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性靈派”作家的寫作美學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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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性靈派”文學旗號的打出，表現出文學生命意識的回歸和人格的覺醒。晚明文人將“獨抒性靈”這一文學理念貫注于具體的文本創作中，極力張揚文學個性，倡導獨立的價值取向和貴真生存意識，透視出文學自身的生命追求。性靈文學極大地豐富了文藝的審美價值，“性靈派”作家開創了文藝美學的多元化局面。

關鍵詞：獨抒性靈 鐘情 貴真 尚奇 性情別致

高爾基曾指出，文學就是人學，我們是否可以進一步說，人學就是情學。一個人性未泯的文人學士，不能沒有抒發自己的性靈的獨特作品。因為，文學這枝奇葩必以“性靈”這塊肥沃土壤才能生長。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往往是“詩言志”載道文學占統治地位，晚明的袁宏道和李贄等人，真正公開從理論上、實踐上打出“獨抒性靈”的文學旗號。為窒悶的文壇吹進一股清風，至明隆慶萬歷年間，性靈文學發展到鼎盛時期；性靈文學由詩、詞、曲、劇擴展到過去一向為“載道”文學所獨占的散文領域，大批大批富有才華的文人學士積極投入“性靈小品”的創作，一時形成了占有壓倒優勢的性靈文學思潮，使文壇呈現出“芽甲一新，精彩八面”、“麗典新聲，絡繹奔會”的空前創作盛況。

一、“性靈”說的演變與形成

“性靈”一詞，并非明人所創，南北朝便頗為習用。庾信稱“含吐性靈，抑揚詞氣”，顏之推稱“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上述之“性靈”猶近于“性情”。明中后朝，六朝文風又受青睞，“性靈”一詞常出于王世懋、屠隆的詩文批評之中，袁宏道給“性靈”注入了鮮明的時代內容和具體的藝術要求，提出了“獨抒性靈”這一影響一代人的文學口號。袁中郎要求作者“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弊尅扒榕c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以鐘惺、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接過三袁兄弟的公安派“獨抒性靈”的主張和口號。清代，袁枚繼中郎之后再倡“性靈說”，并與鄭燮等人以清新雋永的散文小品創作實績，推動性靈文學潮流向前發展，這股奔涌不息的文學思潮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初葉，與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接軌。相當多的“五四”運動的文學弄潮兒，都自覺地將“性靈文學”當作自己新文學的直接先驅，他們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主張精神解放，反對封建禮教，張揚人欲與人性，自覺追求一種“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天性”的美學風范。

二、性靈派作家的微妙心態

文學思潮常常是社會思潮的一種表現形態，是時代背景的影子。作者的文學觀往往是其人生態度、價值觀念的體現。毋庸置疑，“性靈文學”的盛行，反映了晚明文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對封建傳統人生價值觀的叛逆。晚明時代，是個封建統治風雨飄搖的時代。政治腐敗，社會黑暗，宦官專權，東林黨禍，清人入關，朝代更迭，這一切不能不給當時的文人學士以巨大的心理沖擊和心靈震撼，他們“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文，常?！叭玎寥缧?，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睂以獠恍业目部廊松?，搖搖欲墜的社會現實，迫使他們打破了對宗法社會的社稷江山萬古長存的樂觀信念，動搖了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實現人生價值之惟一途徑的傳統人生態度。當世界的背景在人們面前變得十分荒謬的時候，人們便會感到人生天地間，無可依憑，唯一值得珍視的就是個體的生命價值。晚明時期，相當多的知識分子的心態發生了深刻的巨變。雖然不少人仍在官場，但從內心已看透了官場黑暗，厭倦了依附權勢、仰人鼻息的官場生涯，有的甚至不堪忍受官場之苦，索性掛冠歸隱，也有人終身厭棄科舉，隱形躬耕。當時的文人雅士的目光已越來越多地由社會政治轉向自我，或尋求自我的價值，發揮自我的生命潛能，或在個人內心世界求取解脫，在個人生活的小圈子里構筑屬于自己的一片樂土。當時的文人知識分子，個性舒張的要求在當時社會環境中得不到滿足，個人與社會的正面對抗又足以導致危險，這種“二難”的窘迫和尷尬，促使他們把精神轉托于山光水色之中，寄寓于日常生活的情趣之中，自然而然地出現了大量的自我賞適、流連光景的小品杰作，這真是“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才一舉頭，已不覺日酣神醉?！?/p>

