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土改時的階級是如何劃分的

張一平

重新研究中國土地改革運動史，可以更全面更完整地了解中國農村、中國國情，了解中國“三農”問題形成的歷史淵源。蘇南地區1950年期間土地改革是這個時期中國土地改革的一個典型案例。本文摘錄的是蘇南土改時期的村莊動員和社會分層——

階級建構：訴苦的功能分析

共產黨發動土改的基本依據和合法性，源自其領導人對鄉村社會經濟結構的權威性估計，地權分配不均和階級壓迫被認為是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因。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章有義、烏廷玉、郭德宏、黃道炫、趙岡等學者對近代地權分配做了新的估計：地主富農所占土地為土地總數的50％左右甚至更少，地權分配趨向分散而非集中。因此土改的實踐并不是簡單地依據村莊的客觀結構。無論是在主體還是結構層面，都是由表達來完成客觀行動和客觀結構之間的中介作用的。共產黨保持著階級區分存在于每一個村莊的幻象。在土改運動中，訴苦正是實現這種表達作用的一種重要技術手段。訴苦最直接的必要性在于彌補階級框架與鄉村社會現實之間的差異，把各種差別轉向生存道義，乃至提升到經濟和政治的高度上來。

因此，土改中的訴苦具有特定的政治內涵：“訴說自己被階級敵人迫害、剝削的歷史。因而激起別人的階級仇恨，同時也堅定了自己的階級立場，就叫做‘訴苦?！痹谠V苦運動中，通過把“自然狀態的‘苦難和‘苦難意識加以凝聚和提煉”，使它們“穿越日常生活的層面”，建構起與“國家的框架”的聯系。而正是訴苦才使得階級建構得以順利完成。李里峰在對華北土改中的訴苦作了精細研究后，指出：“通過通俗而有力的政治口號，確立了訴苦光榮的輿論空間；通過集體開會和典型示范，削弱了農民訴苦的種種顧慮；通過苦主選擇和會場布置，激發了農民的憤怒與仇恨；通過訴苦與分配、訴苦與算賬相結合，打破了可能出現的僵局；通過追挖苦根和道德歸罪，使農民苦難有了宣泄的對象。借助種種動員技術和策略，共產黨得以將鄉村民眾納入國家權力體系的運行軌道，順利實現國家建設和鄉村治理的目標?！痹V苦中注意進行農民與地主的對比教育。使農民“找到窮是如何來的原因，認識到兩個階級到底是誰養活誰”的道理。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把階級分野作為改造農村的出發點，成功地摧毀了共產主義以前精英的社會和經濟基礎。

宣傳引導：訴苦初期的運作

商品經濟發達的蘇南地區不僅土地分散，租佃關系也很復雜，在部分農民看來土改無地可分，從而產生了懷疑的想法。如梅村區香平鄉貧農張新根說：“地主的田都在農民手上，能分到啥格田?！必氜r謝倫書說：“富農田不動，地主租借田都在農民手上，哪里分得到田?！鞭r民并不認為窮困來源于階級壓迫，而往往看作各人奮斗的結果，這在以往被視為“宿命論”思想。如無錫縣荊福鄉貧農說：“一兩黃金四兩福。拾得橫財不敢要?！毕闫洁l張志仁說：“不要怪地主，只好怪自己命苦?！泵反彐傌氜r李小弟說：“小人命薄，命里注定，分田要生病?！睙o錫縣查橋鄉貧雇農說：“窮是日本人來弄窮的，不是地主剝削窮的?！薄暗刂餍U苦的，解放前收不到租，分了田要沒有吃了?！眳强h新合鄉貧農王坤龍說：“地主吳阿根不是剝削成家，是省吃儉用，剝削自己的嘴、自己的身上?！睙o錫有的貧雇農認為，沒有地主富農。窮人就餓死了。在這里，地主也只是鄉村里謀生的一分子而已，與農民有著相依相存的關系。

當然鄉村里的貧富差別總是存在的，因此不少貧雇農希望秋征前就土改。好分地主的糧食和樓房。如無錫梅村鎮貧農說：“早點分田，我們好種麥，明年收麥子。過好日子，真翻身?！遍_會一喊就到，積極參與。

