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混亂，哪里就有不自由

4月18日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在談到文化與自由問題時，著名影星、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成龍對媒體說：“有自由好還是沒有自由好，真的我現在已經混亂了。太自由了，就變成像香港現在這個樣子，很亂，而且變成臺灣這個樣子也很亂。我慢慢覺得，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p>

此言一出，兩岸三地反對之聲如潮。都有意見，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關注公眾人物的言行，盡管他們隔行發言時經常會貢獻一些“不想當廚子的裁縫不是好司機”式的笑話；另一方面，想來時代真是有了大進步，在經歷了風風雨雨的二十世紀之后，兩岸中國人對自由之價值有著廣泛認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詩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見過太陽?！奔词故悄切┘傺b贊美極權國家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樣的國家或者時代里生活。

“我們中國人是需要管的?！边@不是自我貶抑與自我歧視么？難道“我們中國人”不配享有他國民眾一樣多的自由？成龍“自由太多”的感慨難免給人一種時空倒錯之感。上世紀初，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中國迎來前所未有的自由與開放。兩年后，孫中山討袁失敗。有意思的是，當時孫中山也將“二次革命”失敗歸咎于“我們中國人”自由太多（見《孫中山全集》第九卷），認為只有采取集權的辦法才能革命成功。而國民黨后來之獨裁政治，便是始于當年“中國人自由太多”之判斷。

隨后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識。不惟德國、日本開始信奉法西斯主義，經濟危機來臨時，甚至有人在自由傳統素來深厚的美國公開宣稱“美國就缺一個墨索里尼”。告別“自由太多”的年代，結果人所共知。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沒有獲得想象中的秩序與繁榮，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亂、大動蕩與大災禍。

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本身便有一種約束機制，所謂“你揮舞的拳頭到我的鼻子為界”。進一步說，秩序與自由從來都是一對孿生兄弟，自由帶來的不是混亂，而是秩序。一方面，作為一種權利，自由本身便暗含秩序。上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同樣是為了建立一種秩序，而保護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國家作為一種手段，一種人造之物，必須以保護國民的自由為目的。有秩序，才會有自由。法治國家之所以受人贊美，即在于它以國民自由為第一目的，構建秩序即為保障自由。

出生于印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說：“發展是為了自由?！苯袢帐澜鐩]有哪個國家的人民不是在努力擴大社會的自由，并以公民自由界定公共權力。必須承認，今日中國內地并不是沒有混亂。三聚氰胺熱銷，民宅被“拆遷黨”摧毀……誰能對此視而不見？然而，一個人若不是因為翻多了跟頭而思維“很亂”，就知道這一切不是因為社會自由太多，而是因為權力“太自由”。

顯而易見，只有保障而不是縮減憲法賦予國民的自由，才能真正消除混亂。有言論自由，就不會有因言治罪的混亂；有遷徙自由，就不會有暫住證的混亂；有上訪自由，就不會有截訪的混亂；有私域自由，就不會有警察夜闖民宅的混亂。如孟德斯鳩所言：“有商業的地方就有美德?！蔽彝瑯酉嘈?，有經濟自由就有經濟繁榮，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寧；哪里有混亂，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原載2009年4月23日《東方早

報》本刊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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