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發生期新詩集序的媒介價值

梁笑梅

內容提要新詩集序在中國新詩發生期的傳播實踐中具有特殊的意義。本文著重對這一時期的新詩集序文加以考證，試圖闡明新詩的成立除了自身觀念、內容和形式的創新，還有賴于在傳播、閱讀及社會評價中不斷擴散自己。繼而論證新詩發生期的新詩集序文在閱讀接受空間的開辟、受眾的培養改造進而在新詩合法性的確立等方面的媒介價值，即主要是具有互文參閱性的信息源、褒揚勸服性的情感源和專業權威性的影響源。

“五四”新文化運動整體推進了中國現代出版業朝著全新的方向發展，出版業也承擔著重鑄新文化國魂的使命?，F代傳播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功不可沒，而“五四”文學革命在創作實踐上是以新詩為突破口，由此可知現代傳播對于新詩產生與發展的價值與意義之所在。由晚清以降，書籍報章雜志等新出版物的興盛為詩歌提供了新的傳播空間，新詩經歷了與舊詩的空間爭奪之后，在“文學革命”的浪潮中終于大興。新詩集是新詩創作達到一定數量、水平達到一定高度的具體呈現，是新詩文體繁榮的重要標志，也是新詩人傳播意識的集中傳達。新詩集媒介對新詩的發生意義非凡，朱自清在為俞平伯詩集《冬夜》所作的序中說：“我們固不希望再看那虛浮的熱鬧，卻不能不希望有些堅韌的東西，支持我們的詩壇，鼓舞我們的興趣。出集子正是很好的辦法?！薄靶略娂睂儆诮忉屝兔浇?，主要靠視覺傳達信息，而視覺接受信息能力一般比聽覺強，承載的信息內容具有專門性、深入性和系統性的特點，因而能夠使嚴肅復雜的主題得到深入透徹的闡釋，讀者可以從容地解讀其中信息?！靶略娂币彩枪潭ǖ钠矫婵臻g媒介，其時效性雖然弱于電子媒介，但其保存性即使相對予新詩報刊而言也是最強的，因此，新詩集的累積閱讀率和傳閱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詩發生期報刊覆蓋面小的局限。1920年至1923年間出版的新詩集有數十種，包括個人集、多人合集、著譯集、選集，推廣方式既有書局發行也有自費印發，新詩集發揮了“助推器”的作用?！靶略娂泵浇橥癸@“新詩”之時，給社會帶來了一種新的現實，即媒介現實，為社會創造了一種新的環境，即媒介環境。在新詩發展初期，讀者根據自己的審美愛好和閱讀習慣掌握著對新詩與新詩集的接受選擇權。新詩的廣泛接受呈現為一個普及擴散的歷史過程，主要通過理論的建構、常識的介紹、報刊的批評、學校的教育以及詩集的序言等途徑來實現完成。

“序言”被熱內特稱為“副文本”，它與文學文本構成了說明、評價的關系。新詩詩人為了使新詩作品得到承認并擴大影響，采取的傳播策略之一就是自己作序或請朋友師長作序，出版人或編輯在整理編選他人新詩，作品時也為版務與廣告作序。新詩集序在中國新詩發生期的傳播實踐中具有特殊的意義，擔當起觀念推廣、合法性辯護與歷史描述的特殊使命，成為一種具有接受與傳播雙重功能、連接作品與讀者的二級傳播媒介。新詩發生期的詩集序主要在強化著為新詩合法性辯護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到1923年左右明顯減緩，這也意味著到了此時新詩的合法性得到了確認，新詩集序也完成了其在這一過程中的特殊歷史任務。1922年胡適不無欣喜地在《嘗試集·四版自序》中宣告：“現在新詩的討論時期，漸漸的過去了?！毙略娤闰屨邆児餐﹂_拓與創造，奠定了新詩發展的堅實基礎。正如趙景深1924年1月7日在《論無韻詩》中說：“新詩運動已經有好幾年了；而新出版的許多詩集又十之八九都是用無韻詩寫出來的。并且有些人說，現在的新詩已經由討論時期進而為實行時期了。的確，新詩確可成立，無須討論?！边@樣的歷史節奏通過新詩集序言來觀察則再清楚不過。本論文擬以新詩集序為具體的切人角度，對新詩發生期的新詩傳播出版閱讀接受等現象進行考察，試圖闡明新詩的成立除了自身觀念、內容和形式的創新，還有賴于在傳播、閱讀及社會評價中不斷擴散自己，繼而論證新詩集序文在新詩發生期閱讀接受空間的開辟、受眾的培養改造進而在新詩合法性的確立等方面的媒介價值。在新詩發生期新詩傳播實踐的情景語境中，作用于受眾，導致傳播效果產生的新詩集序的媒介價值主要是具有互文參閱性的信息源、褒揚勸服性的情感源和專業權威性的影響源，

