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管理學：研究對象、內容與意義

呂 力

（武漢工程大學 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元管理學：研究對象、內容與意義

呂 力

（武漢工程大學 管理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各種各樣的管理學屬性之爭中，管理學知識中的“科學與人文”是否能統一、如何統一等問題從來都沒有得到最終解決，元管理學圍繞此一問題展開研究。元管理學的研究對象不是管理現象或管理實踐，而是全部管理學知識；元管理學研究管理學知識的性質、來源和產生的機制，以及對管理學知識的可靠性和客觀有效性進行檢驗。元管理學的研究必對中國本土管理學有所裨益——因為所有有關本土管理研究方法論的爭論都直接間接地與管理學學科性質、體系結構等相關。

管理學；學科屬性；元管理學；認識論

一、“管理學學科屬性”的世紀爭論

（一） 問題的緣起

2007年《管理學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試問管理學——管理學在中國側議》，文中提出了“有沒有普適的管理學？”的疑問，考證了一些長期以來模糊不清的名詞如“管理學與管理科學”、“管理學與一般管理學”、“指導性與實踐性”、“管理文化與管理組織”、“管理哲學與管理學”，結果發現這些關乎管理學學科結構的基礎性概念幾乎都沒有定論。[1]在文章的結語部分，作者指出，這些疑惑對于綜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管理學，其學科結構會有什么特點？管理學的學科結構與“創建管理科學的中國學派”是怎樣的關系？在“創建管理科學的中國學派”的歷史進程中，學科結構值得研究嗎？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學部劉人懷院士（2009）對于管理學理論的基本架構也提出了19個具有普遍性問題，包括：“為什么要對管理、科學和管理科學等基本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探討”、“什么是管理科學，管理科學與管理學是什么關系”、“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活動什么是管理工作什么是管理者”等。

事實上，關于管理學的學科屬性之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有的學派強調管理學的科學屬性，有的學派強調管理學的人文藝術屬性。泰勒認為，管理學主要研究如何通過科學的手段來提高生產效率。泰勒由此創立了科學管理理論。較早明確提出對“管理科學”持不同意見的是利昂·普拉特·奧爾福德（1877-1942）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丘奇。奧爾福德和丘奇（1912） 認為，泰勒方法的缺點是“以精心設計的機制或制度”取代了領導藝術，他們認為泰勒的所謂“科學管理”過于機械，他們對“科學管理”一詞表示遺憾，因為它意味著“一種科學，而不是管理的藝術”。[3]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認為管理學是科學與藝術的綜合，他指出“我們對已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奮……正在朝著創造活力的管理科學和基于科學的藝術邁進”。[3]

不僅如此，有關管理學學科屬性之爭的另一個主要議題是：管理學究竟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或者管理學是否具有普適性？丹寧布靈（Dannenbring） （1981）等認為，管理學需要應用自然科學方法對管理者面臨的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解決方案，盡管管理科學可能不如物理學那樣精確，但這并不構成管理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性區別，管理學應追求其普適性，能夠運用數學語言是學科成熟的標志。[4]管理學知識體系目前缺乏統一性，這只表明管理學尚處于初期發展階段，每一學科的初始階段都會表現出這種特征?；萏乩╓hitely）（1984）則認為，管理學與自然科學有本質上的不同，管理學是一門實踐導向的社會科學，社會實在不同于自然現象，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包含著更多的價值判斷和選擇。[5]管理學應重視文化、價值觀和習俗的作用，應走出過分數學化的誤區。林羲（2006）認為，自然科學注重的是發現研究客體的因果律，因此自然科學具有很強的預測性與普遍適用性；而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這使得社會科學不僅很難在嚴格意義上重復進行，更使其結論的普遍適用性受到挑戰。[6]彭賀（2009）和郭毅（2010） 認為，管理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7-8]其必然包括普適性知識體系與地方性知識體系，顯然這一論斷也是基于管理學的社會科學屬性的。一般認為，在自然科學領域不存在地方性知識。

自泰勒1881年開始著名的“工時研究”創立現代管理學，有關管理學學科屬性的定義與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管理學學科屬性問題成為跨越三個世紀的難題。