同時農民的交往圈是內向封閉的，占據其頭腦的倫理觀念阻礙著土改展開，貧農對分田正當性的認同不足。松江縣有些貧雇農想分田，但怕做冤家，難為情不敢出頭。無錫縣香平鄉陳其保說：“土改是政府里的政策，派得田自然會分把你，派不著，你要也要不到，何必窮兇極惡，出啥格頭?做啥格冤家?”可見農民很清楚分田不是自身奮斗的結果，得田是靠政府的權威，試圖規避風險搭便車。他們在掂量經濟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日常生活的成本，所以會說：“分田我是要分的，但是我不好意思，都是熟人，我們哪好向人家要田?”“出門散步，天天見面，很難為情?！敝修r一般對土改持觀望態度，認為與自己的利益關系不大。無錫縣方湖鄉的中農說：“我俚無進無出，對土改沒啥個意見?！眳强h保安鄉中農則說：“工作隊要土改，我們就土改，工作隊說不改就不改，這不關我們什么事，全由工作同志做主張?！?/p>

由此可見發動農民訴苦，首先要依靠強大的宣傳和組織力量，其中干部在構建“被剝奪感”和反抗意識時起著關鍵作用。

干部作為最重要的中介，其執行能力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訴苦的成敗。起初干部布置訴苦任務時，農民不了解訴苦的目的和技術，覺得苦是自己的事，村子里誰都知道，不知道說出苦來對自己有什么好處，只好“硬性訴苦”完成任務。如無錫縣香平鄉九村村長謝志根把貧農找來問：“你們有沒有受過地主壓迫，受了苦講出來吧!”結果貧農回答：“這些事體啥人弗曉得，談他做啥?”有的陸續來談了三言兩語就走。由于部分干部的政策掌握和執行能力有限，不能準確把握土改的政策，甚至照念條文，有的干部則威嚇富農：“不準你們跟地主走，不識相，小心一點?！痹V苦重心不明，找不到地主就轉向富農、小土地出租者和原偽職人員。由于把訴苦作為一項任務來完成，有時訴苦脫離了土改的預定目標，甚至效果不理想時干部罵群眾。無錫縣香平鄉第十一村為完成任務，找了個小販來訴苦，結果此人一個月能賺幾石米，并有小老婆。在推翻地主階級的宣傳動員中，訴苦主體無疑要以貧雇農為主，只有通過貧雇農小型漫談，才能相互啟發鼓勵，提高積極性和達到組成貧雇農核心力量的目的。

誰養活誰：從生存反應到意識形態

1950年冬江寧縣二區在冬學中討論“誰養活誰”和“地主過去怎樣壓迫剝削農民”時，有個婦女說：“地主一天到晚手不碰土，吃好穿好，從哪里來的呢?都是收租、高利貸剝削農民血汗得來的?！苯瓕庢偣娃r徐存來訴說地主逼租時把其父親押走，導致母親急死、其兄氣死，七歲的妹妹給人抱去，全場農民被感動得流淚，一致表示要替徐報仇。昆山縣花溪鄉農民胡根寶的兒子訴苦時，面孔恨得發白，緊握著兩個拳頭說：“陳仲康你這個吃人不吐骨頭的老虎!你收起租米來十一畝當十三畝，我爺死，沒錢買棺材，我娘還送雞送蛋求二房(地主)討點樹皮你都不許，今朝和你算總賬，你說呀?”陸老太說到她丈夫死后交不起陳仲康租米而被摘田時，泣不成聲，全場情緒激動，要求政府嚴辦。青年團員李杏

榮高舉拳頭，跳起來喊：“陸媽媽的苦和我伲一樣，苦人曉得苦人心，今天日腳到哉!千年總賬一筆盡!”通過召開斗爭會議來調動情緒與營造氛圍，輔以物質利益誘導，使訴苦達到了高潮。金壇縣常家村于老三在斗爭大會上，看著漫畫上所畫的其兄被地主殺死的慘狀訴苦，農民受其感動紛紛流淚，在群情激憤下，要求依法嚴辦的呼聲響徹全場。這里用漫畫展現親人被殺的情形，燃起了于老三內心深處的仇恨，使其自覺進入苦主的角色，帶有明顯的情感浸透和情緒傳遞效應，爆發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群體力量。正如勒龐所言：“群體表現出來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壞，其突出的特點就是極為簡單而夸張”，“心生厭惡或有反對意見，如果是發生在孤立的個人身上，不會有什么力量，若是群體中的個人，卻能立刻變得勃然大怒”。群體情緒一旦表現出來，通過暗示和傳染過程而迅速傳播，它所明確贊揚的目標就會力量大增。