一信息源：互文參閱性

法國哲學家保羅·利科認為，對于文本有兩種解讀方式：一種是高度語境化的解讀，另一種是去語境化的解讀，前者力圖從作者所處的具體的社會語境中理解文本，盡可能將文本還原成作者的言說，從而領會作者的本意；后者則傾向于從解讀者自身的問題關懷出發，從文本中發現可以運用于其他社會語境的思想資源。新詩集序作者對新詩作品的解讀主要是第一種解讀方式，力圖通過觀念闡釋、背景介紹和詳加注解，為其他新詩讀者從他們自身的語境出發進行第二種解讀提供背景信息?！霸娦颉笔侵袊幕w系中不容忽視的文學遺存，既有再現社會生活、映照文化流變、展露詩人心態的信息內容的豐富性與深刻性，又有在對各種文體都有所繼承基礎上的特性，如唐弢所言“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氣息”。新詩初創期的詩集序文異彩紛呈，風格多變，它們追溯新詩源流，闡釋新詩功能，論述新詩體例，介紹詩集內容，記述寫作始末，探討寫詩方法，闡明出版意義，反饋傳播效果，或緊或散，或長或短,隨文而易，適題為文，立體交叉地提供了中國新詩發生期的新詩信息，詩序的互文參閱性使其對于新詩的最初確立發揮了信息源的作用。

新詩集在新詩的傳播上提供一種集中有效的閱讀可能，有利于整體把握，對新詩受眾的消費接受行為具有一定的規范引導作用。中國新詩的年選本始于“北社同人”編的《新詩年選》，這本年選收錄的新詩大多數是1919年發表的，也有少數是1917年和1918年發表的，共收錄了41家90首。據詩選的《弁言》中說，入選的詩為詩全數的六分之一，那么我們可以推知在1919年以前發表的新詩就達五百多首。但對于普通讀者來說，新詩仍然是一種陌生的文學樣式，處于大多數人審美經驗之外，必須建立新詩的“閱讀程式”，這就有賴于閱讀上有意識的導引，“在印刷出版物出現之后，人們可以獲得完全相同的出版物，通過閱讀文化人們得以獲得的一個全新的觀念是規范性和統一性。這種一致性不僅是形式上的，通過印刷書籍，人們也習得了共同的行為和思維方式”。對新詩作品的閱讀，是新詩傳播的展開與延續，一般新詩閱讀是指在文本的流傳與交換過程中，通過對書面文字的直接感受，去理解、品味、體驗作品世界的活動，偏重于接受與欣賞，但題寫詩集序是帶有意義的添加或改變的閱讀。對此葉圣陶在為徐雉詩集《雉的心》寫的序中就有明確的認識：“序文的責務，最重要的當然在替作者加一種說明，使作品的潛在的容易被忽視的精神很顯著地展開于讀者的心中?！痹娦蚺c其他序(如小說之序、戲劇之序、散文之序)相比對詩歌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因為詩歌信息更具有彈性與多義性，而“作家的人生體驗與文學創作的聯系是深刻的、復雜的，一定的人生經驗特別是富厚的人生積累是作家文學

