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緣傳》寫作地點考證（續）

蘇家慶　林若紅

中圖分類號：1207.41文獻標識碼：A

[續2008年第4期]

康熙二十一年萌水鎮的水災情況，除了袁藩詩中的記載以外，目前沒有見到另外的記載。筆者曾到萌水鎮實地考察，訪問了水磨頭村的劉永山先生。據他介紹，聽年過80歲的王老先生回憶說：由于年代久遠，康熙年問的事誰都說不清楚了，只記得民國三十二年的大水。那年萌水鎮西門進水，北門也被水圍。大水沖垮了水磨頭村東的古石橋。

查閱蒲松齡康熙二十一年的詩文，在《賦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中就用了“千家野哭聞墟舍，幾點漁燈近柳莊。劫種三生寧可避?只令空憶費長房”的句子，抒發對劫后余生的慨嘆。甚至到了次年的《荒齋不寐》中，還寫有“雨余向晚昏黑生，殘雷隱隱電飛明。北風滅燭扉閛閛，抱膝獨宿心惶驚”的詩句，仍對客年的水災心有余悸。

蒲松齡雖然在詩中沒有對東明水的水災作正面描寫，但是他在《聊齋志異》中的《水災》篇，卻有著翔實的記載：

康熙二十一年，山東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草。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種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一日，石門莊有老叟，暮見二牛斗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攜家搬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為澤國，并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獨存；兩兒尚并坐床頭，嬉笑無恙?；蛑^夫妻之孝報云。此六月二十二日事也。

不必再作任何比對，以《水災》來詮釋《傳》描寫的“繡江縣明水鎮”水災，兩兩相照，結果一目了然。

蒲松齡進一步了解到袁藩家遭受水災的情況，或者已經到了康熙二十四年，袁藩到王村西鋪畢際有家撰修《淄川縣志》，這時蒲松齡看到了袁藩寫的《水難》詩，于是他又寫了《袁宣四水沒居廬，戲而吊之》詩：

萬卷漂流一舍孤，斷垣荒址盡榛蕪。

文君自有春山恨，況并當年四壁無。

以及一剪梅《戲簡袁宣四孝廉》詞：

西風剪剪雨梭梭，朝也滂沱，暮也滂沱。

一庭秋水細生渦，階下成河，床下成河。

涉泥踏濘苦蹉跎，炊者咨嗟，餉者咨嗟。

主人張蓋仆披蓑，一憚奔波，一怨奔波。

詩和詞都是對袁藩遭受水災的關切。

在水災的具體時間描寫上，《聊齋志異》中是：“六月二十二日”，“雨暴注，徹夜不止”；袁藩寫的是：“六月一雨雨不休……廿二之夜一更馀”，都是發生在同月、同日的晚上?！秱鳌肥恰靶梁テ咴鲁跏兆訒r”，從時辰上來說，與袁藩寫的前后相差不到兩小時!

還有問題就是，淄川縣萌水水災年份(康熙二十一年)的干支是“壬戌”，而《傳》描寫的造成明水水災年份的干支是“辛亥”，又怎么說呢?據《蒲松齡年譜》記載：“康熙九年庚戌，……秋，先生應孫蕙之聘，到江蘇寶應縣做幕賓?！笨滴跏?辛亥)，蒲松齡正在寶應縣做幕賓。這年，蒲松齡寫有《清水潭決口》、《夜坐悲歌》以及《再過決口放歌》等詩，寫的是高郵湖清水潭決口造成水災的情況。例如《再過決口放歌》詩中就有：“清潭決口波如山，云水萬頃相鉤連。渚涯不復辨牛馬，湖風吹起聲連天”的描寫。

萌山湖與蒲松齡執教30余年的王村鎮西鋪村相距二十多里路。范陽河的支流白泥河，就發源于白云山跑馬嶺南麓，流經王村西鋪村北。

《傳》作者對故事描寫早已有了“事不同時，人相異地”的聲明。親歷了康熙二十一年淄川縣的水災，親見了“辛亥”年高郵湖的水災，又了解到袁藩家遭水災情況的蒲松齡，在《傳》中把“壬戌”置換為“辛亥”，將這幾方面集中到一起來描寫，我們似乎不應該“病其牽合?！?/p>

