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民間文化情懷

陳家洋　彭遠方

關鍵詞：周作人；竹枝詞；風土；諧詩；川柳

摘要：周作人喜愛風土志，重視民俗學研究，反對“道學氣”，這使其文化視野向著竹枝詞敞開；反過來，從他關于竹枝詞的論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態，因此，借“周作人與竹枝詞”這“一斑”可略窺“周作人民間文化情懷”之“全豹”。在有關文章中，周作人主要從兩個方面討論竹枝詞并顯示其對竹枝詞的審美取向：一是重視竹枝詞的“土風”，甚至出現了“重注輕詩”的取向；二是重視竹枝詞詼諧幽默的藝術風格，在縱向的層面上將竹枝詞置于中國諧詩的發展歷程中進行考察，在橫向的層面上則通過與日本川柳的比較來闡明竹枝詞的藝術風格。

中圖分類號：I2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4474(2009)04-0034-05

竹枝詞，或名竹枝、竹枝歌、竹枝子、竹枝曲、巴渝曲等，學界一般認為竹枝詞本為古代巴渝一帶(今四川東部)的民歌，唐代時文人介入，據其體式和風格創作新詞。據朱自清考察：“《詞律》云：《竹枝》之音，起于巴蜀，唐人所作，皆言蜀中風景。后人因效其體，于各地為之。這時《竹枝》已成了一種敘述風土的詩體了”。使竹枝詞在詩壇上大放光彩并盛行于世者，當推劉禹錫。劉曾參與王叔文的政治改革，改革失敗后遭到貶謫。長慶二年(公元822年)，劉禹錫來到夔州，得聞民間竹枝之曲。屈原入湘沅后以其地民歌體式作《九歌》，同樣善于向民間藝術學習的劉禹錫遂仿照屈原之例創作《竹枝詞》九篇，后又創作《竹枝詞》兩篇，共11篇。人們耳熟能詳的詩句“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便是其《竹枝詞二首》之一。劉禹錫并非創作竹枝詞的第一位文人，但竹枝詞作為一種重要的詩歌創作體式進入中國詩歌史，劉禹錫卻功不可沒。此后宋元明清，直至當代，竹枝詞創作一直綿延不斷。

周作人對竹枝詞給予過很多關注，他曾幾次撰文闡述與竹枝詞有關的問題。周作人學識淵博，而又傾心風土民俗，更兼反對“道學氣”，所有這些都使其文化視野向著竹枝詞敞開?？梢哉f，周作人與竹枝詞的相遇具有一種必然性；反過來，從其關于竹枝詞的論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態。事實上，本文的寫作目的即在于借“周作人與竹枝詞”這“一斑”而窺“周作人民間文化情懷”之“全豹”。

在有關文章中，周作人對竹枝詞的源流、分類及藝術特點都有所論述。

首先，周作人對竹枝詞的源流概略地提出了自己的認識。他說：“說起竹枝的歷史，大家都追蹤到劉禹錫那里去，其實這當然古已有之，關于人的漢有劉子政的《列女傳贊》，關于物的晉有郭景純的《山海經圖贊》，不過以七言絕句的體裁，而名為竹枝者，以劉禹錫最早，這也是事實”。周作人還認為劉禹錫的竹枝詞“大概可以說是子夜歌之近體化吧”。一些論者將文人竹枝詞的首事之功歸于杜甫，周作人的看法能否站得住腳另當別論，但周氏所認為“古已有之”的劉子政《列女傳贊》和郭景純《山海經圖贊》在藝術表現上與竹枝詞的相似之處值得研究者關注。

