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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應對經濟危機的政策缺陷及其改進

2009-09-01 03:09王作功
中州學刊 2009年4期
關鍵詞:經濟危機系統工程

王作功

摘 要:從系統工程視角來看,經濟危機的發生和發展有其內在的成因和系統突變的機理。分析全球及中國的危機對策,可以看出,全球的應對對策側重于系統控制,忽視了系統優化;中國的應對對策則缺乏系統優化的方案。要提高我國應對危機的能力,必須立足自身,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科學發展,加快形成有利于我國發展的國際貨幣體系、金融體系和貿易體系。

關鍵詞:經濟危機;系統工程;對策評價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9)04—0060—04

2008年,全球爆發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自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對于這次經濟危機的成因及各主要國家采取的對策,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根據系統工程的觀點,經濟體系是個完整的系統,經濟系統還包含很多子系統,如金融系統、工業系統、農業系統、貿易系統等,經濟系統上邊則有父系統,就是社會系統。因此,我們將研究對象分為三個層次的系統,即金融系統、經濟系統、社會系統。系統工程的研究流程主要包括系統分析、系統評價、系統控制、系統優化和升級。本文從系統工程的視角,對此次經濟危機的成因進行系統分析,同時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及一些國家的政府包括我國政府采取的對策進行系統評價,并對全球經濟走向進行預測,同時提出我國應對危機、提高綜合國力的建議。

一、經濟危機成因的系統分析

1.對金融系統經濟危機成因的分析

金融機構是金融系統的微觀主體,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擔保公司,還有一些準金融企業,如對沖基金、共同基金、私人股權投資機構、信用評價機構、財務審計機構、法律事務所等。金融機構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投資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利用自身的信用評級,盲目擴大自身的信用杠桿。二是金融機構管理層信托責任缺失,在業績下滑、公司巨虧、風險爆發的情況下,仍然領取高額薪酬、巨額獎金,濫用公司資金。與此同時,金融系統運行機制也暴露了很多問題:一是全球流動性過剩問題嚴重。以美國為例,2001年1月—2003年6月,美聯儲12次降息,將聯邦基準利率從6%降至1%,并維持到2004年6月,這就導致資本跨國大規模流動。二是全球金融監管系統功能嚴重缺位,這其中金融創新的過快發展導致全球金融監管漏洞巨大;金融機構內部監管形同虛設;以美國為代表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銀行迷信市場自身的自組織、自修復能力,放松了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全球監管合作嚴重缺位。三是全球金融系統不公平。發達國家利用在全球金融系統的控制地位,謀取非公平利益,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牙買加體系建立后,美元與黃金脫鉤,其發行量完全不受外部力量約束。

2.對經濟系統經濟危機成因的分析

全球經濟系統存在的第一個大問題是信用膨脹嚴重,可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個人信用膨脹,美國居民在購房、購車、信用卡日常消費嚴重透支。從1997年以來,美國居民償債收入比呈穩定上升趨勢,存在嚴重的個人信用風險。第二層次是企業信用膨脹,將杠桿效應過度放大,存在嚴重的企業信用風險。第三個層次是國家信用膨脹,貨幣投放過度,美國、歐盟、日本M1占GDP的比重從1998年的40.6%、24.1%、29.5%上升到2006年的54%、42%、75%。

全球經濟系統存在的第二個大問題是系統結構失衡。

首先,全球金融資產規模遠大于實體經濟規模,據初步統計,當前全球金融衍生產品總的市值超過了680萬億美元,是全球GDP規模的10倍以上,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動性,大大高于各國通過貨幣創造的流動性(僅占全球GDP的11%)。其次是全球貿易結構失衡。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之間長期貿易失衡。其三是全球產業創新滯后,產業結構失衡。信息革命之后,全球的技術、制度重大創新不足,投資盈利空間被壓縮,投資預期收益不足。

3.對社會系統經濟危機成因的分析

本次經濟危機來勢兇猛,影響廣泛而深遠,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首先是商業信用的缺失。人與人、管理層與股東、企業與企業、國家與國家之間商業活動的信用受到嚴重破壞。其次是商業文化的迷失。正常的商業道德、商業習慣、商業規則得不到尊重和遵守。其三是商業信心的喪失。大規模的資產損失導致對未來經濟前景的信心不足,順周期性和羊群效應導致經濟震蕩加劇,經濟震蕩加劇又嚴重影響投資和消費意愿。

4.金融創新和金融產品賴以存在的基礎受到破壞,引起系統震蕩并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

