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留下的文化和政治財富

梁　衡

千百年來，中國知識界流傳一句話：不讀《出師表》不知何為忠；不讀《陳情表》，不知何為孝。忠孝是封建社會的道德標準。隨著中國歷史進入現代社會，這兩《表》的影響力，已在逐漸減弱。但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同樣產生于封建時代的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卻絲毫沒有因歷史的變遷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因其蘊含著豐富的文化、道德和政治財富，使它如一棵千年古槐，歷經歲月的滄桑，愈顯其旺盛的生命力。

我們該怎樣做文章——文章達到的“三境之美”

《岳陽樓記》這篇文章到底好在什么地方?概括地說可以叫做“一文、=為、三境、五訣”。一文是指文采。做文章，不是寫應用文、寫公文。文者，紋也，花紋之謂；章者，章法。文章是以一門以文字為對象的形式藝術，它要遵循形式美的法則，并通過這個法則表達作者的精神美?！岸椤笔菍懳恼碌哪康模阂皇菫樗枷攵鴮?，二是為美而寫。既要有思想，又要有美感；既要有思想價值，又要有審美價值。文章有“思”無美則枯，有美無“思”則浮?！叭场笔侵肝恼乱_到三個層次的美，或日三個境界?？杉毞譃槿齻€層次：一是景物之美，描繪出逼真的形象，讓人如臨其境，謂之“形境”，類似繪畫的寫生；_二是情感之美，創造一種精神氛圍叫人留戀體味，謂之“意境”，類似繪畫的寫意；三是哲理之美，說出一個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讓你口服心服，謂之“理境”，類似繪畫的抽象。這三個境界一個比一個高?！拔逶E”是指要達到這三境的辦法，叫做“文章五訣”，即“形、事、情、理、典”。文中必有具體形象，有可敘之事，有真摯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還有可借用的典故知識。這一切，又都得用優美的文字來表達。這就是“一文、二為、三境、五訣”之法。以這個標準來分析《岳陽樓記》，我們就會驚喜地發現它所達到的藝術高度，就不難明白它為什么稱得上“千古第一美文”。

《岳陽樓記》的核心是闡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說出這一句話，這一個理，就不會有多大的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學藝術，是口號，是社論。這篇文章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鋪墊，而且全都用優美的文字來表述，用了許多修辭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現之前，已先收“形境”、“意境”之效，“三境”之美俱全。再加上貫穿始終的文字之美，算是“四美”了，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都分別達到了很難得的高度。

我們該怎樣做人——獨立，犧牲，理性的人格之美

人們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陽樓記》里的一句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卻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講政治，怎樣為政、為官，后者是講人格，怎樣做人。前者是講政治觀，后者是講人生觀。正因為講出了這兩個社會和人生的最基本道理，這篇文章才達到了不朽。其實，一個政治家政治行為的背后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撐，而且其人格的力量會更長久地作用于后人，存在于歷史?！安灰晕锵?，不以己悲”中的物，指外部世界，不為利動；已，指內心世界，不為私惑。就是說，有信仰、有目標，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對此，結合范仲淹的人生實踐，可從三個方面來解讀。

一是獨立精神——無奴氣，有志氣。在人性中，獨立和奴氣，是基本的兩大分野。范仲淹有一種卓然獨立的精神。家雖不幸，決不會固寄人籬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對皇帝也不搞盲目的個人崇拜。這在封建社會是很難做到的。我們不要小看人格的獨立。就整個社會來講，這種道德的進步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奴隸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雖有“士可殺不可辱”的說法，但還是強調等級和服從。進入資產階級社會，才響亮地提出平等、自由的口號，人性的獨立才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標準和道德意識。這一點西方比我們好一些，他們那里，民主革命徹底，封建殘留較少。中國封建社會長，又沒有經過徹底的資本主義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殘留就多一些。對照現實我們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堅持的獨立精神的可貴。正是這一點，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經得起風浪。做人就應該“寵而不驚，棄而不傷，丈夫立世，獨對八荒”。

二是犧牲精神——為官不滑，為人不奸。怎樣處理公與私的關系，是判斷一個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標準。范仲淹一生為官不滑，為人不奸。他的道德標準是只要為國家，為百姓，為正又，都可犧牲自己。茲舉一例：范仲淹雖是一介書生，但文韜武略，膽識過人。慶歷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歲的長子純佑偷襲西夏，奪回戰略要地馬鋪寨。他引大軍帶筑城工具隨后跟進。部隊一接近對方營地，他令就地筑城，十天后一座新城平地而起。這就是后來發揮了重要戰略作用的孤城——大順城。大順城與附近的寨堡相呼應，西夏再也無法撼動宋界。西夏見無機可乘，隨即開始議和。范仲淹以一書生領兵獲勝，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這種為國犧牲的精神。

