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下我國開放和國際化的演變途徑

王佳芥

中圖分類號:F120.2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疊加國內緊縮政策,我國經濟過熱急劇轉為有效需求不足,嚴峻的經濟形勢對傳統的開放理論、國際化視角以及宏觀調控模式提出諸多挑戰。在從“雙防”轉變為“一保一控”的過程中,理論界和政府當局都試圖尋找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根本動力來源。本文從目前國內短期內的首要任務——投資拉動內需出發,從內向開放和內向國際化角度,提出及時應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轉變、抓住時機促進內向開放和內向國際化,是實現投資拉動消費、消費促進增長、最終達到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必然演變路徑。

關鍵詞:內需 對內開放 內向國際化

傳統開放理論和國際化理論的實踐回顧

長期以來,學術領域對開放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三個階段、兩個領域和兩條途徑上。本文依此觀點進行如下分析:

開放爭論的三個階段: 最早的古典自由貿易理論認為開放對雙方(或多方)都是有利的,但李斯特的幼稚產業理論已經指出開放是有前提條件的,美國的崛起也依賴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末的貿易保護主義。二戰以后,各國普遍對開放(特別是出口)持悲觀態度,如Prebisch(1950)認為新興市場國家的工業基礎薄弱,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可以有效的保護幼稚工業和加速工業化。Hart(1975)也發現市場越開放,消費者福利損失越大的例子。這期間開放爭論側重于從貿易開放角度來爭論進口替代還是出口導向戰略。當今世界的主流觀點則基本傾向于在滿足一定條件下,開放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的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就是出口導向式增長并致力于出口及貿易自由化。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開放爭論從貿易開放角度轉移到金融開放領域,分歧很大,大量學者質疑金融開放促進經濟增長作用的學者,如Eswar S.Prasad和 Kenneth Rogoff(2003)指出:貿易開放對經濟的好處是比較確定的,但金融開放卻不確定。對金融開放持積極觀點的學者,如Yue Ma(2008)發現即使存在金融市場不完全,對所有的消費者而言,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都比封閉要好。

上述開放領域的爭論,自然引出爭論的第三個方面:市場開放順序問題。 一國是首先健全宏觀體制和經濟框架再對外開放, 還是一開始就借助對外開放和自由化來促進國內體制的改善。有兩種觀點:一是激進式/休克法( Shock Therapy),即對外開放的同時對內開放;二是漸進式(Gradualism Therapy),即政府先對內開放,再對外開放。Duffie 和Dahi(1995)指出市場開放順序符合路徑依賴理論。Krueger(1997)通過實證強調發展中國家貿易自由化順序的重要性。Yue Ma進而提出雖然激進式和漸進式具有統計意義的類似均衡,但對中國而言,應該采用遵循帕累托改進的漸進式,應該先對內開放、再對外開放。

從實踐來看,拉美南錐國家如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在二戰后基于出口悲觀論的開放理論,推行內向型戰略并嚴重依賴國家干預,國內經濟都出現了頻繁的國際收支危機、劇烈的通貨膨脹和低經濟增長。20世紀70年代后,這些國家從進口替代的產業戰略轉變為更為外向開放的路線,首先對外開放, 然后再來穩定國內宏觀經濟。但伴隨著貿易壁壘減少和金融管制放松,這些國家都出現了持續的匯率升值、經常賬戶赤字、外債的迅速積累和最終的債務危機。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激進的休克法在新西蘭卻很成功,1984年在工黨的領導下,采用激進的放松管制和公共領域的改革措施、控制通脹、出售國有資產、減少關稅和補貼。

無獨有偶,伴隨開放不斷加深的國際化進程研究中,由于外向國際化視角體現對外國和/或全球市場的競爭特點的認識和適應,所以理論界外向視角下的國際化研究比較多,特別是國際化的動因、國際化的模式與過程、國際化的關鍵影響因素等領域。外向國際化的主要形式有直接或間接出口、技術轉讓、國外各種合同安排、國外合資合營、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內向國際化活動的主要形式有進口、購買技術專利、三來一補、國內合資合營、成為外國公司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從我國實踐看,對外開放不斷深入、外向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貿易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趨勢(1978年為不到10%,2007年超過70%)。我國自1993年起就成為發展中國家吸引FDI最多的國家,2007年吸引FDI 達 748億美元,吸引FDI總量居全球第五位。中國外匯儲備2008 年激增到2 萬億美元。從開放路徑看,我國開放30多年經驗總體是漸進式的:首先是開放地理區域上的漸進推進,其次是產業領域上的推進,最后是與產業開放順序相對應的由貿易開放到金融開放。