《傳》整部書中，許多地方都是明寫繡江縣，實寫淄川縣。作者巧妙地借用了章丘縣某些地名，大書特書淄川縣的風景、山水之勝。同時還把淄川縣的水災嫁接給了以章丘縣繡江河命名的“繡江縣”。這一現象說明，《傳》的作者不僅十分熟悉淄川情況，對所借地名的章丘也有所熟悉。蒲松齡在王村西鋪畢際有家設館教書30余年，王村與章丘明水毗鄰，蒲松齡去濟南時，途經章丘明水。明水的山水也時常訴諸于他的筆端，并反映在他的詩、文中。例如《聊齋志異》中的《權牙山洞》、《蟄龍》等文章皆取材于章丘；當蒲松齡在西鋪畢家教書時，他的同學張篤慶也在章丘名宦焦毓瑞家中當塾師。蒲松齡就曾經到焦家拜訪張篤慶，同游女郎山，寫有《女郎山》詩；由于自己多次鄉試不第，就曾吟《明水阻雨》詩志感抒懷。

康熙年間任淄川縣知縣的張嵋，與時任章丘縣知縣的浙江錢塘人鐘運泰是同鄉同科，時有往來。張嵋游明水之后，有抒懷之作。蒲松齡步其韻作有《和張邑侯過明水之作》(七律八首)。其一有“樓臺近接繡河陽，菱芡風來水氣香”句；其四有：“般河百里遍春陽，才子鳴琴政績香”；其五有：“百脈泉生白山陽，野田早發青蓮香”；其六有：“小結茅廬孝水陽，郵亭初接令公香?！痹娭袑⒆痛?、章丘兩地的山水名勝，諸如般河、孝水、繡江、明水，進行了有機的結合。這也正好符合了《傳》中將淄川縣與章丘縣糅合在一起，描寫成“繡江縣”的創作構思。

筆者因此說，具備《傳》創作條件的人，當然為數不少。但是最具備條件的，則非蒲松齡莫屬?！秱鳌分械拿魉?，無疑就是淄川縣萌水——東明水。

通過以上對水源、水系、水災情況的比較論證，蒲松齡寫作《傳》的事實已經昭然若揭。

三、古剎牌坊可證繡江縣就是淄川縣

孫楷第先生在《信》中說：“就地理風俗論之，知小說所指地域確為章丘?！蔽覀兙鸵浴帮L俗論之”。

《傳》書中兩處寫到了四牌坊：第二十三回寫：“這祝其嵩一日進城去納錢糧，……在四牌坊底下拾了一個白羅汗巾”第三十七回寫：“又到了府學里邊看了鐵牛山，從守道門前四牌坊到了布政司里面”，我們只討論“繡江縣”的四牌坊。

四牌坊是古代一種城市建筑，往往成為某一城市的特殊標志。筆者查找了山東省省情網收錄的《章丘縣志》，在章丘縣古建筑章節里，沒有找到關于四牌坊的記載。如果《傳》作者是以“繡江縣”來寫章丘縣，這作為特殊標志的四牌坊是不會被遺忘的。章丘縣沒有四牌坊，而《傳》中的“繡江縣”又出現了四牌坊。這說明“繡江縣”所代表的就不一定是章丘縣。

據《淄川縣志·建置志·坊表》記載：“四牌坊，縣十字街中。弘治十一年知縣楊武建。嘉靖二十八年知縣許鑭重修。崇禎十三年知縣楊蕙芳重修。東列歷科進士，南列名宦鄉賢，西列歷科鄉舉，北列歷代人物忠臣孝子?！贝撕笄迩∧觊g又有重修。

淄川般陽古城的牌坊，始建于明洪武年間，弘治、嘉靖、萬歷及清順治、康熙年間均有續建。至清末民初，在城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尚矗立著23座牌坊。居于縣城中心十字路口就是始建于明弘治十一年的木結構四牌坊。按照明清兩代朝廷的規定，只有文武官員科舉齊全的府、縣才有資格建四牌坊。據記載，淄川縣明代有進士31人，舉人99人，武科、武職16人；清代有進士46人，舉人

137人，武科、武職58人。所以淄川縣有資格建四牌坊。

淄川縣的四牌坊整個坊架用精雕花紋方木結構建造，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用雕刻花紋的方木成頂，砌成斗拱飛檐式，上端四周配裝吻吞龍頭圓脊，外有“靈獸”斜脊；角檐凌空高翹，頂部覆以黃色琉璃魚鱗瓦；四角均裝銅鈴，風吹銅鈴，聲傳四方。坊上層四面嵌裝小牌匾。東、西匾刻“恩榮”，北刻“宰相”，南刻“桂林”；中層四周用透雕木板裝飾成大匾牌。東列歷科進士，南列名宦鄉賢，西列歷科鄉舉，北列歷代著名人物及忠臣孝子。該四牌坊毀于1938年戰火。

