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毛、羅對話試解

披露1957年7月毛澤東與羅稷南有關魯迅的談話,是《魯迅與我七十年》中筆墨最少而其重要性卻絲毫不減的一節文字,也是海嬰先生猶豫再三而最終采取對歷史負責態度的表現。既然如秋石先生所說,“文革”期間“聽說過類似意思的人”就已“成千上萬”,而且直到后來還在不斷流傳,為什么不能嚴肅認真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說海嬰做這件事有缺點的話,那是在于對某些細節(如羅稷南的籍貫、卒年與當時座談會日期及參加人員中有無周谷城)缺少必要的核查。不過只要作者忠于當年毛、羅對談的基本史實,應該說就已做出了貢獻。對此事有所質疑,自然是可以的。但如果僅僅用1957年3月毛澤東的講話去否認四個月后毛、羅答問的真實性;或者以海嬰先生敘事中存在某些細節出入為由去推斷毛、羅對談之不可信;這種方法卻未免過于簡單。不幸,秋石先生的文章恰恰存在這類毛病,他以細節出入為由根本否定毛、羅對談的可能性,說什么“既然不是‘老鄉聊聊,自然也不存在假設的‘老鄉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這個‘具有潛在的威脅性話題的可能了。真是武斷得可以!

其實,海嬰披露的1957年夏毛、羅答問決非“孤證”,更不是有人所謂的“秘密談話”。這一談話雖然由當年聽過羅稷南面述的賀圣謨先生在1996年才告訴海嬰,但是,在不同的時間和場合親耳聽過羅老講述的,并不止于賀圣謨一人。王元化先生由于同羅老的親密關系,就曾聽他講過。另如羅稷南(本名陳小航)的侄子陳焜先生,早在2002年8月濟南出版的《老照片》第24輯上,就發表過《我的伯父羅稷南》一文。文中說:

1957年7月,我在北京讀到過報紙以頭版頭條報導毛主席在上海接見一些人的消息,看見羅稷南也列在被接見的人士中。1960年,我從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養病住了幾個月,聽伯父講過那次接見的情況。他說,毛主席進來坐定以后,有人遞了一張在座人士的名單給他。毛主席看了名單,就挑了伯父第一個和他談話。他們先談了一段他們1933年在瑞金相見的事,毛主席又謝謝伯父翻譯了《馬克思傳》,說他為中國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來毛主席問伯父有沒有問題,伯父想了一下就問,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毛主席沒有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說,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他大概不是關在牢里,就是不說話了。

伯父怎么會問毛主席這樣的問題呢?

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這是很多年以來在不同的時機都有人提過的老問題。但是,有了1957年夏天發生的事情,問題重提的含義就完全不同了。就伯父說來,他提的問題并不是偶然隨便做出來的普通事,這是他一生有了準備的結果。以伯父一生的經歷見識和他立即直指實質問題的洞察力量,在有了機會當面問毛主席一個問題的時候,他自然會問出這樣一個能夠集中地揭開毛主席的思路和釋解當時全部局勢的大問題。

可以說,陳焜先生早在秋石先生的文章發表之前,就好像預知了他的問題因而作了頗有說服力的回答。

到2002年12月初,黃宗英女士的《我親聆毛澤東、羅稷南對話》一文,在12月號《炎黃春秋》、12月5日《南方周末》、12月6日《文匯讀書周報》三家報刊同時發表?？l時還配上1957年7月8日新華社報道前一天晚上毛澤東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人士(包括漆琪生、談家楨、羅稷南、應云衛、趙丹、黃宗英等)三十六人并進行親切交談的電訊全文,以及《光明日報》記者侯波拍攝的現場照片兩幀。黃宗英作為現場見證人之一,首次站出來真切回憶了當時的情景以及聽到毛澤東回答羅稷南提問所帶給她的巨大震撼。至此,有關1957年夏毛、羅對話是否真有的爭論,終于以得到證實而告一段落。

現在的問題倒在于,怎樣闡釋1957年夏毛澤東與羅稷南的這一對話?

