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所得稅改革對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來自地級城市的經驗數據

沈小燕，王躍堂，楊志進

（1.南京大學 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3；2.南通大學 商學院，江蘇 南通 226019）

一、引言

企業所得稅作為資本成本的一部分影響著投資行為，在新古典模型的基本分析框架下，降低稅率，資本的稅后收益率上升，投資總量提高。[1]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框架下，稅收政策作為東道國區位優勢中的政治經濟政策影響著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的區位選擇，當東道國取消稅收優惠，提高稅率，跨國公司對區位的FDI將會減少。[2]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當外國投資者對市場潛力、投資環境以及勞動力質量等信息了解不充分時，作為最明顯、最直接的區位因素，稅收優惠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一種信號，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3]

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兩稅合一”的新《企業所得稅法》 （下文稱新《稅法》）統一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稅率，內資企業的稅率相對減輕，外資企業稅率則相對有所提高。與國外所得稅改革相比，中國的所得稅改革不僅使得部分企業的稅率提高，同時也使得部分企業的稅率降低。[4]新《稅法》對FDI的影響主要在于新進的FDI和新進的FDI在中國各城市進入地點的選擇。對外資而言，新企業所得稅在使得部分城市外資企業的稅率提高的同時也使得另外一部分城市的外資企業稅率降低，這些變化給FDI區位選擇提供了難得的契機。那么在稅率提高的城市和稅率降低的城市的FDI在稅改前后是否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是否是由于企業所得稅改革本身引起的？與稅率降低的城市相比，稅率提高的城市吸收的FDI總量是否顯著減少？東部、中部和西部經濟發展極不平衡，政策效果有何不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可以豐富發展中國家企業所得稅與FDI在一國內部區位選擇之間關系的理論文獻。

二、文獻回顧

一些國外關于稅收政策和FDI的研究文獻認為，稅收因素對FDI的初始決策幾乎不起作用（Barlow和Wender，Root和Ahamed，Agodo，Buettner和Ruf）。[5-8]但也有很多研究認為，稅收政策對FDI的流動有顯著影響 （Hartman，Hines，Swenson，Devereux和 Griffith，Newlon et al.，Gropp和 Kostial，Cheng和Kwan，Tung和Cho）。[9-16]關于企業所得稅稅率高低與FDI變化的關系，大部分文獻認為稅率與FDI的流入具有負向的關系。對于宏觀層面的研究一般采用法定稅率（Hines[10]，Swenson[11]，Newlon et al.[13]，Gropp和Kostial[14]），微觀層面的文獻采用有效稅率進行研究（Buettner和Ruf[8]，Hartman[9]，Devereux和Griffith[12]）。

國際文獻關于中國稅收政策與FDI的關系的研究大多認為，稅收優惠政策是引導FDI流向的主要因素（Cheng和Kwan，Tung和Cho）。[15-16]國內相關經驗文獻大部分圍繞稅收優惠政策展開，大致有三種觀點：（1）認為稅收因素顯著影響了FDI的流向。實證文獻大多集中于稅收優惠政策在吸引FDI方面的政策有效性研究（魯明泓、潘鎮，陳斌），[17-18]主要支持了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基本實現了在特定的時期將外資引向特定地區的政策目標；（2）認為稅收優惠政策對FDI作用不明顯（張陽、劉慧，張秀武）。[19-20]（3）認為在市場化進程的不同階段和地區，影響力不同（牛澤厚，鐘煒，李永友）。[21-23]國內稅率角度的研究（李宗卉、魯明泓）[24]認為，公司所得稅稅率同FDI之間確實存在負相關關系。針對本次所得稅改革的相關文獻認為新企業所得稅的實施縮小了地區之間的稅負差距（席衛群、于瀚堯），[25]同時企業所得稅改革在調整產業結構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席衛群），[26]但是針對新企業所得稅改革對于FDI在地區內分布影響的經驗研究較少。