淄川縣四牌坊俗稱“四牌樓”。蒲松齡故鄉至今流傳著關于“四牌樓”的歇后語：“四牌樓不叫四牌樓——叫城(成)心”，用來表示“故意”的意思。筆者曾聽老人說過，舊時淄川縣人經常以四牌樓作為向周圍縣城夸耀的資本。

為了進一步了解“四牌坊”的有關情況，筆者在互聯網上進行了搜索，只找到不多幾處介紹。主要有：

山西省兩處：翼城縣舊城南十字街心“四牌坊”以及“曲沃縣城內貢院街孝母巷四牌樓”。

重慶市江津市幾江鎮四牌坊。

江蘇省興化縣四牌樓，也叫“四攢坊”。

此外，以四牌樓作為地名的有北京(作為明、清兩代封建國都的北京市，曾經建有三百多座牌坊，也只有東四牌樓和西四牌樓)以及南京、廣州、滁州等。

筆者還通過山東省省情網搜索、查找全省及其他市、縣的史志資料，從網上沒有找到“四牌坊”建筑或有關記載。即使是圣人之鄉的曲阜，牌坊眾多，但也沒見到有關于四牌坊的記載。

以上充分說明，雖然“四牌坊”不是舊淄川縣所僅有，但局限于《傳》書中所描寫地域環境來說，不能不作為“繡江縣”即淄川縣的明證之一。比如書中所提到的其他縣如鄒平縣、新泰縣、長山縣就沒有“四牌坊”。章丘縣當然也沒有。所以說，《傳》作者是淄川人無疑。他在寫到縣城的情況時，就很自然地將“四牌坊”采入書中，使之成為“繡江縣”——淄川縣的主要標志。

第四十三回“提牢書辦火燒監，大辟囚姬蟬脫殼”中，寫到了女監失火，燒死“珍哥”的情形，說：“幸得是西北風往東南刮，是空去處，不曾延燒?！?/p>

據《淄川縣志·建置志》記載：“獄在縣署西南隅?！睆摹蹲痛h志》收錄的“淄川縣治圖”看出，禁獄建在整個縣衙建筑群的西南角，南院墻與縣署大門平行，東西之間離著很大一段距離。進大門后，還有儀門及兩邊角門?？h正堂座北朝南，正堂后面是庫樓、書院以及官宅等其它建筑。禁獄的西面、南面都沒有建筑，所以說“是空去處”。

第四十三回故事說的是“前世姻緣”，故事的發生地是武城縣。如果武城縣舊縣城的縣治與此一樣，這一舉例就不能說明問題。如果各地縣治是有區別的，那么《傳》的作者就一定是見過舊淄川縣治以及縣治圖的人?！秱鳌窌兴f的“武城縣”以及“繡江縣”，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淄川縣?！秱鳌返淖髡甙司挪浑x是淄川縣人。

蒲松齡一定去見過舊淄川縣衙，見過淄川縣署的建筑情況；并且。這“淄川縣治圖”的作者也是蒲松齡的好朋友王敏入。因此說蒲松齡對舊淄川縣縣治應該是熟悉的。單據以上兩條證據，不能說《傳》的作者就是蒲松齡。但是加上其他證據，就不能不說《傳》的作者是蒲松齡。

說到淄川縣治，我們還須認識一位“守道副使李粹然”。

《傳》第三十一回“縣大夫沿門持缽，守錢虜閉戶封財”中描寫：在繡江縣遭受水災后，上天“又差了兩尊慈悲菩薩變生了凡人，又來救度這些兇星惡曜。一位是守道副使李粹然，是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丙辰進士”。

據《淄川縣志·師官志·知縣》記載：“李政修，字粹然，懷慶衛人，進士。天啟元年任，三年調滋陽。仕至本省副使?！薄畲馊辉谧痛h任知縣三年。

據《河內縣志·先賢傳》記載：“李政修，字粹然，萬歷丙辰進士。授介休令，丁內艱。起復補淄川。節省馬價八百金，悉充逋賦。調滋陽令，擢禮部郎中，遷濟南道，視左轄篆，卻岱宗香稅三千金。遷嘉湖道。再遷濟南道，未任乞休……國初，薦補天津道，升淮海道，卒于官?！?轉引自孫楷第《一封考證(醒世姻緣)的信》)由此看出，李粹然是兩朝為官，直到清初才去世。