（二）對“管理學學科屬性”研究的傳統路徑——從“管理現象”到“管理學”

考察以上爭論，我們可以發現，在上述“管理學”學科屬性之爭中，對于“管理”或“管理活動”的定義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分歧，對于管理活動的本質也不存在太大的疑義。美國管理協會對管理活動的定義是：通過他人的努力來達到目標。這一簡明扼要的定義給出了管理活動的本質，或者說給出了“管理活動”區別于人類其他活動的根本特點。譚力文（2009）認為，管理活動產生的原因主要應歸結為人類為戰勝惡劣的自然環境與兇險的內外勢力，為維護自我生存與發展而產生的一種特有的“群聚”現象，并指出人類協作而產生的“群”就是管理理論中的“組織”。[9]在組織這一概念的基礎上，譚力文繼而援引馬克思的話，“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譚力文認為，這種協調活動的本質就是管理。上述對管理活動的本質的認識不僅得到主流管理學派的認同，在復旦大學蘇東水教授所創立“東方管理”、黃如金教授所創立的“和合管理”、南開大學齊善鴻所創立的“道本管理”中均有類似的描述。例如，東方管理學認為，“管理就是組織人力與物力以實現正式組織的目標與過程”；[10]齊善鴻（2009）的“道本管理”認為，管理的基本目的就是解決組織中人群沖突和建構目標效率秩序。[11]就對“管理”或“管理活動”的定義而言，韓?。?009）認為，組織管理的基本要素及其關聯，已經被泰勒、法約爾、韋伯、巴納德，包括德魯克等西方學者確立起來了，這些基本問題（即對管理活動的界定）已經輪不到無論是哪一國的當代學者置喙了。[12]由此可見，盡管學術界對于管理或管理活動的定義存在表述上的區別，但其核心與本質“組織”、“協調”、“目標”等并沒有根本性的差別，對“管理活動”的看法基本上是統一的。

然而，大量的爭論從何而來，這正是本文要討論的關鍵問題。在筆者看來，這一爭論來自于從“管理活動”到“管理學”這“驚人一跳”?；蛘哒f，“管理活動”并不能必定推導出“管理學”應如何進行研究，在這“驚人一跳”過程中，絕大多數觀點持一種“應然”的判斷。我國著名管理學者席酉民（2010）持論應屬公允。席酉民認為，管理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探索和尋找相對確定、有效地實現管理的目標方法、技術和思維方式等。[13]然而，即使從這一持論相對公允的判斷來看，其中亦包括“應然成分”。例如，為何將“管理學”限定在“相對確定”的范圍內？這種限定一定會將某種出于直覺的管理藝術性思維排除在管理學研究的范圍之外。此外，如何把握“相對”的“度”？從對席酉民教授上述定義的深入分析可以得知，無論“度”在何處，總會將一些“相對不確定的、然而卻是真實”的管理思想排除在外?？梢钥隙ǖ氖?，這種限定對于席酉民教授創立的和諧管理理論沒有影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于管理學的某一具體學科，這種限定甚至是必須的。然而，對于以“管理學自身”為研究對象的元管理學，這種限定就是主觀和有害的了。

在《論管理學的普適性及其構建》一文中，譚力文教授（2009）在對管理活動的概念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之后，得出管理學“可以得到具有普適性的管理理論”。[9]這一表述沒有問題，但關鍵在于“可以”二字，管理學可以得出普適性的結論，不等于說管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必然是普適的，作為一個總體，管理學究竟是不是普適的，的確是一個問題。譚力文教授在該文末尾所認為的，“管理學的普適性問題得到基本解決，可以達成基本的共識”似乎過于樂觀。我們前面所列舉的關于管理學學科屬性的種種爭論，它們大多也屬于“應然”的判斷。例如，泰羅認為“管理的主要目的應該使雇主實現最大限度的富?！笔且环N應然判斷；奧爾福德和丘奇認為管理學“應該”包括藝術的成分，[3]丹寧布靈等認為，管理學應該需要應用自然科學方法對管理者面臨的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解決方案。[4]惠特利則認為，管理學應重視文化、價值觀和習俗的作用，走出過分數學化的誤區等。[5]

