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費是“敏感信息”？

沈　棲

要建立透明化的政府，政務信息公開是勢所必然、理所當然的事。然而，有沒有政府“敏感信息”秘不可示?如果有，那么，哪些屬于政府的“敏感信息”?在回答這一問題前，先讓我們看一則來源于《人民日報》的報道。

沈陽市民溫洪祥向市財政局、審計局和“政務公開辦”等部門遞交《沈陽市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表》，要求沈陽市政府各個部門和各區縣(市)政府公開辦公費、招待費、差旅費等財務賬目。對此，沈陽市“政務公開辦”的回應是：“由于國內還沒有先例，政府部門財務信息又極其敏感，難度極大，這個公開可能不會一蹴而就……”這個回應，說白了，就是“三公”消費(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和公車開支)屬于政府的“敏感信息”，不宜公開。

何謂“敏感”?辭書云：“生理上或心理上對外界事物反應很快”。多年來對于我國各級地方政府的“三公”消費的奢侈化，老百姓確實在心理上“反應很快”，而且反應很大，廣受關注，容易成為議論的熱點。因為它的開支令人咋舌，堪稱“世界之最”!在去年11月26日央視《新聞1+1》節目上，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談到：政府一年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和公車開支總計九千億元，占全部行政開支的30％。這一數目如此驚人，以致主持人一再追問：“您再說一遍。是多少?”

數字不免太抽象了，不妨將這九千億元作些具體化的比較：它倘若用于補貼貧困人口，可以使全國一千四百多萬貧困人口每人每年分得六萬多元，躋身高收入者行列；倘若用于免除農村地區全部義務教育學雜費，可用上近四十年；中央財政對養老金的補貼逐年增多，到今年也不過才八百億。只占去年的“三公”消費的十一分之一。如此奢侈的“三公”消費，豈能不令人“敏感”?

民主政治常識告訴人們：一切權力歸人民。政府權力本是為了更有效地治理國家而由人民授予的。其惟一的職責就是為人民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F在，公共權力的一些“守望人”、公民社會的“公仆”卻理直氣壯地對主人拒絕公開“敏感信息”。置人民于何種境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倘若沒有包括政府財務信息在內的政務公開。就不可能有效遏制權力的濫用，一些地方的社會公器極易演化成某些權勢者的囊中私物。不是嗎?縣城科級局長的坐騎是進口豪華轎車，“官太太”也可以巧立名目變相公費出國旅游，一餐公費招待以五位數計并不鮮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人們痛恨腐敗，貪宮受賄最甚，其次就屬“三公”消費了。前者違法咎由自取。后者則往往以“工作需要”為由，難以追究。雖說體制內權力監督的機構越來越多，監督的制度也越來越細(以至連公費招待“四菜一湯”都早有明文規定)，卻不能收斂“三公”消費的奢侈化現象。

何以故?我認為，制度的制定和執行都要由一定社會和文化條件下的人來完成。在監督不到位的情況下。權力資源的掌控者可以自由把握制度落實的“度”。我們要用一些辦法來制約和矯正這個弱點，如公務接待改革，最有效的制約方式就是將其透明化、民主化。這里不妨舉一則“廉政指數排名世界第一”的芬蘭的例子：芬蘭中央銀行有位行長，有一次在公款宴上點了一道叫鵝肝的菜，按照該國的規定，所有的公務接待都要向國民公布，諸如接待什么客人。吃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錢，要上網公示。這道鵝肝的菜被公眾認為“超標”，傳媒曝了光，眾議嘩然。結果這位行長引咎辭職。黯然下野。制度是解決問題的良方，但一旦缺失透明化、民主化，缺失有效的監督，那么，所謂的制度極易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形式主義”，它更為隱蔽，亦危害更大。

說實在的，我很欽佩沈陽市民溫洪祥的膽識，他的提議彰顯了一個納稅人的自覺意識；納稅人意識似應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主動依法納稅，二是依法“盯”住政府及其官員，不許其“亂花納稅人的錢”。要求地方政府公開“三公”消費的清單，旨在不許政府“亂花納稅人的錢”，否則，我們相距“廉政”、“廉價”政府的目標會越走越遠。

與其他開放政治參與的改革措施不同，“三公”消費公開有利于細化財政預算項目，強化財政預算的約束力度，并不會危及社會穩定，它只不過是給“三公”開支加上一道“緊箍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