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在福建事變期間為何拒絕與十九路軍合作

劉 峰

1933年11月，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等十九路軍將領發動福建事變，樹起“反蔣抗日”的大旗。其時正是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大規模圍剿的時期，中央紅軍面臨著被50萬國民黨軍隊合圍的巨大壓力，如紅軍借機與十九路軍合作，不僅能增加一個重要的盟友，而且將大大加強自身的生存幾率，或可順利地突破蔣軍的包圍鏈。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如此的天賜良機竟然被博古等人拒絕。在蔣介石騰出手來打敗了十九路軍后。紅軍就再次陷入被武器裝備、人員數量都占據極大優勢的敵人合圍的境地，其丟失中央根據地、被迫長征也就難以避免了。

以往對福建事變的研究，都認為在福建事變期間，博古頑固堅持“左”傾路線，缺乏靈活的統一戰線策略。事實上，博古在最初對十九路軍是持歡迎態度的，博古態度的變化其實是在共產國際的指示到來之后才發生變化的。

一、博古起初歡迎與十九路軍合作

因對蔣介石的內外政策的不滿和對蔣排除異己的擔憂，十九路軍的將領希望和紅軍建立聯系，共同反蔣抗日。十九路軍領導人之一的陳銘樞讓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后脫黨的陳公培前往中央蘇區，期待和紅軍直接取得聯系。陳公培攜帶有蔣光鼐的親筆信，輾轉于1933年9月22日抵達彭德懷領導的紅軍東方軍指揮部所在地王臺。周恩來在接到匯報后，立即提議派袁國平同陳公培會談。

時由博古領導的蘇區中央局對與十九路軍談判非常重視，在發給彭德懷等的電報中提出談判的內容應包括：“停止軍事進攻與經濟封鎖”、釋放政治犯、發表“反日及反蔣”政治宣言等。中央局特意指出“過分及一時不能接受之條件，可不提出”。中央對實現停戰的要求是很迫切的，所以特意要求“以最大限度取得軍事上的保證，最低限度也要達到停戰的先決條件”，“要堅強的提出十九路軍撤至區域中的政治保證與民眾權利”，并再次提醒“不要把這些條件之接受，當作軍事休戰之先決條件”。此時他們還能認識到“締結一個軍事的休戰甚至是暫時的對于白軍士兵都將有很大的影響”。

在得知十九路軍提出了停止進攻蘇區、釋放共產黨、取消經濟封鎖：紅軍則退出洋口，雙方劃定疆界，并保守條約的秘密等意見后，中央局很是興奮，致電指示：我們不僅對十九路軍反日反蔣“不妨礙并予以便利”，而且“應聲明在(蔣介石軍隊)進擾游擊區域時，紅軍準備全力援助十九路軍作戰，在反蔣斗戰中，亦己與十九路軍作軍事之合作”。同時還強調“勿因談判而妨礙我們積極行動，同時應將談判看成重要之政治舉動，而非簡單之玩把戲?！彼麄冞€責備彭德懷“對尊貴的福建客人不夠熱情，招待不周”。彭德懷說對招待陳公培“還是重視的”，“請他們吃了飯，大臉盆豬肉和雞子，都是打土豪來的”。

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博古等身處中央蘇區，面臨國民黨軍隊的強大壓力，是不可能不感受到危機的。所以，在1933年10月26日，雙方簽訂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與福建政府及十九路軍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1月27日，雙方又簽訂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蘇區急需的藥品、食鹽及其他物資得到供應；紅軍甚至還試圖通過蔡廷鍇購買武器。

二、共產國際在上海就拒絕了福建方面的建議

其實，當時遠在中央蘇區的博古等根本就不知道，早在1933年6月，共產國際就拒絕了十九路軍合作的建議。

十九路軍將領受1933年1月中共公布的《一·一七宣言》所吸引，期待聯合紅軍共同反蔣抗日。陳銘樞先后派出了梅龔彬、劉伯垂和劉樹模赴上海，試圖通過各種關系與中共在上海的組織取得聯系。

1933年6月10日，共產國際遠東局給在皮亞特尼茨基的電報就告知，十九路軍蔡廷鍇建議，通過何香凝與共產國際代表進行談判，他同意與紅軍一起作戰，反對帝國主義和南京。只是遠東局第一反應是對十九路軍不能信任。

共產國際也對十九路軍持懷疑態度，在給共產國際駐華代表、上海遠東局書記埃韋特的指示中認為“不應當與第19路政府軍司令進行任何談判”，只有“當他真正開始與國民黨和日本人進行斗爭時，才有可能建立統一戰線”，并告誡說“現在談判會成為陷阱?！卑ｍf特也認為，對于包括十九路軍、粵軍和一部分南京政府的軍隊“需要作出另一種評價”，“它們系統地受過國民黨意識形態的灌輸，借助巧妙的偽民族主義詞句：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賣身投靠的官吏，但所有這一切都有一個先決條件‘消滅赤匪”。埃韋特肯定地說：“由于它們大部分還處在國民黨軍官的影響下，對于我們來說，它們是更加危險的敵人”。他立即要求中國共產黨拒絕十九路軍代表的建議。