三、“文學本質自然論”是性靈派文學的美學基石

性靈派文學反對理學思想的牢籠禁錮，堅持人間之理應以日常生活為本，他們發揚了王學左派解放人性，歸于天性的驚世駭俗的啟蒙精神，其中以李贄的貢獻最大。如前所說，李贄的“童心”說為性靈文學奠定了哲學基礎，不僅如此，他還把王學左派的那種適應新興生產關系萌芽的人性解放學說，系統而巧妙地推衍到審美意趣領域里，構建起一種“文學本質在于自然”的文藝理論框架。李贄認為，符合自然之父必出于“真心”，主張文章必“以自己胸臆流出”，反對“粉飾蹈襲”的鳥學人言的文人習氣。李贄從自然之氣由“真空”萌生于“萬有”說，他生發了湯顯祖的把“奇僻荒誕，若滅若沒，可喜可愕之事”寫得使人“心開神釋”的主張，演繹成“萬有”的生生不絕說，開拓了萬古心胸，否定了李夢陽“鑄形宿?！钡淖晕医d，進而提出“自然發于情性”的觀點，認為文章一涉矯強，一旦扭捏作態，硬要納入什么“禮義規范”之中，就會失去文學的自然之美，最后他強調文章要“感人”，必須深入于“人之心”，出諸肺腑，不應止于“皮膚骨血之間”。袁中郎發展了李贄的“童心”說，進一步闡釋文學本質自然論。在中郎看來，“性靈”外現為“趣”或“韻”，而“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他認為童子最有生趣，品格卑下的“愚不肖”，只知求酒肉聲伎之滿足，“率心而行，無所忌憚”，也是一種意趣；而那些大學問家，那些達官貴人，“毛孔骨節俱為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蓖瑯?，稚子“叫跳反擲”，醉人“嬉笑怒罵”，因為“理無所托”，所以“自然之韻出”。袁中郎認為，作品中人的生活欲望的情緒流露和表現，是美的?！伴傞悑D人孺子所唱”的歌謠由于是“任性而發，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所以要比文人詩篇要美。必須指出，隨著晚明王朝命運的日益崦嵫，性靈派的“文學本質自然論”的美學傾向性有其演變歷程：首先，是以李贄為代表的針對封建理學虛假之丑進行批判，主張“童心”之美；然后是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公安派，針對文藝領域里的摹古僵化和社會塵俗之丑進行嘲諷揶揄，崇尚“自由自在”的逍遙之美；最后是以鐘惺為代表的競陵派，針對“七子”的疏闊和“公安”的淺率表示不滿，強調幽深獨往之美。以上三個階段，表現為三種美學風尚：李贄側重于哲學思想角度，闡述人性以至作家之性應符合“自然”之道，以求自然真趣；袁中郎比較廣泛地注重人與生活、作家膽識與作品性靈之關系，主張和欣賞“窮愁之時，痛哭流涕”的至情至性之美；鐘惺等則更多地側重鑒賞角度，重視讀者與作者，今人與古人精神的溝通，以求情真意切的自然感染之美。