創作的基本資源，這往往能決定一個作家最基本的文學創作內容；一定的人生經歷和人生境況也可能成為作家文學價值觀念的基本依據，也往往可以決定一個作家的基本價值傾向和流派特征；一定的人生趣味及其養成的審美趣味常常成為作家訴諸于文學表現的風格”。而詩人的心態和生態在詩作中較具隱秘性，詩作提供給受眾的信息不夠充分，這就需要受眾去補充，去聯想，詩序可以部分地揭秘與引導。例如冰心在《繁星·自序》里曾說明她的小詩創作受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仿用其詩的形式，來收集她的“小故事”和“零碎的思想”。新詩集序文作為散文不同于其他散文的特征之一就是序文與詩人及其詩作的共生性、互動性，因而以“知人論世”作為詩集序的原則和方法。詩人陸志韋在《渡河·自序》中對此深有感觸：“我常說作序的本意，為要使讀者認識作者的生平。因為作者的主張，尋常人看了他的著作，大概不致有所誤會。至于他為什么有這種主張乃是極隱極微之事，有時連作者自身都不曾領會，不過總比他人明了些。我這一回所發表的是感情的文字，更不容不把我寫詩的背景坦白的陳述一番。這算是自寫供狀，決不是自登廣告?！?/p>

另一方面，新詩集序是現代詩學理論批評的一種重要形式。詩學理論的發表形式主要有4種：論著、評點、序跋、書信。透過詩序所提供的詩學信息去認知其中的關于新詩的文學觀念、立場和文化潮流便成為一種可能，早期新詩集序文開拓了新詩理論的領域并不斷集結為更高層次的審美形態，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詩歌觀念，為中國早期新詩理論的發展提供一個較為明晰的補充線索，從而有效地構成了中國新詩美學系統的主體之一。周作人對于新詩的看法就主要集中在他寫的兩篇序，其一是1923年為劉大白詩集《舊夢》所作的序，1924年3月隨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二是i926年為劉半農詩集《揚鞭集》作的序(載于1926年5月《語絲》第82期)，同年6月隨書由北新書局出版。前一篇討論到“世界文學”的設想，后一篇則進一步提出“融化”說，這都是關于新詩道路和前途的重要話題。再如康白情的《草兒》自序作于1921年10月，其中提到：“春天得平伯寄來的序，才不得不編出來，且作了篇很長的序?！肽陙硭枷爰ぷ?，深不以付印為然，覺得自序也太不好了?！谑橇韺戇@篇短序?！彼?920年3月25日所作的《新詩底我見》發表于《少年中國》第1卷9期，1921年4月5日修訂為后來附錄于《草兒》的《新詩短論》，修訂時間恰好與那年“春天”同時，那么二者必有思想觀點上的聯系。還有一些詩集序文結合詩集本身，對新詩的美學特征、基本范疇、創作方法、社會功用等進行概括，解決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這些詩集序和詩集之間往往是理實相應的關系，即新詩集序為創作綱要或者創作主張，詩集是創作實踐，就是對新詩觀念的展開與應和?！堆┏?922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朱自清、徐玉諾、劉延陵、周作人、郭紹虞、鄭振鐸、俞平伯、葉紹鈞八人的新詩合集，這本新詩集實質上是文學研究會詩人的成果集結。鄭振鐸寫的短序即是這群志同道合的詩人的新詩主張，他宣稱：“詩歌的聲韻格律及其他種種形式上的束縛，我們要一概打破。因為情緒是不能受任何規律的束縛的，一受束縛，便要消沉或變性，至少也要減少他的原來的強度。我們要求‘真率，有什么活便說什么話，不隱匿，也不虛冒。我們要求‘質樸，只是把我們心里所感到的坦白無飾地表現出來，雕斫與粉飾不過是‘虛偽的遁逃所，與‘真率的殘害者”?！岸绦颉迸c《文學研究會發起宣言》、《章程》相對照，兩者的詩學主張是吻合的。序的最后說：如果這些弱小的呼聲能夠稍稍在同情的讀者心中留下一個印象，引起更高亢的回響，他們的愿望便十分滿足了。這段話明顯地流露出一種自覺的傳播意愿和傳播意識，序作者希望引導讀者建立新的文學觀。劉大自在《舊夢·付印自記》中就談到別人反對他詩的反響，以及他的自我認識：“朋輩中批評我底詩的頗多；最中肯的，有兩句話：一、以議論入詩；二、以哲理入詩?！抑怀姓J我不能使議論和哲理，歸于抒情化，是我藝術拙劣底一端，不承認議論和哲理不可以入詩?！边@些說明閱讀不只是簡單的信息接受，更是一種創造性的參與，才能形成對新詩的有效反饋。這樣的序文一方面是關于新詩的理論闡述，另一方面是關于自己詩作的一種辯解，特別是后一方面，不宜另行撰文，無法直現于詩作，詩序是最適宜的載體，也是這方面最有效率的文類。

