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上當始末

1971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在北京故宮舉辦，首次展示了來自新疆的兩件文書：一件是白居易詩《賣炭翁》抄件，署“坎曼爾元和十五年抄”；另一件是作于元和十年（815年）的三首詩《憶學字》、《教子》和《訴豺狼》，署“紇坎曼爾”。

元和是唐憲宗李純的年號。在新疆發現了唐代的漢字文書，自然不是一件小事。郭沫若看過原件后十分興奮，將這兩件文書命名為《坎曼爾詩箋》，并寫了《〈坎曼爾詩箋〉試探》一文，文中說：“詩中有幾個簡筆字。如‘詩壇’、‘五谷’等，從唐代以來一直流傳到現代，民間簡化漢字的生命力于此可見?！睂τ诳猜鼱査顿u炭翁》，郭文認為“可能是《賣炭翁》新樂府存世最古的抄件”。

郭沫若文章一出，《坎曼爾詩箋》身價百倍，甚至選入了中小學語文課本。但也有人提出異議。國外有蘇聯學者質疑，國內史學家張政烺也認為，《坎曼爾詩箋》不是唐代之物，理由有三：一是詩箋中竟出現了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才推行的簡化字“壇”、“谷”等；二是詩箋上的字體在明朝萬歷年以后才出現；三是有些詞語如“東家”也是唐代不可能有的。1980年，學者肖之興也在《光明日報》發文質疑。他認為，坎曼爾是“伊斯蘭教特有的名字”，但伊斯蘭教于10世紀后半葉才開始傳入新疆。如果坎曼爾真是9世紀的新疆居民，怎么會提前采用伊斯蘭教的名字呢？詩箋背面是察合臺文，而察合臺文是在伊斯蘭教傳入新疆以后才逐漸形成的。從詩箋的書寫痕跡看，漢文墨跡浸透了察合臺文，書寫時間明明晚于察合臺文，那么詩箋怎么可能是唐人所寫的呢？然而，這些質疑沒有被學界接受，主流意見仍然認為詩箋是唐代珍貴文書。

學者楊鐮窮追不舍，經過大量調查研究，弄清楚詩箋的制造者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的L先生和S先生。上世紀90年代初，S先生寫下證詞：“大約是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之間，一次L來找我，讓我把一些詩句抄在兩張殘紙上，他還把要抄的內容用另外一張紙寫好給我看。抄這個做什么用，我并不知情。抄完后不久，我就到南疆‘社教’，離開博物館。兩張紙怎么被當成唐代文物送到北京等情況，我毫不知情。大約十年后，想不到它竟成了‘文物’，印在書的封面上。他當年寫詩的紙也沒有保存下來。為了不繼續貽誤后人，我便把上述情況告訴了楊鐮同志。所謂‘坎曼爾詩箋’是我應L之求，無意中書寫的?！?/p>

至此真相大白。身為考古泰斗的郭沫若，的確是上了一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