四、“狂人”征象與文學人性的啟蒙

古代中國，文藝思潮和美學意趣出現過三個轉折時代：一是先秦的百家爭鳴時代，二是佛玄并茂的對人性人生的探求達到滾熱程度的魏晉南北朝時代，三是晚明的文藝啟蒙思想時代。晚明時代的轉折，乃是從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思想牢籠中力圖迸絕出來的一種嶄新意識形態，掙扎之后脫穎而出，它在繼承和發揚了魏晉的個性通脫精神的基礎上，又滲透了市民階層萌芽階段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光芒，反映出強烈的生命意識和個性欲望。當時，在文藝美學界，涌出比魏晉風度更為放達、甚至古怪的狂人；就社會文藝思潮和流派而言，公安派競陵派遙相呼應，開一代性靈小品之風氣，使“天下耳目于一新，又復靡然而從之”，可謂聲勢之浩大。晚明時代，是一個反映長期受封建禁錮而開始發出個性吶喊聲音的時代，是一個從“掇拾陳言……死于古人語下”一轉而為“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的時代，這是一個從廊廟公卿文學歌頌帝王將相一轉而為描寫“市進之常淡，閨房之碎語”的時代，以上構成了晚明文藝啟蒙時代的狂飆征象?？耧j時代鑄造了一批狂人形象?？袢耸菚r代的矛盾和悲劇的產物。晚明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新興生產關系尚未具體產生，而紛繁的社會矛盾卻呈出不窮。眼光敏銳的仁人志士既辨不清矛盾的實質，弄不懂這個已顛倒了的大千世界，更難以找到治國的良方和個人的前途，于是，他們只有發出驚訝，詛咒，狂歌，痛哭，演出許多稀奇古怪、莫名其妙的滑稽戲。性靈派文人“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他們因無法理解而憤世嫉俗，另一方面，又因無法追求到理想而感到云遮霧障；這種特殊時代的特定氛圍，孕育了一批狂狷或狂人。而這些狂人形象的出現，正是晚明文藝啟蒙的標槍投向文學和社會留下的印記。李贄剃發成禿，公然表明自己為“異端”，這是狂；袁宏道毫不諱言地供認自己愛好五種“快活”，這也是狂；徐涓晚年憤慨愈甚時，“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自然更是狂。鐘惺“性如冰霜，不喜交接世俗人”，即不算狂人，卻也是地道的狂狷。事實上，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愈深，扼殺與欲望的斗爭愈烈，“潦倒不通世務”的悲劇人物就多，時代就必然要呼喚出一批吶喊的狂人，這些狂人寧為“狂狷”，不為“鄉愿”，乍看瘋傻，實則勇士?？袢藗兺ㄟ^不同形式，為人性復蘇思潮鳴鑼開道。徐文長佯狂恣肆，李贄無視古人偶像并譏之刺之，袁氏三兄弟擺脫拘束，縱談無忌，鐘惺等人寓憤世于幽杳孤僻之中。顯然，狂人形象的塑造，乃是性靈派文人張揚個性達到極端程度的產物，是晚明時代強烈的人性人欲表現的藝術折光。