高淳縣農代會以日本侵略帶來的痛苦為引導，然后再由各鄉代表對地主作典型訴苦，將歷史的各種苦難與地主聯系起來，包括地主可以不出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而把負擔加在農民身上，或者勾結起來敲詐，從而認識“窮”是地主剝削的結果，地主階級及國民黨反動派是農民的敵人。在找到了窮根以后，當晚召開表決心大會，一起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表明要堅決斗爭，斗垮地主。

這樣通過農民對生存資源的渴求來克服其心理障礙，把各種矛盾轉化為階級之間的矛盾展開訴苦斗爭，就忽略了農民內部因能力差別等造成的差距，將貧富不均歸罪于土地分配不均和壓迫所致，把矛頭集中于地主，初步達到了同地主和國民黨劃清界限的目的，也為劃階級奠定了基礎。正如研究者指出，土改中的訴苦運動，以及由訴苦發展而來的“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憶苦思甜”，通過對“苦”與“甜”的比照、分析和歸納，通過新舊對比、善惡判斷，構成兩極性的典型與象征：作為萬苦之源、萬惡之源的以地主階級為代表的舊社會、舊制度和作為萬眾救星的社會主義新國家。這種絕對化的兩極思維，使得農民在權衡利害后選擇站在反對罪惡的舊社會、壞的階級敵人，擁護新社會的立場上。

流動的標準：政策變通與身份固化

首先對于階級劃分中的勞動因素，就有不同理解。如武進縣鳴凰鄉十一村嚴楊大抱養的孫子和七村陸兆炳的養子，土改時已經是主要勞力，但因不是親生而不算主要勞動力。同樣，該鄉南德鴻的父親早亡，其母與長工吳保二同居已為當地認同，但評成分時吳保二仍不算南家的人口。這三戶都被評為地主。非親生的或非正式的“人贅”即不算本家人，顯然這是基于地域或宗族觀念的表現，在這里階級的標準受傳統鄉村習俗的影響作了變通。同樣婦女在勞動標準上也受到了歧視，如南周鄉一婦女常年勞動，她“曾上午生小孩，下午就下田干活”，卻因不能挑擔不算勞動力。同樣鳴凰鄉周樹培的妻子也因不能挑擔而不算主要勞動力。萬塔鄉楊達方妻子在全村婦女中勞動數第一，亦不被承認是勞動力。

同時主要勞動被提到了極端的高度。揚中縣八橋區一個老太婆只有1.7畝田，因家中無勞動力而被評為地主。無錫縣查橋鄉蒲錫慶全家4口人，只有7畝田，因自己不勞動，全部雇人耕種，亦被劃為地主。有的采用雇工每年能種多少田和被評戶主主要勞動對比的辦法，如武進縣南周鄉岳產金曾做過保長，家里9人，有自田29畝，雇長工一人，每年雇零工60個。一個長工每年能種田12畝，60個零工可種田60畝，而其自種田才11畝。這樣岳的主要勞動被算成附帶勞動。因而被評為地主?？梢娫跊]有成例可循的壓力下。很難針對鄉村的復雜情況來提供全面合理的區分規則，對地主的劃分也往往是對照“適應”某一項標準。有趣的是，鳴凰鄉農會主任的兄弟周乾明是個游民，家中共有6人，自有2.6畝田，佃人1.8畝。生活很苦。農會主任為樹立“有勞動不勞動即為地主”的標準，讓周乾明帶頭劃了個破落地主，但分配時卻補給他一畝多地。這里地主成了政治符號。經濟上卻反而得利了。

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規定，“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時間從事主要勞動叫做有勞動”。由于無錫縣有1600多條戽水機參與農業生產，減輕了農民的勞動量，縣委認為此規定會提高成分擴大打擊面，因而修正了主要勞動與附帶勞動的界限及地主的劃分方法，將戽水機折合抵掉勞動三分之一，規定全年有勞動90個工就算主要勞動。這里承認了生產過程中機器的“勞動”作用，實際上是對人工勞動力標準的修正。同時結合土地占有情況，并以有無勞動作為先決條件，提出劃分地主富農的標準：凡滿15畝地以上的有勞動而不勞動又無其他職業的，算為地主；有其他職業的，不從事農業主要勞動的，雖滿15畝地，本人按其職業定成分，其土地按小土地出租者處理；全家數人參加農業重要勞動合計滿90個工日的占有土地在20畝以上為地主。20畝以下的則為富農。

