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文藝思想中的文學與政治

李定清

在有關文學的思考中，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是近些年來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也是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一大理論問題。從理論淵源上講，早在古希臘時期，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就開始引起人們的理論關注，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等著述中有關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表述，可以視為西方探討這一問題的先聲。在我國，以“詩言志”、“文以載道”為核心的詩教傳統，已根深蒂固地將文學與政治聯系在一起，亦形成我國文學獨特的傳統。但由于我國思想理論界先天性缺乏科學的理論準備和深入的邏輯思辨能力，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基本上還是停留在情感性或者經驗性描述層面，少有學理性的理論辨識。我們認為要真正從理論上闡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重返馬克思是一種理性的必然選擇。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科學論述，不僅對于正確理解和把握文學與政治的關系，而且對于校正在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討論中的偏頗，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啟示和方法論意義。

一、文學與政治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首先必須明確文學與政治在社會結構中的準確位置。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社會結構系統整體的理論闡釋，為我們理解和判定文學與政治的位置奠定了科學的邏輯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對文學與政治問題十分關注。1859年1月馬克思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歷史上第一次科學地確定了文學與政治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瘪R克思的這段話，總結性地論述了社會的結構層次和各層次、要素的特點。就社會的結構層次而言，它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作為現實基礎的經濟結構。因為人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過程中，必須也必然會發生不以人自身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種作為現實基礎的生產關系之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第一位的，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作為社會存在決定著人們的意識，同時它也是解釋社會變革的現實依據。恩格斯也有相近的論述：“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逼浯问窃诮洕Y構之上豎立著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這里，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筑作為制度的上層建筑是經濟結構的保障機制，受經濟基礎的決定和制約并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并與現存的生產關系或者財產關系發生矛盾的時候，上層建筑也將隨經濟結構的變化發生或快或慢的變化。第三是在實體的上層建筑之上漂浮著與上層建筑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式，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意識形式等等。這些意識形式雖距經濟結構最遠，但同樣要受到經濟結構的制約，且間接地反作用于經濟結構。從上述馬克思的論述來看，文學和政治在社會結構框架內應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屬于制度的上層建筑和觀念的上層建筑領域，這是毫無爭議的。就文學來說，文學屬于觀念的上層建筑，與經濟結構更遠且間接地發生作用，也是清楚明晰的。耐人尋味的是關于政治的論述，它既屬于制度的上層建筑又屬于觀念的上層建筑，這當如何理解呢?如果我們不厘清政治的歸屬和位置問題，就不能很好地把握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從馬克思運思的邏輯理路來看，對于這一疑問，只有將其置于社會結構整體的聯系的過程中進行考察，才有助于我們的理解和判定。

從社會結構整體的聯系過程來看，政治應歸屬于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又有制度的上層建筑和觀念的上層建筑之分，而政治恰恰同時屬于兩個層面。而這兩個層面的政治，即制度的上層建筑的政治和觀念的上層建筑的政治又是有明顯區別的。制度的上層建筑的政治主要是指階級、政黨、領袖以及以此為核心的政府、政治會議、政權體制和設施。馬克思所說的“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中的政治就是指制度上的政治。后來，普列漢諾夫根據這一重要表述，運用“社會心理”中介說，對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進行了補充，提出了著名的社會結構五項式。但除了將馬克思提出的“社會意識形式”分解為“社會中人的心理”和“思想體系”兩部分外，其他沒有發生什么變化，基本上移植了馬克思制度的上層建筑的政治的內涵。觀念的上層建筑的政治則有所不同，它歸屬于與經濟結構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式，主要是指在經濟基礎作用下所形成的社會人的意識、思想、觀念。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并不是處于同一層面的，它既屬于制度的上層建筑又屬于觀念的上層建筑。由于政治的雙重位置，自然會組成與文學的不同關系。就此而論，既往詮釋文學與政治關系時出現的錯誤理解，某種程度上是由于沒有弄清政治在社會中的位置所致。

二、文學與政治在馬克思恩格斯文藝思想語境中的基本內涵

從以上對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的簡要分析可知，在社會結構系統中，文學與政治不處于同一層面的事實是十分清楚的?；緝群煌瑳Q定了它們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的不同，反過來，位置的不同是由于基本內涵的差異所致。那么，文學與政治的基本內涵是什么，或者如何判定它們的基本內涵呢?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有關文學與政治方面的論述，為我們把握和理解這一問題奠定了基礎。