五、鐘情是性靈派作家的審美價值取向

鐘情是性靈文學的價值取向。任何文學、思想內容空虛無情，僅僅徒有形式，這樣的文章好比失去靈魂的行尸走肉，或是靈魂卑污的流氓歹徒，不論文章的軀殼外表如何唐璜，也是令人生厭作嘔的，豈能有審美意趣所言?性靈派文人厭棄了封建等級制度下的人與人之間的依附關系，對愛情、親情和友情這些發自個人內心深處最真摯的自然情感加以熱情的禮贊和謳歌，他們往往“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樂”。值得注意的是：晚明小品對于山光水色的鐘情，十分誠摯動人。袁宏道筆下的西湖簡直就是東阿王夢中初遇的洛神形象，張岱《陶庵夢憶》，心緒頗為蒼涼，但著眼點仍是人世的美好，故國鄉土的可愛。他在《湖心亭看雪》寫道：“是日更定矣，余孥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碭，天與云、與山、與水，上下一白，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個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 ‘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日： ‘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這是孤獨者與孤獨者的感通，是孤獨者與天地自然的感通，流動著深邃的審美情操。這里原始般的率真，神仙般的曠達與濃酒般的癡情，釀成了純美摯真的審美意趣。性靈派文人把“情”推到哲學本體論的高度，以企與程朱理學的“天理”本體論相對抗。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詞》中提出了“至情說”，認為人為了至真至純的愛情可以出生入死；馮夢龍在《情史類略》中劈頭即言“六經皆以情教”；周銓作《英雄氣短說》，駁斥古往今來所謂“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之廖論，主張英雄豪杰更需要愛情的溫暖；袁枚以生動的事例，風趣幽默地說明男女之情有不可抗拒的神奇力量。袁中郎強調和肯定了人的生活欲望與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現。在向來的正統文學觀中，文章的首要義務是載道明志，有益于教化，雖不反對抒情，卻要求作家保持所發之情的純正無邪，不越出封建“禮義”的范圍，而中郎將能否自由地抒發人固有的天性——“喜怒哀樂嗜好情欲”視為性靈文學的生命，這確實是文學藝術界的一場美學革命，性靈派文人打破了對于文學所加的種種道德束縛，伸張新鮮真實的生活情感與欲望在文藝中的充分表現的權利。

六、“貴真”是性靈文學生命意識的集中體現

貴真，是性靈文學的重要特征。性靈派作家認為：文章“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他們在規定了鐘情唯一審美標準——絕假純真，竭力反對封建“義理”對人的自然天性的壓抑和摧殘。袁宏道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筆”，把人的“喜怒哀樂嗜好情欲”的率性而發，把未經社會文化濡染的自然人性的真實坦露作為文學表現的主要內容。因為，他們認為“率真則性靈現，性靈現則趣生”。人只要講真話，吐真言，真誠無偽地表達自己的內心情感，他的自然天性必然會得到流露與展現。這樣文學作品就有了永恒的藝術生命。

晚明文學強調率真，是為了表現個性，“真”是文學個性的存在和發揚的前提，也是反映一定時代狂飆的美學理想的標準。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沒有哪一種思潮象性靈派那樣，把描寫個性、重視個性，表現人的天性——即心靈的呼聲，發揮個性的情韻和意趣，推崇到至美的審美理想的高度。袁氏三兄弟作文，淺易率真，寧取俚俗，不取俗套。才情、個性稍異：宗道性格平和，文中特別強烈的情緒和特別警醒的字眼不很多見；中道為文，情感強烈，頗有李白式的任俠和狂傲，下筆隨意，表白大膽，卻也痛快淋漓；宏道異于兄弟，“信心而出，信口而說”不講規矩，用語不避俗，不求雅，不說大話套話，不裝大場面，每有奇思異想，感受十分敏悅。盡管公安派、競凌派都重視自我精神的表現，都強調個性的描寫和張揚，然而二者的審美意趣不同，美學風范迥異：公安派敢于懷疑和否定傳統價值標準，敏銳地感受到社會壓迫的痛苦，具有明顯的文學抗爭意義，所以，他們常用淺露而富有色彩和動感的語言，表述對各種生活享受或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現內心的喜怒哀樂，顯示著開放的、個性張揚的心態。竟陵派文人追求“深幽孤峭”的意境，追求“凄聲寒魄”般的情致，詩文偏重心理感覺，境界雖不大而主觀性較強，喜歡寫寂寞荒寒乃至陰森之景象，語言的字眼尚奇，時而破壞常規的語法和音節，以“噍音促節為能”，這是竟陵派文人自我意識較強，但個性無法自由自在地向外舒展和擴張，只得轉向內傾的結果，是晚明個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擊之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態在審美意趣上的反映。