新詩人之所以需要那么多的自我辯解，是因為他們比別人更清楚自己作為新詩界篳路藍縷的開創者所可能造成的影響，有效的新詩受眾不僅會在接受新詩信息后主動模仿創作新詩，成為新詩的主要追隨者，還會作為下一級新詩傳播者繼續進行傳播活動，新詩在作者、編者、序者、讀者的互動中逐漸走向了成熟。中國第一部新詩集《新詩集。第一編》的序《吾們為什么要印(新詩集)》開篇就闡明“新詩的價值”，隨后回答印發詩集的四大理由：利于匯集、分類和批評的便利，為了給學習新詩的人提供有價值的范本，序末旗幟鮮明地宣告：“現在再寫一句希望的話，做個結論：‘望大家要努力去做新詩，新文學萬歲，新詩萬歲”。詩序頗有文學革命精神，以此對抗新詩反對者的壓迫和抵制。新詩發生期的新詩集序絕非一個單純的信息載體，它還代表了個人探索的合法化公開，并被提升為某種整體性的方向。

二情感源：褒揚勸服性

傳播學者梅費索里認為共同的情感使我們在與他人交往過程中認識了我們自己作為文化的符號——文字不只受人類認知和理智領域的影響，還受人與人在分享與交流的思想感情時形成的文化情感結構的影響，這種情感的結構滲透于日常生活之中，并在常規的交際中被文化成員所表達。通過語言文字中的情感源的影響，來對個人和集體的意義及身份建構相當關鍵。情感是支配詩集序作者組織自己所知信息以表達成熟而負責之觀念的內在動力。詩歌是最美麗的情緒文學的一種，汪靜之在《蕙的風-自序》中就說：“我極真誠地把‘自我溶化在我底詩里；我所要發泄的都從心底涌出，從筆尖跳下來之后，我就也慰安了，暢快了。我是為的‘不得不而做詩，我若不寫出來，我就悶得慌?！倍c新詩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新詩集序，它的詞匯選擇、句式結構、意象組成等與新詩不同，一般來說，具有以敘述為主、兼有議論和抒情的語體風格，圍繞著與新詩創作相關的人、事、景展開，有極強的紀錄風格，同時又帶有極強的個性色彩，寓情感于敘述之中，加上自身文體功能的限定，以詩序作者和讀者溝通的方式來表達思想感情的格局，自然促成了詩序語言易接受、不隔膜的特征，無論是敘述類，還是議論類、抒情類的詩序都擁有深邃而豐厚的情感資源，具有不可忽視的傳情達意的功能。抒情性無疑是其文學成就的主要構成部分。而且詩讀者對詩人的情感又往往帶有明確的指向，尤其是自序帶有某種“傳記”性質，對詩讀者就具有情感導向的作用。顯然，初創期的詩集序對于新詩的確立產生了催生的作用，有利于調動讀