文獻梳理中發現：（1）稅收政策與FDI關系研究的國際主流文獻主要研究發達國家并形成較成熟的FDI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的相關研究未達成統一結論。（2）國外經驗文獻采用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研究并重，國內研究大多采用省際面板數據進行檢驗，而多年來我國稅收區域優惠政策的實施都是以城市為單位，以城市數據對區域FDI分布進行經驗研究的較少，關注本次所得稅改革對FDI在我國各城市分布變化的比較研究尚屬首次。（3）國內文獻對FDI對于區域經濟的影響主要關注東、西部不平衡，對于東部、中部和西部區域內部各城市之間發展差異的關注很少。本文換一個視角，從區域內各城市在實際利用FDI時，由于各種政策差異導致區域內各城市實際利用外資的差異來進行研究。

三、制度背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制度背景

稅收優惠政策一直是我國吸引外資的重要政策，自1980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經營企業所得稅法》以來，為了吸引外資的需要，我國對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外資企業）給予了各種稅收優惠政策，逐步形成了國內稅制和涉外稅制兩種不同的稅制體系。涉外稅制體系中，1980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經營企業所得稅法》中，合作形式不同的合資企業享受的所得稅優惠政策也不盡相同。為解決這一矛盾，1991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與外國投資企業所得稅法》，統一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的稅率與稅收優惠。國內稅制部分，1994年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采取不同的企業所得稅制度，出現了稅負不公現象。為了使各類企業之間的稅負大致公平從而為企業平等競爭創造條件，我國于1994年對稅制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取消了按照內資企業所有制形式設置所得稅的做法，對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以及股份制和各種形式的聯營企業均實行統一的企業所得稅制度，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同時，為了保持對外開放的連續性，仍然保留了涉外稅制體系的相對穩定。2008年前，由于稅改前實行內外有別的稅率，享受地區優惠地區的外商投資企業的最低稅率達到15%，不在優惠地區的外資和內資企業普遍采用33%的稅率，原內、外資不同企業的稅前可抵扣稅基也有所差異，內資企業承擔了較重的稅收負擔，2008年1月1日開始實施內外資統一的新《企業所得稅法》。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所得稅改革與FDI區位分布：基于國際折衷理論的分析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跨國公司FDI是所有權優勢（Ownership）、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和東道國區位優勢（Location）三種優勢動態綜合作用的結果（下稱OIL理論），稅收政策作為東道國區位優勢中的政治經濟政策影響著FDI的區位選擇。當東道國取消稅收優惠，提高稅率，稅后收益率下降，跨國公司對于區位的FDI將會減少。而Devereux[12]發現，一旦跨國公司做出FDI的決策，位置決定被縮小到少數幾個可供選擇的地點時，稅收優惠將對FDI地點的最終選擇產生顯著影響。當FDI決定向中國投資，區域稅收優惠政策程度大的地區將會吸引更多的FDI，而當這些優惠政策取消以后，原本想在優惠區投資的外資可能會選擇同等條件下（比如同樣是東部地區或中部地區）的其他城市，那些原來不存在稅收優惠的城市在稅改后吸收的FDI的增量會比那些原來享受稅收優惠的地區大。

從制度的有效性來看，1978年以來我國在產權制度、市場化程度、分配格局以及對外開放度等幾方面的變遷是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制度供給是自1978年之后中國政府管理經濟的主要手段，本次稅改取消地區優惠對FDI的區域分布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其次，從地方政府的政策執行動機分析，始于1994年的分稅制導致地方政府加速發展經濟，作為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經濟體——FDI也成為地方政府競相吸引的對象。FDI進入會使地方政府從出賣土地、增加就業、獲得稅收收入、拉動GDP中受益，同時以GDP水平為業績考核標準的官員晉升制度也助長了招商引資的熱情。因而對有利于地方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地方有很強的執行動機。2008年新《稅法》取消外資的稅收優惠政策，從理論上看對地方政府引進FDI上是不利的，所得稅、增值稅和消費稅統一由國稅部門執行，而國稅部門屬于垂直行政領導，對取消FDI地方稅收優惠也沒有不執行的動機。況且，地方政府可以尋求稅收以外的如土地資源等隱性的優惠來吸引FDI。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有上述相同的動機，考慮到各地方政府提供稅收以外的優惠的能力不同，我們用地方GDP和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控制變量加以控制。而國家層面的政治環境和金融危機等因素會影響中國吸收FDI總量，對于國內城市之間分布的變化這些因素的作用是相同的，因而代表國家特征的政治風險、通貨膨脹、匯率和金融危機、貿易成本、關稅等就不再成為影響的變量。綜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個假設：

