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經濟與轉型期的中日經濟

葉 琳

2009年9月5日，由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和吉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全國日本經濟學會“2009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在吉林長春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全國日本經濟學會會長王洛林出席會議并做基調報告。吉林大學副校長吳振武、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黨委書記黃曉勇致辭，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黨委書記孫新做年度工作報告，吉林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玉潭、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季風做基調報告。全國日本經濟學會理事及國內日本經濟研究界的專家學者80余人與會，并圍繞“日本經濟與社會”、“循環經濟、能源與環境”及“中日經濟關系與區域合作”三個議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與探討。

一日本經濟與社會

在“日本經濟與社會”專題分科會上，學者們探討了金融危機后的日本經濟發展、日本經濟體制以及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經驗等問題。

(一)金融危機后的日本經濟發展

關于金融危機與日本經濟，張季風在題為《后金融危機的日本經濟》的基調報告中提到：金融危機對日本經濟造成了重創，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凱恩斯主義政策”，從財政、金融等領域全面推行擴大內需政策以應對危機。根據日本政府提供的最新數據，這一系列應對之策是有效的，2009年6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經濟“觸底”，日本經濟逐漸走出危機并進入后金融危機的療傷階段。后金融危機的日本經濟依然面臨著一系列難題，如少子老齡化、財政失衡等中長期性結構問題，日本民主黨新政權的經濟政策調整等近中期問題以及失業問題不斷惡化、個人消費持續疲軟等短期問題，因此民主黨的執政之路將面臨嚴峻考驗。鑒于經濟實力雄厚，基礎面尚好，日本經濟可望在2010年擺脫負增長，在2011年前后實現民需主導的自律性復蘇，在后金融危機時期實現與潛在經濟增長率相應的1％－2％的正增長。東北財經大學區域經濟一體化與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蘇杭介紹了金融危機后日本中小企業政策的新發展。她指出：面對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日本引入“緊急擔保制度”擴大安全網貸款、擴大面向中小企業的政府采購、設立“中小企業再生支援協議會”提供專家咨詢以及組建“地方中小企業再生基金”提供財務支持等以金融緩和、促進雇傭為核心的中小企業扶植政策，從短期來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日本中小企業由于受制于日本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困擾，要擺脫經營困境為時尚早。

(二)日本經濟體制

關于日本經濟體制，與會學者尤其關注近年來日本雇傭體制的變化與發展。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車維漢系統梳理了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工資慣例的相關理論框架，包括人力資本理論、雇傭監督和激勵理論、信賴關系網絡理論以及博弈論，結合新近出現的“解雇規制有害論”和“雇傭風險分散論”等觀點進一步展望了日本雇傭體制的未來演化趨勢，并提出受整個制度體系演化均衡的影響，未來的日本雇傭和工資制度將是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與流動性勞動力市場體制的有機融合。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田香蘭和東北財經大學產業組織與企業組織研究中心李宏舟，分別從老年人雇傭和非正式雇傭的角度，論述了近年來日本社會雇傭狀況的變化：政府采取各種措施支持老年人繼續就業，但依然存在就業形式非正式化、工資大幅減少以及雇傭標準不透明、不公平等問題；鑒于節約人力成本、就業觀點發生改變、政府提供法律保證等因素，日本社會中的非正式員工大幅增加，雇傭形式呈多樣化發展趨勢，導致日本社會出現貧富差距增大、適齡青年結婚率降低、少子化加劇以及犯罪和自殺事件增多等問題。

此外，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李彬就日本公司治理體制發生的新變化指出，為了克服日本長期奉行的傳統薪酬激勵機制滋生經營者機會主義行為的弊端，日本積極進行了經營者貨幣性激勵機制改革，主要措施包括放松獎金和股票期權規制、增加業績聯動型獎金、廢除退職補償金制度、授權引入股票期權制度、增設薪酬委員會等，日本經營者的報酬制度正由固定報酬向浮動報酬轉變，由重視短期報酬向重視短期和長期報酬相結合的方向轉變，經營者年功序列工資慣例正在瓦解。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崔巖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對日本經濟“外需依賴結構”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日本經濟的“外需依賴結構”決定了出口在其經濟周期波動中發揮的主導作用，進而引發了日本在此次金融危機后的全球經濟衰退中所表現出的特殊性。

(三)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經驗

圍繞這一議題，與會代表主要探討了日本在處理貿易摩擦、推廣綠色經濟、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以及建立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經驗教訓。

東北師范大學日本研究所井志忠認為，從20世紀70年代末日美發生第一次汽車貿易摩擦至今，日美汽車貿易摩擦的焦點不斷發生變化，對此，日本政府也不斷調整應對之策，采取靈活多變、雙邊交涉與多變協調相結合、重視公關策略等措施，以緩和兩國間日益擴大的汽車貿易摩擦。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平力群以“環保積分制度”為例，闡述了日本政府通過市場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作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趙旭梅，對日本企業知識產權經營戰略的制定背景、內容措施以及戰略定位進行了分析，認為日本企業是通過建立知識產權監控跟蹤體系，以企業為主體，在政府引導下構筑知識產權體系，促進知識產權的創新、保護和運用三方面協調統一來推動實施知識產權戰略。遼寧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崔萬有，論述了日本社會保障制度注重立法建設、以政府為主導、實施混合型保障、管理機構多元化、發揮家庭保障功能等特點，認為日本的社會保障基本上是成功的。

二循環經濟、能源與環境

在“循環經濟、能源與環境”專題分科會上，與會代表從公共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等角度，論述了日本發展循環經濟的經驗教訓，日本發展低碳經濟、建設低碳社會的趨勢以及日本的能源外交、環境外交等問題。