再據《淄川縣志·選舉志·進士》記載：“畢自肅，萬歷丙辰錢士生榜。授定興知縣，升禮部主客司主事，寧前道參議，……巡撫遼東?！碑呑悦C是畢際有的八叔父。李粹然與畢自肅是萬歷丙辰同年進士，兩人肯定熟識。李粹然又曾經在淄川做縣令，與西鋪畢家很可能有所交往。

李粹然是《傳》中所描寫的有真實姓名的人物之一，也是在淄川縣任過職的唯一的一位。他在任“濟南道”之前做過淄川縣知縣?！秱鳌纷髡甙炎鲞^淄川縣知縣的李粹然以真實姓名寫入書中，如果《傳》作者不是淄川縣人，恐怕別地人士不會有此意愿。我們前面說過，康熙二十六年修《淄川縣志》的辦公地點曾設在畢際有家；《淄川縣志》記載了李粹然在淄川縣任職的情況。無論是聽畢氏家人口碑傳說還是參考《淄川縣志》，蒲松齡都有將李粹然事跡采入書中的條件。

《傳》中還有許多關于廟宇的描寫，大都與淄川縣有著程度不同的聯系。我們揀主要的幾處加以分析：

龍王廟：

《傳》有幾處寫到龍王廟。

第二十三回中說：“離這繡江縣四十里一個明水鎮，有座龍王廟。這廟基底下，發源出來滔滔滾滾極清極美的甘泉，也灌在白云湖內?！?/p>

第三十一回中說：“楊按臺感那神功保佑，要蓋一座龍王廟侍奉香火?！?/p>

孫楷第先生在《信》中說：“龍泉寺，在明水鎮，百脈泉由此出。小說謂明水鎮有座龍王廟，廟基底下發源出來滔滔滾滾極精美的甘泉，當即指此?！?/p>

我們先看西明水。據《章丘縣志》記載，全縣共有十六座明清時期的古廟宇，沒有一座是以龍王廟命名的。只有一座“梵王宮”，早年稱隆泉寺，后稱龍泉寺。龍泉寺的百脈泉，是繡江的源頭。百脈泉和寺院合為一體，舊時被列為章丘八景之一，稱“百脈寒泉”。

百脈泉雖然匯入繡江與白云湖相通，但是在地理上沒有對明水造成水害的可能。同樣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傳》中的“龍王廟”，說的不能是西明水“龍泉寺”。這“龍王廟”說的是那里呢?

淄川縣涉及“龍王”或“龍泉”的廟宇有多處，《淄川縣志》多有記載。

據《淄川縣志·建置志·寺觀》所記：“龍泉寺，俗名燕窩寺。邑西五十里，長白山中?！薄褒埲隆币苍凇鞍汴柖木啊敝畠??！蹲痛h志》收錄的“般陽二十四景”，縣志附第二十一圖有題記：“龍泉寺，一名燕窩寺。長白山畔，殿倚高巖，門前泉瀉為塘。暑月荷花啓時，柳幕草茵，不知仇池、雁宕為何處矣?！逼渚唧w位置在今王村鎮栗家莊北。蒲松齡文集載有《栗里建橋疏》，其中說：“栗家莊當東西南北之衢，道有橫渠，水才沒踝，而淖倍之?！闭f的就是諸泉水流情況。該泉水經白泥河匯入范陽河，總匯萌山湖。

《淄川縣志·建置志·寺觀》還記載：“龍泉庵，縣西冶頭莊西南。面山臨流，境地幽僻。明嘉靖間里人鄭聰重修，邑人王納言有

記?！币鳖^莊離西鋪十幾里，與王村、西鋪同屬于淄川縣正西鄉(舊稱忠信鄉)，是蒲松齡去西鋪的必由之路。

據筆者實地考察，聽當地老人說：龍泉庵當地俗稱南庵，原址在村西南的高崖上。當年崖下有泉，匯成一個水潭；水北流幾十米：就進入自西東流的白泥河，然后經冶頭莊南向東匯入范陽河。舊時廟宇的西側平時只有山泉水形成的涓涓溪流，雨季時沖山的山水經此處入白泥河。如果有“滔滔滾滾”的水勢，應該是雨季。

