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龍琨到朱山坡

有的人認識龍琨,卻未必認識朱山坡,譬如他家里的一些叔伯兄弟;有的人認識朱山坡,卻未必認識龍琨,譬如文壇上的一些朋友。

我認識龍琨,我也認識朱山坡,這讓我深以為幸。

認識龍琨,在上世紀的90年代。那時他在北流市文聯當個小職員,面容憨厚,不茍言笑,一雙近視眼鏡后是一對平平常常的眼睛,不容易讓人看出他內心的睿智和狡黠。他白天坐辦公室,收收發發,迎來送往,工資不高,事卻不少。下班回到家里就爬格子,既寫詩,也寫小說,20出頭就寫了一部關于當地歷史名人李紹昉的長篇小說。李紹昉是清代乾隆朝的才子,北流當地流傳有諸多關于他的小段子,應多為后人杜撰,常有張冠李戴之嫌,我以為那是人們對他的鐘愛所致,就像有關紀曉嵐的傳說一樣,權當戲說,不好作信史看。但僅從這部不算成功的長篇,我看出了龍琨寫作上的野心。

認識朱山坡,已到了21世紀。朱山坡是市政府辦的公務員,業余時間寫小說。他白天埋頭于那些枯燥乏味的、讓領導在各種大會小會去念的文稿中,晚上則是活在另一種靈魂悸動、個性張揚的僅屬于他自己的語言世界里。

這時的朱山坡已年屆而立,寫了多年的詩,和一群志同道合的詩友合伙打造了一個叫“漆”的詩社,其中的核心成員有十來個,外圍的擁躉則有上百人。他們經常聚會,吟頌自己的作品,批評詩友的習作,請知名詩人來講學,參與詩壇上各種熱熱鬧鬧的論爭、他們就像一只只本來不太大的鞭炮,單個燃放時只有孤零零的一兩聲響,但扎成一堆,就成了一捆集束炸彈,以致弄出了不小的動靜,震撼大江南北詩壇,讓詩歌圈子無法再忽略他們的存在。

到了2005年,中國小說界開始一再出現朱山坡這個名字和以這個名字寫的小說:《中國銀行》《叔叔于力》《跟范宏大告別》《陪夜的女人》《喂飽兩匹馬》……這些能讓人眼睛一亮的作品,頻繁地入選于《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等選本以及各大出版社的年選和年度的小說排行榜。其中《陪夜的女人》最近還榮獲了首屆郁達夫小說獎的短篇小說提名獎。以朱山坡自己的話來說,他的小說理想是“關注底層,透視苦難”,這句話正是寫作的兩個基本點:前者是“寫什么”,后者是“怎么寫”。他關注底層,卻不是簡單的展示苦難,而是通過苦難揭示出人性中那些真或假的犀利、丑或美的堅韌、惡或善的頑強。他的寫作是在繁忙的工務之余進行的,與那些高產作家相比,他的作品數量相對不是很多,一些作品構思的時間往往很長,某個想法在他腦海里縈回好些年,直到找到恰當的突破口,才形諸筆墨。

朱山坡寫作小說《喂飽兩匹馬》的想法,就始于幾年前他老家當地發生的兄弟倆合娶一個媳婦的真實故事。但他遲遲沒有動筆,不想僅僅寫成對社會的控訴或者對倫理的反思,他期待誰把他的寫作激情點燃,尋找著一個關鍵的著火點。直到后來,他無意中看了導演田壯壯拍的紀錄片《茶馬古道——德拉姆》,其中采訪了一個與兄長共妻的年輕小伙子,望著燃燒著的柴火真誠感激嫂子教會他男人做的事情,“心里把她當做姐姐一樣尊敬”。這話深深地震撼了他,他馬上開始構思,動手寫了這篇《喂飽兩匹馬》,作品已與傳統的倫理道德無涉,卻與人的生存哲學和精神困境有關。小說看似荒誕,實滿懷溫情,充滿了關懷和隱喻,具備了寬度和厚重。

朱山坡就像一個高明的匠人,他沒有將現成的木料做出大家常見樣式的家具,而是別出心裁、獨辟蹊徑,營造一些別人所不能做的東西,既有具像的故事,又有形而上的韻味。去年他發表的《鳥失蹤》,就巧妙地切入了對越自衛反擊戰這個目前已是敏感得令人有點不好觸及的題材,這場戰爭過去了30年,有的人已將它遺忘,但有的人注定要將它記上一輩子甚至幾輩子。

我很晚才得知,朱山坡是作者老家那個村子的名字。他老家與我老家都處于粵桂邊上的云開大山周圍的丘陵地帶,他以寫小說實現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升騰,有一種破繭而飛的味道,成了新世紀里桂東南第一位走向全國文壇的作家。今天知道朱山坡名字的人之多,肯定超過了清代知道李紹昉的人。這不僅僅得益于現代傳播技術的發達,更主要地是得益于朱山坡在小說寫作方面取得的成績。為了取得這樣的成績,他努力了許多年。對于成功者,人們往往只看到他頭上的光環,卻不容易看到他背后的艱辛。在這里,用得著傅雷譯《貝多芬傳》中的一段話來形容:“人生是艱苦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場無日無夜的斗爭,往往是悲慘的,沒有光華的,沒有幸福的,在孤獨與靜寂中展開的斗爭?！边@種感覺,凡是過來人都應該不難體會。

說了半天,大家就應該明白了:龍琨就是朱山坡,朱山坡就是龍琨,朱山坡是龍琨的筆名,朱山坡是長大了的龍琨。當年的龍琨,是北流市的一位小作者,今天的朱山坡,已是享譽文壇的作家。去年,山坡寫了一篇題為《火車,潘大林》的隨筆,獲得廣西報紙副刊年度評比一等獎,而我的一篇小文僅獲三等獎。寫我的獲一等獎,我寫的獲三等獎,這倒是個有趣的事,我明白山坡絕不是因為寫我而獲獎,而是因為他的文章確實寫得好。我忝隨其后,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