事實上，學術界大多還是注意到管理活動中存在的社會的、人文的、直覺的、藝術的成分，這些成分無法包含在“管理科學”或“普適性的管理學”之中。例如，在國內學術界引用較多的林曦的《管理學的學科屬性與學科定位》一文中，林曦（2006）認為，管理活動及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關注人的尊嚴與價值的，管理活動所涉及的對象、場合、時間和地點是具體的，或者不具備更強的一般性，因此似乎將管理學完全定位于“普適性的科學”并不合理。[6]因此，對于大多數管理學者而言，不得不承認“管理學既是科學，又是技術和藝術”或者“管理學既有人文的屬性，又具有自然科學的屬性”。

對于“應然”這一路徑而言，“管理學是科學和藝術”或者“管理學既具有人文的特質，又具有科學的特質”是一個終極判斷。這一判斷實際上早就被諾貝爾獎獲得者赫爾伯特·西蒙甚至更早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丘奇所提出，[4]丘奇提出的這一觀點的時間幾乎與泰勒創立管理學這一門學科的時間一樣久遠。然而，這一終極判斷并未結束這一跨越了三個世紀的爭論，《管理學報》特約評論員就敏銳地指出，“對于綜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的管理學，其學科結構會有什么特點嗎？”[1]換言之，管理學知識中的“科學與人文”是如何統一起來的，這對于“管理學屬性”的傳統研究進路而言，是一個真正的難題。

二、元管理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

上述目前沒有定論的爭論使我們可以宣稱存在“元管理學”這樣一個研究領域。韻江（2007）、羅珉（2005）、楊棟（2009）都曾提到過“管理學的元研究”。[14-16]韻江在《管理學合法性的反思——基于跨學科的視角》一文中提出了管理學“元研究”的必要性。羅珉認為管理學范式理論是以管理學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具有元管理學的性質。楊棟認為，管理學科學屬性是管理學元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呂力（2009）認為，元管理學是對管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目標、研究方法、學科性質、體系結構進行系統反思和研究的學科。[17]Haridimos Tsoukas（1984）認為，元管理學將重新定義管理的本質以及明確各類管理學知識的應用范圍。[18]

（一）種種“元理論”及其學科性質

“元”的西文為“meta-”，意即“在…之后”或“超越”?！霸痹谂c某學科名相連所構成的名詞中的含義是：這種更高一級的形式，將以一種批判的態度來審視原來學科的性質、結構和其他種種表現?！癿eta”起源于“metaphysics”一詞，后人在整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時，將其《物理學》之后的著作稱為拉丁文的“metaphysica”，直譯為“物理學之后”，它探討的是世界本體的原理，其含義與我國古代關于“道”的學問相近?！兑住は缔o》有“形而上者謂之道”的說法，于是“metaphysics”就被譯為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等問題，代表了一種整體性反思。

在“metaphysics”之后，很多具有整體性反思性質的學科都被冠以前綴“meta”。例如，德國著名數學家希爾伯特（Hilbert,D.）提出的元數學概念就是希望用有窮的方法來證明無窮的數學系統的協調性，它把整個數學理論完全形式化為無內容的符號體系，其中包括作為符號的基本概念、作為符號系列的公理以及作為符號系列變形規則的基本推理規則；然后把這種符號體系作為研究對象，用另一套理論來研究它的協調性。這種用于研究數學理論的理論便是數學的元理論。

元邏輯學是在希爾伯特的元數學概念和形式化思想的啟發下發展起來的，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元邏輯學是指對邏輯理論整體性質的研究，而對某個具體的邏輯法則并不感興趣；廣義的元邏輯學是指對于一般形式系統的研究。換言之，元理論意味著用一種理論——元理論——來審視另一種理論，這是元理論獨立性的一種體現。