七、“獨抒性靈”的藝術尚奇傾向

如前所說，性靈小品最強調“真”，因為“率真則性靈現，性靈現則趣生”，他們認為，作家只要誠摯地發出心靈呼喚，充分無遺地表達內心的思想感情，人的自然個性便會得到流露與張揚，而真的個性的流露與描寫，又必然帶來人奇與文奇，他們欣賞和禮贊那些率真、灑脫、超邁、單純的人物，倡導作者寫出具有理想色彩的作品，這種創作方法和美學追求，乃是晚明封建制度瀕臨解體時的進步思潮和美學觀，這種審美意趣的浪漫化和理想化傾向，成為晚明文藝啟蒙思潮的重要特色。這種“尚奇”的審美意趣表現在藝術手法上便是浮想聯翩。而在“性靈”大師筆下紛呈異彩：湯顯祖把凄清委婉與悲憤蒼涼相結合，通過熾熱的感情傾注，產生一種“搖動草木，洞裂金石”的威力。袁宏道的浮想聯翩著重對人生哲理的上下求索，尤其是以逍遙自在為其渴望，他時而想到“人生愿欲，無了時”，忽兒又感到“有病之苦，即有病之樂”。當然，這些奇思異想，是脫離現實的，但它們又確乎閃爍著原始人文主義個性解放的思辯光彩。鐘惺的浮想聯翩的不乏撲朔迷離之色彩，他那種厭俗和絕俗的心情，往往把讀者引向一種幽杳迷茫但又澄清高潔的神往境界。

晚明時代，思想的盲從，學術的禁錮，導致人格的墮落，使社會失去勃勃生機，性靈派文人作為原始文化啟蒙的先行者，與世異調，個性兀傲，不肯俯首向人，寧愿承擔悲劇命運，一般都有坎坷痛苦的人生經歷，這一時代的敏感文人們的個性難以舒張，內心充滿著難以言狀的苦悶與憤慨。但是，他們又初衷不變，執著地追求“獨抒性靈”的理想形象，于是他們只得憑借浮想聯翩的藝術途徑，進行理想化的浪漫式的構思立意，中國早期啟蒙時代的晚明作家是如此，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啟蒙者也是如此。要浮想聯翩地構建“獨抒性靈”的心靈大廈，必須打破封建樊籬，剝去道貌岸然的“理學”和“禮教”，盡情而自然地去反映和表現人的天性——喜怒哀樂，七情六欲，從立意的精神高度，去最大限度地滿足人物的生活欲望和理想追求。心靈的凌深天橋，如天馬行空，獨往獨來，屈伸如意，描景、敘事、寫人、抒情，無不是赤裸裸的坦露，而這一切正是啟蒙初期時代文人浮想聯翩的共同特征，也正是在當時以市民意識積極面為主流的晚明浪漫主義思潮的一種特色。