共產國際的態度直接決定了中共的態度。當時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負責人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斷定“國民黨找共產黨都是投機”，“紅蘿卜(外紅內白)最不可靠”，采取了關門政策，對十九路軍的建議拒不接受，因而雙方的聯系沒有得到發展。

明明知道十九路軍有聯合紅軍的意圖，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總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卻認為蔡廷鍇“是一個不可靠的家伙”，“為爭取他成為抗日反蔣的盟友，必須向他顯示一下我們的實力”，“先打后談”。這也就是說要用實力來迫使蔡廷鍇等同意結盟。他在上海擬定“兩個拳頭打人”的軍事戰略方針，讓蘇區主力紅軍在東、西兩個方向“分離作戰”，以紅1、5軍團組成中央紅軍在贛江、撫河之間作戰；以紅3軍團為主組成東方軍，入閩進攻十九路軍。

在彭德懷、滕代遠指揮下，東方軍克服氣候、地形等不利因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占了福建寧化東北重鎮泉上，并乘勢拿下了清流、歸化，目標直取連城。在紅軍的英勇攻擊下，擁有國民黨部隊甲種編制裝備的第七十八師被打得丟盔棄甲，整整喪失了兩個整團的兵力，師長區壽年也險些被紅軍俘虜。1933年7月28日，埃韋特在給皮亞特尼茨基的工作報告中提到：“我們曾通過電報向您報告，19路軍司令蔡廷鍇試圖與我們建立聯系。這件事沒有帶來任何后果。聯系未能建立。相反，在我們的戰斗行動中，我們給了1g路軍部隊以警告性的打擊?！?/p>

三、共產國際要求紅軍試圖瓦解十九路軍

盡管從博古和遠東局的報告中清楚地知道了雙方簽訂的協定和十九路軍面臨的處境，共產國際還是要求通過“非正式的談判，利用各種手段迷惑它，同時作出努力從內部瓦解它?！笔┨囟饕舱J為，“不能相信蔡廷鍇，蔡傾向于第三黨(社會民主黨)，而社會民主黨是頑固反共的”，“蔡反蔣不過是軍閥之間的一般斗爭，我們應該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斗爭來加強我們自己在內戰的地位?！边@不但對十九路軍做出了錯誤的定性，更惡劣的是認定在蔣介石進攻十九路軍時，紅軍應該是袖手旁觀。

既然共產國際對待十九路軍是這樣的態度，奉莫斯科指示為教條的博古

的態度就可以推測了。1933年lO月6日，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作為全權代表，在陳公培陪同下赴瑞金正式談判。蘇區中央局在收到徐名鴻帶來的十九路軍領導人寫給毛澤東、朱德的信函后，立即開會討論。博古的態度就已經起了變化，拒不接見十九路軍代表。博古說“三條件(指1933年1月17日公布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愿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只是宣傳的號召，只對下層士兵與廣大工農群眾講的”。徐名鴻僅會見了毛澤東和朱德等領導人，沒有見到當時最高領導人博古。同時，十九路軍和被視為“最危險的敵人”的第三黨的成員黃琪翔、章伯鈞、彭澤湘、劉伯垂等合作，更是為博古所猜忌。彭德懷在回憶中也證實：“不久陳xx到瑞金談判。中央又說第三黨比國民黨還壞，對民眾帶有更多的欺騙性?！睆呐u彭德懷對十九路軍代表“招待不周”到指責其“比國民黨還壞，”博古的態度可謂來了一個大轉彎。

協議簽訂后，中共中央決定派潘漢年為正式代表，黃火青為秘書，隨同徐名鴻、陳公培一同前行福建繼續商談。這個協定雖表明中共與十九路軍建立初步的合作關系，但其內容也還僅限于雙方停止軍事行動，恢復貿易和釋放政治犯等，對于急需解決的在蔣軍開始進攻后的軍事合作問題，并未涉及。以至蔡廷鍇對此大感失望。他說“我希望徐名鴻談判十九路軍和紅軍共同抗日反蔣大計，能與紅軍取得一致意見。惟中共代表人對我們的意圖不夠了解，卻很少談到這些問題”。他認為“和紅軍沒有達到攻守同盟，是‘閩變迅速失敗原因之一”。但是蔡廷鍇不知道，此時的博古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對其根本不信任，也不在意是否能和十九路軍建立合作關系了。

在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蔣介石立即下令“討逆”，從“圍剿”中央蘇區的北路軍中抽調了11個師，由北路軍前敵總指揮蔣鼎文率領，進攻十九路軍，而對中央蘇區暫時采取了守勢。此時，中央蘇區受到的軍事壓力大為減輕，如果乘機采取積極有效的軍事行動。則很有可能改變最后的結果。但是在十九路軍受到南京政府猛烈攻擊時，共產國際不是要求給予積極的配合和援助，而是采取了相反的行動。在軍事上，共產國際拒絕給予援助，并期待把十九路軍的士兵吸引過來；在政治上，更是橫加指責，把失敗的責任全部歸結于十九路軍的領導人。于是，張云逸被派去福建擔任軍事聯絡員時，博古又遵從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特地叮囑他：“此行的目的是設法爭取點隊伍過來”，對于“如何利用這個有利時機推動革命形勢發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戰，支持他們反蔣抗日，克服其軟弱動搖等等問題，他卻一字未提”。最后，十九路軍被蔣軍擊敗，大部被收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