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母職

張凌江

內容提要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史上的“母性”主題，從五四時期冰心的“母愛神話”到左翼文學興起之后的“拒絕母職”，走了一條否定之路。在疾風暴雨的革命大潮中，女作家文學創作中有關母職的書寫，在價值的遮蔽與題材的凸顯中，體現了革命與母職的扦格與博弈?！熬芙^母職”彰顯了投身革命的女作家“去女性化”的反性主義的激進寫作姿態，表現了現代女性在追求自由解放的歷程中自我的扭曲、分裂與變異，它隱含的依舊是父權制文化強加給女性的內在的“厭女癥”。

考量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女性文學的發展脈絡，20年代的主流話語是性愛的主題，在五四啟蒙文化精神的策動下，性愛書寫渲染了個性解放的題旨。而在三四十年代，伴隨著左翼文學運動的崛起和階級斗爭、民族矛盾的升級，女性文學敘事的主流話語轉換為“革命”，性愛主題被政治革命的強勢話語置換。這一變化帶來了與性愛相聯系的家庭、婚姻與母職等傳統女性敘事主題與價值的畸變?！按蚱茟賽蹓簟钡母锩鼤鴮懕厝粠韺δ嘎毜木芙^與否定，對生育的恐懼與厭惡的激進寫作姿態。拒絕母職的主題表現了投身革命的女作家“去女性化”的反性主義的革命書寫意向。在疾風暴雨的革命大潮中，女作家文學創作中有關母職的書寫在價值的遮蔽與題材的凸顯中，表現了革命與母職的扦格與博弈。

一母職主題的變奏與遮蔽

所謂“母職”即是女性承擔人類繁衍的命運所帶來的母親身份的擔當與認同，它包括孕育、生育、養育等內容，同時也延伸到這一自然屬性所蘊涵的文化意義——母愛以及由此帶來的“母權價值”——博愛、良善、反戰、珍視生命、非暴力和關聯性等女性的“關懷倫理”。

20世紀上半葉，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史上的“母性”主題連綿不絕，蔚成傳統，從五四時期冰心的“母愛神話”到左翼文學興起之后的“拒絕母職”，母性主題走了一條否定之路。

五四時期步入文壇的冰心，是一位對“母神”極盡稱頌的作家。冰心認為，能夠彌補世界破碎的心靈，給予人類生存希望與關懷的只有母愛。冰心的“母愛哲學”用詩性與哲理肯定母愛的人性價值與社會價值，將女性繁衍生命的生物屬性通過一個“愛”字提升到具有崇高文化價值的地位，用文學再現的形式打破了文化與自然的二元分立。

冰心的“母愛哲學”在現代女性文學母愛主題的書寫中留下了頗具影響力的一頁，此后女作家同類題材的創作經歷了曲折的演進。五四時代走出父權家庭的“出走的娜拉”們，她們的文學敘事大體上都表述了與母親剝離的陣痛和回歸母親的吁求。最具代表性的是馮沅君與蘇雪林的創作。她們表達了五四女兒在走出“父的家”之后，對母親與母愛欲罷不能的頻頻眷顧。正如馮沅君作品中的人物所說：“我情愿犧牲生命來殉愛——母親的愛，情人的愛!愛的價值不以人而生差別，都值得以生命相殉?！痹谶@里，母愛與性愛具有平等的價值。由此可見，五四一代反叛的新女性，“弒父”與“戀母”兩種情緒交織在一起，其中母女從分離走向同一的文學書寫脈象十分明晰。離棄與回歸母親構成了現代女作家母性主題的一條思想線索與女性寫作的話語方式之一，它也是“女性的現代性”的歷史路徑之一。

如果說冰心的“母愛哲學”是在和諧與慰藉的情感溪流中娓娓言說，馮沅君、蘇雪林則是徘徊在同母親剝離與回歸的歧路剖心告白，那么，白薇的劇作《打出幽靈塔》則是在“弒父”的激情與喧囂中講述了母女認同的故事。這部劇作將反叛父權、母女認同與革命的主題融合在一起。父權制度的“幽靈塔”象征人物胡榮生與被他壓迫與損害的三女性蕭森、蕭月林、鄭少梅激烈沖突與對峙，最終以叛逆女性的“弒父”行為宣告了父權制度的死亡。意味深長的是，女兒蕭月林用身體為媽媽蕭森擋住了胡榮生的子彈，臨死前終于與母親相認相擁，幸福地死在母親的懷抱。全劇落幕前，是蕭月林的訣別辭：