內驅增長理論的開放和國際化視角的拓展

雖然“華盛頓共識”成為全球主流的發展理念,但以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一批西方學者則提出了“后華盛頓共識”理念?！昂笕A盛頓共識”強調與發展相關的制度因素,認為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而且是社會的全面改造。 Thomas I. Palley(1999)認為強調出口導向式增長的華盛頓共識失敗了,現在是面向內需驅動式增長(Domestic Demand-Led Growth)而采取新發展政策的時代了。Blecker(2000)也指出出口導向式經濟增長理論核心有一種合成謬誤:它假定所有的國家能夠借助于其他國家的需求增長而增長。在全球化下,就有一個以鄰為壑的危險,其結果是,所有國家試圖依靠其他國家的需求擴張實現增長,但到頭來是全球供給過剩和通貨緊縮。羅德瑞克( 2000)也指出“最終推動經濟增長的是國內投資,而非全球經濟”。

審視傳統開放理論,明顯的特點就是都集中在對外開放領域。我國長期以來特別強調的“走出去”策略實際上僅僅是外向化的國際視角。在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下,我國應該重新審視開放和國際化的理論和實踐、注重全面的開放:對外開放(區域經濟的國際化)和對內開放(區域經濟的區際化),另外國際化領域也應該具備外向和內向兩重視角。

我國擴大內需的理論依據和現實選擇

為了應對此次金融危機,從國家層面短期看,各國采取了相似的政策,即利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從全球層面來看,各國也在探討金融系統、流動性和利率水平、貿易等領域的協調以及全球宏觀政策協調機制。下文具體闡述我國的政策選擇的理論依據和短期性后果。

(一)我國拉動內需政策選擇的理論依據

與其他國家利用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的政策組合一致,目前我國應對全球危機沖擊的緊急做法是擴大內需,這可以立刻重塑信心、確保我國今年的經濟增長。該政策組合具有理論依據和現實意義,以下采用Robert Mundell(1962)的“政策配合”框架來分析我國擴大內需保增長的理論依據(見表1)。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和緊縮性的國內政策沖擊下,我國經濟陡然轉冷,國內宏觀經濟形勢從之前的第4種形勢急劇變化為第1種情形,我國經濟過熱急劇轉化為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宏觀調控從“雙防”(防過熱、防通脹)轉變為“一保一控”(保增長、抑通脹);我國政府在9月全球金融風暴之后的觀點是“擴張型的財政政策、穩健(實際放松)的貨幣政策和浮動進一步擴大的匯率政策”。這符合最優政策組合的第1種情況,理論框架是可行的。中央政府4萬億、中央加地方政府25萬億的投資規模來刺激經濟,絕大多數投資于建設,同時2008年內4次調整出口退稅政策,提高了紡織服裝、鋼材、化工產品、機電產品等總計超過6500種產品的出口退稅率以確保今年8%經濟增長率。

(二)我國拉動內需政策選擇的影響

根據Thomas I.Palley的理論,內需驅動式增長必須具備四個基礎:改善收入分配,良好的政府,金融穩定和反周期穩定政策的空間,充分的、定價公平的發展資金供給。需要采取新政策并在以下幾個領域中建立上述四個支柱:勞動權利和民主權利,金融機構的適當改革和管制,債務減免、增加外國援助以及通過擴大特別提款權(SDRs)增加發展援助。

用上述框架來分析,會發現我國經濟結構存在三大問題:一是產業改革未到位,二是分配機制未理順,三是調節機制和匯率利率機制缺乏更大的靈活性和自主性。投資拉動消費保經濟增長具有短期性,可以用外部不均衡的國內宏觀法來進一步闡明,公式為:

私營部門儲蓄 + 貿易赤字 = 私營部門投資 + 政府投資減儲蓄

在我國居民收入比重和消費傾向“雙下降”、企業和政府收入比重及其儲蓄雙雙增長的情況下,長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得政府赤字巨增、降低凈儲蓄、消耗經常賬戶盈余,并且擠出私人投資,增加了借貸成本,凈資本流出使得實際匯率貶值,降低了新增資本投資的預期回報率。另外由于國內需求比出口需求更缺乏彈性,壟斷加成增加,使得國內價格上升。很可能在未來帶來順差擴大與貨幣過剩以及資產價格上漲,投資拉動內需確保增長在長期內難以持續的。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內需的長期負面影響還有:產業結構性問題會更突出、可能帶來重復建設、產能過剩問題。在生產資料和消費品,都已經處在全面供求平衡乃至供過于求的狀態了,后面即將出現的是生產能力的集中釋放,是投資需求的明顯回落,短期內大量投資的效率問題。