先看政治。馬克思對政治的表述集中體現在上層建筑的兩個層面，即“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筑”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上。前者為制度的上層建筑，后者為觀念的上層建筑，處于不同位置，其內涵大相徑庭。制度的上層建筑，結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思想語境，主要是指以階級、國家、政黨、革命等因素為核心的政治組織、政治體制、政治運動、政治斗爭。而作為觀念的上層建筑的政治，其內涵是截然不同的。由于它與制度的上層建筑不是處于同一層面，因而其內涵必須遵從觀念的上層建筑的規定，主要是指在人類物質活動基礎上形成的政治思想、政治觀念、政治意識等。依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觀念形態的政治首先依賴于人類的物質實踐，是人類物質活動的產物，“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其次，觀念一旦形成便具有自身的獨立性，便具有意識形態的力量。觀念

形態的政治也是這樣，它依據基礎從政治或者社會實踐中產生，與作為制度的上層建筑的政治彼此適應且共同適應于經濟基礎。這些政治觀念或者觀念體系，要么作為物質生活過程的反射、反響和“必然升華物”，要么作為對物質生活過程的“倒立呈像”(虛假意識)而存在。它常常掩飾社會和經濟關系的真實本性，為社會經濟資源的不平等分配作辯護，從而服務于社會中的集團利益和階級統治。第三，政治觀念或者觀念系統具有動態性和變化性，整體上它是隨社會及其經濟結構的發展變化而不斷發展變化。就觀念自身而言，它也時時處于自我更替和延展之中。因為“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的生產者”，在改變現實世界的同時，“也改變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思維的產物”。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這些論述中，我們明顯可以發現作為觀念的上層建筑的政治的意識形態品質。

再說文學。一般而論，文學屬于觀念的上層建筑似無多大異議，這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文學所做的內在規定，但同屬于觀念的上層建筑的文學是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呢，這要由文學的內涵來說明。文學作為觀念的上層建筑，盡管在根源上要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同時也要遵循觀念的上層建筑的規定，但觀念的上層建筑的范圍是很寬泛的，不同的社會意識形式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和區別。文學作為社會意識形式之一，其獨特內涵可以由以下方面來說明。

首先，文學的特殊性表現在它以生產某種觀念、思想和情感為目的，主要是滿足人們內在的精神需求。文學作為人類精神生產的產品，與物質現實世界的關系是間接的，它是社會生活在心理、思想、意志、情感等觀念形態上的反射、表現和反響。人們把它創造出來，不是為了狹隘的實用目的，而是為了反映社會、描繪人生、陶冶性情、凈化心靈、愉悅思想感情。因此，從本質層面上講，文學具有多重本質，是社會本質、人學本質和美學本質的統一。這是因為：在客觀上，文學反映的是以人為主體的社會生活；在主觀上，文學是社會之人的創造，不像物質生產那樣可以無動于衷地對待自己的對象。文學家總是要按照藝術的規律以藝術的方式進入對象，通過對生活現象的描繪和審美判斷，表達出某種好惡要求、美丑觀念和愛憎情感。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歌德的論述，對敏·考茨基、瑪·哈克奈斯的批評，對海涅、維爾特的贊頌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其次，文學的社會意識形態力量是間接的、潛移默化的。文學不像政治、法律的觀念那樣直接產生于經濟基礎，比較直接地服務于經濟基礎。文學是屬于“那些更高地懸浮于空中的意識形態領域”，有其自身性質的獨特性，它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是間接的、潛移默化的。當經濟基礎發生變更時，作為離經濟基礎更高更遠的文學則變化比較緩慢，常常出現與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它的某些社會屬性、人學屬性常常通過藝術形象隱晦曲折地表現出來，不像政治、法律觀念那樣昭然若揭。更重要的是它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是通過反作用于政治、法律、道德等中間環節而間接實現的。

第三，對世界的掌握方式的獨特性。與其它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同，文學作為藝術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具有兩個層次的內涵：一是從認識論著眼，顯示了藝術對于人的根本意義之所在，體現了人作為主體對世界的一種關系，藝術不僅具有怡情悅性的娛樂功能和價值，而且還是對世界的認識和理解，并參與對世界的改造。二是就具體的藝術活動而言，藝術作為對現實的一種占有形式，藝術精神的掌握面對的是人和人的社會生活。所以它又是立足于精神生產實踐和社會發展需要，遵循美的規律，通過人的審美感受和審美體驗將人類社會和自然加工成藝術形象的精神活動。這就意味著，藝術精神的掌握作為人類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其內涵既體現在認識論方面，同時也體現在實踐論方面，它不僅包含著藝術認識的方法，而且包含著藝術實踐的方法。藝術精神的掌握不僅指向對世界的認識、理解，還指向藝術作品的構思與表達，也即創作。