其次，周作人對竹枝詞的外延、分類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周作人看來，“七言四句，歌詠風俗人情，稍涉俳調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來引申，詠史事，詠名勝，詠方物，這樣便又與古代的圖贊相接連，而且篇章加多，往往湊成百篇的整數，雖然風趣較前稍差，可是種類繁富，在地志與詩集中間也自占有一部分地位了”。此之謂“百詠”，周作人舉了阮閱所著的《郴江百詠》、朱彝尊所著的《鴛鴦湖棹歌》、紀昀所著的《烏魯木齊雜詩》、蔡云所著的《吳歈百絕》等書為例，他將這些著作中的詩歌皆視作竹枝詞。這些詩作性質不完全統一，在《北京的風俗詩》一文中，周作人對它們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分類，共分三大類：第一類所詠差不多全屬歷史地理性質，雖說也在歌詠土風之勝，實際上只是山川古跡，往往與平常懷古之詩相似。周作人最不看重此類。第二類延續了第一類對山川古跡的歌詠，但“略變其面目”。所謂“略變其面目”即是“加入歲時風物的分子”，由此較前一類來說較為周作人所喜愛。周作人在這里重點以朱彝尊的《鴛鴦湖棹歌》為例，且很看重《鴛鴦湖棹歌》在竹枝詞發展史上的地位。周作人說：“元明之間所作亦不甚少，惟清初朱竹坨的《鴛鴦湖棹歌》出，乃更有名，竹枝詞之盛行于世，實出于此”?！而x鴦湖棹歌》的身后，和詩蔚為大觀，堪稱詩壇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鴛鴦湖棹歌》為朱彝尊歌詠故鄉嘉興風俗習慣的詩集，棹歌為起源于江南水鄉民間歌謠的一種詩體，宋元以后棹歌漸漸向著與竹枝詞、浪淘沙合流的方向發展，故《鴛鴦湖棹歌》也被周作人視為竹枝詞)。第三類竹枝詞以風俗人情為主，是所謂的“風俗詩”?！捌戒佒睌⒉荒苡懞?，拉扯故典陪襯，尤其顯得陳腐”，所以“余下來的辦法便只有加點滑稽味，即漫畫法是也。所以這一類的竹枝詞說大抵是諷刺詩并無不可……”既是風俗詩，又帶有諷刺的傾向和詼諧的風格特征，也即“歌詠風俗人情，稍涉俳調者，乃是竹枝正宗”，這也是周作人最為喜歡的一類。

最后，從周作人的有關論述中不難看出竹枝詞的特質。前文所述周作人對竹枝詞大刀闊斧的分類，即可看出他的審美取向。像周作人所說的第二類，之所以比前一類更對他的胃口，根本原因即在于加入了“歲時風物的分子”；而作為“竹枝正宗”的第三類之所以最為他所喜愛，除了“風土”這一因素外，還有一個標準即是這類詞具有諷刺、詼諧特質。清代王士稹對竹枝詞的特質有過很好的概括：“竹枝泛詠風土，瑣細詼諧皆可人，大抵以風趣為主，與絕句迥別”。王士稹是從竹枝詞與絕句相區別的角度提出竹枝詞的特質的，概括有二：其一題材集中在風土人情上；其二風格以詼諧風趣為主。雖然在相關文字中看不到周作人對這兩大特點具體而專門的表述，但從整體上考察，周作人關于竹枝詞的論述(《關于竹枝詞》、《北京的風俗詩》、《汴宋竹枝詞》、《竹枝詞的打油》等)，幾乎都是圍繞這兩個特點加以展開的。下面即從這兩個層面進一步討論。

竹枝詞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濃郁的鄉土風味和濃烈的地方色彩，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曾出現過多種地域性的竹枝詞創作，諸如三峽竹枝詞、西湖竹枝詞、揚州竹枝詞、都門竹枝詞、嶺南竹枝詞，等等。作為風土詩，竹枝詞在民俗學上具有重要價值。這樣一來，喜愛風土志、重視民俗學研究的周作人便很自然地與竹枝詞相遇，周的文化心態與竹枝詞有著很好的契合。

周作人特別鐘情于描繪物產習俗、風土人情的書籍。在《廣東新語》中周氏如是說：“我很喜歡講風物的書。小時候在叢書里見到《南方草木狀》、《嶺表錄異》、《北戶錄》等小冊子，覺得很有興味”。興趣所及，又豈止他此處所列的《南方草木狀》等書籍，諸如《陶庵夢憶》、《帝京景物略》、《清嘉錄》、《一歲貨聲》、《燕京歲時記》、《如夢錄》等風物志更是常被提起?！蛾P于竹枝詞》在一開頭便大段引用了此前周作人自己所寫的兩篇文章，其一是《(燕都風土叢書)序》，其二是《十堂筆談》之

九《風土志》。在所引用的文字中，周作人反復強調了他對記錄“風俗物產”的書籍的喜愛：“不佞從小喜雜覽，所喜讀的品類本雜，而地志小書為其重要的一類，古跡名勝固所不惡，若所最愛者乃是風俗物產這一方面也”。所以他屢屢撰文介紹“風土志”，介紹地方風物，推動民俗學研究。