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與企業所得稅稅率下降地區相比，稅率上升地區FDI流入的增量有顯著減少。稅改以后，所得稅優惠減少程度越大的城市，FDI增量減少程度越大。

2.所得稅改革與FDI區位分布：基于信號傳遞理論的分析

對于發展中國家普遍通過稅收優惠政策來吸引外資的行為，Doyle et al.建立了一個稅收優惠的多階段的“討價還價”模型（multi-period model），他們觀察到東道國政府通過初期的低稅率甚至采取免稅期的方式將外資吸引過來，當外資企業進入一個國家并投入大量固定資產之后，東道國政府在討價還價中的主動權（bargaining power）將增加，因為東道國的沉沒成本已經被支付因而能夠鎖定這些公司從而可以提高稅率，相對于其他地區而言對跨國公司的相對吸引力將下降。[27]但是該模型并沒有反映稅收優惠的一個重要的潛在的因素——稅收優惠是一種信號。[3]該模型假設東道國政府與外資之間是信息對稱的，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信息不對稱”現象普遍存在。[22]

Bond和Samuelson的稅收優惠信號理論模型（Tax Holidays as Signals）認為當外國投資者對東道國的生產率、市場潛力、投資環境以及勞動力質量等信息不確定時，作為最明顯、最直接的區位因素，稅收優惠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為一種信號。[3]東道國起初就會提供稅收優惠吸引外資，當投資者進入之后會提高稅率、減少稅收優惠，跨國公司稱之為“信號傳遞”，認為只有生產率高的國家才有能力和信心提供這樣的政策。而那些生產率低的國家無法提供這樣的政策，一旦跨國公司知道該東道國生產率低、提高稅率，跨國公司就會逃離該國。生產率高的國家因此利用這種初期稅收優惠以后提高稅率的方式，引導公司進入，其中稅收優惠作為一種最佳的方式來傳遞信息。該理論為我們提供一個新的視角來認識稅收優惠政策對FDI的影響，當一個國家剛處于由“閉關鎖國”走向對外開放時，稅收信號理論的作用尤其明顯。

我們借鑒稅收優惠信號理論，分析我國稅收政策變化對于國內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吸收FDI的影響。我國稅收優惠政策是從經濟特區、沿海14個港口開放城市等東部向西部逐年擴大，地區稅收優惠使得區域間不平衡加大。東部地區的基礎設施、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化水平較高，由于FDI的集聚效應，外商對于FDI大量集聚的東部地區信息相對對稱?；谛盘杺鬟f理論，東部地區稅收優惠在改革開放之初作為一種信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他們看中這些城市較好的基礎設施、發達的市場經濟和較高的資本回報率，即使此時取消優惠，外商也不會改變投資意向。因此，本次稅改對于東部地區的FDI在各個城市的分布變化不會太明顯。但是對于中部和西部而言，二元經濟背景下，這些地區經濟欠發達，城市基礎設施條件偏差，同時信息處于不對稱狀態，跨國公司投資于中西部也是由于政府的稅收優惠，此時取消這些地區的稅收優惠，對于跨國公司的吸引力自然下降，所以該地區的稅率提高的城市吸收FDI的增量會明顯少于稅率下降的城市。因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所得稅改革對中、西部城市FDI流入的增量影響較大，而對東部城市FDI流入的增量影響不大。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

