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歷史小說和新歷史小說對解放區農村干部形象的書寫

司俊琴 高亞斌

在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學中，農村干部形象曾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譜系，解放區作家通過對他們身上潛存的美好品質、反抗精神和革命氣質的刻畫，表現了潛藏在農民身上的革命動力。直至當下，仍有一些反映抗戰、土改題材的小說涉及到了此類人物的形象，但是由于已經時過境遷，這類作品已經被納入了歷史小說的范疇。隨著時間的推移，創作主體(寫作者)的身份，也開始由延安時期的歷史見證人身份逐漸向歷史探詢者身份發生位移，而且，由于審美視角和觀察角度的變化，引起了具體書寫方式的變化，如賀仲明所指出的：“運動親歷者們多嚴正地關注運動深刻的政治歷史意義，追求深沉和厚重的文本形式；而年輕作家的創作則表現出明顯的意義消解色彩，藝術上具有反諷和游戲的特征?！庇纱?，他們對于延安時期解放區農村干部形象的刻畫，也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情形。

革命歷史小說的書寫

由于土改運動本身橫跨了解放戰爭和建國初期兩個時期，所以在文學上，建國初期的小說還承續著延安文學中對農村干部形象的書寫傳統，它們可以歸入革命歷史小說的門類。這一時期反映抗戰題材的如《鐵道游擊隊》、《紅旗譜》、《三家巷》等作品中，一般反映戰爭中的各種戰斗英雄人物，對農村干部形象涉及不多。反映解放區農村干部的作品，主要出現在土改題材的作品中，如孫犁的《秋千》、《石猴》、《鐵木前傳》、馬烽的《村仇》和《玉龍村紀事》、陳學昭的《土地》、陳殘云的《山村的早晨》和《山谷風煙》、茹志鵑的《三走嚴莊》、王西彥的《春回地暖》、梁斌的《翻身紀事》、李喬的《歡笑的金沙江》、陸地的《美麗的南方》等。革命歷史小說的創作主體，是當時歷史的親歷者，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為這一偉大的時代、巨大的歷史變遷作證，誠如丁玲所追求的：“如果很好的反映了農村的變化、農民的變化，那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鼻ㄔ凇读趾Ｑ┰返撵轫撋暇秃杖粚懼骸耙宰钌畹木匆?，獻給我英雄的戰友楊子榮、高波等同志!”馮德英在《苦菜花》的后記里特別提到：“我仿佛聞到了革命戰士和烈士們用血汗澆育起來的勝利之花的沁人心脾的清香，使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掉他們所經受的艱難困苦和犧牲呵!”對于戰爭中的英雄人物的描寫如此，對于農村干部形象的描寫也是如此，它們都滲透著作家深厚的革命情結。這一時期，革命歷史小說在表現革命歷史的時候，往往表現了好與壞、善與惡、光明與黑暗、革命與反動等這一系列截然對立的力量之間的較量。作家的創作意圖，是想通過所謂大寫革命者、斗爭者的英雄主義、道德情感等，使之具有震撼人心催人奮進的精神力量，同時以書寫反面人物的侵略行為和野蠻表現，來肯定革命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總的來說，革命歷史小說仍然延續的是延安文學的創作路向，注重文學的意識形態功能，無論從題材選擇和主題提煉上，還是創作手法和表現特征上，也都和延安文學一脈相承。

年輕一代的書寫

從五、六十年代以后，關涉解放區農村干部題材的小說已經很少，直到80年代中期，作家們又開始了對這一題材的重新書寫。不過，這一時期的創作主體已經由原先的親歷者身份，變成后來年輕一代的歷史探詢者身份了，正好應了米蘭·昆德拉說過的話：“小說家既不是歷史學家也不是預言家，它是存在的勘探者?！蹦贻p一代小說家筆下的解放區歷史表達方式，已經同過去的書寫大相徑庭。他們大都信奉克羅齊所說的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痹谒麄兊男≌f視域里，歷史不過是他們對現實的一種不同的表達方式，而歷史中的人物，也不過是現實人物在歷史故事中的一種投射而已，已經不具備人物形象所應有的原初特征。