在周作人看來，要想真正知悉中國文化，須深入民間，踏踏實實從事民俗學研究。他說：“研究中國文化，從代表的最高成績看去，固然是一個方法，但如從全體的平均成績著眼，所見應比較地更接近真相”(《專齋隨筆》)。在《風土志》中，周作人說：“假如另外有人對于中國人的過去與將來頗為關心，便想請他們把史學的興趣放到低的廣的方面來，從讀雜記的時候起離開了廊廟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漸與田夫野老相接觸，從事于民間生活史之研究，此雖是寂寞的學問，卻于中國有重大的意義”。同時，要想使文藝具有個性，也須借助“強烈的地方趣味”，使其具備“風土的力”(《舊夢》)。除了這些出于直接功利的目的外，周作人之喜愛“風土志”，還出于其童年體驗，如在《立春以前》中，周氏認為：“很是運氣的是，在故鄉度過了我的兒童時代”，雖然已是破落大家，“不過故鄉的鄉風還是存在，逢時逢節的行事仍是不少，這給我留下一個很深的印象?！迸e凡祭灶、祀神、祭祖、過年拜歲、逛大街、看迎春、春分祠祭、清明掃墓，種種習俗、諸般風物均印于周作人心上，于是“對于鬼神與人的接待，節候之變換、風物之欣賞、人事與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啟示”。這些知識“至今還是于我很有用處，許多歲時記與新年雜詠之類的書我也還是愛讀不置”。另外，周作人之喜愛“風土志”還出于對一種活潑健全且充滿詩意的農耕文化的懷舊情感，這一點較為復雜，此處不贅?？傊?，周作人對“風土志”的鐘情，使其文化視野自然地向竹枝詞敞開。不僅如此，它還決定了周作人對竹枝詞的審美取向，即最喜愛和最重視竹枝詞的“土風”。所以周作人盡管將竹枝詞的外延拓展得很寬，但其關注的中心卻在于作為風俗詩的竹枝詞，周作人稱其為“韻文的風土志”，并視之為“竹枝正宗”。他說：“鄙人不敢自信懂得詩，雖然如竹坨《棹歌》第十九首云：‘姑惡飛鳴逐曉煙，紅蠶四月已三眠，白花滿把蒸成露，紫椹盈筐不取錢。這樣的詩我也喜歡，但我更喜歡的乃是詩中所載的‘土風?！痹凇躲晁沃裰υ~》中，周作人也說：“我不懂得詩，但竹枝詞以志民俗風物，又事屬汴京，作者對于風土之變不能無深恫，如小引所言，此則讀者雖是風雅外行，也能賞識也”。

對竹枝詞“土風”的強烈關注，使得周作人非?？粗卦娤旅娴淖⒔?，甚至有重注輕詩之取向。周作人說：“百詠之類當初大抵只是簡單的詩集，偶爾有點小注或解題，后來注漸增多，不但說明本事，為讀詩所必需，而且差不多成為當然必具的一部分，寫得好的時候往往如讀風土小記，或者比原詩還要覺得有趣味”。在《汴宋竹枝詞》中，周作人便是讀注甚于讀詩，該文舉了兩個例子，均是從原詩的注解加以展開，而并未從藝術的角度對竹枝詞本身加以討論。這非常鮮明地體現出周作人的民俗學視野和他對竹枝詞的價值取向。無獨有偶，施蟄存在1990年呼吁搶救和保存竹枝詞時說：“我想建議諸位竹枝詞的收集家，把眾多的竹枝詞篩選一下。首先淘汰一批只有詩，沒有注文的；再在有注文的作品中選取其有民俗學資料價值的，這樣就可以減少數量，擷取精華；然后分省編錄，由各省志書編輯室分別承擔印行，這就省力省事，可以收到保存文獻的效果”。重注輕詩的傾向與竹枝詞藝術顯然存在著疏離，但從民俗學視角來說，周的取舍帶有一定的合理性。

竹枝詞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其詼諧幽默的藝術風格。一貫反對“道學氣”的周作人對竹枝詞的詼諧特征作了較為全面和較為透辟的論述，這些論述既著眼于竹枝詞而又不局限于竹枝詞；既論述了竹枝詞詼諧幽默的藝術風格，又對中國文學和文化有所針砭；既可視作對竹枝詞的考察，又可視作對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批評，視野開闊，認識深入?？偟膩碚f，周作人是從縱向和橫向兩個層面加以展開的。在縱向層面上周作人將竹枝詞的詼諧幽默置于中國古代諧詩的發展歷程中來考察；在橫向層面上周作人將中國的竹枝詞與日本的川柳放在一起進行比較。