我打出了幽靈塔!有了我的姆媽!我打出了幽靈

塔，有了我……的……姆……媽!這個結局既是象征，又是寓言。母女從分離到相聚進而合力打出父權“幽靈塔”，正是母性主題的變奏。劇中母親蕭森被胡榮生強暴生下女兒蕭月林，為了自救，母親拋下女兒去尋求出路，女兒從此被壓在“幽靈塔”孤立無援。離棄女兒的母親只有重新擁抱女兒才能得到精神與情感的慰藉，得到反叛的勇氣。劇作演繹了一個母與女相互認同、彼此救贖的幕后劇。復歸母愛的主題在激進的革命壯劇中被深情地呼喚。女作家的革命敘事借助永恒母愛這一“大母神”原型，演繹了現代政治革命的新場面，接續的是五四時代開辟的“文學母系”的文化線索。

然而，“母愛哲學”到了20年代末期階級斗爭、民族矛盾尖銳斗爭的年代，已經不符合階級斗爭學說和“普羅文學”的新要求了。因為贊美母親就意味著追求自然與社會的和諧，也就是幻想人性的美善與階級調和。只有宣揚不可調和的階級對立和你死我活的斗爭哲學，暴力革命才可望得到全面鋪展?，F代女作家對革命的狂熱追隨使她們很自然地受到這一斗爭哲學的裹挾，她們的革命書寫將婦女解放與國家民族最高利益實現、與暴力革命的狂熱斗爭縫合在一起，而與“母愛哲學”漸行漸遠。再則，由于戰爭升級，社會動員需要將占全國一半人口的婦女從家庭牽引到社會、到戰場，而幾千年被禁錮在父權制“幽靈塔”中的女性，恰逢“千年等一回”的投身國族大業的機遇，她們決不愿因生兒育女而捆縛了自己的手腳，錯失千載難逢的良機。故而，這一時期女作家的文學書寫充滿了超越女性生命價值的國家民族與政治革命的烙印。

1926年，陳學昭發表于《新女性》的一篇文章《給男性》，曾引起讀者對現代女子苦悶的同情?！缎屡浴冯s志為此搞了一個征文活動。征文題目是：“如何解除現代女子苦悶”?征文意見書中寫道：

現代女子，都抱有攻究學問、改造社會的大愿望，但同時她們卻不能不盡天賦的為妻為母的責任。然照現在實際社會的情形，這兩種任務，常不免發生沖突，因此，每易使她們感到絕大的苦悶。究竟女子應該拋棄了為妻為母的責任而專心攻究學問，改造社會2還是不妨把學問和社會事業暫時置為緩圖，而注重賢妾良母的責任?或者另有一種調和這沖突的方法?

征文活動引起了較大反響，周作人、沈雁冰等都撰文反駁倡導賢妻良母主義的文章。陳學昭先后在《新女性》發表兩篇文章《現代女子的苦悶問題》、《“現代女子的苦悶”的尾聲》來闡釋自己的意見。在后文中陳學昭果斷地作出結論：婦女們應投身政治革命而拒絕做賢妻良母。

上述觀點在當時的女作家中頗具代表性?！皯言械臒o比歡樂”在女作家的革命敘事中被夸大的咒語驅趕。懷孕和生育以及隨后的養育是影響女性投入公共政治生活的極大障礙。在白朗的中篇小說《四年間》(1934)中，當女主人公戴珈(“戴枷”的偕音，象征著生育的“枷鎖”將女性鎖定在家庭中——筆者)發現自己已有了兩個月的身孕時，頓時感到“這消息好像一聲霹雷把她的一切希望震破了。她哭了——絕望地哭了，一切從此完結，希望幻滅了，前途是無涯際的黑暗”。小說寫的是戴珈四年間生下了三個