2001年美國網絡股破滅導致納斯達克指數深幅下跌后,美聯儲采取了連續降息的低利率政策。在流動性泛濫的大背景下,美國投資銀行以房地產債券特別是房地產次級債為依托進行了大規模的金融創新,設計并發行了大量次級債組合投資品種,簡稱CDS,通過AIG為代表的保險機構對上述次級債組合投資品種簽訂保險合同,簡稱CDS合同,然后將附帶保險合同的CDS產品進行包裝并到資本市場上出售,形成了CDS市場。這些金融創新品種運用了大量的數學模型進行設計,以便讓投資者增強信心,但這些模型設計的前提是房地產價格的持續上升。一旦房地產價格出現下跌,則這些產品的基礎就會被破壞。

2006年,美國房地產價格經過連續多年的價格上漲之后,出現了價格拐點并開始下跌,2007年,次級債危機開始爆發,2008年就爆發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從1929年以來,全球共爆發了5次大的經濟危機,分別發生在1929年、1973年、1987年、1997年、2007年的全球經濟危機,總體上呈現出周期縮短、震蕩加劇的特點,原因在于:一方面,資產被多層次反復證券化,結成越來越細密虛擬的債權債務關系,實體資產與虛擬化的證券資產之間的關系,被層層包裹在細密的充滿投機行為的金融關系之中;另一方面,資產估價方法的價值中樞不穩定,存在漲跌的正反饋機制,是一個“魔方”,可以創造財富

和繁榮,也可以導致危機。

二、對全球危機對策的系統評價

1.全球主要經濟體和20國集團峰會采取的對策

經濟危機爆發以后,全球各主要經濟體均采取大同小異的應對之策,20國集團也召開了兩次領袖峰會并采取了一些對策。這些對策主要有:一是以降低利率和鼓勵放款為主要手段的寬松貨幣政策。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利率已經到歷史低點。二是以擴大政府投資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美國(7000萬+8000萬美元)、中國(4萬億人民幣)。以政府接管、收購、注資和擔保為主要手段的危機救急政策(美國5大投資銀行、3大汽車公司、AIG均得到政府救助)。三是20國領袖峰會所達成的共識和采取的對策。2008年11月15日,20國集團峰會發表宣言,強調了改革、自由市場、自由貿易、自由投資、加強監管等,但沒有達成任何應對危機的實質性對策。2009年4月2日,20國集團峰會達成的協議是: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可用資金提高兩倍,至7500億美元;支持2500億美元的最新特別提款權(SDR)配額;支持多邊發展銀行(MDB)至少1000億美元的額外貸款;確保為貿易融資提供2500億美元的支持;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同意的出售黃金儲備的所得資金,為最貧窮國家提供優惠融資。這些協議共同組成了一項1.1萬億美元的扶持計劃,旨在恢復全球信貸和就業市場及經濟增長。

2.對經濟危機對策的系統評價

世界各主要經濟體普遍采取了傳統的基于凱恩斯理論的經濟蕭條應對政策,即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系統公平角度評價,這些對策存在“好孩子吃虧,壞孩子占便宜”這一邏輯上的根本錯誤。

從個人層次上,房貸、車貸、信用卡透支消費的人得到政府資助;從企業層次上,AIG(美國國際保險集團)、2放(房地美和房利美)、3車(通用、福特、克萊斯勒)、5大投行等信用膨脹、經營不善的企業得到政府救助;從國家層次上,美國作為本次金融海嘯的核心和罪魁禍首,繼續通過過度發行美元來解決流動性緊缺,而其他國家毫無辦法,還出現了全球資本回流美國、美元升值的怪現象。老實納稅的人和企業,儲蓄率高消費率低的國家成了經濟危機最終的買單者,這種對策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嗎?此外,20國集團峰會對引起金融危機的三大系統問題也沒有根本的解決方案,對建立新的全球貨幣體系沒有達成共識、對建立新金融監管體系雖有共識但無方案、對解決全球經濟失衡沒有形成方案。

經過系統評價,可以得出結論:全球對策側重于系統控制,忽視了系統優化,雖然這些對策能夠遏制經濟危機的蔓延,并使全球經濟重新走向增長的軌道,但今天的對策就是明天更大

經濟災難的開始。本次危機渡過以后,少則5年,長則8年,肯定還會爆發更嚴重的危機。

三、對中國采取對策的系統評價

1.中國應對危機的對策

中國同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一樣,也采取了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以應對金融危機。中國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有: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當前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投資,其中1.8萬億元用于鐵路、公路、機場和城鄉電網,地震災區1萬億元,農村基礎設施和民生工程3700億元,環境治理3500億元,自主創新結構調整1600億元,醫療和教育400億元;推進稅費改革,實行結構性減稅,提高出口退稅率;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農民的補貼等。

采取的寬松貨幣政策主要有:2008年9月15日至2008年底,中國人民銀行連續9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同時加大窗口指導,鼓勵金融機構積極放貸。