為了考察新企業所得稅法改革對各城市新增FDI的影響，本文選擇2004-2008年作為樣本年份。1979年到2000年之間我國從特區、沿海開發區到西部，稅收優惠的地區不斷地開放。由于在不同的時期影響FDI的因素眾多，考慮到兩稅合并在2004年末提出，2007年初正式通過，2008年開始施行，因而在2004-2008年這段時期對FDI的影響因素相對平穩。因為各項優惠政策的實施基本是以城市為單位的，城市數據的噪音相對省份較小，所以樣本選取地級市城市全市數據。數據通過國研網統計數據庫獲得，其中的缺漏值再通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手工收集補全，對于各城市的優惠指數采取賦值的方法，相關企業所得稅政策來自中國稅務總局網站。數據篩選和分類如表1所示：（1）2004-2008年全樣本288個城市，刪除相關變量的缺省值。（2）2007年的數據同時受改革前后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影響，刪除2007年數據。（3）將271個城市分為131個稅率提高城市和140個稅率降低城市。（3）將271個城市分為東部101個城市、中部101個城市和西部69個城市，共1084個觀測變量。

表1 樣本選擇

（二）變量選擇與計量

為了檢驗各城市FDI的變化是否由于所得稅稅率變化引起，我們借鑒國內外文獻，以新進FDI增量和FDI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相關影響因素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

Demurge在研究優惠政策對中國地區經濟發展的相關貢獻時，利用國家頒布的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建立我國各省市優惠政策指數，優惠指數越高的城市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越多。[28]具體賦值方法如下，首先，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同一個城市往往會包含在不同級別的稅收優惠區內，比如深圳是1984年被批準實行經濟特區稅收優惠政策，1985年又被列入珠江三角洲，并成立高新技術開發區，在深圳投資的外企選擇優惠的政策和地理空間更大。其次，開放區域所享受的稅收政策類型也不同。如在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設立的生產型FDI享受15%的優惠稅率、生產型行業享受2免3減半優惠、服務性行業享受2免3減半優惠、利潤匯回免征所得稅和再投資退稅共5項優惠政策，設其權重為5，依此我們分別賦值如下：權重=5：經濟特區（SEZ）和上海浦東新區（PD）；權重=4：經濟技術開發區（ETDZ）、主要沿海港口城市開發區（BA）、老市區以及內地省會或自治區首府城市（CC）；權重=3：沿海開放城市（COC）、經濟開放區和邊境城市、沿海開放經濟區（COEZ）、開放海岸帶（OCB）、長江沿岸十大開放城市（MC）；權重=2：高新技術開發區；權重=1：西部地區，然后根據該城市享受不同級別的區域進行賦值。

許多學者認為市場規模對FDI的區位選擇有正效應（Kravis，Lucas和Wheeler），[29-30]他們都用國民經濟生產總值（GDP）作為代理變量。大部分文獻認為工資是影響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Broadman和Sun，Chen），[31-32]將職工平均工資一方面作為勞動力成本，另一方面作為勞動力素質的代理變量影響著FDI。改革開放初期，外商看中的是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原材料，所以WAGE與FDI呈反向關系。隨著科技進步和中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外商投資逐漸看重市場的占領、勞動者的素質和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這時WAGE與FDI呈正向關系。固定資產投資額作為基礎設施的代理變量，用來衡量交通便利程度和基礎投資環境，外商傾向于流向交通便利、基礎設施良好的城市，從理論上可以預期，其與FDI成正比關系。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用來代表一個城市的金融、信息、物流等行業發展水平，它主要代表一個城市的服務水平的代理變量（魯明泓），[33]FDI傾向于投向金融環境好、物流發達和信息產業發達的城市，預期其與FDI有正向關系。外商投資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用來表示外資在一個地區的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還代表一個地區的開放程度，預期與FDI成正比關系。