80年代中期，對解放區歷史的書寫，受到了西方新歷史小說思潮的影響，包括新歷史小說的書寫和“新革命歷史小說”的書寫兩大門類。前者以1986年喬良的《靈旗》、張煒的《古船》為開端，尤鳳偉創作了《諾言》、《合歡》、《小燈》，蘇童的《楓楊樹村故事》，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故鄉天下黃花》，池莉的《預謀殺人》，柳建偉的《蒼茫冬日》，等等。在這些作品里，革命歷史不過是他們寫作的一個遙遠而依稀模糊的背景，人物與革命之間的關系、人物參與革命與否，一切都具有偶然性。后者如80年代的《紅高粱》和《白鹿原》，以及90年代的《八月桂花遍地開》(徐貴祥)、《我是太陽》(鄧一光)、《走出硝煙的女神》(姜安)、《英雄無語》(項小米)等等。從新歷史小說到新革命歷史小說，一以貫之的是這種“舊瓶裝新酒”式的敘事策略與寫作姿態，其意圖是通過各種方式解構歷史，實現對所謂“真實人性”的還原，盡管他們的目的與事實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一)對意識形態的解構

與延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完全不同，新歷史小說和“新革命歷史小說”懷疑既定歷史的真實性，“大家意識到，紅色經典固然不是一無可取，但的確存在著很多問題。我們心目中的歷史，我們所了解的歷史，或者說歷史的民間狀態是與‘紅色經典中所描寫的歷史差別非常大的。我們不是站在‘紅色經典的基礎上粉飾歷史，而是力圖恢復歷史的真實”。他們認為：各種斗爭(包括“革命”行動)都根源于個人的欲望：“這一切都緣于人的靈魂底部的權力欲望”、“與權力交織在一起的往往是性”。因此，原本莊嚴神圣的“解放”事業，在他們筆下卻變成了個人欲望的化裝表演，從而剝去了蒙在歷史表面的意識形態外殼，徹底顛覆了原先意識形態話語的建構。

“正義，有多少邪惡假你的名義而行!”當初光彩照人的解放區農村干部的形象，在新歷史小說和“新革命歷史小說”里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張煒《古船》中的趙炳、趙多多，池莉《預謀殺人》中的王臘狗，柳建偉《蒼茫冬日》中的富堂，蘇童《楓楊樹故事》中的陳茂，劉震云《故鄉天下黃花》中的趙刺猬、賴和尚，尤鳳偉《小燈》中的楊隊長……在所謂的革命活動中，他們的“革命”行動已經失去了原初意義上的政治色彩，或者說，作家本來就沒有打算給他們的行動賦予任何意義。在《故鄉天下黃花》中，土改工作隊員(黨派來的農村干部)和農民的對話顯得富有戲謔色彩：

老賈問趙刺猬：“共產黨好不好?”趙刺猬答：“好!”老賈問：“共產黨怎么好?”趙刺猬答：“過去光雞巴要飯，現在共產黨來了，給咱分東西!”老賈問：“你怕不怕地主?”趙刺猬說：“地都給他分了，他不是地主了，還怕他干什么!”……

而在審訊地主時給地主列出的罪狀則是：是地主都有罪惡，別看他們二十多歲，每個人十六就娶了老婆!從小就知道把窮人的孩子捺在地上當馬騎!……

類似這樣的情節，在這些小說里比比皆是，從而使原先正義堂皇的革命行動，成為毫無意義的個人欲望的宣泄。如果說延安文學——乃至十七年文學中的解放區農村干部這一類形象，還擔負著革命、解放等宏大敘事的使命的話，那么年輕一代在文學上則完全

改寫了此類人物的正統形象，完成了對意識形態話語的徹底顛覆。

(二)對解放區農村干部形象模式的解構

在年輕一代作家的筆下，解放區農村干部固有的光輝形象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受權力和各種欲望支配著的“流氓無產者”的形象?！豆枢l天下黃花》中，流氓和土匪趙刺猬、賴和尚成了貧農團的骨干，并借土改工作之便，在除夕夜奸污地主家的姨太太，顯得劣跡斑斑；《靈旗》中的逃兵于紅軍搖身一變就成了這樣的農村干部：十五年后鬧土改，他的成份定的最叫人羨慕：雇農、穿制服的人夸獎他，說他有覺悟。還沒解放，就敢于用各種巧妙的方法跟有錢人斗。于是在斗爭會上他斗得更狠。特別是對那些靠他家發了財的遠親近鄰，他一個都不手軟。全斗得他們一個個在地上爬不起來。他入了黨。當了貧協主席……