者對于新詩和新詩人的認同，有利于詩人、讀者和序作者之間的情感交流，從而促進新詩產生影響并為大眾所接受?！靶略娂颉钡拿浇樘刭|直接地與詩集編撰人的傳播需求即內在動力有關，它們具有強烈的外在社會訴求，這種訴求在文本上表現為序文創作主體對新詩合法性的闡明辯護與自覺的詩性表達，表現為完成新詩對傳統詩歌文本空間的滲透影響，表現為呼喚一個由新詩的作者與讀者分享的公共傳播空間的誕生。這種感性的背后，是一種基于對新詩事實的充分認識和自信之下的理性，更是一種滲透于、沉積于態度情感等諸多心理因素下的知性。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鄭振鐸翻譯的泰戈爾詩集《飛鳥集》，在序中他對“小詩”一往情深：“像山坡上的一絲絲的野花，在早晨的陽光下，紛紛地伸出頭來，隨你愛什么吧，那顏色和香味是多種多樣的?！痹诟行耘c理性之間展開知性思維，兼容二者之長，它有情足以打動讀者，有理又寓于趣味而不干枯。

新詩集序中豐富的抒情成分化為詩序的情感之魂，自序立體地傳達詩人或序作者自身的感受、思想和情緒，是他們全靈魂的釋放與傳達?！霸娙艘彩且环N癡鳥，他把他的柔軟的心窩緊抵著薔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著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痹姷谋磉_需要一種特殊的媒介，詩人只好向一般語言借用藝術媒介，“可以說，詩憑借語言媒介成了最自由的藝術，但是語言卻由于成為詩的媒介而成了最不自由的語言”。所以，詩人一般來說不再用詩的形式去寫序，讓靈魂處在放松狀態，他需要離開詩的形式，走出詩歌，放飛靈魂，沉思是引起各種異常意識狀態的一套技巧，而詩人寫詩和寫序就是集中的沉思和敞開的沉思。1923年泰東圖書局出版創造社成員的詩文臺集《辛夷集》，郭沫若寫的《小引》是1916年圣誕節用英文寫來獻給情人安娜的一篇散文詩，后來改成序的形式。當然，更多的詩集序則較輕松，但有真摯的感受，集中的思想和凝練的情緒。胡適在《嘗試集》自序中，對為什么趕緊印發這本白話詩集做出了很明確的解釋：詩集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可以供贊成和反對的人作一種參考的材料，同時可以“供獻”給大家這本詩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平靜的話語深藏對新詩內斂的激情。越是具有創新性和挑戰性的詩人，他們的序往往彌足珍貴，因為在序中，他要將自己所有的感觸，所有的觀念，所有的被壓抑的情緒，都試圖釋放出來，他的靈魂走出詩歌，面對讀者，進行全方位的自我表達，序語與詩語構成一個審美增殖的情感組合。

詩集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褒揚性“寫實”，這在他序中尤為明顯?！皩憣崱迸c“寫真”是有區別的，穆術天在《寫實文學論》對“寫實”與“寫真”作了這樣的區分與界定：寫實是心理的要求，而寫真則完全是物理的結果。寫實是藝術的，而寫真是科學的。寫實是主觀的，而寫真是客觀的。寫實是具體的，而寫真則是概念的。寫實是人的，而寫真是物的。因為寫實是人的要求即是“人間性”。這種區分與界定反映出在“寫實”的主客體關系中他是偏重主體的。詩集序注重“寫實”并非是說作者在寫作過程中只是主觀地描摹，事實上其中包含著的是一種誠摯的態度和真實的感受，其中以主觀褒揚性情感為主導，以正面評價凸顯其成就，以壯新詩之聲勢。新詩集序中自然有時也會出現褒揚失當之處，有些是寒暄之言，有些是譽美之辭，不過，在新文學運動的早期，詩人求之作序者，與自己多屬同輩，且系摯友，而借前輩名人以抬高文價之風似乎尚未盛行，恐怕還是出于對新詩的倡導和偏愛。1921年劉半農以一封給“啟明兄”的信代為《瓦釜集》的自敘，他在信中說：“我現在要求你替我做一篇序，但并不是一般出版物上所要求的恭維的序。恭維一件事，在施者是違心，在受者是有愧，究竟何苦!我所要求的，是你的批評，因為我們兩人，在做詩上所嘗的甘苦，相知得最深，你對于我的詩所下的批評，一定比別人分外確當些，但這樣又象我來恭維你了!”在詩序的抒情性得到逐步加強的情況下，詩序情感的激勵作用會使新人創作新詩的欲望增加，俞平伯1919年12月就為康白情的《草兒》寫好了序，序末寫道：“我希望讀者諸君僅以這個為一種興奮劑，自己努力去創造l我希望著者僅把這個當作小小的成就，更向前努力!我希望我和大家都在一條路上，獨立地互趕著；不要挨著白情，也莫讓他個兒孤另另地在前路!”序中提到把這本集子鄭重介紹給讀者，不在作品底本身價值，是在著者可敬愛的精神態度，他的序促成了《草幾》1923年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康白情在《草兒》自序中對此有說明：“《草兒》是我去前年間作的新詩集，隨興寫聲，不知所云，在初以為不妨付印見志，出國后卻已淡了。春天得平伯寄來的序，才不得不編出來”。