綜上，本文使用地區國民經濟生產總值（GDP）、職工平均工資（WAGE）、固定資產投資額（FIXASSET）、第三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重（INDUS3_GDP）以及限額以上外商投資產值占限額以上工業總產值的比重（FORI_GDPBI）作為控制變量。

（三）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進行回歸，同時考慮到全樣本的面板數據中可能存在一些不隨時間變化的固定因素，所以采用時間序列模型，首先對模型進行豪斯曼檢驗（hausman-test），隨后決定采用隨機效應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或固定效用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處理面板數據。

為了檢驗本文提出的假設1，構建如下回歸模型（1）：

其中，ln(FDI)t為當年新進的FDI的對數；TR為稅改虛擬變量，稅改后為1；DUMMY為區域虛擬變量，稅改后稅率提高的城市為1，稅率下降的城市為0；控制變量分別為lnGDPt-1，表示t-1期國民生產總值；lnWAGEt-1表示t-1期職工平均工資；lnFIXASSETt-1為t-1期固定資產投資額；INDUS3_GDPt-1為t-1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FORI_GDPBIt-1為t-1期外資占GDP比。β3表示稅改后相對于稅率降低的城市而言，稅率提高的城市稅改后吸收的FDI的增加值。如果假設1成立，與稅率降低城市相比，稅率提高城市吸收的FDI的增量顯著降低，我們預期變量β3顯著為負。

為了進一步深入分析稅收制度的變化對地區FDI分布的影響程度，我們用優惠指數變化程度（GPOLICYR）代替稅收政策變化虛擬變量（TR），衡量優惠指數變化程度與FDI變化程度的關系，構建模型 （2）：

其中，GFDI是被解釋變量，GFDI=(FDI08-FDIaver)/FDIaver，其中FDIaver=(FDI04+FDI05+FDI06)/3。POLICYR表示各城市的稅收優惠指數，GPOLICYR表示稅改后的優惠指數減稅改前的優惠指數。其他控制變量參照GFDI的思路相應取各自的增長率。如果假設1成立，稅改以后，所得稅優惠減少程度越大的城市，FDI增量減少程度越大，預期GPOLICYR的系數β1顯著為正。

為檢驗H2，我們將模型1和模型2中的數據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然后用模型（1）和模型（2）進行檢驗。由于稅收信號傳遞的效應，中、西部地區稅收優惠減少引起FDI流入的增量減少的敏感性大于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所得稅優惠程度的變化引起FDI增量變化的敏感性大于東部。若假設2成立，則模型（1） 中部和西部的β3顯著為負；模型（2）中，中部和西部的GPOLICY的系數β1顯著為正。

五、實證結果與解釋

（一）描述性統計

我們先對研究中所使用的數據進行觀察描述，變量描述性結果見表2。Panel A中觀察外商直接投資變量（lnFDI），樣本數據差異很大，DUMMY均值為0.483，說明改革后稅率上升和稅率下降的城市數量相當，控制變量均值大多都是正數。Panel B中，觀察變量GFDI，樣本的均值為正，表明相比2008年以前2008年吸收的FDI普遍增加，而最大值為30.592，可能存在異常極值。稅收指數變化程度（GPOLICYR）的均值為負，說明相比稅改前地區稅收優惠普遍下降?？刂谱兞看蟛糠种笜司蹬c預期一致，只有GINDUS3_GDP的均值為負，這與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有關。（中國政府宣布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兩年投資約4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大部分資金流向基礎設施的投資）。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

（二）相關性分析

表3為各變量的相關系數，Panel-A中，lnFDI與TR、DUMMY相關系數為正，與預期一致，t-1期的控制變量GDP、WAGE、外資占GDP比重、固定資產總值均與FDI有顯著正相關關系，因此在研究所得稅改革對FDI的影響時應將這些因素加以控制。Panel-B中，GFDI與GPOLICYR存在顯著的正向關系，與H1預期相符，同時GFDI與GFORI_GDPBI有顯著正向關系，FDI的增長跟FDI的集聚程度有正向關系。從相關性分析中我們可以初步看到FDI與政策變化有關系，跟各控制變量也有顯著的關系。