1951年，沃爾什（Walsh.W.）率先提出了“分析的歷史哲學”一詞，[19]實際上就是歷史學的元理論。

1925年，波蘭社會學家茲納涅茲基（Znaniecki.F.）首先創造了具有元科學性質的“科學學”一詞，它不僅將全部科學知識作為研究對象，而且還涉及了科學家的學術活動、科學的社會作用等知識與社會交叉的問題，從而使科學的自我反思從科學自身擴展到了與社會的關系上。在科學元理論的啟示下，1970年，古爾德納（Gouldner.A.）將元社會學定義為“社會學的社會學”，即把社會學看成一種社會活動加以研究。

從數學到哲學、科學、乃至不少具體學科，各種以元理論為標題的研究逐漸誕生并發展起來，這些不同的元理論構成了一個元理論家族，從中可以看出元理論體現了整個學術領域“自我意識”的萌動。當某一學科嘗試建立元理論時，它就是在對本學科進行反思、探索，而其中隱藏著變革。[20]

（二）元管理學的研究對象

元管理學對管理學自身的研究，因此元管理學的研究對象不是管理現象或管理實踐，而是現有的全部管理學認識，元管理學本質上是一種認識論。借鑒劉人懷院士（2009）的說法，管理學是研究管理現象與管理實踐的全部知識的總和，是一個內容豐富的知識體系，[2]元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就是這個知識體系。

管理知識里既包含科學的成分，也包含人文的、藝術的成分，甚至包括只能體驗得到、不可言傳的技能（或者說所謂意會知識tacit knowledge）——元管理學既然是對管理學自身的研究，就應全面涵蓋上述不同類型的知識。在研究對象方面的模糊不清，必然導致研究結論的根本性錯誤。例如，認為“管理學是一門普適性科學”的觀點，大多忽略了管理知識中人文的、藝術的、直覺的成分；而認為“中國管理學應建立全新體系”的觀點又忽略了管理知識中科學的、普適的成分，這兩種觀點之所以經不起反駁，其錯誤的源頭均在于片面地界定了研究對象。

管理學知識中既存在明確的、普適的科學性知識，也存在不明確的、地方性的、體驗性的、感性的、直覺的知識，在“明確”與“不明確”之間存在大量“相對明確”，同時也“相對不明確”的管理學知識。如何確定“相對明確”的“度”？在本文看來，不如事先擱置這一爭議，而就全部管理學知識做一番考察，不論它是明確的還是幾乎完全不明確的。

在管理活動領域，存在著大量的“普適性”之外的管理知識，這些知識同樣對于人類的管理活動非常重要。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人敢于宣稱，只要掌握了現今主流管理學教材中的理論就完全能勝任實際的管理工作——這是因為還存在著大量的實用的、不可言傳的直覺性知識，還存在著大量的有關管理實踐的藝術。管理學的一門常規分支，可以宣稱只研究其中的一部分，但以管理學本身為研究對象的“元管理學”就不能不以全部的管理學知識為研究對象。

究其源頭，求知的最終目的是求得人類更好的生存。既然直覺的、不明確的、藝術性的知識在管理領域中具有相當的實踐價值，管理學就不應將研究視角總是固定在可以重復、可以驗證、可以明確表達的知識上，作為對管理學自身進行反思的“元管理學”更應將研究范圍擴展到全部的管理學知識領域，惟其如此，才能實現反思，才有可能在反思的基礎上發展管理學自身。

（三）元管理學的研究內容

如前所述，認為“管理學是研究管理實踐中普適規律”的觀點實際上是對管理學研究的一種“應然”規定，它限制了管理學知識的來源，同時決定了對管理學知識真實性的檢驗手段——這種檢驗手段就是基于大樣本的所謂實證主義方法。這樣一種觀點顯然不為管理學界大部分學者所接受，管理學的全部知識域中無疑包含著人文、藝術的成分，那么這部分知識的來源是哪里？它產生的機制如何？這部分知識和所謂普適性規律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上述問題正是元管理學關注的核心問題——它本質上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元管理學研究管理學知識的性質、來源和產生的機制，以及對管理學知識的可靠性和客觀有效性進行檢驗。