對內開放和內向國際化路徑演變的意義

目前我國政府宏觀政策的最終意圖是:以投資帶消費、以消費促增長;擴大內需,眼前靠投資、長遠靠消費。這實際上明確指出了經濟發展的路徑演變: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過程中,擴大內需是保經濟增長的突破點,而通過實行內向開放和內向國際化實現內部統一大市場、理順分配機制和實現產業升級才是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的根本之源。

結合開放理論和內外向國際化視角,本文建議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應該從目前的擴大內需出發,沿著供求關系的兩個方面和兩個層面來培育經濟增長動力:一是對內開放、建立內部大市場,二是注重內向國際化、培育國內行業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我國整體對外開放遵循漸進式,開放模式有兩個特點:一是開放順序上,“二重開放”同時發生,但實際進程中,國際化先行,區際化滯后。二是政府作用上,國內區域經濟的開放嚴格受制于各級政府的開放戰略,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開放戰略都帶有明顯的片面性色彩:強調國際化甚于區際化,強調國際貿易(主要是出口貿易)甚于區際貿易,強調利用外資甚于利用內資。事實上國內關于我國經濟外向開放有余而內向開放遠遠不足的爭論一直很激烈,尤其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國內外矛盾激化的情況下,重新審視對內開放的意義就很重要。對內開放、建立內部大市場,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行政區劃多層次的大國,對內開放、通過內部各個層次區域市場的互動與整合,不僅可形成一個龐大的內部市場,而且可獲得區際分工的利益,以區際分工代替部分國際分工,為我國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創造持續的內在動力。

另外,在目前我國外向國際化程度比較高、而內向國際化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研究并利用內向與外向國際化之間的聯系,尤其是內向對外向國際化的推動機制,依托內向開放形成的大市場和配套產業改革、打破壟斷、大力推動內向國際化、培育國內行業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我國行業和企業化解挑戰、吸納機遇、逐步培育自身核心資源,最終成功走向外向國際化的根本道路。走出國門固然重要,但關鍵是要在國內市場上站穩腳跟,在國內發展成為產權清晰、運作機制規范的國際企業更為重要。研究內向國際化活動可以提供與國外企業建立聯系和增加企業經驗知識的機會、從而推進企業的國際化的新視野和思路。結合全球產業轉移的不可逆轉的大趨勢,結合內向國際化來促進我國產業實現從價值鏈低端向高端的提升與轉移,是我國政府政策調控中有意識將危機轉化為產業升級契機、突破低端制造的瓶頸、成功實現真正國際化的必然途徑。

結論

我國開放戰略和國際化路徑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凸顯尋找經濟長期和穩定發展根本動力的緊迫性和宏觀政策調整的重要性。將政策重點從短期保護GDP增長轉變到內外全方面的開放戰略和內外結合的國際化路徑思維,將短期投資拉動內需為突破點,實施內向開放、有意識地引導內向國際化是有效地解決我國開放和國際化中的結構性失衡的關鍵,是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根本動力源泉。

為抓住時機促進內向開放和內向國際化、實現投資拉動消費、消費促進增長、最終達到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本文建議:盡快實施開放和國際化急需的雙向配套政策,特別是內向開放的宏觀和微觀政策以及內向國際化的宏觀和微觀政策要抓緊研究和盡快實施。雙向的政策應該體現公平,即競爭環境和成長機會的公平、平衡和引導內向國際化與外向國際化活動,積極實現產業升級和企業轉型。促進產業改革、打破國內壟斷、減少準入限制、放松服務業部門的市場準入,由市場來調節資源在制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分配等。理順分配機制、收入分配朝著有利于勞動的方向傾斜,工資增加更快,消費在GDP中的比重自然會上升。

參考文獻:

1.Eswar,Kenneth Rogoff, Shang-Jin Wei and M. Ayhan Kose(2003),Effects of FinancialGlobalization on Developing Countries:Some Empirical Evidence,IMF. March 17,2003

2.Yue Ma(2008).Incomplete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sequen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Duffie D,Rahi R.Financial market innovation and security design.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95

4.羅德瑞克,丹尼.讓開放發揮作用:新的全球經濟與發展中國家[M].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