如前所述，在《北京的風俗詩》一文中，周作人將竹枝詞分為三大類，在他看來，最上者即是以風俗人情為主，“乃是竹枝正宗”，該類竹枝詞即是風俗詩。這些風俗詩在藝術上平鋪直敘不能討好，拉扯故典又顯陳腐，余下即是走滑稽一途，由此而成諷刺詩。周作人勾勒了中國古代諧詩的發展歷程。他從批判的角度指出，中國歷來滑稽的文字和思想不夠發達。本來，道家思想之博大能夠允許滑稽的文字和思想產生，但后來儒法兩家卻很講正經，結果就對“滑稽”造成了壓抑，使滑稽的文字和思想難以生長。漢代時道家文化之余緒尚能產生“滑稽”和“詼諧”，如郭舍人和東方朔在“柏梁臺聯句”中所開的玩笑即是。俟佛教新興，禪宗成立，思想界遇到解放之機緣，又因譯經而產生文章上的偈體，但偈體卻被道學家拿去做了說理詩，只有隋唐時王梵志和寒山子的五言詩、明朝時志明和尚的七絕尚能脫去束縛。周作人特別看重志明和尚脫雅入俗、直抒己意之詩作，并在文中提及志明和尚《牛山四十屁》中的兩首。在他看來，志明和尚的詩雖不能說怎樣了不得的好，但卻具備了諧詩的風格，可以視作諷刺詩和風俗詩。明朝因王陽明、李贄的影響，文學思想又來了一次大解放，公安派獨抒性靈，把道學家的說理詩挽救了回來，但畢竟還是不能徹底擺脫禮教之束縛，其流風及于清朝，如李漁、鄭燮之作皆是如此。等到《文章游戲》四集的編者繆蓮仙、《豈有此理》二集的作者周竹君出現，專心作打油詩，這才確立了諧詩獨立的地位。在這里，周作人勾勒出了中國諧詩發展的線索。之后周將竹枝詞定位于諧詩之列，這樣便凸顯出竹枝詞的文化背景及其藝術風格。

周作人又從橫向的角度拿來日本的川柳，通過與川柳的比較說明竹枝詞的藝術質地。周作人對日本文化諳熟于心，可以說日本文化已經融入了他的生命。他撰文介紹過多種體裁的日本文學，諸如小說、俳文、俳句、川柳、狂言、落語等。就川柳來說，周氏在《我的雜學之十六·川柳》(收入《苦口甘口》)、《日本的詩歌》(收入《藝術與生活》)、《日本的諷刺詩》(收入《談龍集》)等文章中都曾介紹過。川柳，或稱“狂句”，是俳句之變體。當初由俳諧連歌發生一種異體，先出七七二句為題，令各人續五七五的三句，此為“前句附”，前句務取意義廣泛者，以便續者可以自由構思。后經由俳人綠亭川柳(原名柄井八右衛門)之手，“前句附”擺脫了前句，成為十七字的滑稽詩，并因祖師綠亭川柳而得名。周作人認為，中國風俗詩或諧詩未曾像川柳似的有過一段發達的歷史，要那么理想的好自然也不容易，但二者在原則上是一致的。正因二者原則上一致，周作人才得以通過川柳來說明竹枝詞的詼諧風格。

那么，兩者一致的“原則”體現在何處呢?《日本的諷刺詩》強調了川柳的藝術特點：“好的川柳，其妙處全在確實地抓住情景的要點，毫不客氣而又含蓄地拋擲出去，使讀者感到一種小的針刺，似痛似癢的，又如吃到一點芥末，辣得眼淚要出來，卻剎時過去了，并不像青辣椒那么粘纏。川柳揭穿人情之機微，根本上并沒有什么惡意，我們看了那里所寫的世相，不禁點頭微笑，但一面因了這些人情弱點，或者反使人覺得人間之更為可愛，所以它的諷刺乃是樂天家的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而并不是厭世者的詛咒”。周作人在這里形象地說明了川柳的美學特點，文字雖短內涵頗深。大體上說，周認為川柳的美學特點是兩種審美效果的融合，一者是刺，一者是撫。刺使人痛，但這刺有所節制，不至于使其與讀者構成對立關系，因此既痛又癢。所刺者為人性弱點，但所持情感卻是善良和友好的，故它不是厭世者的惡毒詛咒。川柳的美學原則同時即是竹枝詞的美學原則，正因如此，周作人認為，作為竹枝詞正宗的第三類(即以風俗人情為主者)“大抵是諷刺詩”，“不過這里要不得那酷儒莠書的一路，須得有詼諧的風趣貫串其中，這才辛辣而仍有點蜜味”?！靶晾倍杂悬c蜜味”不正與川柳使讀者“似痛似癢”的美學效果相一致嗎?可見，周作人將竹枝詞與川柳作比較，所要得到的不是兩者之異，而恰是兩者之同。通過川柳，周作人形象而深入地闡述了竹枝詞詼諧幽默的藝術風格。

在《北京的風俗詩》中，周作人饒有興趣地從北京的竹枝詞中舉了幾個詼諧的例子，興趣之濃，使得他幾年后撰寫的《竹枝詞的打油》依然搬用了這幾個例子，呈現“迂儒”讓人捧腹的窘態。顯然，周作人對竹枝詞詼諧特征的喜愛和重視，是與其一貫地反對“道學氣”的生活觀和文藝觀相一致的。

注釋：

①參看吳艷榮《近三十年竹枝詞研究述評》，刊于《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

②參看陳水根《論棹歌的形成和發展及其特點》、《鴛鴦湖棹歌試論》，分別刊于《江西社會科學》2001年第9期、《南昌高專學報》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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