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遺痕的追隨者

本刊記者 王新玲

5月22日，我國考古學家徐蘋芳因病去世，享年81歲。

徐蘋芳 （1930.10.4-2011.5.22）

在中國考古界，徐蘋芳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關于中國古代城市的研究是他的“主戰場”。而徐蘋芳最為學界稱道的，是元大都的發掘工作。

元明清時期雖然遺留了一些關于北京城的古代文獻，但古人缺乏對城市規劃的完整概念，關于元大都的記載是斷片的，尤其看不出整個城市規劃的概貌。于是，考古學便成為古代城市規劃研究的重要手段和基礎。

20世紀60年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聯合組建了元大都考古隊，由剛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不久的徐蘋芳領銜，開始了對元大都的探查工作。為配合地鐵工程，北京市開始大規模拆除明清內城城墻和建筑，發掘工作也得以展開。從1964年到1974年，元大都考古隊勘查了元大都的城垣、街道、河湖水系等遺跡，發掘了10多處不同類型的居住遺址和建筑遺存，為復原元大都的城市規劃奠定了基礎。

中國古代城市遺址就保存形態而言可以分成兩類，一類位于鄉村曠野，可充分進行考古勘探工作，唐宋以前的城市多屬于此類；另一類則被壓在現代城市之下，古今城市互相重疊，很難進行大面積的勘探發掘，唐宋以后的城市多屬于此類，元大都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元大都城北部約占1/3的部分，在明初廢棄后變為郊野，直到20世紀50年代，大部分土地仍為農田菜地。于是，徐蘋芳率領的考古隊首先在這一范圍內，用洛陽鏟鉆探元大都的街道遺跡。

全面的考古鉆探，加上對航空照片上所顯示的元代街道痕跡的觀察比較，考古隊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證明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的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與元大都北部經考古勘測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

對于疊壓在明清北京城下的元大都遺址，由于20世紀60年代北京曾進行了明清北京城城墻的拆除工作，因此可以直接進行發掘。例如拆除西城墻時，發現了元代土城頂部的排水措施。拆除西直門箭樓時，發掘了元大都和義門甕城城門，又在明代北城墻基下，發掘了多處元代的居住遺址。有些遺跡則利用鉆探的手段進行了勘查，并調查了當時保存于地面的遺跡。

在主持元大都的考古工作中，徐蘋芳摸索出一條規律：“一個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后，很難作全局性的改變”。他在此后的城市研究中，又依據這一特點進行了許多城市布局的復原實踐和理論探討。

搞清道路網絡只是復原和研究元大都城的第一步，還要進一步復原各類重要建筑的分布和城市職能的區分，才能使整個城市面貌重現。他的做法是，首先依據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規律，按照各類重要建筑不同的等級所規定的不同面積，找出在街道布局中所遺留下來的各類建筑的痕跡。同時，盡管史書中關于古代城市的記載很零散和簡略，但在地方志和一些專著中記錄了舊城的遺跡，有的還畫出了相對位置比較準確的城市街巷示意圖，將考古材料與這些文獻記載加以整合分析，就可以論證復原當時城市的平面布局。

元大都樞密院址和御史臺址的確認就是運用這種方法進行研究的一個范例。徐蘋芳首先根據文獻記載整理出樞密院及御史臺的大概位置及所屬坊區的范圍四至，再根據文獻記載中各類等級建置的不同面積，在所確定的范圍四至中找尋與此面積相仿的整體地域，便可復原過去各類建置的確切位置。而確定了建置的位置，除了對古代城市的考古復原和研究有所幫助外，更能進一步掌握城市布局的先后變化及沿革歷史。

由于有了如此堅實的城市考古實踐，徐蘋芳在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上的聲音才更顯得語重心長：古今重疊的現代城市中所保留的古代城市遺痕，是這個城市歷史發展的見證，也為這個城市保留它自身的歷史遺跡提供了科學的依據。特別是在已被公布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在制定城市規劃、保護歷史名城時，務必要注意為他們自己生活的城市，多保留一些可供人們考察尋訪古代城市歷史的痕跡。

“我可以預言，若干年后，一個城市中有沒有保留自己歷史發展的遺痕，將是這個城市有沒有文化的表現?？脊艑W家現在正從事的中國古代城市的考古工作的現實意義也正在于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