八、性情別致的晚明社會的風情畫卷

晚明時期，市民生活成為新題材的主流，試茶飲酒，聽琴觀棋，庭園設計，器物玩賞等等，甚至美食、美服、美居、美容，大凡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不搬進文學的殿堂。性靈獨抒的作家們窺探到商品經濟下社會群眾的精神需求，注意用審美態度去創造生活，描摹市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和諧畫面。而要反映和表現這一幅喜聞樂見的風俗畫、風情畫，仍然襲用漢唐散文的莊重典雅的載道明志的正統語言，是無法描繪刻畫出來的，于是“性靈派”文人從文學本質自然論出發，一掃陳舊的語言格局，樹立起新鮮活脫、氣韻生動、性情別致的語言風范。晚明之前，文學中人情風俗的描述不是沒有，然而把它作為文學反映、表現和描寫的主要對象卻不多見，至于把市民生活寫得那樣生機盎然，活靈活現，饒有性情，讓其呈現動人的貌，更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晚明時代，資本主義萌芽，城市繁榮，然而市民卻處于政治黑暗、社會腐朽的環境氛圍之中，人們比較普遍地追求聲色之樂，企圖作為精神寄托； 而文人則更以文章作為消除塊壘的工具，具有某種自我怡悅和長歌當哭的味道。正是在這種特定的背景下，原已初步解除了精神枷鎖的啟蒙文人，便有可能以他們富于審美的慧眼和機智，窺探和體味出市民人情風俗和山水園林的生活情趣，在山光水色園林里，在草木蟲魚之上，在風俗人情畫面之中，有意識地融進或傾注自己的率真甚至癡迷的情感，把自己觀照大自然產生的怡悅或趣味的某些側面，加以渲染或突出或升華到美學范疇，從而使他們筆下的風俗人情具有別致活脫的性情。在張岱的《西湖七月半》中，各色人等匯聚在七月半的西湖內外，有炫耀富貴的，有欣喜好奇的，有賣弄風情的，有裝瘋賣傻的，有故作矜持的，確如顯示著可笑而又可愛的風俗人情的浮雕，帶給人們的是睿智和幽默，是愉悅和情趣。而袁中郎筆下的西湖，又是一幅美麗動人、性情別致的洛神形象，張岱的《陶庵夢憶》是“獨抒性靈”的風情畫的杰作，請看其中“瓜州龍船”一節：“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瓜州龍船一二十只，刻畫龍頭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彩蓬，前后繡幢繡傘，取其徇；撞鉦撾鼓，取其節；稍后列軍器一架，取其鍔；龍頭上一人足倒豎，戰皸其上，取其危；龍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边@里，性靈獨抒的大師不僅寫出了瓜州龍船，更寫出了統屬于龍舟整體的各部分人物、事物，它們是怎樣表現為“怒”、“悍”、“徇”、“節”等情調。表面看來，一個簡單的“打楫”動作，一種無所謂感情的龍舟裝飾，現在都變得風味盎然了。風情畫作為現實風俗人情美的藝術化人格化，便饒有活脫性情和審美意趣?，F實本身是統一而多樣化的，張岱將龍船寫得森羅萬象、活龍活現：群舟能“怒”，大楫能“悍”，彩蓬能“徇”，鉦鼓能“節”，軍器能“鍔”，龍頭能“?！?，龍尾能“險”。這里，移情與共鳴使審美的主客二體融為一體，出現“境界神奇，忘其為戲”，進而物我兩忘，使別致的性情渾然天成。在獨抒性靈的風情畫中，有對人的自然生命的歌唱，有對塵世感情生活的贊美，有人對和諧人際關系的向往，有對大自然的盡情訴說，有對大千世界描寫時的哲理思辯，有對人與大自然融合一體的追求，這一切構成了“性靈派”作家描繪的藝術天地，在這種充滿浮想聯翩式的浪漫天地里，道統的“理性”和封建的“禮教”，顯得蒼白而無能為力，人類的天性獲得了尊嚴，沉思、幻想、夢囈、回憶被賦予了別致的性情，富有內涵豐富的審美價值。性靈派作家們為讀者營造了一個立體化的美好世界，在這個理想的大千世界里，人間的愛情，親情和友情是至高無上的，最珍貴的；寧靜淡泊而富于浪漫氣息和審美情調的市井生活，是一種最有性情的理想生活，大自然的山光水色和千紫萬紅對著吉祥的人們微笑，魚鳥蟲獸的動物世界亦通人性，爪舞足蹈以取悅于勞作的人類，花木莊稼的四季生長與人類心犀相通……這是一片溫馨的天地，是一幅洋溢著晚明時代的風俗畫，是一幅永垂人類史冊的人情畫?！靶造`派”作家，試圖以這些性情別致的風情畫，去抑制或減弱文藝思潮轉折時期的“陣痛”，去慰籍性靈文人干枯流淚的心靈，去匯合拼湊成初期人文主義啟蒙家們那聲嘶力竭而又微弱顫抖的吶喊。

