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技術而不是藝術

■楊 敏

睢寧改革，重在以技術解決實用性問題，而非以藝術去解決“觀賞性”問題，或許這就是政府和媒體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訴求。

“你不能因為我不藝術，就全盤否定這件事”，這是蘇北睢寧縣委書記王天琦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的一句話。

說這句話時，正是睢寧征信新政引發公共辯論最熱烈的時候。

睢寧縣將公民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引入大眾信用信息征集系統，從銀行欠貸到早點擺攤，從官員受賄到司機闖紅燈，從欠繳水費到不承擔贍養義務等無所不包。這些行為全部被量化為分數，據此將公民信用評為ABCD四個等級，并與公民就業、孩子入學、干部提拔等掛起勾來。

這一次，輿論反映的強烈程度，出乎睢寧官方的預料。

一直以來，國人對西方國家的公民信用管理機制艷羨不已。去年，一個中國留法學生，因為三次乘車逃票在個人信用檔案上“留底”，找工作處處碰壁的故事，也曾引起媒體熱議，人們呼吁中國社會應該建立公民信用體系，以減少道德失范行為。但當中國第一套大眾信用管理評級體系真正誕生的時候，等來的卻不是輿論歡呼，而是媒體的指摘。

對于睢寧征信新政的公共討論，部分媒體對所謂“良民證”的誤讀，將政策辯論引入了歧途，使得一些有價值的議題反而被淹沒。那么，論辯的核心價值到底在哪？如果從社會管理現代化的視角切入，睢寧征信新政提出的問題便在于：政府如何在社會管理活動中尋找可為空間？

有社會學家認為，中國當下管理面臨兩大“死結”，一是“欠規范”，二是“無信息”，這兩點恰恰是睢寧此番改革的標的所在。

從“欠規范”的角度來講，現代社會，以提供社會秩序為目的控制途徑只有三種：基于法律制度的控制，基于道德習俗力量的控制，基于權力運行機制的控制。換句話說，就是法律的歸法律，道德的歸道德，對那些法律不管而又道德控制失效的地方，就需要公共權力的介入。舉例來說，一個年輕人偷了一只羊，這一行為輪不上“法辦”，但是道德約束也無濟于事，如果聽任其偷盜行為不管，政府就缺位了。因此，發生在法律與道德之間的中間地帶，就是睢寧大眾信用評級要落腳的地方。

從“無信息”的角度來說，現代社會管理需要一些核心數據，包括關于人的道德與誠信數據；關于企業的經營與誠信數據；關于社會監控、評估、評級數據?！盁o信息”就是無記錄，無記錄就是無約束。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需要為道德失范行為付出成本，所以在中國城市，闖紅燈者屢見不鮮；農村不履行贍養老人義務的也比比皆是。睢寧大眾信用數據征集，從一定意義上說，正是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提倡的“數目字管理”，非但不是媒體質疑的“馭民之術”和“歷史的倒退”，反而代表著社會管理現代化的一種方向。

媒體認為，睢寧改革可以也應該做得更藝術一些，例如，為了解決程序合法性問題，應該以地方人大的名義頒布新規，而不是出臺政府規范；為了實現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問題，應該引進NGO等第三方機構，去承擔公民信用信息的采集工作。但是，正是這些有心或者無心的“疏忽”，體現了睢寧當地政府“一切立足于把事辦成”的樸素治理理念。

睢寧改革，重在以技術解決實用性問題，而非以藝術去解決“觀賞性”問題?；蛟S這就是政府和媒體對這一新生事物的不同訴求。從政府創新角度來說，所有改革探索在起始階段都是粗糲的，但是媒體卻多從應然的角度，希望看到基層的改革探索沒有瑕疵。

盡管有歧見，盡管有爭議，但是隨著這一場公共辯論的深入，對于辯論正反雙方來說，沒有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