女孩都病死了。贏弱的孩子的死，是在訴說生育是盲目的、毫無意義的，對女性是一種純粹的損耗。當寫到第二個孩子的死時，丈夫為了安慰又將失去孩子的妻子，對她說：“寶寶不好你別傷心，咱們是不需要孩子的，孩子會妨害我們光明的前途!她要真的死去，你便可以走到社會上去了……”丈夫進而告訴她?？梢詾樗\到一個教師的職位。這個消息讓戴嘉高興，她喊道：“那么，快叫她死吧!帶孩子的生活真膩死人!”“她欣喜得兒乎發狂了，她這時唯有希望孩子速死而完成她第二步希望，這并非她太殘忍，也并非不愛她的孩子，實在是她愛希望更甚于愛孩子”!瀕死的孩子與死神抗爭的尖叫使戴嘉煩躁，她讓媽媽踢孩子幾腳，好讓孩子快點死掉。第二個孩子的死讓家人和鄰里都很難過，“然而戴嘉卻泰然處之，嘴角露著微笑”。

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是否暗藏著母親潛意識里“殺嬰”的狂亂心理?這一“恐怖母神”形象映射出渴望走出家庭、擺脫母親身份壓抑的一代叛逆的革命女性自我的扭曲與變異。楊剛的短篇小說《肉刑》(1935)，同樣寫的是革命女性懷孕與打胎的苦難。女主人公的內心世界千徊百轉，愁腸寸斷。她從懷上孩子就在內心深深地自責，因為懷孕影響了她和丈夫所從事的革命工作。

自然我是個女人，我喜歡由我自己進發出一條新生命，正如一切作家們創造他們的名世作品一樣，不，更多，因為它將要作自然的執行者，也就是自然最高的形式——人!這小人以自己柔嫩的哭聲，好奇的小眼和睡的微笑，向世界提出他那純美有力的生存要求。在這要求之前，一切天上地下的強有力者，都應該俯首?！?，被它稱為母親!這樣的光榮和喜悅，誰有權利誰又有力量來拒絕?我沒有，一切女人也都沒有。

當未來的母親萌發了母性的本能，希望體驗小生命來到世間時的歡欣，并對于自己要毀滅小生命的行為深深自責時，另一個聲音，一個超越母性的革命的律令跳出來譴責她：

由這樣的轉念所生的幻想，像毒針一樣猛刺入我的腦中，痛苦和傷心夾攻我，覺悟在心底發出長睡初醒時的呻吟?！搅诉@時候，生命如何才適宜于存在，乃是全人類的問題了。而我還要以可笑的母愛來自己騙自己，來滿足個人的自我張大狂!

革命中的女性擔心母親身份使自我喪失，阻遏自己的政治生活，很多時候，婦女在決定是否要孩子時受到的壓力，不是來自個體，而是作為特定民族的成員與國族利益相沖突。女作家革命書寫中大量墮胎、棄嬰的意象，像一則陰郁的寓言，充滿了對懷孕與生育的詛咒與拒絕的情緒。女性的解放與賦權竟然是以自我摧折、自我虐待、自我扭曲的方式來實施的，其怪異、變形與殘酷可見一斑。

埃利?！み~伊曼在《大母神——原型分析》一書中指出了女神的兩種特征，即女神的基本特征與變形特征：“一位女神，她可以是個善良的母神，基本特征占優勢，也可以顯露出恐怖母神的特點，具有變形特征優勢。兩種特征對于自我和意識的狀況都是有意義的?！薄按竽干瘛辈粌H給予生命，同時也給予死亡，“愛的撤回”就是“大母神”的“女性變型特征”，即對于“大母神”基本特征生育和給予的變形，也是對女性身上所體現的保守性、穩定性、不變性的基本特征的變形。這個變形是追求獨立、自由的叛逆女性的另一形態——“恐怖母神”形態。它同樣具有積極意義。這一分裂與變異借助時代語境與革命話語，在全面戰爭的險惡時期顯露了它陰暗、猙獰的一面，但最終將達成分裂與回歸的有益循環。

