

首先是改革的領導思想。浙江把市場取向的改革作為目標和方向，在全國比較早。這當然得益于全國改革開放先行地區的啟示，以及當時中央領導和經濟學界先驅者的指引。同時也應該說，浙江的歷史文化底蘊和近現代工商傳統，對這一點也有重要的關系。

有人提出，有的全國先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為什么那里農民的富裕和農村發展，落后于浙江與之毗鄰、條件近似的一些地方?我思考，問題可能就在改革的領導思想。有的地方率先推行家庭承包，對我國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由于包產到戶的推行，1982年、1983年、1984年全國農業連年豐收。1984年，全國糧食總產達8100多億斤，趙紫陽總理通告聯合國糧農組織，中國溫飽問題基本解決。這樣奇跡般的大好形勢，一方面促進了人們思想大解放，推動全國改革開放的開展。但同時也使一些干部滿足于家庭承包以后農民的積極性。用他們的話說，農民種田種得真有味道!似乎由此就有了社會主義的美好前景。我們在中央開會，總能聽到來自一些地方陶醉于包產到戶的聲音，一聽說農業規模經營、土地流轉，就很反感。包產到戶在全國推開后，浙江等部分省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大聲疾呼把發展商品生產作為農村的主要任務，一些省并不很感興趣。他們對發展二、三產業的要求，敏感性不如廣東、江蘇、浙江這些地方。這當然有客觀原因，就是那些省人均耕地多。而我省農民只有幾分地，靠它種糧食日子好過不了。所以，盡管1984年、l985年的兩個中央一號文件都明確提出發展商品經濟(先是提發展商品生產)的任務，但各地理解和接受的程度有不同。有的最早搞包產到戶的地方，發展農村工業遲了一步。有的發展工業，對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重視不夠。

浙江的農村改革，既著眼于克服農業生產經營上吃“大鍋飯”的弊端，同時著眼于農業、農村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著眼于商品經濟的大發展。把讓農民真正成為有活力的主體作為實現商品經濟大發展目標的必經步驟。所以，我們一待家庭承包全面推開，就以更大的力量和更多的精力抓中央提出的農村第二步改革。其實，浙江因推行包產到戶相對較晚，許多地方在包產到戶時就把它與農村第二步改革聯系起來。就著眼于騰出農業勞動力、騰出干部的手來，便于發展多種經營，發展農村的二、三產業，把農村勞動力大批從農業上轉移出來。浙江省委在1984年初，就提出把推動商品生產大發展作為農村的主要任務。1985年初又根據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的精神，提出發展大規模的商品經濟。那時，我們頭腦里已經有一個市場取向改革的目標。為了解除人們對商品經濟姓資姓社的困惑，王芳同志代表省委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報告，詳盡地論證了商品經濟并非資本主義專利的道理，使全省農村干部頓開茅塞。并且為了具體指導商品經濟的大發展，省委、省政府領導和省有關部門，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系統地總結各地的創造，特別是溫州發展的經驗。

我希望研究浙江改革開放史的同志，要重視1985年王芳同志率領部門赴溫州進行較長時間深入調查和系統總結經驗后，寫出的關于《溫州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調查》(報送中央并在《求是》雜志發表)。這個報告以鮮明的態度肯定了溫州的發展道路，同時也在大體上為整個浙江走自己的路所涉及的一些方針政策問題，提出了明確的預示。

這里還請有關同志注意，義烏的發展與省委省政府的強有力支持分不開。對義烏的做法，包括對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同志的看法，當時存在爭議。1984年、1985年兩次省委農村工作會議，省委特地把謝高華請到會上發言。發言的題目“興商建縣”及其具體內容，事先經過有關領導審定。目的就是顯示對義烏的肯定和對發展專業市場的倡導。用王芳同志的話說，“發展一個市場比搞多少工業項目對當地經濟的作用要大”。義烏最初的市場是馬路市場，占用當地的公路。薛駒同志應義烏的要求，指示交通部門公路改道，支持義烏建設市場。對當時市場建設，省政府不論是土地審批和銀行貸款都給予了特別的支持。市場的開幕式，省政府由我去講話，就引用了上述王芳同志關于市場推動當地經濟的那句樸實而經典性的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