采取的產業政策是:從2009年1月14日至2009年2月2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先后通過了汽車、鋼鐵、紡織、裝備制造、船舶、石化、輕工、有色、電子信息、物流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

2.對中國危機對策的評價

應該說,這些對策有效遏制了經濟下滑的趨勢,增強了克服經濟危機的信心,并將使中國經濟領先全球經濟率先走出經濟危機,重新回到快速增長的軌道,但在看到對策效果的同時,還必須認識這些對策還存在系統缺陷:(1)4萬億投資結構不盡合理。醫療、教育投資只有400億元,人均僅30元,社保方面沒有一分錢的投入,這樣的投資結構抑制了中國人的消費,影響消費提升的醫療、社保、教育“三座大山”不解決,刺激消費的效果不可能顯現。(2)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沒有強調新能源、新一代寬度網、醫藥、高新技術等產業,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不利于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產業競爭。(3)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也沒有突出對新興產業的區別扶持政策,而且在執行過程中,經過政策和執行的疊加效應,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會被演化成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于應對經濟危機、刺激經濟復蘇肯定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卻會帶來銀行不良資產的大幅攀升,更嚴重的后果是將延緩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進程,不利于社會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整體上判斷,這些方案有“治標不治本、救急不救窮”之嫌,沒有形成系統優化方案。從短期看,我國政府應對危機所采取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必將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影響。但從長期來看,因為我國危機對策的產業政策存在極大的缺陷,同中央提倡的“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有很大距離,與美國提出的以“能源振興戰略”為先導的產業布局相比,差距更為巨大。

四、應對經濟危機提高中國綜合競爭力的建議

為了提高中國應對危機的能力,更為了中國經濟社會的長遠健康發展,我們必須有一個應對危機及長遠發展的明確思路,即立足自身,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科學發展,以應對危機為契機,利用后發優勢,推動產業創新和產業升級,在后危機時代的戰略性先導產業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放眼全球,擴大開放,合縱連橫,推動變革,加快建立有利于我國發展的國際貨幣體系、金融體系、貿易體系。

1.要采取的國內措施主要有:

(1)加大對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的投入,作為保民生、促消費的基礎工程。從根本上講,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是社會進步的標志,財政投入的重點應該放在事關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民生活的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事業上來。

(2)加大對新能源產業、金融產業、信息產業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搶占全球產業升級戰略制高點。能源產業集群、信息產業集群、金融產業集群將是后危機時代全球產業結構中的主導產業。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中沒有能源產業振興規劃和金融產業振興規劃,中國經濟轉型并沒有將能源產業和金融產業作為主力產業,也沒有將能源產業和金融產業的變革當做一場新技術革命,對信息產業的重要性也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為了搶占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產業競爭的制高點,我們必須綜合運用相應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通過財政補貼、減免稅收、貸款支持、資本扶植,為新能源產業、金融產業和信息產業的發展創造寬松的有利環境。

(3)在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同時,準確把握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增強前瞻性和靈活性,熨平經濟震蕩周期,防止出現新一輪的通貨膨脹。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的聯合運用勢必會帶來投資的大規模擴張。作為經濟規模越來越大、經濟結構以重工業為支柱的中國經濟的大規模擴張,可能會帶來全球新一輪資源、原材料價格的新一輪上漲,從而導致全球性的通貨膨脹。為了防止出現這種不利局面,我們必須對財政政策貨幣化、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貨幣政策的滯后性進行科學預判,以熨平經濟震蕩周期,防止出現新一輪的通貨膨脹為重點,適時、靈活對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進行調整。

2.要采取的國際措施主要有:

(1)爭取發展中國家、俄羅斯、歐盟部分國家的支持,推動建立提高人民幣地位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針對由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俄羅斯、法國、德國等已經提出了改革的意見。我們要和上述國家以及巴西、印度等加強溝通協商,推動建立由主要經濟體貨幣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并提高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

(2)以金融公平為目標,積極推動建立有利于提高我國金融安全、金融綜合實力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要制定體現金融公平的全球金融監管法律體系,成立以中國等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具有較大發言權的全球金融監管機構,建立維護發展中國家金融安全的保護機制。

(3)以貿易均衡為目標,積極推動建立有利于提高我國貿易分工地位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國際貿易新體系。一是抓緊時間和美國、歐盟談判,解決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二是在優化出口結構的前提下,加快優化進口結構,提高進口的技術水平并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三是以更積極主動的姿態面對國際貿易爭端,爭取比較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

(4)積極主動,有所作為,全面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創造一個相對有利于我國及發展中國家的制度體系。應對危機的過程也是全球經濟法律、制度、規則和標準重建的過程。我國一定要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積極參與修改舊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法律、制度、規則和標準體系,推動建立新的、公平合理的、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法律、制度、規則和標準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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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曉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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