序的潛在實質就是勸服讀者，最基本的作用是幫助受眾認清他們的期待，新詩草創之初，最重要的任務是勸服讀者，甚至要勸服詩人，不管是自序還是他序，勸服是一種重要的溝通方式，通過給予受眾一定的訴求，引導其態度和行為趨向于說服者預定的方向，詩序有助于塑造情感氛圍，情感包圍就是一條勸服成功的重要途徑。徐玉諾的《將來之花園》192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文學研究會叢書的第一本個人專集，西諦(鄭振鐸)為其寫了卷頭語，優美華麗：“雖然在《將來之花園》里，玉諾曾閃耀著美麗的將來之夢，他也想細細心心的把他心中更美麗，更新鮮，更適合于我們的花紋組在上邊；預備著小孩子們的花園。但是挽歌般的歌聲，卻較這朦朧夢境之希望來得響亮多了?！裰Z總之是中國新詩人里第一個高唱‘他自己的挽歌的人?！笔鼙娪胸S富多彩的期待心理，通過詩序文本的召喚，使其成為清晰的意識，成功的詩序必定是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受眾意識到自己的期待、發現自己的潛在期待和滿足他們的心理期待。

三影響源：專業權威性

最為重要的是，新詩集序作為一種權威的影響源，其在新詩合法性地位的確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推進作用。新詩集序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角色，實際上發揮著一種重要的“中介”或“中轉”功能，對受眾的接受態度和行為轉變起著影響與支配的作用。

“新詩集”具有較高的媒介威望，由于詩集的編輯出版需以一定數量的積累和一定時間的積淀為前提，所以詩集的出版便于展現一定時空下個體或群體詩人的總體實力與成就，而權威雜志出版社推出的詩集有著更大的影響力，對讀者的購買具有較大的吸引力，新詩初期出版的重要詩集基本上由亞東圖書館、商務印書館、泰東圖書局包攬。新詩集序作為影響源的專業權威性主要決定于序作者。新詩傳播者的構成是比較復雜的，它主要包括詩人、詩序作者和編輯出版人，當代詩歌的職業傳播者和詩人常常是分離的，他們各司其職，然而在新詩發生期，詩人、詩序作者和編輯出版人的身份常常重疊交叉兼容?，F代傳媒空間是一種大眾化的公共空間，它使那些具有傳播意識的新詩人自覺地將文本創作與公共場域聯系在一起，詩人成為公