二“干革命，做女人，和撫育孩子”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的文學書寫依然注重母性題材，但卻表達了掙脫母親身份這一與傳統母性主題相悖逆的價值觀。這一對母親身份“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結，表現的是干革命與盡母職的二項對立。革命在女作家的筆下特別地與女性身體、尤其是女性的母親身份相對應。由于女性獨特的生物特征與生命本體欲求，女性革命者的道路走得比男性更為艱難。在楊剛小說《肉刑》中，當女主人公決定為了革命大業施行墮胎時，情節驟然向更殘酷的事態發展。未來母親的丈夫被捕入獄，為了不暴露懷孕妻子的地址而自殺獄中。女主人公被迫去到一個革命同志的家里實施打胎。當服下墮胎藥后，她在失去丈夫和孩子的雙重痛苦中處于極度暈厥迷幻狀態……此時，敵人突然闖入將她抓捕。在監獄中，她看到一個已有六個月身孕的母親因被用刑流了產，躺在監牢的地上無人照料，其狀慘不忍睹。小說結尾是女革命者在獄中開始了流產的陣痛……

這是一幅革命女神的受難圖，是革命女性血淋淋的獻祭，是政治革命投在女性革命者身上的最濃重的陰影!階級斗爭竟然在女性身體上擺開如此慘烈的戰場，如此殘酷的殺戮。在女作家所繪制的革命圖像中，階級、民族的痛苦是通過女人身體的傷痕和屈辱來表達的。楊剛的這篇小說雖然敘說的是革命者在嚴酷的斗爭環境中為了革命大業墮胎的故事，但小說中流淌著一股來自女性的涓涓情感細流。作者突出描寫革命者懷孕時在打胎與生下孩子之間的心理矛盾與自我掙扎，流產時身體與心靈的痛楚，以此彰顯革命女性的鋼鐵意志，以及為革命付出的血肉代價。葛琴的短篇小說《生命》(1940)描寫抗日女革命者戚瑛獨自一人從敵后來到城市里待產，整個生產過程充滿了撕心裂肺的痛楚。這部小說的主旨不在描寫革命女性臨產的悲慘情景和生育的痛苦過程，而是象征性地寫出了“在一場巨大災難中民族新生的艱難，以及為迎接新生經受磨難的圣潔靈魂的堅韌”。在這里，民族新生的過程是以女性身體的摧折、生育的痛苦來表征的。女作家的革命書寫無意間步入了父權話語的窠臼，女性身體以及女性的生育行為被“物化”為國族及其象征物。

革命陣營中的女性需要的不是懷疑，甚至不是真理，而僅僅是信念和意志，以此來達成革命的徹底性。謝冰瑩的短篇小說《拋棄》(1932)，其題旨依然是革命與母職的沖突。一對革命夫妻若星與珊珊有了“別人所謂愛之結晶，他們視為障礙物的東西”——孩子。他們沒有絲毫將要做父母的喜悅，打胎、流產都未奏效，不得已生下了女兒，·在撫養還是拋棄孩子的問題上，夫妻兩人發生了爭執。丈夫要拋棄孩子，親子本能使妻子反對丈夫的提議，最終丈夫說服了在革命事業與孩子之間猶豫的母親。

故事的結局是年輕的母親任憑年輕的父親將新生的嬰兒拋棄，事后丈夫對妻子說：

因為經過這次大的痛苦，大的困難后，更明了自身的責任，女人不等到新社會產生時連孩子都不能生的!

這對革命夫妻的沖突，實際上是親子之情與政治信仰兩種倫理的沖突，是母性倫理與父性倫理的沖突。前者是母性的本能，后者是超越這一自然本能的冷峻的理性。母親的被說服可見出父性的革命倫理的雄辯性、合法性與統攝力。小說在敘事結構上設置了大段夫妻二人的對話與爭執，這正是作者本人內心撕裂與沖突的形式化。那個革命父親是預設在作者內心的宏大革命話語系統，而母親則是作者親子本能的情感映射。當然，無論敘事如何曲折，結局都是宿命的——放棄母職，為革命犧牲。