三、文學與政治的相互關系

由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社會結構理論及其思想語境中文學與政治的基本內涵可以知曉，馬克思恩格斯文藝思想中文學與政治之關系是復雜而密切的。因為文學與政治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不同，所呈現的關系也將殊異。就制度的上層建筑的政治而言，政治與文學處于不同層面，分屬于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兩層面；就觀念的上層建筑的政治而言，政治與文學是同屬于觀念的上層建筑，又處于同一平臺上。加之，文學與政治在內涵上又各自具有獨立性和特殊性。因此，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誰從屬于誰的從屬關系，或者互不相關的平行關系。時下或強調突出政治立場，或力倡回歸文學本位，都是對文學與政治之關系的簡單片面的理解。那么，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語境中的文學與政治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呢?用馬克思主義的事物之間是存在普遍聯系的觀點來看，這一關系可以簡縮為一種功能意義上的雙向互動關系。它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一是對話關系。

從社會結構整體上看，文學與政治首先表現為一種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馬克思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恩格斯所說的“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就是這個意思。這里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政治、文學、藝術等都是以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無論它們是處于同一層面還是不同層面，作為有機聯系的社會結構系統的組成部分，都要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和決定，并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同時，政治和文學又都互相作用和影響。其二，基于文學與政治各自的內在本性，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在根本意義上則呈現的是一種對話關系。盡管文學要面對制度的和觀念的上層建筑的雙重政治，但由其各自自身內涵的規定，文學與政治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其實是一種相互間的對話。它們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發出召喚，并有意無意地要求對方作答，由此形成一種對話關系。從政治對文學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政治作為統治關系是社會最重要、最廣泛、最有影響、最具有覆蓋性和滲透性的因素，總是要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一切社會意識形式發出認同性召喚，將它們納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學總要自覺不自覺地對政治的召喚以自己的方式作答。反之亦然。

文學與政治的這種關系，可以由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具體論述得到證明。在傾向性上，恩格斯指出：“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和喜劇之父阿里斯托芬”以及但丁、塞萬提斯等等都是“有傾向的詩人”。恩格斯這里所說的傾向性就包括政治傾向性和階級傾向性。他說：“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欲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倍鞲袼乖u價巴爾扎克的《人間悲劇》時說作者“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又“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歷史”也是基于同一視角。這里“傾向”又與“階級”并列，而且說主要人物是“一定思想的代表”，清楚地表明了上述政治意向。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文學的傾向性的同時并沒有將文學的傾向性絕對化，而是遵循文學自身的規律，主張“莎士比亞化”，反對“席勒式”，要讓傾向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出來”，“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在題材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視描寫政治的或者階級斗爭的重大題材，恩格斯對歐仁·蘇、喬治·桑、狄更斯一類表現“窮人和受輕視的階級”的作家表示由衷贊揚，稱其為“時代的旗幟”。馬克思恩格斯對維爾特這樣的無產階級詩人及其作品，對海涅“宣傳社會主義的詩作”《西里西亞紡織工人之歌》表示了熱情的贊揚。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從未對題材設置禁區，他們同時認為文學的描寫對象是十分廣泛、沒有限制的，絕不應以政治、階級斗爭為界域。在文學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問題上，馬克思恩格斯重視文藝作品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思想性、政治性和藝術性的統一。恩格斯在評論斐·拉薩爾的劇本《濟金根》時說：“我是從美學觀點和歷史觀點，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標準來衡量您的作品的?！痹凇对姼韬蜕⑽闹械牡聡鐣髁x》中又說：“我們決不是從道德的黨派的觀點來責備歌德，而只是從美學和歷史的觀點來責備他?！边@里，恩格斯所說的美學觀點是指美學規律，藝術規律。只有通過對文學作品的審美分析，才能揭示作品所達到的美學品位，才能準確地判定作品的藝術價值。所謂歷史觀點，就是強調文學和社會生活的密切聯系，包括政治的聯系，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因此，文學作品中所蘊涵的時代、民族、階級、政治、宗教、倫理、道德、文化心理等內容，是文學作品社會政治屬性的具體體現，理應予以重視。

總之，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文學與政治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基本內涵及其相互關系的論述，為我們從理論上厘清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正確理解和把握其內涵奠定了基礎，不僅如此，對于校正在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討論中的偏頗，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啟示和方法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