（三）多元回歸分析

1.所得稅改革與FDI區位分布：基于經濟轉型背景下的國際折衷理論

表3 相關性分析

首先，在控制其他變量的基礎上，表4檢驗了所得稅政策的變化對各城市吸收FDI增量的影響。在沒有控制任何變量的情況下，TR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稅改以后新進的FDI總體高于稅改前。模型（3）和（5）TR×DUMMY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與稅率下降地區相比，稅率上升地區FDI流入的增量有顯著減少，與假設H1的預期相符。其他滯后一期的控制變量的系數基本與預期相符，而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只有工資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本時期FDI更看重勞動力的質量。[32-34]

表4 FDI變化回歸結果

續表4

其次，我們檢驗不同程度的稅收優惠政策變化對吸收各城市FDI增量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5。無控制變量時GPOLICY的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控制其他變量后GPOLICY的系數仍然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稅收優惠指數減少越大的城市吸收FDI的增量減少得越多，與我們的預期相符，假設1成立，2008年的所得稅改革對FDI的增量有顯著的影響。

表5 FDI變化的OLS回歸結果

2.所得稅改革與FDI區位分布：基于二元經濟背景下的信號傳遞理論

為了深入研究FDI在各地區分布變化，我們將樣本分為東部、中部和西部，分別檢驗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區域的稅收政策變化對吸引FDI增量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FDI變化的分組回歸結果

由東部地區OLS和固定效應模型可知，東部地區的主要考察變量TR×DUMMY統計上不顯著，所得稅政策的變更在東部地區的政策效果不明顯。東部地區自1979年以來不斷開放，實行各種優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FDI，基礎設施較好，市場化程度較高，外商集聚與東部地區的市場信息相對對稱，即使2008年取消稅收優惠政策，外商認為在該地區投資依然能夠獲得較高的回報。所以，根據稅收信號傳遞理論，東部地區屬于生產率較高的地區，稅率提高不會顯著改變外商投資的地區意向。

由中部地區OLS和固定效應模型可知，中部地區的主要考察變量TR×DUMMY的系數分別在10%和5%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在控制了各種經濟因素以后，相比稅率降低的地區而言，中部地區稅率提高城市稅改后吸收的FDI的增量明顯減少，這與我們的預期相符，假設2成立。

由西部地區OLS和固定效應模型可知，西部地區的主要考察變量TR×DUMMY的系數在統計上不顯著?？赡艿脑?，一方面，由于西部大開發，本次稅改除了取消西部地區省城的稅收優惠外，對西部其他地區繼續實行優惠政策不變；但是由于其他地區稅率普遍降低，相對而言優惠也不明顯了，因而FDI會減少。另一方面，西部大部分地區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相對較弱，對于基礎設施的投入還不夠，雖然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勞動力素質不高，生產率還比較低，目前取消稅收優惠政策會減少FDI的流入。而在樣本分布上，西部地區稅率不變的城市為62個，而稅率下降的城市為7個，也是造成實證結果不顯著或異常的因素。