共文化社區的言說者，寫作既是自我表達，相當意義上更是詩人向他者——擬想讀者的言說。序作者身兼受傳者和傳播者的雙重角色，首先詩序作者是新詩信息的接受者，與普通受傳者相比，他們是特殊的經驗讀者，隨后他們行使更加重要的新詩傳播者的職責，把自己享用的信息及對信息的理解、處理與把握，通過“詩序”這一特殊媒介向大眾傳遞輸出，而“媒介即信息”，詩序包含了詩集的原有信息和序作者編碼的新信息。新詩集是傳播新詩的核心媒介，而新詩集序是傳播新詩的二級媒介，它具有“應里合外”的特征，這一傳播形態呈現出接受與傳播兩種行為方式，顯示了二級傳播模式的特征。第一級是預備性傳播：從詩作者到序作者。因為自序和他序的區別，這一級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其—是從新詩作者到自序作者，這樣的傳播發生在同一個生命空間。其二是從新詩作者到他序作者。從現實性上講，文人的交流方式多種多樣，但書信交流影響力小，而序文附于詩集之上有利于新思想新觀念的廣泛傳播，同時也是維持文人交往的特殊手段。第二級傳播是目的性傳播：從序作者到詩讀者。大眾傳播的完成才能最終實現序文的媒介價值。新詩集序作者大多是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是新詩的積極倡導者與重要評鑒者，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和社會地位，其價值觀和審美觀受到讀者的肯定和欣賞。他們根據自身關于新詩的歷史想象與藝術法則，持續不斷地推薦出更多的新詩集并培養相應的讀者，以此確立其合法性并維系其存在的連續性。在新詩發生期，最早關注新詩讀者問題的應該是“新潮社”的俞平伯，他曾以分類的方式將新詩讀者分為反對派與贊成派，并對此進行了細致的勾勒。任何一種文體的興起、發展都與一個讀者群的建立密切相關，新詩早期讀者群雖然局限于少數精英，但是隨著新式學堂的興起，新式學生群體的出現和數量的增加為新詩讀者群的擴充提供了有利的供體，也構成了中國新文化的主要接受群體。早期新詩讀者群的有限體現了“新詩”的某種先鋒形象，而讀者群的相對穩定體現的卻是“新詩”的某種出路，新詩最終的確立與這部分不多卻很穩定的讀者群的建立有著很大的關系。

伴隨著新詩集的出版而建構起來的傳播空間，不僅為新詩提供了一個包含著寫作、出版和閱讀等必要環節的獨立自足的文化生產機制，而且反過來規劃了那些寫作能夠被承認和接納進新詩的歷史經驗范疇。新詩集序(包括初版序和再版序)常常體現出編輯出版者的意圖，他們的編選標準和標準的變化可以較為清楚地呈現出新詩學思想的衍變軌跡，比如從一些序中可以看出薪詩合法性在“新”之外，還要由所謂“詩”的定義來提供。一般地說選家總結和反映某一時期詩壇面貌和成就的同時，都是企圖通過選本提倡某種風格，影響當時的詩壇，編選標準是對文學環境的反映，從中體現出一定的文學傾向，同時也能對當時的欣賞趣好、創作風氣，甚至是深層的詩歌審美心理產生一定影響。許德鄰編選的《分類白話詩選》是初期新詩最完備的選集，編者在序文中為新詩大造輿論聲勢，提出新詩的“三種精神”純潔的、真實的、自然的。措辭嚴厲，有勢如破竹的氣概。許德鄰節選劉半農《詩與小說精神之革新》文中一段作序言，并將胡適的《嘗試集·自序》、宗白華的《新詩略談》、朱執信的《詩的音節》等文，組合成“白話詩的研究”一欄，附在序后。詩集序的介紹與評說不容忽視，它們可以協助新詩價值的認定與新詩人地位的確立，并通過對新詩的傳播而使受眾樹立一種新的風尚或產生一種新的態度。