在我看來,毛澤東這次有關魯迅的談話看似突然,其實是有內在的線索可尋的。作為一位革命的政治家和經驗豐富的領袖人物,毛澤東從1927年起,就給予魯迅眾所周知的崇高評價。但毛澤東對魯迅的肯定,又并非無條件的。毛澤東高度評價魯迅反帝、反封建、反國民黨的堅決態度以及策略上的成熟和正確,尊他為“空前的民族英雄”和“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但毛澤東同時又認為魯迅對群眾中蘊藏的革命積極性估計不足,認為魯迅批判執政的國民黨的武器———雜文,并不適用于共產黨領導的區域內。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就批評了延安文藝界提出的“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的論調,他說:

把雜文和魯迅筆法僅僅當作諷刺來說,這個意見也只有對于人民的敵人才是對的。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故以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特務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陜甘寧邊區及各敵后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和魯迅一樣,……如果用對付敵人時所需要的刻毒手法來對付同志,就是把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

這里表面上討論的是“雜文形式”問題,實質上談的卻是革命隊伍內的缺點錯誤可不可以比較尖銳地批評。從理論上說,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共三大法寶之一,只會對革命有好處。然而事實上,權力有它自身的規律:處在臺上與處在臺下,常常大不相同;哪怕只是局部地掌權,考慮問題的角度也會不一樣。執政的政治家所要求于文藝者,大概永遠是“以寫光明為主”。稍有鋒芒的批評,往往會被另眼看待,甚至受到批判(《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等一批雜文的遭遇就是例證)。而魯迅,早在1927年就說過:“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他們對于社會永遠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關于知識階級》)。這類一心要讓社會進步的想法,使政治家感到頭疼。在這種情況下,就出現了奇怪的現象:魯迅的地位被推崇得很高,而魯迅式雜文在解放區早就被宣布為不宜生存。

只有到1956年至1957年春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候,毛澤東的提法一度才有所松動。他說:“魯迅的雜文絕大部分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既有對敵人的,也有對同志的。魯迅式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边@是毛澤東在他思想最解放的時候說的話。在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毛澤東還說:“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說得好,‘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F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F在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笨磥?在1957年春天,毛澤東對魯迅雜文幾乎無保留地給予肯定。

然而接下來幾個月,中國大地上風云突變,出現了據說是“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嚴重形勢。原以為“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三大改造”戰線上,似乎又不平靜起來。經過從電影《武訓傳》開始直到對胡適和“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系列批判,改造得看來頗為順利的知識分子,重又被認為“資產階級思想蠢蠢欲動”。民主黨派中也確有某些頭頭要求與中共“輪流坐莊”。這幾乎是個一百八十度的變化。在毛澤東本人號令下,依靠“全國億萬工農兵說話”才擊退這場“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此時提出“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會怎么樣?”的問題,當然會得到嚴峻的回答。魯迅的“骨頭”之“硬”,是毛澤東深知的。何況魯迅早就預言:“革命成功以后,……也許有感覺靈敏的文學家,又感到現狀的不滿意,又要出來開口。從前文藝家的話,政治革命家原是贊同過;到了革命成功,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的那些人用過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來,在文藝家仍不免于不滿意,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頭?！辈坏绱?晚年魯迅還曾設想過革命勝利后自己在上海街頭“穿紅背心掃馬路”的命運(魯迅《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試想,像這樣的一位魯迅,有可能在50年代的環境中成為“黨的馴服工具”嗎?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無論處在幾個月前毛澤東說到的那種“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也好,或是處在“反右派斗爭掀起高潮”這種也許可以叫做“正常的空氣”(實際是對政治思想戰線形勢的估計發生了嚴重誤差)下面也好,1957年夏季“如果魯迅還活著”,其遭遇恐怕都將是不妙的。記得陳漱渝先生兩年前在《突然想起魯迅之死》一文中曾這樣說:魯迅之死是不幸的,“但死得其時,避免了在中國‘壽則多辱的命運,又是他的有幸?！贝搜哉\可謂一語中的!

然而,話得說回來,毛澤東在羅稷南面前所作的這個回答,從另一方面說,又畢竟是他與魯迅真正相知、深深了解魯迅思想的一個表現。

這是我的一點淺見,不知秋石先生以為然否?

(選自《史余漫筆》/嚴家炎 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