還據一位曹先生介紹：淄川縣城通王村的古道就從冶頭莊龍泉庵附近經過。蒲松齡當年來往于蒲家莊與西鋪之間，都從冶頭莊里通行。傳說蒲松齡有時會去廟里歇息，與道士攀談。龍泉庵山門朝南，面向沖山。進門后有影壁，影壁以里兩側有石碑，正中是大殿；東跨院是鐘亭，有直徑近一米的大鐘；西進院是娃娃廟。龍泉庵在解放初期還十分興旺，有姓張的一家道士住著。第一次毀壞是在1958年大煉鋼鐵時，拆磚建爐，砸鐘煉鐵；第二次是80年代末，在舊址上建起了馬賽克廠。

蒲松齡寫有《新建龍王廟碑記》以及《募修龍王廟序》，說的是蒲家莊東柳泉上新建于康熙四十二年九月的“龍王廟”。他在《募修龍王廟序》中寫道：“淄東七里許有柳泉，邑乘載之，志勝也?！钫稍S，水滿而溢，穿甃石，虢虢出焉，故土人又名滿井?！涑鲆?，匯者淵之，流者溪之，夏潦秋霖，客水相續，則泱泱然河矣?！?/p>

分析可見，《傳》中所說的龍王廟，與淄川縣的“龍泉寺”、“龍泉庵”以及蒲家莊的“龍王廟”都極為相似。反過來說，與《傳》描寫的“龍王廟”極為相似的“龍泉寺”、“龍泉庵”、“龍王廟”，一處在蒲松齡設教的王村；一處在蒲松齡去西鋪的必由之路冶頭莊；一處在蒲松齡的故鄉蒲家莊，都與蒲松齡有聯系。將自己在現實生活中觀察到的事物寫入《傳》小說中，蒲松齡具備這一條件。

關帝廟：

舊時關公被佛、儒、道三家稱為神；被民眾視為商界守護神、醫藥神、戰神；讀書人則視為文昌。他被歷代皇帝加封二十三次之多。明萬歷四十二年被加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清順治元年被封為“忠義神武關圣大帝”；清康熙時封為“伏魔大帝”。由“候”加封至“圣”至“帝”?？滴跛氖?，康熙皇帝曾親臨關公故鄉解州拜靈題匾?！秱鳌返淖髡邔Α瓣P帝”也是崇敬有加。

第二十八回“關大帝泥胎顯圣，許真君撮土救人”中寫：“那路口，有小小的一問關圣廟。那廟往日也有些靈圣，那明水鎮的人幾次要擴充另蓋，都托夢只愿仍舊?！?/p>

蒲松齡有《關帝廟碑記(代孫咸吉)》、《jE沈馬莊募修白衣閣、關帝廟疏》、《關帝祠碑記》等。王村鎮的關帝廟在東門里路北。關帝廟幾乎是每地都有，每村皆建。王村鎮有關帝廟好象并不說明問題，蒲松齡寫有關于關帝廟的碑文也不足為奇。只是其中的《關帝祠碑記》是蒲松齡為故鄉蒲家莊所寫。全文如下：

蒲家莊舊有關帝神龕，眾嫌其湫溢而褻圣像，欲大其規模，而又為基址所限，乃鳩工庀材，稍式擴之。非敢言廟貌，亦聊蔽風雨云爾。

康熙三十四年歲次乙亥八月癸丑

讀了蒲松齡的這篇碑記，你是不是會覺得它與《傳》中對關圣廟的描寫也有相似之處呢?

三官廟：

第五十六回“狄員外納妾代皰，薛素姐毆夫生氣”中說：“明水鎮東頭有三官大帝的廟宇，往時遇著上、中、下三元的日子，不過是各莊的男子打醮祭賽，享福受胙而已?！倍λ亟銋s執迷不悟，“狠命的纏薛夫人要往三官廟里看會，白云湖里看放河燈?！币灾劣谑埂暗移抛?、薛教授兩下里氣的一齊中痰，兩家各自亂哄，灌救轉來，都風癱了左邊的手腿?！?/p>