(一)日本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李玉潭在題為《日本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借鑒意義》的基調報告中，分析總結了日本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經驗：摒棄傳統生產模式是前提條件，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規和相應的政策體系是根本保證，確立企業的主體地位是關鍵，號召廣大國民積極配合是基礎。他還指出，近十年來中國在循環經濟方面取得了長足發展，但與日本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中國應該結合本國國情并借鑒日本的經驗，轉變觀念、搞好規劃、調整結構，加快完善法律法規和相關投資、強化管理，積極開展綠色國民經濟核算，依靠科技、示范推廣、加大宣傳力度，充分發揮民間組織的積極作用，實施擴大生產者責任制，倡導綠色消費，促進綠色生產。

東北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學院劉昌黎系統分析了日本建設循環社會的做法和成效。吉林省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姜維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焦必方、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崔健和陳治國，分別從日本新能源產業、農村循環型社會建設、循環型城市以及循環型汽車產業等領域，論

述了日本循環型經濟社會的發展。

沈陽化工學院李巖對日本循環經濟的發展績效進行了量化和定性分析，認為日本發展循環經濟，既有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物質循環量的增加和最終廢棄物排放量的減少等直接物質流的量化效應，也有緩解日本資源環境瓶頸、促進經濟增長、調整產業結構和增加就業等經濟社會效應，是真正使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受益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模式。

(二)日本的低碳經濟社會建設

關于日本的低碳經濟社會建設，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尹曉亮指出，日本政府在不影響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在協調兼顧“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戰略理念的指導下，構思了日本構建低碳型社會的規劃思路，制定了日本構建低碳型社會的戰略減排目標，規劃了日本低碳科技的發展路線。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陳志恒介紹了日本構建低碳型社會的主要措施，包括依靠政府主導、發展創新科技、實行制度革新、重視示范試點等，評價了日本構建低碳型社會的現實意義。他認為，這是履行《京都議定書》義務的有效途徑，是緩解能源短缺壓力的重要手段，將引領科技發展的前進方向。日本構建低碳社會的計劃，是對其所擁有的技術優勢和技術潛力進行合理研判后的理性選擇，更是深入分析其所面臨社會經濟問題后的現實抉擇。

(三)日本的能源外交和環境外交

關于日本的能源外交和環境外交，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呂耀東以亞太環境會議機制為中心，分析了日本的環境外交理念及政策取向，認為亞太環境會議已經成為日本確立亞太地區環保主導權、實現“國際貢獻”、謀求環保大國戰略地位的重要載體，日本正是以“亞太環境會議”和“亞太環境與發展論壇”為平臺，從援助、貿易和投資方面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聯系，通過不斷擴大環保技術和設備的海外市場份額，實現其環境外交的經濟功能。同所龐中鵬則對日本在中東地區、中亞和俄羅斯遠東地區、非洲大陸以及中南美洲地區等重點區域進行的能源外交做了分析。

三中日經濟關系與區域合作

在“中日經濟關系與區域合作”專題分科會上，與會代表探討了中日在貿易領域、投資領域以及環保等非傳統領域的經濟合作關系。

(一)中日經濟關系

長春稅務學院洪宇基于面板數據的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認為中國對日農產品的凈出口比率較高，整體處于非常明顯的順差地位，這與中國農產品尤其是初級農產品優勢弱化趨勢發生了背離，但是隨著產業結構升級和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中日農業制成品的貿易模式正在由背離向一致進行調整。

山東大學經濟學院張巖分析了金融危機影響下日本對華投資的戰略演變，認為日本對華投資規模有所減小，但依然保持在高位，投資領域的重點發生了變化，非制造業受到嚴重沖擊，投資地區分布變化不大，獨資形式在投資方式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合作方式有所擴大。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龐德良對中日循環經濟合作進行了分析，認為中日循環經濟合作還處于起步階段，雖然在國家層面上形成了循環經濟合作機制和框架，城市間循環經濟合作也有一定成效，但企業層面的循環經濟實質性合作還有待突破。為此，他提出，中日兩國應該積極采取措施，構建中日循環經濟合作的政策支撐體制和資金援助系統，推動中日循環經濟合作的技術進步與創新，以大項目為依托、培育中日循環經濟產業集群，以進一步推進中日循環經濟合作。黑龍江省社科院東北亞研究所笪志剛和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日本經濟研究中心陳子雷也認為中日之間節能環保合作具有較大的潛力。

(二)區域合作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賀平，從區域合作中的公共產品理論視角，論證了日本的東亞合作戰略，認為日本通過推動最優供給模式由單向供給向機制建設轉變、遵循開放的地區主義原則處理與域外大國的關系、以競爭性合作方式處理與域內大國的關系以及正確處理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的“能愿矛盾”等手段，積極扮演區域性公共產品提供者的角色，以有效促進東亞的區域經濟合作。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李光輝對推動環黃海經濟圈次區域經濟合作進行了戰略分析，認為鑒于區域經濟發展戰略、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應對金融危機等需要的背景以及地方政府的強烈合作愿望、基礎條件的可推動性、實踐操作的可借鑒性等條件，中日韓三國有必要也有可能推進環黃海次區域經濟合作。具體合作思路包括：建立三國中央政府授權、地方政府主導的合作機制，設立推動環黃海區域經濟合作的先導區，構建環黃海經濟圈的物流體系，推動環黃海經濟圈的旅游網絡建設、節能環保等領域的合作港口的經濟發展。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白如純分析了日本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的經濟合作，認為就目前與東南亞外交而言，在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中，中國所擁有的優勢顯而易見，而日本則失去了以前的吸引力。但是，包括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在內的東亞區域合作，并不是由一個國家能夠單獨勝任的簡單工程，中日之間協調合作對于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以及東亞區域合作都是至關重要的。

(責任編輯：夏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