三是理性精神——實事求是，按規律辦事。范仲淹的獨立和犧牲決不是桀驁不馴的自我標榜和逞一時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辦事，是知識分子的那種理性的勇敢。范仲淹是晏殊推薦入朝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給朝廷提意見。這嚇壞了推薦人晏殊，說：你剛入朝就這樣輕狂，就不怕連累到我這個舉薦人嗎?范聽后半晌沒有反應過來，后來難受地說：“我一入朝就總想著奉公直言，千萬不敢辜負您的舉薦，沒想到盡忠盡職反而會得罪于您?！狈吨傺鸵簧鸀楣?，無論在朝、在野、打仗、理政，從不人云亦云，就是對上級，對皇帝，他也實事求是，敢于堅持。這里固然有自責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規律辦事，卻是他的為人標準。

我們該怎樣做官——憂民、憂國、憂政的為政之道

孫中山說，政治是治理眾人之事，再說白點，就是治理國家，為百姓辦事。這是一個不分時代、不分地域所有政治家都要面對的問題，是一個需要不斷繼承和創新的課題。范仲淹對政治文明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一個“憂”字上。范仲淹的憂國思想，最憂之處有三，即憂民，憂國、憂政，是留給我們的三筆政治財富。

其一，憂民。范仲淹在文章中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就是說當官千萬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這一點。既然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關系就是政治運作中最基本的內容。憂民生的本質是官員的會心、服務心的體現。一些進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這一點，強調“民為邦本”，唐太宗甚至提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繼承了這一思想并努力在實踐中貫徹。范仲淹的憂民思想體現在三個方面。即：辦實事、察民情、敢改革。一是為民辦實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權為民所用”；二是調查研究，體恤民情。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情為民所系”；三是大膽改革弊政。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創新。

“憂民”是檢驗一個官好壞的試金石，也成了千百年來永遠的政治話題。這種以民為上的思想延續

到中國共產黨這里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2004年是鄧小平百周年紀念。我受命寫一篇紀念文章，在收集資料時，我問研究鄧的專家：“有哪一句話最能體現鄧的思想?”對方思考片刻，答曰：鄧對家人說過一句話可作代表，他說，“我這個人沒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都富起來，我做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蔽衣牶竺C然起敬，細想從他1962年提出“白貓、黑貓”論受批評，到“文革”后復出支持農村土地承包，其一生所憂全在百姓，可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從范仲淹到鄧小平，凡真心把當官看作為民辦事的人，無不都時刻憂民。

其二，憂國。范仲淹說：“處江湖之遠別憂其君”，封建社會“君”即是國，他的憂“君”實際是憂國。無論封建時代的皇帝，還是當今社會的總統、主席，雖權在一人，但卻身系一國之安危。于是，以“君”為核心的君民關系、君政關系、君臣關系便構成了一國政治的核心部分。范的憂君不是阿諛奉承，而是從國家利益出發，說真話，提意見，出主意，犯顏直諫，“直辭正色，面爭庭對”，“敢與天子爭是非”。而仁宗對范是既不全信任，又離不開，時用時棄，即信即離。這就構成范仲淹的悲劇人生，也錘煉出了他的政治品格。封建社會伴君如伴虎，真正的憂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將一切置之度外，前后三次被眨出京城。

其三，憂政。一個政權的腐敗總是先從吏治腐敗開始。當一個新政權誕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干部。通常，官位成了勝利者的最高回報，和掌權者對親信、子女的最好賞賜。官吏既是這個政權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蝕的對象和最不情愿改革的階層。只有其中的少數清醒者，能拋卻個人利益，看到歷史規律而想到改革。

干部制度向來是政權的核心問題。治國先治吏，歷來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為重點。不管是憂國、憂民，最后總要落實在“憂政”上，即誰來施政，怎樣施政。范仲淹派許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員的政績，調查材料一到，他就從官名冊上勾掉一批贓官。有人勸道：“你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說：“一家人哭總比一州縣的百姓哭好吧?！倍潭處讉€月，朝廷上下風氣為之一新。貪官收斂，行政效率提高。

《岳陽樓記》寫于慶歷六年(1 046年)，范仲淹在鄧州任上，這年他已57歲。自26歲中進士為官，四處奔波，三起三落，已31年。此時他可以靜靜地回顧一生的閱歷，思考為官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滕子京從岳陽送來一信，并一圖，畫的是新落成的岳陽樓，希望他能為之寫一篇記，于是有了《岳陽樓記》這篇光照千古的經典，為后世留下了一筆重要的文化財富和政治財富。金代學者元好問評價范仲淹說：“范文正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