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 用沉默代替掙扎

胡 靜

【摘要】自從20世紀80年代,大陸重新開始了新的一輪對于張愛玲的作品的熱捧。人們對她的認識也陷入了兩個矛盾的極端:一方面,讀者贊嘆她的技巧,欣賞并認同她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對于平凡生活的細致入圍的描寫以及從骨子里透出來的生命的悲愴;但另一方面,卻又不自覺地以原有的“戰時作品”的標準去衡量她的創作,指責張愛玲作品沒有表現出淪陷區人民的恐怖和仇恨,批評其作品缺乏時代感和愛國主義精神

【關鍵詞】淪陷區;張愛玲;“言”與“不言”;平凡人生

一、淪陷區文學殘酷的時代背景

淪陷區的一位東北作家曾經說過:“一個人,應該說的話,一定要說,能夠說的話,一定要說;可是應該說的話,有時卻不能夠說? ‘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2本來,淪陷區作家所面臨的壓力是:既不準說自己想說而又應該說的話,又被強制說自己不想說也不應該說的話,于“言”與“不言”兩方面都處于不自由的狀態。在滾滾寒流中,淪陷區作家能夠頂住壓力,維護住自己的“不言”權,就已經很不容易。今天的讀者以“是否表現愛國抗日的民族主義情緒”作為衡量淪陷區文學的主要價值尺度,從而否定或貶低作家的創作,給作家冠以“漢奸文學”或者其他“不潔文學”稱號,多少是有失偏頗。如果認為在異族占領和強霸下,作家唯有輟筆沉默這一選擇是正義的舉動,那么只要動了筆,開了口,是否就在“客觀上”起了粉飾異族和強權的作用?顯然,這也是有失公正的。

二、張愛玲的“言”與“不言”

對于許多作家,寫文章是謀生的基本手段。而此時的張愛玲已失去了祖輩們建造的物質天堂,家道的中落,使得愛玲只能靠著一支筆養活自己,賣文為生。身處如此殘酷的時代,以寫作謀生的張愛玲在淪陷區作家受壓制的“言”與“不言”的現狀之間,做出了很好的選擇。

在《自己的文章》中張愛玲一句 “不能掙脫時代的夢魘”3充分凸顯了她的抉擇。正如吳福輝所言,“表面上她是一個脫離政治傾向的,追求無時間性的、無功利性的文人,其實社會斗爭時時將她卷人”。4一個生活在社會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如此尖銳激化的時代的作家,想真正逃避現實、逃避政治,幾乎是不可能的。創作于1944年2月的《燼余錄》寫香港的淪陷,大寫諸如女生剪菲律賓頭、炎櫻從容地邊洗澡邊唱歌、戰后女生們怎樣步行十來里路去吃一盤昂貴的冰淇淋等似乎頗有趣味的小插曲,但畢竟“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的青紫的尸首”,戰爭使張愛玲“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以至感覺到“我們只顧忙著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 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從而發出質問:“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么?”

在1944年4月的《論寫作》5中,張愛玲表示最喜歡申曲里的幾句套語——“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說這是“多么天真純潔的,光整的社會秩序”,“思之令人淚落”? ——向給人一種不問政治、只注重現世名利享受的張愛玲終于為了不關自己名利的事而落了淚!在《中國的日夜》中她公然宣布:“我是中國人”,喜歡中國的鑼鼓,舍不得離開中國,這里有“我自己的國土”,有“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快樂我是走在中國的太陽底下”。的確,張愛玲是個不太關心政治的女人,但她從未替當時的日偽政權歌功頌德。張愛玲在她可能的、為當局所許可或不注意的范圍內,比較曲折地表達了她對侵略戰爭以獸性和殘暴破壞人性和文明的不滿,對一個安穩繁榮快樂的世界的向往,“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條是非界線的”,從而達到了對現社會政治的否定,表現了一個作家一定的正義感和歷史感。

張愛玲在經歷了戰爭的毀滅與恐怖之后,有了劫后余生的生命體驗,從而重新關注起曾經被忽略遺忘的“身邊”的東西,發現正是個人的瑣細的日常生活成了最基本穩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礎?！霸谶@動蕩的世界里,錢財、地產,天長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這口氣,還有睡在她身邊的這個人”(<傾城之戀》);“‘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所以陷落后的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男女們迫不及待地結婚,戰爭的殘酷,生命的無常,“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仿佛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燼余錄》),以至張愛玲在1944年的《(傳奇)再版序》中喊出了她的名言:“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痹谏娴拇笪C、大恐怖里,總要“抓往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自己的文章》),于是,張愛玲從柴米油鹽、肥皂、水與太陽之中去找尋實際的人生?？梢?“日常生活”的重新發現,對于張愛玲來說,是一種出自生命的直覺,帶有很大的不自覺性,是對于“戰爭”下的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種痛苦而緊張的探尋,它既超越于時代政治,又具有極強的時代性與現實性。從表面上看,這種作品似乎遠離時代與政治,但因為其對“戰爭”中人的生存困境的特殊關注,卻也同樣成為一種“時代的藝術”,畢竟,個人的生存是構成了整個人類包括國家、民族生存的基礎。

對于生活在亂世的張愛玲,一切也并不輕松可靠。正是這種生存的艱難,使她對于眼前所有格外珍惜,自稱“把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很清楚”的張愛玲以自己刻意表現出的不同于以往文學藝術家的“一身俗骨”一再告訴世人:這是一個“兵荒馬亂的時代”,這是一個”我們的文明”“都要成為過去”的時代,這本來就不是一個羅曼蒂克的時代!

當“上海淪陷區”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中國大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之后,張愛玲曾被迫從中國文壇銷聲匿跡。但大浪淘沙,真正的金子總是會熠熠閃光的。當我們進入一個更尊重歷史、尊重文學、尊重普遍人性的更為寬容的時代,張愛玲的文學地位便一步步得到了應有的肯定。并不過多地在文字里顯露出她的追問和掙扎,反刻意渲染她的享受繁華,但她筆下除了人性世俗、人生欲望的表層,更有她深層的人生滄桑和人性掙扎。她所生活和表現的那個殘酷的年代離我們越來越遠, 可是她的思想情感和價值取向卻能借助文字的力量永葆魅力。

參考文獻

[1]柯靈,遙寄張愛玲.張愛玲文集(第四卷) .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2]錢理群,“言”與“不言”之間—— 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總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1).

[3]張愛玲,自己的文章.張愛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4]吳福輝,張愛玲散文全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5]張愛玲,《論寫作》. 原刊1944年4月《雜志》月刊第1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