哲學上傳統認識論的發展經過了三個階段，[21]一是關于認識的性質、前提和基礎等問題，近代哲學對這類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具有本體論哲學的特點；二是認識的來源、過程和機制即認識的發生學方面的問題；三是認識的可靠性、真理性、確證性和客觀有效性等知識論問題。

具有本體論哲學特點的認識論以洛克的經驗論、休謨的懷疑論以及康德哲學為代表。洛克的經驗論以承認對象的客觀實在為前提，而休謨則質疑對象的實在性，他認為，“我們所確實知道的唯一存在就是知覺……除了知覺之外，既然從來沒有其他存在物呈現于心中，因此我們永不能由知覺的存在或其任何性質，形成關于對象存在的結論”。[22]康德認為，一個具有先天認知能力和形式的先驗主體是認識的中心，康德以此來解決認識的本性和來源問題，從主體的認知能力來劃定認識的范圍和可靠性，認識就是主體運用先驗的感性直觀形式和知性范疇對感性材料、表象進行綜合整理而得來的。

在現代科學和哲學看來，由于傳統認識論中的命題不能被經驗所證實或證偽，因此這一研究思路逐漸被淡忘，關于認識的來源、機制等認識發生學問題被逐漸經驗科學化。[21]20世紀重視認識論研究的哲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使認識論問題經驗科學化的傾向?，F代西方哲學大多把科學發現和認識發生問題看做經驗心理學問題。當代認知心理學、腦科學與人工智能、神經生理學等新興學科也都體現了認識發生問題的經驗科學化傾向。

與此同時，哲學認識論發展的另一條進路是科學哲學，即將科學作為研究對象，關注科學發現和發展的方法和邏輯、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知識的檢驗及其標準、科學知識的演進和模型方面的內容，把認識論轉向對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研究。[21]

基于以上考察，本文將以上認識論研究的兩種思路應用于管理學，將對以管理學全部知識為對象的元管理學研究劃分為以下兩大部分：

（1）從管理學認識的心理學發生機制上研究管理學知識的性質、來源和產生機制?，F代的認知神經科學已經可以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部分揭示認識的來源、過程、機制與結構問題。認知神經科學是在腦神經科學（Neuroscience）和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的基礎上發展而來。[23]

在認知神經科學產生之后，一些社會科學家試圖使用認知神經科學的手段研究社會科學問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00年12月，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研討會（Princeton workshop on Neural Economic）首次使用了神經經濟學（Neural Economic）名稱，并在以后的時間內逐步被廣泛認可。與神經經濟學相對應，中國學者馬慶國提出了神經管理學的概念。[23]

顯然，認知神經科學作為一種有效的手段，既然可以研究被管理者的神經心理因素，也就毫無疑問地可以研究管理者的認識來源、產生機制和結構，后一研究就是元管理學所關注的。因此，借助于認知神經科學，我們就可能回答管理學知識中的直覺、意會性知識的來源，及其在管理實踐中被應用的情況。這就是從管理學心理學發生機制上研究管理學科的性質、來源和產生機制。

（2）從對管理學知識的檢驗與確證方面來研究全部管理學知識的體系結構。在知識問題上，當代哲學思潮的特點是“不考慮心靈怎樣或是否可以真正認識外部世界的問題，而是一開始就預先假定，我們已經以各種方式獲得了知識，并且在任何情況下能去認識這個世界”，[24]從而問題就變成了這種知識的發現和證明的邏輯的問題。

這一觀念影響到各種元理論，具體到元管理學，它的基本問題就不是我們能否獲得管理學知識，而是預先假設我們能夠認識管理實踐，管理學知識可能存在或已經存在，而無論它們以什么知識形式存在。我們的任務是通過描述這種既包含普適性規律又包括特殊的人文藝術因素的知識，是如何在實踐中被檢驗、確證與應用的，從而探查這些不同類型的管理學知識是怎樣在管理實踐的過程中被邏輯地組合成一個有機的管理學知識體系的。

