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全集》未收書信一封及其文獻價值

●徐世中

（1.華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州 510631；2.廣東第二師范學院 中文系，廣州 510303）

筆者最近在查閱民國三十三年（1944）出版的郭立志編《桐城吳先生年譜》時，無意間注意到曾國藩給吳汝綸的一封回信，后遍檢清代光緒年間由傳忠書局編刻的《曾文正公書札》《曾文正公書札續鈔》，以及岳麓書社于1994年前后整理出版的《曾國藩全集》中書信部分，發現《曾文正公書札》《曾文正公書札續鈔》與《曾國藩全集》均沒有收錄此信。故將此信檢出，并加以考述，以供研究者參考之用。

曾國藩的這封回信作于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二十五日，即他辭世的前一年。此信原文如下：

八月接誦惠書，具聆一一。以外出巡閱，刻無暇晷，裁畣稍稽，比審侍闈多祜。新履深州，政祉懋介，身執百務，勞勚倍常，至以為念。

承述所過見聞之狀，曲為獎飾，自省在畿輔年余，無一可信幽獨，可質交親，不過循途守轍，涉筆畫諾。其禮賢一節，豪無實際，而李君更招慢士之譏。最后天津之役，物論沸騰，冒大不韙，而僚屬猶殷殷存問，如來書所云者，則以體閣下愛仆之情，為一體相溫之語，聊佐寒喧，豈足為去思之征驗耶？

翰泉求還，目下斷難設法。迭閱新聞紙內，彼族頗責羅使未能力持府縣抵償之議。李相蓋深知其難，故不復答翰意外之求，閣下既詢翰泉家屬，知戌所尚不甚苦，將軍復以優禮相待，即望以書告渠，勸其忍耐且住，勉效蘇子卿、洪忠宣久居絕域之所為。若處之過于迫蹙，便覺度日如年，徒增郁悶，而于事仍無濟，非自全之道也。

直隸淫霖為災，津郡附近各屬，幾成澤國，為近數十年所僅見。荃相截漕十萬，賑濟災黎，猶難徧及，旋疏請飭江浙兩省各辦米二萬石，改解折色十萬金。又函商鄙人，于淮鹺內籌捐二十萬金，又謀及江浙官紳捐棉衣二十余萬件，當可補救一方，不致終成餓莩。深州向困于水，今年想更浩瀚，難于措手，一省辦賑，則宜多用好官；一州辦賑，則宜多用賢紳。

閣下文學淵雅，識解邁倫，更能力矯視事太易之弊。目己察而猶恐未精，心已明而猶恐自是，不泄于邇，不忽于小，則紳富之氣易通，貧民之情易達。茍全無款可籌則已，如省中有餉可撥，本境有銀可捐，則得一錢一粟，必有實惠及民。古來良吏，豈有異術？亦惟心誠求之，臨事不茍而已。官署歲入無多，只有節用之一法。仆平生好講儉字，而署內實失之奢靡，由不能檢察細務。閣下宜以為鑒，米鹽薄物，事事減損，宅門以內，食者少而用者舒，則不至妄行挪欠。即使一旦因公虧累，亦為上下所共諒，神明所共鑒，彌縫終有時也。

鄙人目光昏霿日甚，無術可以挽回，眩暈疝氣諸癥，幸未復發，近惟兩足浮腫，步履稍覺不便。內子沉疴就痊，第以兩目無光，右腳比復痿癉，亦生理之極艱。大小兒正月生子，七月驚風殤亡，殊用郁郁。八月十三日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揚州淮徐，后及鎮常蘇松。十月十五回署，應俗之酬酢，鎮日紛擾，不特久疎文字，即公牘亦多所停閣。

足下治公有暇，仍當從事書史，幸無廢學為要。諸希心鑒，復頌臺祺不具。

國藩頓首[1]3，4

對于這封回信的真偽，我們可從以下五方面來進行判別：

（1）從《桐城吳先生年譜》的編者態度驗其真偽

據郭立志編《桐城吳先生年譜·序》云：

先生既沒，遺書陸續刊行，獨年譜一編，尚付闕如。先生門人從事編輯者數家，至今未出。立志有意于此，爰以暇日，取先生詩文、尺牘、日記各編，擷其精微，綜其綱要，逐次排列，漸有端緒。又與先生子北江過從，得窺其家藏遺墨手稿、未及刊布者，稍稍裒集，積久乃克告成。間有疑義，遣兒子崇元，數從北江質問，務得當乃已。[1]33-35