“干革命”與“做女人”、“撫育孩子”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草明的短篇小說《瘋子同志·李慕梅》(1942年兒童節)中表現得更加深沉而慘烈。小說敘述者“我”與李慕梅被敵人關在同一個看守所里，這時李慕梅已經完全瘋了。同伴們說，她剛剛打過胎還不到一個禮拜，他們夫妻和三歲的孩子就被抓到這里，很快，丈夫被解往南京。不久，女孩出了一場天花死掉了。在小女孩病重時，特務一天叫她去談三次話。每次照例說：“都承認了吧，只要你把實話說出來，我就釋放你，送你的小孩進醫院?！崩钅矫窙]有叛變革命，而代價是失去了女兒。女兒死后，她就完全瘋了。她總是說一些不著邊際而又充滿玄機的瘋話。她常對看守所所長說：“槍斃了我吧，這樣我才對得起革命，對得起我的女孩子?！彼踔翆樗蝾A防針的醫生說；“種痘不出天花，革命不出母親，是嗎?”一次，在夜深人靜時，她突然坐起來搖醒“我”說道：“革命里面有母親的份么?……我算不算母親?”小說結尾作者寫道：

李慕梅的神經錯亂的腦筋里，永遠記得革命，女人，小孩三件事，是不是她曾經為了努力把這三件事聯在一起因而得了瘋病?——當時我年紀很輕，沒有做母親的經驗，不明白她為什么死了一個小孩子就會發瘋?，F在，我對于‘干革命，做女人，和撫育孩子有了不同的理解了。

這篇小說采取的是一種“故事外”的敘述視角，故事的敘述者“我”既參與了故事的情節又作為“旁觀者”有了一個相對超越的敘事身份。李幕梅演繹的是一個母親為革命而獻祭而瘋狂的故事，“我”則是一個觀察者、思考者、傾聽者的角色，從“我”的“有距離”的革命講述，我們仿佛在宏大革命敘事的主旋律中，隱約昕到女性的敘事聲音——投身革命洪流的女性微弱的呢晡與呻吟、女人生命的折裂與掙扎的無助的哭泣。然而，這一聲音最終被革命的宏大敘事所遮蔽，從而失音。母性的親子本能無法在親子與革命之間找到一個人性化的鏈接，“瘋狂”恰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意象——女性與自己生命本能的斷裂以及這一斷裂帶來的精神分裂癥。這是身份認同危機而產生的精神分裂，是傳統的母親身份與革命者身份難以自治而在某些人格中造成的心理混亂現象。

女作家的革命生涯，大多都有干革命與做母親的兩難經歷，也都有母子離別的真實的痛史。這些經歷不僅在她們的敘事作品中而且在自述性較強的散文中都有所表現。白朗的散文《西行散記》中的《我躑躅在黑暗的僻巷里》與《到前線去》兩篇作品，記述自己在同丈夫一起奔赴抗日前線與留在孩子身邊的痛苦選擇。在大后方重慶的白朗夫婦將隨作家代表團奔赴抗日前線，想到要離開襁褓中的愛子，白朗游移不定，難合的眼淚不停地流淌。她曾經夭折了四個孩子，所以對這個存活的孩子特別珍愛。她在心中默默思忖：“離棄了襁褓的嬰兒是一種殘忍的舉動，施殘忍于親生孩子更是加倍的殘忍。我想：離開了他，我會痛苦死的?！?/p>

當白朗離別孩子的時候，她的心情是無限悲涼的：“我沒有勇氣去向我的孩子吻別，便匆忙地跑了出去。我的淚已經禁不住地流了出來。別了，我可愛的寶寶，我是用了多么鋒利的刀才割斷這難斷的感情呵!”文中反復出現的“光明的坦途”與“黑暗的僻巷”的修辭，帶有鮮明的價值判斷的意味。在這里，奔赴國難與留在家中盡母職已經不是情感的沖突，而是關乎道德善惡的價值判斷，革命就是光明的生路，盡母職就如同陷入永劫不復的黑暗深淵?？梢?，國族主義一政治革命的意識形態強迫癥使女作家的革命書寫幾乎沒有在干革命與做母親之間選擇的余裕。這種在親子與革命之間抉擇的痛苦，在陳學昭、丁玲、草明等的作品中也屢屢出現。