按封建社會的道德理論，薛素姐罪孽不輕。而她自己卻渾然不覺，仍然一意孤行。蒲松齡的《王村三官閣募鑄鐘序》中寫道：“……三官閣舊有巨鐘，誤為傭賃者所破，數年來遂無是物。以世代流傳之物，自吾而見其壞，終屬闕略。居是土者，自宜合力改鑄，隨分捐資。如從所愿，不惟湯鑊夜息，可以蘇大獄之游魂；抑且大呂晨鳴，足以醒鹿蕉之幻夢!”看序文中的意思，好象就有著對“薛素姐”一類人物的懲戒意味。

蒲松齡序文中所說的三官閣也稱三官廟，其具體位置在王村鎮東門里五十米處路北，與關帝廟相鄰，門前就是從淄川至濟南的通衢大道?！秱鳌分姓f的“三官大帝的廟宇”在“明水鎮東頭”；蒲松齡筆下的“三官閣”在王村鎮東門里——再明顯不過，“三官大帝的廟宇”與“三官閣”是一回事，《傳》此處所說的這個“明水鎮”，就是王村鎮。

蓮花庵：

在《傳》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七十四回都提到了“蓮花庵(蓮華庵)”。第六十四回“薛素姐延僧懺罪，白姑子造孽漁財”中說：“濟南府繡江縣明水鎮蓮華庵”。有學者早已考察到，不僅明水鎮，整個章丘縣都沒有叫做蓮花庵的廟宇。恰恰淄川縣就有蓮花庵。

據《淄川縣志·建置志·寺觀》記載：“蓮花庵，縣東北二十里，河東莊西。石岡狀類蓮花，上建白衣庵，名曰青蓮?！鄙徎ㄢ值乃诘睾訓|莊，在今天淄博市淄川區羅村鎮，離蒲松齡故鄉洪山鎮蒲家莊也就十幾里路。

蒲松齡在《尼姑思俗曲》附記中寫道：“康熙十有二年，暮春之初，寂寞殊甚，與高念東徒步而游。偶至城東北之故有蓮花庵?！边@又是必然的巧合!如果哪位讀者有興趣，讀一下《傳》中描寫的關于蓮花庵白姑子等人的故事情節，與《尼姑思俗曲》情節略加對照，你就會覺得巧合得更加必然。

玉皇廟：

第七十二回“狄員外自造生墳，薛素姐伙游遠廟”中說：“那日恰好是三月初三，離明水鎮十里外有個玉皇宮，每年舊例都有會場，也有醮事?！?/p>

據清宣統三年《淄川縣志·三續寺觀》記載：“玉皇廟，在縣西五十里張家土鼓城東。規模宏敞，殿宇輝煌。舊有觀音殿、關帝廟。國初添建玉皇閣，邑人唐太史夢賚有碑記?！?/p>

唐夢賚在《重修玉皇宮募序》中說：“般陽，山國也，泉石佳于他邑。而西南一帶，云寺、甘泉猶勝?！晕髂先畡偃绱?，而玉皇宮實雄峙于別峰”。

玉皇宮原址在王村鎮張古城村東不遠的青陽河畔，離西鋪只有里許，離王村鎮不足三里。書中說玉皇宮“離明水鎮十里外”，恐怕是為了切合“伙游遠廟”的標題，用以烘托情節。

筆者對玉皇宮進行了實地考察，現在的玉皇宮已經只剩了一座孤零零的廟門。廟門朝南，東西三間，為磚石結構的圓形拱頂式建筑；朝北有兩個窗戶，窗框和窗欞是一整塊石頭雕成，古樸中透露著早年的莊嚴和肅麗。廟門的對面是古戲臺遺址，還有殘留的臺基石墻。

當年的玉皇閣就坐落在廟門以北十幾米處的高臺上。在廟門南邊百多米遠的地方，是橫跨青陽河的“通仙橋”。該橋寬約3米，長約8米，兩個拱形橋空?，F在的橋是在舊橋墩的基礎上建成的。

蒲松齡有詩《九日同邱行素兄弟登豹山》(三首之三)寫到玉皇宮：

玉皇宮闕繡苔痕，白草青嵐接觀門。

上下云堆迷鳥道，東西雨腳暗山村。

閣中屨滿人盈座，殿角煙寒酒一樽。

呼吸若能通帝座，便將遭遇問天孫。

還有《登玉皇閣》詩：

高峰列坐一徘徊，恨少滌襟酒一杯。

青嶂不窮彌望盡，白云無數蕩胸來。

石連星宿群羊臥，樹接天門孤殿開。

鬢發蓼髪狂似昔，躡衣直上最高臺。

從兩首詩的意境中看到，后一首是在前次游覽玉皇宮的若干年后再次登臨玉皇閣，此時雖然年事已高，但是登臨的興致絲毫不減當年。蒲松齡的兩首登臨詩，不僅使我們領略到玉皇閣“規模宏敞，殿宇輝煌”，“雄峙于別峰”的過去，還為我們今天考證《傳》的作者留下了堅實的證據。作為蒲松齡來說，把自己曾經游覽、登臨過的景點寫入書中，可以說是順手可就。

