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遭遇車禍

馬一青

來澳洲17天了，墨爾本、堪培拉、悉尼的美麗風光和異國情調讓我大開眼界。這天，我們準備去海邊玩，順便再去看幾個畫廊。

去海邊的路特別陡，每上一個坡就可以發現一個新的風景，特別壯觀。海邊的房子大部分是紅色的屋頂，配上那藍藍的海水和綠綠的樹木，顯得格外美麗。海水清透得可以看見深處的草兒，海風涼涼的，吹來格外舒服。我們走一路看一路，不時地下車照相。孰料，樂極生悲，車開得過快，又一次上坡時，為了躲開前面的車，我們的車一剎那間從2米5的坡上沖了出去，沖開了崖邊的欄桿，重重地摔了下來。

當時一陣蒙，就覺得車子向下俯沖，接著，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來的時候，一輛警車已經停在旁邊，兩個年輕的警察驗過我們每個人的護照，檢查了汽車的損失情況，便開始詢問情況。當他們看到我的傷勢時，馬上打電話叫了救護車。

擔架是平板的，醫生在我的脖子上做了一個固定套，才把我抬上了擔架。上了救護車，兩名救護醫生馬上給我插上了氧氣，剪開了我的左衣袖輸液，又剪開右衣袖開始量血壓、打針。他們每打一針，都告訴我用的是什么藥，還問我對什么藥物過敏。我讓兒子轉告自己的過敏史，醫生聽了以極快的速度在我的手腕上套了一個寫著“penicillin(青霉素)”的紅色手環，表示我是penicullin過敏者。兩個醫生沒有多少言語，動作嫻熟，不慌不亂，配合得十分默契。

到了醫院，擔架車以極快的速度把我推向搶救室。

那里已經有許多醫生在等候，他們迅速給我插上氧氣和監護器。主治醫生拿著小手電筒在我的眼睛前不斷地照，看我的瞳孔放大沒有，我極力配合他睜著眼睛。打了止痛針，我特別迷糊，還是堅持醒著，有一種生存下去的強烈欲望支撐著我。醫生不停地讓我的腳、腿上下活動，不停地讓我雙腳蹬醫生的雙手，讓我的雙手不停地握著醫生的雙手。二個醫生這樣反復對我進行測試，一刻也沒有停止，還不停地問我問題，看我醒著沒有。醫生們每說一句話，都看著我的表情，我就死死地盯著兒子，讓他趕快翻譯給我。

從CT室回來，大家在等著結果，醫生們還是不斷地活動我的腿和腳，活動著我的雙手。又過了一會兒，CT片子送來了。醫生看了我的片子，似乎情緒好了點兒。大家在說著什么，兒子告訴我，我的第七節腰椎壓縮性骨折，腿沒有問題。醫生告訴我和兒子，車禍遇難者多半會癱瘓，我真的很幸運。

當醫生宣布了這個消息，所有的醫生和護士都歡呼起來。雖然遭遇了不幸，可那一刻醫生和護士的情緒卻讓我永遠沉浸在感動之中。

進了脊椎科監控室，醫生、護士告訴我這兩天輸的液體是鹽水，后兩天輸的是鉀和葡萄糖，打的針是止疼的，吃的藥是止疼的。所有的治療方案都是透明的，病人什么都知道。我讓兒子問醫生，怎么沒有消炎藥啊?醫生笑著反問：“你哪里發炎了?”我一臉的茫然。

我的主要治療方法就一個字：睡。醫生說了，必須在床上平躺四周，一步也不許下床。

那一夜，腰椎疼痛令我沒法入睡，我一直醒著。護士每隔4小時給我打一針、吃一次藥。每次吃藥，護士都會倒好水，插上吸管，看著我馬上吃藥。吃完藥，護士才離開。

每隔4小時會來兩名男護士替我慢慢翻身，可能是怕我長褥瘡吧。男護士來時總是樂呵呵地叫著“ma，ma”，那副快樂的表情讓我頓時放松了心情，疼痛也因他們的快樂暫時忘卻。特別是深夜，他們的到來真像是一縷陽光。

每天半夜2點、上午10點、下午2點，都有兩名男護士拿來一個長架子，架子左右有扣子，放到我的床上，從我身體下面插入塑料板，扣在長型的架子上，然后一個小的十字吊車將我吊起來。我想，這可能也是為了讓我不得褥瘡吧。

那晚，我和兒子討論著醫療費的事情。早就聽說在澳洲治病是非常昂貴的，我們研究著明天怎樣離開醫院。當時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有多么嚴重。

第二天早上，主治醫生8點準時來到我的病房，兒子給主治醫生談了我們住院費的困難，要求出院，甚至告訴他我們可以去中國進行中醫治療。他聽了馬上怒氣沖沖地說：“這個病人只要離開醫院，就會骨裂加長，引起癱瘓，絕不能出院!”他又問我們出國時購買了人身保險沒有，我們回答說沒有買。