從社會意義上來說，妊娠、生育、撫育不是一種無時間性、非歷史性的女性經驗，也不是純粹的自然行為。反之，它取決于所處的社會情境。它可以是一種福祉、一種災難、一種罪行或一種尋常事件。而在上述作品中，妊娠、生育與養育被籠罩在血腥與生死的黑暗世界，恰恰是女性在革命中所經歷的最切膚的情感體驗。女性革命者同自身生物性的搏斗與階級斗爭、民族解放斗爭同樣慘烈!中國的政治革命在女性的身體內部開辟了一個戰場，在這個戰場上國族的利益與女性的生命欲求、革命的理性與母親本能展開了搏斗，革命女性無法勝任這一戰役，只得背對自己的生命本體價值一拒絕母職。

三母職問題的女性主義思考

現代女作家的革命書寫中對與女性本體生命價值相聯系的生育與母職的拒斥，是現代女性乘革命之勢，擺脫母親身份，躍入社會大舞臺，為自己的人生擴容的價值選擇，也是她們在國族主義意識形態統攝下為革命付出的慘重代價，其中包涵著現代女性在追求自由與解放的歷程中自我的扭曲、分裂與變形。因為國族與革命動員常常醞釀自男人的而不是婦女的經驗，為了國族動員與政治革命的人力資源開發，女性的生育、撫育從經濟上來說是一種人力的浪費。女性的家庭親情及對孩子的感情傾注也是對革命的感情的“不純”與“不忠”。國族與革命的話語中并沒有一個關注女性生命需求的空間，也沒有以女性為主體的女性生命意識的表達空間。女作家的革命書寫在拒絕母職的主題開掘中亦展示了革命、母親／孩子之間的難以兼及，以及二者的扦格與博弈，這個特殊的角落一旦被揭示出來，它的意義遠超出文學。

有學者指出：“中國婦女，如同其他父權‘第三世界國家的婦女同胞一樣，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要求為了更遠大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犧牲、延宕她們的需求與權益……每當有政治危機時，她們就不再是女人，……”奔赴國族危難、投身革命的神圣律令，成為超越一切的價值選擇，它凌駕于性愛、生育、母職等女性的生命需求之上，擱置了母親身份、親子之情等女性的生命倫理，表現了女作家革命書寫的徹底性和激進性。正如西蘇在《美杜莎的笑聲》中所言：

迄今為止，寫作一直遠比人們以為和承認的更為廣泛而專制地被某種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經濟所控制。我認為這就是對婦女的壓制延續不絕之所在，這壓制再三重復，多多少少是有意識的，而且以一種可怕的方式。因為它往往是藏而不露的或者被虛構的神秘魅力所粉飾。

西蘇所說的“神秘魅力”在這里可以詮釋為革命的神秘魅惑力和“解放”的巨大感召力。

有關母職與生育的問題一直以來就是女性主義理論探、討的重要話題。中國現代女作家的革命書寫中對母職的拒絕與“第二波”女性主義的觀念一脈相承。其核心爭論中涉及女性身體的一個方面就是“母親身份”。傳統政治理論和某些影響極大的女性主義著述，如波伏瓦的《第二性》、米利特的《性政治》、弗里丹的《女性的奧秘》等，都否定女性作為母親角色的價值和女性的家庭價值，認為女性之所以成為“他者”，成為“第二性”是由于“生育”和“母親身份”對女性的限制，她們將女性在文學上與社會政治地位上的成功看作是對女性特征的超越，如被譽為女性主義理論“圣經”的波伏娃的《第二性》，從物種的角度分析了生育對女性身體、心理的影響，認為正是物種的特性改

變了習俗，造成了男尊女卑的社會現實。認為女性是最受物種奴役的性別，分娩的女人無法懂得創造的自豪，她們是模糊力量的玩物，而男性的優越地位是由于他們超越了這一生物性。女性因為生育失去外部世界，男性的優勢恰恰在于女性失去的外部世界(公共領域)的超越性實踐。波伏娃的解決方案是否定女性的生物性價值。首先，為了進入男人的文化和理性的領域，女性必須超越自己的生物性，超越自己的身體，第二，女性在私人領域中的一貫角色，尤其是作為母親的角色是她們獲得獨立的最大障礙。波伏娃的理論是建立在社會性別(gender)與自然性別(sex)、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文化與自然的二元性基礎之上的理論架構。這種將女性的苦難歸罪于自身生物性之“大孽”的觀點，是女性解放所步入的最具有悲劇性的誤區與歧途，它引導女性憎恨自己，與自己的自然性為敵，發動她們的巨大力量與自己作對，與女性的常識作對。