相反，另一些曾經被作為“反革命”、叛徒之類的人物，在當代小說家的筆下獲得了文化上的“平反”，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質疑和瓦解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權威性?！豆枢l天下黃花》中的李文武，雖然是地主，卻不是毫無人性的惡霸，而是個艱苦創業、吃苦耐勞、開明和藹的人物；另一個人物孫實根作為忠誠的革命者，在“文革”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栋茁乖分械陌嘴`，為革命離家出走，后來卻被自己的同志誤作潛伏特務予以“活埋”。另外，《舊址》中的男主人公也為了革命事業而背叛了自己的家族、犧牲了自己的愛情，然而由于被捕后幸獲親人解救，反而成了難以洗清的政治謎案，直至落到家破人亡的凄慘境地。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家族》中的寧珂、《最后一個匈奴》中的革命者楊作新……正如美國哲學家卡爾·貝克爾所說：“任何一個事件的歷史，對兩個不同的人來說絕不會是完全一樣的；而且人所共知，每一代人都用一種新的方法來寫同一個歷史事件，并給它一種新的解釋?！笨梢哉f，對這些人物的“平反”過程，也是對曾經在文學作品里備受肯定的農村干部形象從另一個方面的顛覆和解構的過程。

年輕一代對此類人物的書寫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完全顛覆了既往“革命歷史小說”的話語權威，完成了對于革命歷史的消解與重構。有趣的是，在同期的一些農村題材的小說里，也出現了大量的當前農村干部形象，如“現實主義沖擊波”期間的劉醒龍、閻連科及河北的“三駕馬車”(何申、談歌、關仁山)等人，他們筆下的農村干部，既有勤政廉潔的好村官，如劉醒龍《分享艱難》中的孔太平、《九月還鄉》中的兆田村長、何申《鄉干部老秦》中的老秦、《村長》中的村長郝運來、《老那》中的老那等優秀干部的形象，但更有《村民組長》(何申)中的黃祿、關仁山《太極地》中的邱支書等官僚主義、自私自利的干部形象，甚至連所謂的好干部也不免受到不良社會風氣的習染，表現得毀譽參半。把現實的農村干部形象與對于解放區農村干部的歷史書寫兩相比照，也許可以找到這些年輕作家們寫作的現實資源以及現實針對性。

(三)另一種困境

在年輕一代作家們盡情享受瓦解傳統經典、顛覆既定價值體系的快感的同時，他們的創作也潛伏著遠離歷史客體的某種危險，畢竟，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說年輕一代作家筆下的解放區歷史被戲謔與游戲所遮蔽，走上了某種對歷史帶有戲說成分的歧路，由此導致他們的創作出現了困境，并且這種困境最終使它在90年代末期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

此類人物形象不同時代書寫的變遷，或許可以帶給我們諸多的啟示：文學該如何正確面對歷史、回歸到歷史現場、重構歷史真相?抑或歷史只是文學的一個可以隨意書寫的客體甚至宣泄工具?如何對整個解放區歷史加以客觀、科學的評價，并且通過文學作品予以真實反映，也許是擺在作家們面前的又一個機遇和挑戰。在現代社會物欲橫流、價值混亂、信仰危機普遍存在的時下，對革命歷史重新進行嚴肅的書寫，挖掘解放區革命歷史上那些真正本質性的東西，也許不失為一種寫作的救贖之路，正如有的作家所呼喚的，“今天需要抗戰文學，需要指出危機和揭破危機，需要自尊和高貴的文學”。這也是筆者就此類人物形象展開研究的旨趣所在。

結語

綜觀從三、四十年代一直到80年代之后的解放區農村干部書寫，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建構到解構的逆向發展過程。從建構意識形態話語，到私人話語完成對意識形態話語的解構，解放區農村干部也經歷了一個走上神壇和從神壇上走下的頗有意味的過程。對于解放區農村干部形象的分析，也應該回到歷史本位，盡管這是一個艱難的剔除與還原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