從這篇序言，我們可以看出，郭立志是以一種嚴謹的科學態度來編寫吳汝綸年譜的。另外，在施培毅與徐壽凱校點的《吳汝綸全集》中，吳汝綸的不少佚文就出自年譜。由此可見，年譜所引用的書信，其真實性應該是可靠的。

（2）從曾國藩的手書日記驗其真偽

曾國藩于回信中提到自己在這年八月接信后，“以外出巡閱，刻無暇晷”，故沒有及時復信。在信末尾又提到自己“八月十三日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揚州淮徐，后及鎮常蘇松。十月十五回署，應俗之酬酢，鎮日紛擾，不特久疎文字，即公牘亦多所停閣”。

在自己手書日記中，對同治十年（1871年）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五日之間的行程，曾國藩均有記載?，F摘選其中與之相關的內容，以供證明：

同治十年

八月

十三日，早飯后，檢拾各件將出門。平日毫無收拾，遂覺混淆散亂，一無頭緒。辰正二刻出城，將軍、副都統、織造、司道等送至水西門。旋開船行走。司道又送至下關。在舟次，清理文件，閱《通鑒》百五十卷。未初中飯后，在下關，坐見之客五次。旋又開船行走，傍夕至燕子磯巴斗山灣泊。在舟次，核兩日科房批稿簿，倦甚。坐見之客三次。溫《古文辭類纂·序跋類》，二更五點睡。十四日，早飯后，登岸看船廠工料等事?！洗_行，行十余里，風太逆，在于黃天蕩上游，折回灣泊。至未刻，風稍定，又開行十余里，在于劃子口灣泊住宿。十五日，早飯后清理文件。是日逆風，竟日不開船，即在劃子口住宿。十六日，早飯，請薛叔耘兄弟、陳蓉齋、曹鏡初小宴，已初散。是日，仍逆風苦雨，竟日不能開船。十七日，早飯后清理文件?！侨丈习肴?，仍是逆風細雨，未得開船。未初以后，風略減，始開船。十八日，早飯后清理文件。開船，行三十余里，至三汊河。旋又行二十余里至揚州。二十日，早飯后見客二次，旋即出門，約十二里許，至揚州西門外校場看操。初看揚州鹽捕兩營操大隊，約六百四十余人。旋看揚州營操洋槍隊，約百五十人，演十一陣。旋閱奇兵、泰州、泰興、三江、興化等五營炮隊，僅百六十余人。閱畢，余止歇息。廿七日，黎明開船。是日共行八十里。酉初至淮安泊宿。廿八日，未明開船，行十五里至淮關登岸，拜監督舒麟。旋歸船，又行十五里至清江浦。廿九日，黎明早飯后，坐見之客三次，清理文件。旋至校場大閱。

九月

初三日，早起，點燈吃飯。飯后，坐見之客二次，立見者二次。旋料理瑣事，即行起程，由陸路赴徐州。初七日，早飯后，黎明行四十里，至楊家窪子打尖，吃飯甫半碗許，即大嘔吐。蓋二日內每飯皆作嘔，幸忍而未發，而極不愛飯，至是不復能忍矣。旋又起行五十里，至徐州府住宿。初九日，早飯后，至校場閱大操，凡徐州中軍、城守、蕭縣三營。十六日，黎明起。早飯后，坐見之客二次。旋出門拜客，張漕帥、歐陽健飛兩處會晤，余未得見。歸，即開船。在船清理文件，作詩酬壬秋，僅作八句，已行三十里至淮安矣。二十日，早飯后，清理文件，未畢。坐見之客二次。黎明，自金山開船，行六里許，至鎮江西門外灣泊。旋登岸至校場大閱，人數甚少，鎮江營僅三百六十六人，淞北營僅九十八人，淞南營僅一百六十一人，通共六百廿余人耳。二十二日，早起，李軍門來，因留與共飯，一面開船行走。行五十里至常州，甫過午初。廿三日，早飯后，坐見之客二次，即至校場看操。廿四日，未明開船，行六十里，午初至無錫。二十五日，黎明開船，行二十里至望亭。見客二次。清理文件。李軍門兩次來談，坐皆甚久?！埡?，即至常熟矣。是日凡行百一十三里。二十六日，早飯后，至校場看操。二十八日，早，開船行走?！撂K州城外，由齊門、閶門以抵胥門。