勞夫勒博士說他會想辦法的。他打電話叫來了社工。社工仔細詢問了我們的情況，問了車是哪個保險公司的。過了半個小時，社工回來了，他告訴我們，保險公司答應住院的全部費用由他們賠償，并讓我們填寫了一大堆表格。住院費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種醫生幫助病人解決醫療費的事情我還是頭一回遇到，覺得真是不可思議。

在澳洲，護士的工作是非常繁雜的。一個護士看管4個病人。醫院里沒有護工，護士的工作包括打針、吃藥、給病人洗臉、喂飯、擦澡、倒大小便。你只要按鈴，護士就會馬上來到你的身邊。當然護士的工資也是非常高的。

到了第四天，我可以吃一點東西了。有一個黑人護士，一到吃飯時間就來喂我吃飯。她把牛排、土豆、胡蘿卜切成小塊，叉在叉子上，一口一口地喂我，吃了幾口，我搖頭表示不想吃了，她卻說著“NO，NO”。吃完飯后，她又給我剝好香蕉，打開酸奶，直等我吃得干干凈凈，她才離開。三頓飯頓頓如此。黑人護士給我喂飯時離我那么的近，我從來沒有這么近距離地觀察過一個黑人姑娘。黑黑的皮膚、卷卷的頭發、火火的眼睛、黑黑的手指和紅紅的掌心以及微笑的嘴巴一她原來是那么漂亮。

我遇到的其他護士也是這樣。我不由地和中國的護士做了一個對比。

在監控室里的那七天，悉尼又遇高溫，天氣特別熱，每天下午，我都是滿身大汗。有一個特別漂亮的希臘女護士，每天下午5點鐘端來一盆熱熱的水，給我把全身擦一遍。擦完后是那么的涼快。我能看出來她每次給我擦腿的時候總是皺著眉頭，一種心疼的表情，因為腿的傷口特別大，她怕擦痛我，總是慢慢地擦，還不時地看著我的表情。由于語言的障礙，我們沒有辦法交流，只是會意地笑一下。那些天，我一到下午就盼著她的到來，在異國他鄉，我仍然能體會到家的溫暖。

在骨科，我遇到了病友Shelly(雪麗)。她是香港人，早年在廣州讀書，所以中文說得很好。骨科還派了一位中國護士照顧我，她叫燕子，是一個上海姑娘，來澳洲讀護士專業，現在在這家醫院工作。我想，這也許是骨科對我的特別關心吧。

我和Shelly常聊著些瑣碎的家事，讓我們兩個身處異國他鄉的中國人的心連在了一起。她的兒子凱文今年8歲，十分可愛。他每個星期天來病房看她的媽媽。這個長著中國面孔的孩子竟然不會講漢語。凱文每次來都和我講幾句蹩腳的漢語：“你好!”“吃飯沒有?”發音完全是一個西方孩子，十分好笑。

一天早上，天氣特別好，窗外的陽光直射在病床上，暖洋洋的。病房來了幾個紅十字會的義工，是三個打扮得體的老太太。她們如同天使一般，看上去都有60多歲了。她們化著淡淡的妝，涂著口紅，穿著品紅色的T恤衫，T恤衫上繡著紅十字會的標志。她們滿臉笑容地來到我的床前，不停地說著什么。Shelly告訴我，她們是紅十字會的義工，免費為病人修指甲。她們為我修好指甲，涂上紅紅的指甲油，還在我的胳臂上涂上護膚霜進行按摩，又幫我剪了腳趾甲，按摩了腳。Shelly告訴我，她們每兩周來醫院做一次義工，來醫院的目的就是要為病人減輕痛苦，帶來快樂。

在我住院的第23天，主治醫生Maroof(馬魯夫)看了我拍的第三次片子，通知我：你的骨頭長得特別好，可以進行康復鍛煉。

那天來了兩個護士，慢慢地扶我起來，我頭特別暈，覺得病房在旋轉，腳似乎踩在云彩上了，無法著地。我好半天才調整好平衡，坐在了凳子上。護士長跑過來緊緊地握著我的手，又豎起大拇指不停地說：“Excellent(非常好)!”

當我坐在輪椅上被護士長推到過道時，護士們看見了我，個個都過來和我握手、擁抱，不停地說著“Beautiful，Beautiful?！碧貏e是一直照顧我的燕子，緊緊地抱著我，那種高興就像她自己病好了一樣。我的情緒也和她們一樣興奮，緊緊地握著她們每一個人的手，不停地說：“Thank you!Thank you!”那一刻真是太高興、太幸福了。

經過幾天的康復訓練，我終于出院了。25天，相對我的一生來說，只是一個瞬間，可是，這個瞬間留給我的，卻是一次巨大的改變，在這25天里，我經歷了一次心靈的洗禮，而未來的日子里，我也會將這從澳洲帶來的微笑和激情在我的生活中延續。

(摘自《現代婦女》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