九、“性靈”作家群對中國文學的美學貢獻

古今中外的文藝流派命運迥異，有的譽多于毀，有的毀多于譽，而性靈文學則毀譽參半?！蔼毷阈造`”的提出與倡導，是晚明文藝啟蒙思想的征兆，它是繼先秦百家爭鳴和魏晉人生人性探討之后的第三個歷史轉折時期的空前變革的時代，“性靈派”散文無視漢唐散文之窠臼，打破了千百年來“道統”對散文的統制，豐富了文藝的審美意趣，拓展了文藝美學的多樣化。當然，毋庸諱言，性靈文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遭到諷刺和攻擊。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性靈小品的閑適傾向還曾遭到魯迅先生的尖銳批評，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并未把性靈小品一棍子打死，實事求是地肯定了反抗封建專制的“叛逆”精神，他在《小品文的危機》中指出：“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庇捎隰斞甘窃谔厥饽甏锏奶厥馊宋谋尘跋滤鞯脑u判，我們無理由去責怪這位文化巨人在審視和鳥瞰性靈文學的審美價值時所發生的偏激或偏差。事實上，用“比較的頹放”這一籠統的評語去概括“性靈小品”是不太公允的。我們認為，性靈文學的意義并不全在于現實之中。作為人類對文學的一種樣式的審美理想，它的意義是超前的。它是處于必然王國的人們對于文學自由王國所作的一種展望或追求，這種展望或追求即使是虛幻，也有其獨特的真理性、審美性價值。

性靈文學除了它的鮮明的審美價值以外，還有對人生認識價值的感悟和覺醒。性靈文人那種突兀獨行的精神風貌，至今仍能感染人，激勵人。他們對生命的熱愛、對人生價值的珍悟，對生命目標的追求，以有對如何使生活藝術化，如何欣賞和享受人生這杯甜酒，都有自己的獨特的思考和創見。

社會要進步，文學要發展，人的自我意識首先要覺醒和強化，而這種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強化的前提，只能建立在對人生的感悟上。明末以前，并非沒有感悟人生的佳作，但像“性靈派”那么多同時代的文人不約而同地思考人生，探索命運，叩問人生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卻為歷史所罕見。袁宏道要求人們建立“死亡意識”，只爭朝夕地去珍惜擁抱生命。王思任把國家的興亡之感與人生無常之嘆融于一爐，抒發一種歷史人生的悲劇意識，馬士英奔逃至浙，王思任作書斥罵，稱“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污納垢之地也”，后清兵破紹興，他為捍衛人生絕食而死，弘揚了中華民族的骨氣?？傊?，他們都能用一種超然、宏觀的目光去審視個人的命運，表現一種十分清醒的捍衛人生的意識和追求高風亮節的審美傾向。

是的，性靈文學是追求自由而在現實中又無法實現的知識分子精神上的一片樂土，它所表現的，主要是人的思想感情上的自由想象或自由幻想，而不是人在現實關系中的自由。畢竟，像性靈派文人筆下所描寫的那樣藐視功名，瀟灑超脫的人物，那樣建立在雄厚的經濟實力基礎上去盡情地享受人生的閑情逸致的情況，是微乎其微的。所以，那種脫離人的社會性去探索人的個性，表現人類的天性，這在當時確實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式的幻想。然而，前人的夢幻，將在人類不斷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前進的旅途中，正一個個地化為現實?？匆豢窗?，那些指示著人性發展方向的夢幻，在不同的歷史時代的人們眼中，曾產生過怎樣的一種奇異光澤，怎樣驅散著人們心靈上的陰影；那些燃燒著審美理想的夢幻，曾引起過人們強烈的共鳴，在人們靈魂的深處，發出過微弱然而又是多么石破天驚的呼喚和吶喊!

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這樣說過：一個理想的社會，乃是一個“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天性”的社會。我們相信，晚明文人學士們所期待的那種無憂無慮地“獨抒性靈”的審美愉悅，那種自由自在地描畫和謳歌知識分子翹首以盼的文學的自由王國圖景，將會隨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展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可以驕傲而自豪地呼吁：我們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應該是一個“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天性”的輝煌的文學時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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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康：泰州師范高等?？茖W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