表7 FDI變化程度的分組回歸結果

表7是用優惠指數的變化程度對假設2的進一步檢驗。在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以后，東部地區外商更看重的是該地區固定資產的投入水平、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生產率水平?；谛盘杺鬟f理論，即使2008年取消了地區稅收優惠，提高了外資企業的稅率，也不會改變外資投資地點選擇，所以稅改以后FDI的增量對稅收優惠指數的變化不敏感，這與假設2的預期相符?；谛盘杺鬟f理論，中部和西部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外商在這些地區處于信息不對稱狀態，對其投資也是基于稅收優惠政策的信號傳遞，若這時取消優惠勢必使這些FDI不再投向該地區?；貧w結果顯示，中部地區GPOLICY的系數在5%的統計平上顯著為正，西部GPOLICY的系數在10%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與假設2的預期基本相符，說明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以后，在中部和西部地區FDI的增量與稅收優惠的變化程度有關。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上述結論的穩定性，我們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1）為了識別模型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我們通過Pearson相關系數對模型的主要變量之間的共線性進行初步分析：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小于0.2。此外，我們觀察所有模型中自變量的方差膨脹因子（VIF）。結果發現所有自變量的VIF為1.41，可見模型中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2）為了避免代理變量的選擇誤差，我們尋找多種代理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有學者發現人均GDP而不是GDP是吸引FDI的重用因素，[35]許多學者用貨運量作為基礎設施的代理變量。[23-24]本文用貨運總量（TRANS）替代前文的固定資產投入額（FIXASSET），用人均GDP替代GDP總量，在原模型中加入人均GDP。（3） 將剔除的2007年數據補上。（4） winsor處理，為了檢驗穩健性，本文對模型（2）進行了1%～5%的縮尾檢驗。進行上述穩健性檢驗，本文的研究結論并未發生改變，回歸結果由于篇幅的限制沒有列出。

六、結論與政策含義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框架下，認為稅收政策作為東道國區位優勢中的政治經濟政策影響著外商直接投資（簡稱FDI）的區位選擇，當東道國取消稅收優惠，提高稅率，跨國公司對區位的FDI將會減少。新企業所得稅改革不僅使得部分城市外資企業的稅率提高，同時也使得部分城市外資企業稅率降低，這些變化都給FDI區位選擇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外資會面臨投資地點的重新選擇。本文以2004年至2008年地級城市的數據為研究樣本，考察了企業所得稅改革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

（1）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以后，各城市吸收的FDI總體上升，但是上升程度不同。本文用全國城市作為樣本證實了，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與稅率下降城市相比，稅率上升地區稅改后FDI流入的增量有顯著減少。

（2）稅改后優惠程度降低大的城市，預期FDI減少也大?？刂破渌兞?，稅改以后，所得稅優惠減少程度越大的城市，FDI增量減少程度越大，本文證實了這一預期。

（3）根據信號傳遞理論的預期，東部地區政策效果不明顯，中部和西部地區應該有顯著的政策效果。本文將樣本進行分類研究證實了稅收信號傳遞理論，發現與稅率下降的城市相比，中部稅率提高地區FDI流入的增量顯著減少，而東部和西部地區則不顯著；同時，中部和西部地區所得稅優惠程度的減少引起FDI增量減少顯著，而東部不顯著。西部沒有達到預期的經濟后果，原因可能是西部大開發使得大部分城市優惠政策不變，導致在樣本分布上的不對稱，稅率不變的城市為62個，而稅率下降的城市為7個。

本文的關注焦點是區域內的經濟差距，一直以來企業所得稅政策重點是放在東、中、西部之間經濟發展的差異上，很少關注區域內部各城市之間的差距。以上研究結論表明，基于公平稅收原則的本次新企業所得稅法改革取消了大部分地區的稅收優惠，統一了內外資所得稅率，其對于FDI的政策影響主要體現在中、西部地區。研究結果支持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和稅收信號傳遞理論，表明現階段在中國的中、西部地區，所得稅政策作為一種信號傳遞依然影響著FDI投資地點的選擇，2008年企業所得稅改革縮小了中部和西部各城市間FDI投入差距。對于東部地區而言，外資在該地區大量集聚，生產率等信息相對比較對稱，外商更看重的是該地區的外資集中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便利的交通基礎設施和發達的服務業，本次改革由以往簡單的地區優惠為主轉向以行業優惠為主、地區優惠為輔，外資可以利用行業優惠政策選擇在東部投資的城市，因而，所得稅改革并沒有對東部地區各城市新進FDI產生明顯的影響。國家政策制定部門制定地區政策時可以借鑒所得稅改革的政策效果，合理引導中、西部地區各城市間FDI的流向，從而縮小中部和西部各城市間經濟發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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