十月

初二日，早飯后，清理文件。見客一次。旋出門至校場看操，請張子青同閱。初三日，早飯后，見客二次，潘順之談頗久。旋出門至張子青中丞處辭行，談頗久。出胥門城，將赴松江，中丞及司道以下皆在城外相送。初四日，黎明，開船行走。行六十里至昆山縣，離城約十余里經過。又行六十余里，至四江口泊宿。初五日，黎明開船，行二十七里至青浦縣。又行四十五里至松江府。初六日，早飯后，登岸行十里許，至校場看操。十三日，早飯后，天尚未明?！峭篙喆?，將乘之以返金陵。十五日，黎明起。飯后，由威靖輪船移至測海輪船。一面看操演槍炮、上桅放篷水龍等事；一面行走。行六十五里許，至下關停泊。約午初許，旋換小輪舟入內河。行二十里許，至水西門登岸，將軍、織造、副都統、司道等皆在官廳迎接。[2]

從以上內容看，曾國藩此段時間的行程與回信中的內容一致。

另在回信中，曾國藩提到“鄙人目光昏霿日甚，無術可以挽回，眩暈疝氣諸癥，幸未復發，近惟兩足浮腫，步履稍覺不便”。

此種病況，曾國藩在其他書信和自己的日記中也時常提及。如作于咸豐九年（1859年）的《復歐陽牧云》中，曾國藩在談到自己的身體狀況時說：弟身體粗適，目疾與去年略同，尚未再增老光，心血積虧，不耐久思，此是多年舊癥，亦遂不敢構思舍間諸事。[3]

（3）從曾紀澤的日記驗其真偽

在復信中，曾國藩提到“內子沉疴就痊，第以兩目無光，右腳比復痿癉，亦生理之極艱。大小兒正月生子，七月驚風殤亡，殊用郁郁”。

曾紀澤為曾國藩長子，信中的“大小兒”即指曾紀澤。據《曾紀澤日記》記載：

同治十年

正月

十三日，晴?！汜t治母親目疾，用祝由敕勒之術。十四日，晴?！銡W醫治母親目疾，陪旭亭診內人脈。十八日，晴，丑初即起，內人臨蓐，至寅正得一子，賀者紛紛，至中飯后漸稀。[4]92，93

七月

二十二日，晴。卯初起，因廣銘兒病勢甚重，竟日未治一事，屢在上房撫抱，屢在書齋陪醫。三更睡。二十三日，晴。銘兒病先日下午稍減，四更后轉劇。竟日撫抱，一面延請各醫診視，有加無瘳，遂于酉正殤去矣。數月小兒，亦知不宜過悲，而觀其病狀，不禁憫痛。初更命人斂束。二更后在母親室久坐，在內人室久坐，勸其寬懷。三更睡。[4]142

從上面內容看，回信所提及的家人近況與《曾紀澤日記》記載相同。

（4）從吳汝綸日記驗其真偽

吳汝綸在自己的日記中，也提到了一些與此信有關的情況，如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九日日記：

謁曾相作辭金陵，盤桓十有四日，數見曾相，泛論今古，所言多可牖啟人志氣者。二月二十九日以后，率以間日一談。其言居官之法，不外“勤慎”。教余事事學游子岱，謂余公牘勝子岱，而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道，不如子岱。又言在北時有謗余為傲者，宜少加意。又慮余于逸盜未獲及監犯越獄諸事不肯耐煩。皆甚切至者。5738

