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難舍白云天

于 丹

1989年,我到藝術研究院下屬的印刷廠鍛煉,地點在北京南郊的柳村。

進了柳村以后,我們九個名牌高校的碩士畢業生,開始在印刷廠干活。在這里干的活是見不著字的,是純體力活。女孩子用汽油擦地上的油墨,男孩子扔紙毛子。后來我們女孩子干的活兒叫“闖活兒”,就是銅版紙厚厚的一摞,“咔”一聲下去弄整齊,然后把它掄起來,就這樣一下,我們手上就同時多了十幾條血口子。

我今年老聽人家說,怎么就我們這批倒霉孩子趕上金融危機了?我們之前好像也沒有這種要帶戶口下放的,我們也趕上了。不能改變現狀,就要迅速接受下來。到了那里以后,我們就一定要建立自己最有特點的價值。一天,我們在車間干著活,有人給車間主任拿了一本醫學古文書稿。車間主任給我和兩個男生放了半天假。我們就在堆紙的小閣樓里,坐在小板凳上,校出來給人家了。這一下子,我們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樣了。工廠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全來找我們補習功課。那些大哥大姐,對我們特別親切。到這時,我們開始享受生活。

我們拎大磚頭錄音機,聽崔健的搖滾,唱《花房姑娘》、《一塊紅布》。那時仍然是浪漫主義的夢想可以精彩飛揚的年代。

我們有四間屋子,從家里搬去大量的書,還買了一本特大的臺歷,每天大家把好玩兒的事寫在上面,日子過得快樂而且從容。

我們在那個地方體會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誼,也看到爾虞我詐。當地有一些壞人,要整治我們,天天想著把我們這幾個女大學生調到他們辦公室去,我們都不想去。采用最原始的辦法,我們在工人里面認哥哥,讓哥哥們保護我們。一個工人大哥拍著胸脯說:“我不信,我一個共產黨員保護不了幾個女娃娃?！?/p>

我的第一本書是在柳村寫的,那時沒有電腦,手寫。每天下班洗完澡以后,頭發得晾。天不太冷時,我就騎著自行車,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騎。出村的地方有一個西瓜攤,買一個放在車筐里。在村里騎車,我看的是炊煙,看的是麥浪,聽的都是孩子的歡笑聲和大嗓門的農婦一起嬉笑的聲音。半個多小時后,頭發也半干了,回到小屋里,我把西瓜一切兩半,吃一半,坐下寫書稿。在后來的那段時光,我覺得過得很田園,在那里可以寫書,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光芒。

一次,我回城里辦事,然后再騎車回柳村。在那一片市井的喧囂里,我忽然聽到街邊的小音像店里傳出清亮高亢的男聲,我聽到一句歌詞“生命終究難舍藍藍的白云天”。那是羅大佑的《戀曲1990》。買了那盒磁帶,回來再推起自行車的時候,我抬頭看看天空,真的明白了什么叫“生命終究難舍藍藍的白云天”。

如果我的第一份工作直接進入了藝術研究院,我可能會很矯情、很脆弱,不堪一擊,我會陶醉在自己的風花雪月里憤世嫉俗,我會抱怨這個世界給我的還太少,還不公平。柳村的經歷讓我有了平常心,讓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職、就業,還是任何人際交往,這個世界不會給你什么都是應該的,那是本分。一旦給你,就是情分。只要是情分,就要感恩。

月月鳥摘自《鄭州日報》 編輯/成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