他序大多對詩作的創作特色與風格等作了評論，成了閱讀的參謀和向導，可以影響和引導讀者去判斷、選擇和接受來自詩集的新詩信息，從而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應。俞平伯的《冬夜》和同時出版的康白情的《草兒》并列為新詩史上的第三部個人詩集，朱自清在序首寫道：“在才有三四年生命的新詩里，能有平伯君(冬夜)里這樣的作品，我們也稍稍可以自慰了”。對于俞平伯的詩作，朱自清在序中歸納為三種特色：精煉的詞句和音律，多方面的風格，迫切的人的情感。這顯示了—個詩評家的見識和膽識。再如，在新詩發展史上，就具體作品展開的關于新詩的第一次論爭是因為胡適的《嘗試集》出版引起的。就具體作品展開的第二次較大規模的論爭是關于1922年亞東圖書館出版的汪靜之的情詩集《蕙的風》，《蕙的風》突破了早期新詩的題材領域，另辟蹊徑，別創新格。東南大學學生胡夢華發表《讀了<蕙的風>以后》，文中除詩集外還攻擊了為詩集作序或肯定詩集、為詩集辯護的學者、評論家，參與論爭的名人眾多，包括魯迅、周作人、宗白華等，發表的評論也很多，其中包括4篇序：汪靜之的自序以及朱自清、胡適和劉延陵的序，朱自清在序中為湖畔派詩人辯護鼓氣：“因為人生要求血與淚，也要求美與愛，要求呼吁與詛咒，也要求贊嘆與脈歌，二者原不能偏廢?！边@是為“愛情”辯護，也是為“新詩”辯護。值得一提的是，《蕙的風》的4篇序言中有2篇是寫在汪靜之的部分詩歌創作之前，即朱自清的序和胡適的序，加上周作人1921年9月15日就寫好而詩集出版時沒有采用的序，那么詩集完成出版前就有3篇序言提前寫成，這與詩人傳播策略的運作不無關系。這些論爭過程吸引了普通讀者的注意，使得新詩舊詩的讀者期待視野進行了初次融合。在這個意義上說，這些新詩集序就是一部簡化了的早期新詩理論批評史，沿著這些序寫作的時間順序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理論傾向，摸索出新詩美學思想的主流和一些最基本的發展脈絡。

新詩集序作者總是希望詩序的傳播意圖能被讀者領會、接納，希望存在于過去時態的“預期受眾”最大限度地成為出現于現在時態的“現實受眾”，并去努力發展內含于未來時態的“潛在受眾”，從而實現預期的傳播效果。讀者接收到詩集序傳遞的信息后會產生程度不同的反應，在認知、情感、態度、行為諸方面發生某種變化，傳播效果具有較強的心理學性質，不同程度地迎合了“創新擴散”過程的四個重要環節：知曉、說服、決策、證實。增強傳播效果的途徑之一就是加大傳播力度，即加大傳播信源的鼓動性和沖擊力。在新詩初期，詩集序作者就常常采用幾個序(包括自序和他序)同時附于詩集或詩集出版不同版次有不同的序，這種不尋常之舉形成一種“集束序”現象，例如《嘗試集》有錢玄同的序和胡適的自序、再版自序、四版自序，《草兒》有康白情的自序和俞平伯的序，《分類白話詩選》有許德鄰和劉半農的序，《冬夜》有俞平伯的自序和朱自清的序，《蕙的風》有汪靜之的自序以及朱自清、胡適和劉延陵的序，《舊夢》有劉大白的付印自記和周作人、陳望道的序，等等?！皩W衡”主將之一梅光迪嘲諷胡適等人：“今則標榜之風加盛，出一新書，必序辭累篇，而文字中又好稱‘我的朋友某君云云?！钡谛略姲l生的特殊時期，詩集序訴諸傳播媒介或進入特定傳播渠道后，確實即時產生了影響，讓新詩集擁有更廣泛的讀者群體，體現了新詩集序積極的顯著的傳播效果。

新詩集序作為一個重要維度參與了新詩的建構，新詩的發生與之密切相關，它們參與了對新詩合法性的不同想象，參與了新詩歷史形態、美學觀念以及讀者審美經驗的培養。本文對新詩集序媒介價值的粗略分類是根據研究的需要所作的劃分，它盡管具有一定的寫作意義，但不是終極的分類結果。事實上，新詩集序的媒介價值表現是一個復雜的組合，詩序形態和序詩行為包含著相當的文化含義并承擔著一定的文化功能，在中國詩歌的文化轉型的背景中，它表現出了自身的文化品格與歷史價值。新詩集序是一個動態的、多元的、富有張力的文學現象，是歷史的一個過程，過程本身必然有復雜性、延續性，而且必然要有指向性，即指向當代。

責任編輯：邢少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