眾所周知，當前的主流實證管理學早就確定了知識的“檢驗標準”，這就是形成假設、獲取數據、檢驗假設的一致性等一系列規范的步驟，毫無疑問，如果遵循如此嚴謹的操作，得到的將是“真知識”。然而，這一套操作可能是獲得“真知識”的充分條件，但不一定是“真知識”的必要條件。在管理知識領域，相當多的意會性知識也是“真”的，或者說在一定條件、一定的范圍內是“真”的，但是這些“真知識”很難通過如此一套標準。例如，意會性知識在這套操作的起始階段，即“形成假設階段”就會有很大的麻煩，意會性知識在很多情況下難以形成表述清晰、邏輯嚴明的假設。主流西方管理學因為這些意會性知識的麻煩，斷然將其排除在主流管理學研究范圍之外。主流管理學盡管“主流”，但也只屬于管理學研究的一個流派，這樣做無可厚非，但如果一定要堅持“主流帝國主義”，將其作為一種通行標準強加到其他研究范式上，則欠妥當。元管理學既然以全部管理學知識為研究對象，就還需要考慮普適性之外的地方性、本土性、個性化的管理知識，根據其在管理實踐中被應用的情況，為各類管理學知識確定“真”的標準。

三、元管理學對于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意義

如果管理學是一門純粹的自然科學，就不會存在本土管理學——本土管理學之所以存在，正在于它是普適與特殊、科學與人文藝術的混合體。假如丹寧布靈（Dannenbring）的觀點正確，管理學研究的目標如果是追求單一的普適性的理論體系，則本土管理學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的命題。因此，本土管理學所以存在、如何存在及其研究方法論正與管理學的學科屬性、學科結構等密切相關，而這正是元管理學的研究主題。

在2009年第二屆“管理學在中國”學術論壇上，北京大學鞏見剛（2009）提出，管理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因此管理學研究中發現的規律很難保證有普適性和重復性。[25]華南理工大學張樹旺（2009）在《普適性與民族性的真正對話的開始——“管理學在中國”論爭的方法論意蘊》中認為，科學主義管理是以實證研究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點是嚴格的科學性、普適性和邏輯性；人本主義管理學以解決實際管理問題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點是藝術性、民族性和有效性。此雙方近20年來（實際上為100多年來——本文注）互為詬病，難以對話，這一學術對立源于“管理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或者“管理學的普適性與非普適性”的經典命題。[25]

情境化是著名管理學者徐淑英教授（2008）所首倡的一個概念，徐教授對情境化的定義非常簡明：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將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徐淑英認為，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來越重要，它是在中國進行本土研究的關鍵要素。徐淑英教授指出了情境化的4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是決定研究什么，即研究者不僅應該關注已有的（西方化）主題，而且要問一些中國的公司，管理者和員工所特有的或重要的正確的問題。第二種方法是理論的情境化，即將西方理論和假設進行適當的修改使之適用于中國的環境。第三種方法是測量工具的情境化，使在西方環境下開發的構念在中國情境下仍然是有意義的。第四種是方法論的情境化，就是在中國情境下使用新的方法論來觀察、記錄和分析數據。[26]

按照學術界的理解，情境化研究有2種典型的范式：情境敏銳性研究（情境嵌入式研究）以及情境特定性研究。顯而易見，情境化同時包含了對情境的普適性理解和對情境的特殊性的理解，這兩種理解實際上與管理學知識來源的心理發生機制有關，它們又分別決定了本土管理學中的普適屬性與人文藝術屬性。正如李平教授（2010）所指出的那樣，任何本土現象都有共同普適性元素，也有獨特新穎元素，而關鍵在于研究者是否關注到它，如果關注獨特新穎性元素，就是本土研究，如果不關注，就是普適性研究，然而“關注”只是一個起點，從“關注”到管理學知識產生的全過程如何？——這是從過程來看本土管理學的產生。[27]從結果來看，這兩種研究的結果是截然相區別的嗎？它們之間有什么聯系？這實際上也是管理學學科體系結構在本土研究中的反映，或者說，它本質上就是一個元管理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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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70

A

1005－0892(2010)09－0052－07

2010-05-06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09YJC630180）

呂 力，武漢工程大學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中國本土管理、管理研究方法論研究。

責任編校：齊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