通過以上分析考察證明，“繡江”的“源頭”不在章丘，而是在古般陽城——淄川縣。而把淄川縣以“繡江縣”為張目寫入《傳》的人，極可能就是蒲松齡。

四、西鋪著《姻緣》郡邑通衢認蒲翁

《傳》地理描寫上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除了“繡江縣”以及個別村莊地名屬于杜撰以外，其余地名都是描寫歷史上的真實地名。而且某些主要地點之間的距離，都有確切的實際里程描寫。這樣，就對我們考證“繡江縣”乃至明水鎮的具體位置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據，從而也就對《傳》作者的確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傳》第二十三回描述“繡江縣”與濟南府的距離時說：“這繡江縣是濟南府的外縣，離府城一百一十里路”。

孫楷第先生在《信》中說：“(章丘四至，西南至歷城縣治一百一十里，與小說所說合)是以繡江為章丘，實借水名為之?！币岳C江水名為縣名，是書中表露的事實?！罢虑鹚闹?，西南至歷城縣治一百一十里”，說的是縣治至縣治。章丘縣與歷城縣交界，如果以邊界至邊界說，就不存在距離。

我們來看淄川縣王村鎮至濟南的距離：

據山東省省情網資料表明，王村鎮西距濟南遙強國際機場50公里；據曾在王村西鋪“蒲松齡書館”工作過的畢思論先生提供，他曾經在去濟南時隨車計算里程，從王村鎮至濟南市解放橋，所計里程為60公里；如果減去新建路繞道等因素，也就55公里左右。由此看出，《傳》中說繡江縣“離府城一百一十里路”，與淄川縣王村鎮至濟南的里程相合。書中描寫應該就是淄川縣王村鎮至濟南的里程的運用。

《傳》書中詳細描寫路途里程的，再如第二十五回“薛教授山中占籍，狄員外店內聯姻”中說：“有一伙青州的布客，從臨清販下布來。往時這明水不是個住處，從臨清起身，三日宿濟南城東二十五里王舍店，第四日趕繡江縣住。這一日因有了雨，只得在明水宿了?！?/p>

書中所說的“青州的布客”也是因為下雨，沒有走完“第四日趕繡江縣住”的里程，住在了“明水”。然后第五天再從明水起程，經由“繡江縣”赴青州。這里有一個很大的誤區：因為本文第一章我們已經明確，舊章丘縣城在繡惠鎮，西北距明水“11.5公里”。如果以“繡江縣”為章丘縣，“青州布客”所趕的第四站就成了今天的繡惠鎮。

我們來分析“青州布客”的行走路線：從臨清到青州，按現實生活中正確的行走方向應該是正直由西向東，所經歷的地點都是在一條直線上。起訖路線為：臨清——濟南(王舍店)——(章丘)明水鎮——(淄川)王村鎮——淄川縣——青州；是不用經過“繡江縣”(章丘繡惠)的。

如果我們按書中所寫的行走路線排列，從臨清到青州，起訖路線就成了：臨清——濟南(王舍店)——(章丘)明水鎮——“繡江縣”(章丘繡惠鎮)——(淄川)王村鎮——淄川縣——青州。而濟南與明水鎮，與繡惠鎮的距離相差不大，但是方向卻不同。明水鎮在濟南正東，繡惠鎮在濟南東北。如果他們第四日所趕的“繡江縣”是章丘縣(繡惠鎮)的話，從濟南可以直接向東北到達章丘縣城，完成“第四日趕繡江縣住”的里程，根本就用不著歇在“明水”了。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如果他們的歇宿地是章丘縣的“明水”，那么次日再起程則是由明水至青州。正確的路線仍是自西向東，起訖為：明水——王村——淄川——青州。前面說過，舊章丘縣城在今章丘市明水西北的繡惠鎮，他們也用不著經過“繡江縣(繡惠鎮)”。(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李漢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