當然，生育這一女性的自然屬性在不同的女人身上呈現出不同的生命際遇，它與女性的所處的種族、階級、階層，以及生存的環境等方面密切相關。由于個人所處的環境不同，生育有可能是節日的慶典，也有可能是命運的詛咒。但問題不是出在女性的生育行為本身，而是生育的“觀念”，是父權文化帶給生育觀念形態的扭曲?！盁o罪的母親”被這一生育觀永恒地詛咒，這是父權制文化強加給女性的最深重的災難。對于這個問題的文學表述，我們需要再一次“重返《生死場》”。

蕭紅的?！渡缊觥烦錆M了撲朔迷離的意義場，這部小說將創造生命的生育視為“刑罰的日子”。蕭紅這樣描述女人生育的場面：

受罪的女人，身邊若有洞，她將跳進去!身邊若有毒藥，她將吞進去，她仇視著一切，窗臺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斷，宛如進了蒸籠，全身將被熱力所撕碎一般呀!

蕭紅將人的生育與動物的生育聯系起來，五姑姑的姐姐生產之前，蕭紅刻意描寫動物的生產：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產。大狗四肢在顫動，全身抖擻著。經過一個長時間，小狗生出來。暖和的季節，全村忙著生產。大豬帶著成群的小豬喳喳的跑過，也有的母豬肚子那樣大，走路時快要接觸著地面，它多數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實起來。

在寫了金枝生產之后，馬上寫動物的交配：

?；蚴邱R在不知覺中忙著栽培自己的痛苦。夜間乘涼的時候，可以聽見馬或是牛棚做出異樣的聲音來。牛也許是為了自己的妻子而角斗，從牛棚撞出來了。木桿被撞掉，狂張著，……當麻面婆的嬰兒誕生的時刻——窗外墻根下，不知誰家的豬也正在生小豬。

“在鄉村，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作者刻意將人的生育與動物的生育聯系起來，在寫女人生育的污穢場景之后，緊接著書寫動物的交配與生育行為。生育是污穢的、劇痛的、丑陋的，也是盲目的、毫無價值的，女性選擇生育、無論是出之于被動還是主動，無疑就是選擇死亡。蕭紅的《生死場》觸到了“死亡”這一生育的符咒。她筆下的女性由于生育而招致的災難與死亡，并沒有通過“新生”對“死亡”的超越而贏得女性生命的意義與尊嚴。蕭紅筆下女性生育的盲目性與動物性使生育永無超越的可能。永遠沉淪在齷齪的，牲畜一般的污泥濁水之中。生育的女性的身體“變成供陳列的神秘怪異的病態或死亡的陌生形象，這身體常常成了她的討厭的同伴，成了她被壓制的原因和場所”。

一直以來，《生死場》令人費解的地方在于，作品用了整整六章的篇幅來寫農村婦女的悲慘命運，尤其是著力寫生育與死亡的場面，它與第七章開始的村民們的覺醒之間是什么關系?劉禾在《重返生死場：婦女與民族國家》一文中將此現象解釋為二者之間的斷裂。因為前六章是女性的世界，而后七章則是“從女性世界伸向男性世界，大量描述國家民族主義進入農民意識的過程，這些描述不僅把‘男人和‘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且深刻揭示了民族主體根本上是一個男性的空間?！毙枰赋龅氖?，劉禾將女性的身體體驗與男性的國族主義相對立的讀解強化了作品意義的斷裂，依然無法揭示蕭紅《生死場》的結構謎團，并且有將女性永久封閉在自然與動物屬性的范疇與文化和政治相隔絕的危險。筆者認為，蕭紅的《生死場》對于女性的生育持一種否定態度，而小說后半部村民們的覺醒則是肯定性的筆法。在褒貶抑揚中可見出，蕭紅同樣沒有逃脫國族主義政治革命的宏大敘事的桎梏，沒有逃脫父權“厭女癥”的話語窠臼?！渡缊觥窂垞P的依然是傳統男權文化觀念強加給女性的“生育厭惡”、“生育恐怖”——一種內在的女性卑賤觀。