其次對于階級劃分中的土地因素，各地亦有不同的標準。松江專區在劃分階級前，普遍以人均占有土地數為標準，如“三畝以下是貧農，五畝以下是中農，十畝以下是富農，十畝以上是地主”。武進縣萬塔鄉人均占有四畝土地以上者即劃為地主。無錫縣坊前鄉提出戶均土地在平均數以上是富農，平均數左右是中農，平均數以下是貧農。吳縣出租田超過自耕土地數三倍以上，不論其自耕數多少大小均評為地主。丹徒縣姜山鄉不論占有多少土地，只要出租土地超過自耕土地，便一律劃為半地主式富農。昆山縣地主土地平均數確定40畝為基準，出租兩倍土地(80畝)或基準一半(20畝)的三倍(60畝)為地主。對于半地主式富農的劃分，其占有土地必須相當于當地地主土地平均數，而出租土地超過其自耕或雇人耕種(家有主要勞動)，才能劃半地主式富農，不足地主平均數者不得劃為半地主式富農。擁有大量土地而不出租，依靠自耕與雇人耕種，家中有農業主要勞動，雖土地數量多、生活富裕，不得為地主。顯然標準不一是由于各地人均土地狀況的差別，因而也給劃階級帶來了許多混亂。如吳縣鎮湖鄉農會代表富?？嫡f：“我們西華一帶是要劃半地主式富農，過了大新橋(到老東渚鄉)可為富農了，因為我們這里田少?！?/p>

同時承擔任務的干部自身就對階級的界限模糊不清，各地土改中漏劃或提升階級成分的現象相當普遍，尤其是提升者較多。

無錫縣坊前鄉因“群眾中模糊認識沒有打通”。因此標準也是形形色色的，如“剝削為主要，生活作參考”，“自給自足是中農，有余有剩是富農，不夠吃用是貧農”，“剝削人家是富農，自給自足是中農，被剝削的是貧農”，“平均數以上是富農，平均數左右是中農。平均數以下是貧農”，還有以利債、機船作為標準的，有的分等分級?；靵y異常。一般都缺乏明確的以剝削關系作為劃分階級成分的唯一標準的認識與做法。因此劃階級成分劃得人心惶惶。

不少地區劃分混亂、時間短促。甚至一周內就劃好了外部和內部階級。揚中縣如意鄉動員八橋鄉民兵來幫忙劃階級，結果地主多劃了，如意鄉農民就說：“是八橋喊的，我們明天到八橋去，也多喊他幾個地主?！本淙菘h淮源鄉三村陳春順在評成分時。自報家里有人參加主要勞動(確實如此)，下面農民喊他沒有勞動，嚇得陳便說：“說我沒勞動就沒勞動，說我是地主就是地主?！眱榷ǔ煞忠埠芷毡?。1950年10月29日中共武進縣委發出指示：“須內定成分完全明確，再公開劃階級?！痹摽h鳴凰鄉六村干部，由于內定無地主，就想把中農劃成富農，富農劃成地主。而七村、九村行政委員則把與自己關系好的地主劃成富農與中農，把與自己有隔閡的富農中農劃為地主，公報私仇。干部既已內定成分，群眾亦早有所聞，評階級時只是形式而已。群眾有意見時不敢大膽爭辯和申訴，即使有個別人提出意見，也因干部心有定見。壓制了群眾開展爭論。

針對這種情況，1951年1月28日常州地委發出關于改正錯劃階級成分的指示，并提出對因錯劃而沒收被分配土地的退還與補償原則。1951年3月5日中共蘇南區委也向各地發出了關于處理錯劃階級成分問題的指示信，強調要對錯劃的階級成分進行認真的分別處理。

由于階級劃分涉及財產的再分配，以及政治身份的認定，要促成這種利益格局的轉變，必然要開展斗爭。這樣，外來的共產黨力量和地主、農民的相互行為就構成了一個動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