此篇日記主要寫曾國藩在吳汝綸去深州任職之前對他的諄諄告誡。這些告誡內容，與曾國藩的回信內容也比較接近。

另在同治十一年正月十八日的日記，吳汝綸說：

去歲，齊澹齋勸我學曾相，每日治事讀書須立有定程，細事不必躬親，留精神以備大用。所言極中余病，惟不親細事，似為未然。余自知疏闊，不能條理縝密，昨歲曾相書來，亦勸以“檢察細務”，尚當三復此四言。[5]744

在本篇日記中，吳汝綸提到“昨歲曾相書來，亦勸以‘檢察細務’”。在曾國藩的回信中，確是有“仆平生好講儉字，而署內實失之奢靡，由不能檢察細務”之語。

（5）從吳汝綸原信驗其真偽。

吳汝綸于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二日寫的《上曾相》原信如下：

違侍后，行抵清江，察看運河淺阻，舟楫不通，遂奉二親舍舟登陸。四月廿一日行抵天津，寓舍難覓，眷口多病，在津勾留一月，五月廿六日始至保定。方伯催令赴任，以六月初十日到州受代。數月以來，奔起塵土，行蹤無定，及到任之始，所請幕友未及偕來，幾于一身百役，用是叩違許久，未上一書。伏維福躬萬安，私用企祝。

吾師還鎮江南，神人豫悅，公私稱意，不問可知。伏望珍攝玉體，稍節勞勚，高年精力，迥異前時，不宜過自勤苦也。直隸司道大員，下至州縣，言及吾師，無不感激依戀。南來舊人，固自應爾，乃至范廉訪、恒都轉、費觀察、恩太守等，或相從未久，或眾人相遇，與之聚談，如子弟之候問父兄，依依之情，溢于言表，皆若致憾于某別久不能具悉起居者，下至鄉野老父，亦有問候曾侯何在者。吾師在北，無赫赫之名，而去后之思如此，不獨久居門下者聞之欣慰也。

承委以翰泉求還事，致命李相，據云：“津案未久，時有余波，目前斷無賜環之望。翰泉既系同鄉，又有循績，茍可援手，無不盡力，知其無濟，不可妄為，曾師辦理此事，本未過當，不必時抱歉衷?！辈⒘钪聲踩?，屬其稍安勿躁。某到保定，親詢翰泉家屬，知戌所尚不甚苦，該處將軍頗以優禮相待，惟風土殊異，懷思中國耳。

直隸今年雨水極多，有七十、八十老人皆謂生平未見之水，滹沱、豬龍兩河，泛濫于深州、安平、饒陽之交，幾匯為澤國，而雨勢未止。初登仕版，遽遭災歲，直屬莫知所措。此州民風淳樸，胥吏無甚黠猾者，紳士無出入請托者；某初到，詞訟稍繁，然民不刁健，判斷尚易，茍非饑歲，勉竭心力，撫循當不甚難；被災則貧民極多，無術綏輯矣。[6]

吳汝綸此信，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內容：① 陳述返程及到任所履職情況。② 說明未上一書的原因。③ 提醒老師要注意身體。④ 稟告天津官民對其思念之情。⑤ 回復委派張翰泉事。⑥ 交代深州民風及水患情況。針對吳汝綸信中的相關內容，曾國藩在復信中一一予以回答。

綜上所述，曾國藩這封復信的真實性毋庸置疑。另外，從《桐城吳先生年譜》所收的這封曾國藩書信，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的為人，以及他對吳汝綸的影響，同時也可以看出曾國藩對當時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所以，這封書信對研究曾國藩以及當時的政治無疑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1] 郭立志.晚清名儒年譜·桐城吳先生年譜[K].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鉛印本影印，2006.

[2] 曾文正公手書日記[M].宣統元年（1909年）十月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印行手稿本.

[3] 李翰章編.曾文正公書札·卷八[M].光緒傳忠書局光緒二年（1876年）刻本.

[4] 劉志惠點校輯注.曾紀澤日記（上冊）[M].長沙：岳麓書社,1998.

[5] 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四）[C].合肥：黃山書社,2002.

[6] 施培毅，徐壽凱校點.吳汝綸全集（三）[C].合肥：黃山書社,2002.