從女性主義政治文化批判的角度來看待拒絕母職的主題，我們有如下思考。首先，必須針對政治理論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文化與自然的二元構架本身提出疑問。政治哲學的二元論固有的內在本質是將男性認同于理性、秩序、文化和公共生活，而女性則與自然、身體、情感、欲望和私人生活密切相關。在這一政治文化的二元對立模式中，與女性相聯系的部分是被貶值的。傳統的婦女解放的思路是，簡單地否定私人領域的價值，將女性從她們生存的私人的、自然的領域中牽引出去，引入公共政治領域。女性渴望進入男性一統天下的公共領域，就要獲得與男性一樣的優勢。革命高潮時期，國族動員的需要使女性有了進入公共領域的機會，這個機會是以放棄女性特質(情感、性愛、家庭、母職)作為入場券的。因為“生育不像愿意為國捐軀的行為那樣重要，而為國捐軀是對男性公民資格傳統的、終極的檢驗”。在女作家的革命書寫中，女性革命者形象是作為一種被剝離主觀性別感受和性別需求的“去女性化。的形象而凸現的。國家民族主義政治革命計劃中沒有考慮到女性的生命權利甚至有意遮蔽了這一權利，所以它是父權制的。

面對這一文學現象的反思，我們還需要從“差異政治”的角度來思考。即強化差異，將兩性差異作為不可更改的既成事實，并在這一前提下強調兩性價值的平等?？_爾·吉利根在其心理學理論與婦女發展研究的著作《不同的聲音》中嚴肅地指出：“倘若從婦女的道德話語中得出發展標準，首先就有必要審查一下婦女在道德領域的建構是否借助了一種與男人不同的語言，以及在定義發展時它是否為一種同樣有價值的東西。接下來就需要尋求婦女有權利進行選擇，并因此愿意通過自己的聲音來講話的空間?！毙枰嬕环N包括女性生命需要的新的政治倫理，作為母親的女性應該成為女性主義政治分析的出發點，以替代功利主義的政治倫理，打破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價值區隔；賦予女性具備而男性缺乏的生理特征——生育以平等的政治意義，對于女性來說，加強對脆弱的、易受傷害的弱小者(孩子)的保護，將肯定親子母性的價值作為政治交流模式的基礎，也是重構政治學的巨大潛力所在。

當然，對母職的拒絕不可能成為一個女性主義的政策，拒絕母職必然同時冷落和失落了許多關于女性生命本體的書寫命題。性與母性是觀照人類社會深層結構的最直接的窗口，也是探究人性、人的價值和命運的迷宮，它誘惑著、考驗著作家的智慧。當今人類的大多數已看到在新生命降臨人世時達到完滿的可能性。孩子的降臨人世，將使母親進入一個非凡的人生經歷。母親身份使女性在專注、溫柔、忘我之中的緩慢，艱難、快樂的嘗試，甚至撫育孩子的漫長歲月的瑣碎與日常性正是女性人格成長、人性豐滿的途徑之一。

新一代(“第三波”)女性主義者抗議對母親身份的譴責，她們把母親身份看作是女性的一個強項而不是弱點；認為“母親身份”作為女性的多重身份之一應該得到認同，女性寫作應該致力“尋找我們母親的花園”，即尋找女性文學自己的傳統。埃萊娜·西蘇倡導女性必須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寫作，遵循有別于男性的思維方式和寫作規則。這樣的寫作與女性的性征密切相關，更與女性的母親身份相關。她形象地將這種“母性的寫作”比作“用白色的乳汁寫作”。第三波女性主義強調差異，強調女性詩學，如果真正地在承認兩性差異的前提下尋求平等、尋求寫作的空間和資源，就有可能打開整個知識領域的新視野。

責任編輯：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